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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1月13日晨，溥仪在营口登陆。
在营口，溥仪没有见到他所想象的东北百姓“恭迎大清皇帝圣驾”的壮观场面，甚至没有见到一个中国人。稍后，日本人没有按约带他去沈阳，而是以确保“宣统帝安全”为理由，将他秘密转移到旅顺，送进了一家日本人办的旅馆，不分昼夜地由日本军警“保护”起来，不得出居处半步，除了同他一起前来的郑孝胥父子和先期至东北联络关东军的罗振玉之外，不能同其他中国人会面，即使是天津方面尾随而来的师傅、“皇后”及“臣僚”们，也不例外。至于那个“新国家”的问题，则迟迟没有动静，派罗、郑二人再三去找日本人催问，得到的答复是“新国家”的建立正在研究。溥仪到东北后实质成了囚徒。
原来，此时日本国内对如何统治东北这块殖民地，尚未形成一致意见，关东军不便贸然行事。经过3个月时间的多方慎重磋商，日本军政各界最终统一了认识，决定在东北建立“满洲国”，暂行“共和制”；“国都”命名“新京”，设于长春；“国家元首”称“执政”，由溥仪出任。
1932年2月23日，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专程来到旅顺，向溥仪转述了日本政府关于建立“满洲国”的决定。溥仪听说要他出任“执政”，不由无名火起三千丈，暗骂日本人背信弃义，取消了他的“皇帝尊号”，断绝了“大清帝国”的统系，当即公开表示，无论如何也不能就任执政之职，满以为日本人会作出让步，仍请他当皇帝。谁知此时的日本人已不是在天津时候的模样了，坂垣竟当面称他“阁下”，声言关东军视不出任执政的答复为敌对态度，如不收回，即将采取敌对措施！无奈，“皇帝陛下”就这样在日本人那里变成了“阁下”，甚至立时要成为他们的阶下囚，如此突如其来的打击，一时弄得溥仪不知所措。就在这时，郑孝胥父子出场了。老子忠告溥仪说：“张作霖殷鉴不远，还请皇上三思。”儿子进言曰：“好汉不吃眼前亏，识时务者为俊杰。为久远计，皇上似应暂时屈就执政，以谋来日宏举。”溥仪见木已成舟，害怕自己真的成了第二个张作霖，在日本人的警告和郑孝胥父子的“忠告”下，最终做出了一个自以为不失“体面”的决定：暂任执政一年，届期如不“重登大宝”，即行引退。
1932后3月9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精心策划下，溥仪正式出任伪满洲国执政。一直为他“恢复祖业”寻求日本人支持的罗振玉和郑孝胥，前者由于“顽固不化”，坚持帝制，被日本人一脚踢开；后者则因为“开明通达”，赞成“共和”，当上了“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从此，溥仪身边有了以“开国元勋”郑孝胥为首的一帮新的“文臣武将”，昏昏然又做起了“恢复祖业”的美梦。
出任执政后，溥仪决心遵照祖训，“敬天法祖，勤政爱民”，无辞艰辛，不避劳苦，为将来“宏举”奠定基础。为此，他把“执政府”的办公楼命名为“勤民楼”，并真的每天早上早早起床，进楼办公。可是，不久溥仪便发现，他所能办的“公”，不是在“总理大臣”郑孝胥送来的各类文件上签名认可，就是同各部“总长”们闲谈聊天，所谓“军国大事”，原来都是由日本人担任的各部“次长”们决定的，而“满洲国”上至总理大臣、各部总长、次长、下至各省的大小官员，原来也都是由日本人提名，经他宣布任命的，所谓“执政”，原不过是为他人执政。尽管如此，溥仪并不灰心，因为希望在于一年之后。
在出任“执政”期间，溥仪签署了日本人为他准备好的《日满议定书》，出卖了大量国家主权，按照日本人的要求，向国联调查团表明了他“是由于满洲民众的推戴才来到满洲的”，他的国家“完全是自愿自主的”。对此，日本人感到十分满意。为了更好地利用手中的傀儡，加强对东北殖民地的统治，日本人也给溥仪一个回报，决定满足他的皇帝欲。于是，当溥仪“执政”一年期满之后，首先是关东军，继而是日本国内，不断地传出日本政府准备承认他为“满洲国皇帝”的消息。1934年3月1日，溥仪似乎如愿以偿了。这一天，他第3次登极，当上了“满洲国皇帝”，定年号为“康德”。
溥仪三度登极称帝后，享有了日本人恩赐给他的“尊荣”，同时也遭受了日本人给他带来的屈辱、痛苦和灾难。
作为“满洲国皇帝”，溥仪所能享有的“尊荣”，说来其实也有限，可这有限的“尊荣”最初却使他得到了心理上的满足。
首先，所有日本人开始重新称他为“皇帝陛下”（任执政期同一律称“阁下”，这是溥仪几乎不能容忍的称呼），公开场合像恭敬日本天皇一样地恭敬他。同时，关东军规定“满洲国”所有机关、学校、部队及各种公共团体，都必须供奉“康德皇帝”的“御真影”（照片），所有公职人员及学生、士兵等要按时向“御真影”行90度鞠躬的最敬礼，据说这和日本国内恭敬天皇的仪式是一样的。
其次，关东军每年为他安排若干次“御临幸”和“巡狩”。所谓“御临幸”，是溥仪参加祭祀侵华日军亡灵和庆祝日本天皇寿辰“天长节”等例行仪式；所谓“巡狩”，则大多是到“新京”以外的东北一些地方，去参观日本人“建设”“王道乐土”的成就，“临幸”和“巡狩”的实际内容如何，溥仪并不理会，他所看重的是“皇帝”出行的威仪：每次“御临幸”或“巡狩”，先有大批全副武装的“净街车”开道，稍后是“满洲国警察总监”乘坐的红色敞篷车开道，继之才是他这位“皇帝”的全红色“正车”，车两边有摩托车随行保驾，再后面则是随从和一般警卫的车辆。
除了这些日常的几乎仅有的“皇帝尊荣”曾使溥仪感到满足和陶醉外，1935年4月日本关东军为他安排的访日之行，更使他认为自己具有了一个真正皇帝的权威：庞大的护航、迎送舰队，裕仁天皇亲自到车站迎接，检阅日本海陆军，日本皇室的隆重礼遇和日本国民的“热烈欢迎”……这一切简直使溥仪飘飘然了。“回銮”后立即召集“新京”满日官员，发表访日观感，大谈满日亲善，甚至于异想天开地把“满洲国皇帝”同日本天皇放到了同等位置上，说什么无论满洲人还是日本人，“如果有不忠于满洲皇帝的，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有不忠于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于满洲皇帝”等等。
然而溥仪这种飘飘然的自我陶醉没有持续多久，就被冷酷无情的现实扫荡得一干二净。
首先，“开国元勋”郑孝胥，以为“满洲国”改行帝制，是“后清”的开始，用不着再什么事都去请示日本人，碰了几次壁之后，便在背后发起牢骚，在他创办的“王道书院”里对听课的人说：“满洲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就该让它自己走走，不该总是处处不放手。”结果，溥仪访日归来不到1个月，日本人就以“郑孝胥总理倦勤思退”为由，要他换上大字不识一箩筐但十分听话的张景惠。
再有，继郑孝胥之后，伪满洲兴安省省长凌升因为在一次省长联席会议上，抱怨日本人言行不一，说他们口头上承认“满洲国”是独立的，可从上到下什么事都是日本人说了算，散会后即遭逮捕，以“反满抗日罪”被砍了头。还有关东军在“宫内府”增设了“宪兵室”，严格监视进出人员，检查来往信件，并故意制造事端，将溥仪精心训练的“护军”全部缴械拘留，后经溥仪亲自道歉，才选用部分加以改编，由日本军官“代为训练”，其余则作为“肇事祸首”统统“驱逐出境”。
至此，溥仪已经清楚地知道要想做“大清国皇帝”是不可能了，不过这时他还不觉自己现有地位和人身安全会有什么问题。因为在他看来，“大清国”的“龙种”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和郑孝胥、凌升那些人相提并论的，日本人离不开他。可到了1937年前后，日本人加强了对他的限制，不但不准他同外人接触，而且连前来为他祝寿的亲属，也要在日本人的监视下，只准行礼告退，不许说话逗留。溥仪开始感到事情有些不妙，暗暗告诫自己要小心从事，“恢复祖业”既然无望，可怎么也不能再丢了现有的“皇帝”尊号。然而，令他绝望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这就是溥杰的婚事和关东军炮制的“帝位继承法”。
溥仪自成婚后，一直朝思暮想的是如何“恢复祖业”和早日“重登大宝”，无如屡经变故，夙愿难偿，以致经年累月心绪烦躁，夫妻生活极不正常。
至1937年，溥仪而立之年已过，膝下仍无子无女，就在这一年由关东军一手安排，为溥杰找了一名叫嵯峨浩的日本侯爵的女儿，并在东京成了亲。随后，关东军即责令“满洲国国务院”抛出了一个“帝位继承法”，大意谓“满洲国皇帝”归天后，皇位依次由其子孙继承，如无子无孙就由弟弟继承，如无弟则由弟之子继承。溥仪这一下子就明白了，日本人原来要的是一个有日本血统的“满洲国”皇位继承人，因为关东军也曾劝他找一位日本姑娘作妻子，被他以语言不通、风俗习惯不同为由给拒绝了。在溥仪看来，“大清”的“龙子龙孙”，血统必须纯正。“帝位继承法”的颁布，溥仪觉得这不仅是“大清”统系断绝的象征，也是他个人性命随时都可能终结的标志。
溥仪在认识到自己的实际地位和所处境遇后，便由为了“恢复祖业”不惜一切代价，一变而为忍辱含垢求保性命了。自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始，他一面继续唯关东军之命是听，签发大量出卖民族权益，奴役掠夺东北百姓，屠杀各界爱国人士及无辜民众，支持日本帝国主义“圣战”的“满洲国”政令、军令，一面战战兢兢地看关东军给他派来的“皇室御用挂”吉冈安直的眼色行事，生怕有什么“过失”，丢了性命。到后来，竟至换了祖宗。自1940年起，溥仪便不敢再公开祭祀自己的祖先，而是迎请日本天皇的祖先“天照大神”至长春，作为祖宗供奉起来；每当吉冈安直给他讲那一套“父亲”理论时，他都低头垂手，静听这位“准父亲”的训示。只有在这种常人不堪忍受的时刻，溥仪才不由得想起了在天津时爱新觉罗家族中有人说的那句话：“不要忘了石敬瑭！”
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溥仪傀儡皇帝生涯才告结束。16日，他在随关东军要人准备乘飞机逃往日本时作了苏联红军的俘虏。翌日，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战犯，溥仪被押往苏联。
三、接受改造成为公民
溥仪被押往苏联后，先在赤塔一处疗养院住了2月，而后便同相继押送到这里的其他伪满战犯一起，被转移到了离中国不远的伯力收容所，在这里渡过了5年的拘留生活。
到苏联后不久，溥仪便觉察到苏联政府不像是要杀掉他，伪满时期那种日夜为性命担忧的高度紧张心情逐步松弛下来，可同时另一种恐惧又不时袭扰着他，这就是害怕被中国政府引渡回国，以叛国罪处以极刑。他觉得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谁得了天下都不会放过他。共产党是“洪水猛兽”，而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则早就警告过他不要到东北同日本人合作。因此，溥仪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回国。在苏联5年，他先后3次向苏联政府递交留苏申请，并把自己一直随身携带的一批珠宝首饰，挑出价值较差的部分捐献出来，支援苏联战后经济建设，希望苏联政府能批准他的申请，把他留下来，然后再寻求机会，到西欧哪个国家去度过他的后半生。
命运再一次违背了溥仪的愿望，苏联政府没有理睬他的留苏申请，而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0年7月将他及其他伪满战犯全部移交给了中国政府。从此，溥仪开始了为时9年脱胎换骨的改造和自我改造生活。
“皇帝”战犯的脱胎换骨与常人有所不同，溥仪在9年的改造与自我改造过程中，经历了一个比普通伪满战犯更为艰苦复杂的过程。
被引渡回国初，溥仪只想到死。从在苏联听到回国的消息后，他就认为这次必死无疑，共产党决不会轻饶了他这个皇帝加头号战犯。
然而，自从他到了中国土地上后，溥仪所经历的一切都令他大惑不解：政府没有立即处死他，而是把他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同别的战犯一样，战犯管理所安排他洗了澡，换了衣服，发给了一些生活必需品，甚至还配给了香烟。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国政府出兵援朝抗美，伪满战犯们几乎一致认为美国人会打进来，共产党会像历代王朝一样，在关键时候先处理掉所有关押的重大犯人，结果是美国人没打进来，共产党更未把他们处理掉。
经过长达两三年之久的默默观察，到抗美援朝战争胜利时，溥仪已经意识到他不会被处死，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活下来了。“真龙天子”和常人原本也没有什么两样，溥仪从此开始考虑如何度过以后的时光。
死的问题解决了，对其他伪满战犯来说，已不再有过不去的关口，绝大部分人都不再怀疑共产党的政策，开始努力学习，积极改造，争取得到政府宽大处理。可是对“皇帝”战犯来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溥仪前半生，虽然在政治上三起三落，特别是伪满14年，无异任人摆布的木偶。但在个人生活方面，他却始终是按照皇帝标准，拿着皇帝的架子，即使是在苏联的5年间，也从不曾自己穿过衣服，叠过被子，甚至连脚都没自己洗过。成为战俘前，自然有人服侍，成了战俘后，他的弟弟溥杰、侄子小秀、小固、小瑞以至岳父荣源，都曾自觉自愿地以臣仆的身份为他端饭、铺床叠被，穿衣洗脚。在家族中，溥仪依然是“皇上”，所不同的只是这些人不再明着称他“皇上”，而是悄悄地叫他“上边”了。因此，当战犯管理所为了使溥仪获得改造，把他与家族成员分开，安排其他伪满战犯住在一起时，这位“皇帝”战犯便遇到了有生以来未曾遇到的“难题”：他不但要自己端饭、整理床铺、穿脱衣服、洗脚、洗衣服，而且还要和别人一样轮流做值日，打扫房间卫生，甚至还要提马桶！起初，溥仪觉得这是所方故意要他难看，因为这些事他从未做过，也不会做，以致早晨起床时，他还没穿好衣服，别人已经跑操去了，他未洗漱完，别人又开始吃饭了。每当溥仪感到自己无能、为自己事事落人后而痛苦时，战犯管理所的同志就来帮助、开导他，同时也循循善诱地引导他认识过去，反复讲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鼓励他好好改造自己，争取做个新人。
自1955年起，战犯管理所一方面带着溥仪一行伪满战犯到东北各地参观工厂、矿山、农村、学校，请各方面的人诉说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政权的种种罪行，一面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允许战犯们的亲属写信和前来探望，促使他们认识自己的过去，看到光明的前途。溥仪同其他人一样，在这一过程中，他亲眼看到了新中国的成就，亲耳听见了那些伪满时期受尽非人折磨的人们，在诉说了他们这些过去的魔鬼的罪行后，又说出了希望他们能改造成一个正常人的动人心魄的话语。慢慢地，溥仪有了正常人的感情，开始认识自己的过去，并暗中盘算自己是否也能在什么时候过上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1957年，溥仪与七叔载涛的会见，终于燃起了他重新生活的希望之火。时年69岁的载涛，是溥仪嫡亲长辈中仅存的一人。这位清末的“涛贝勒”、“军谘大臣”告诉十几年未见面的侄“皇上”：爱新觉罗家族的老人，新中国成立后都各尽所长，生活得很幸福，青年一代更是朝气蓬勃，为建设新中国积极贡献力量，他这个“皇叔”已当选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多次见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主席要他来看看“皇上”……从此以后，溥仪真的变了。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前夕，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了特赦令。是年12月4日，溥仪被特赦释放。
获释后，溥仪回到了阔别35年的北京。短短的两个多月的时间，他遍游了北京各名胜古迹，会见了爱新觉罗家族在京的所有成员，亲眼看到他们在新社会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尽情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为他举行了家宴，详细询问了他的个人生活问题，并郑重地建议他重新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征求他的意见，对他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做了周到细致的安排。这一切都使溥仪增添了重新生活的无限勇气。
自1960年3月起，溥仪开始了自食其力的新生活。他先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半日学习，半日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主要是熟悉新的生活环境。一年后，他到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专员职，负责清理清末和北洋政府时代的文史资料，但仍坚持每周到植物园去劳动一二天，工作闲暇，撰写自传《我的前半生》。在人民政府和各方面人士的共同关心帮助下，1962年4月29日，溥仪与北京关厢医院的一名普通女护士李淑贤重新建立起幸福美满的小家庭。婚后，56岁的溥仪对李淑贤温情脉脉，体贴入微，夫妻感情可谓如胶似漆，形影难分。年过半百，溥仪终于尝到了人间真正爱情生活的甜蜜和幸福。
为了表示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也为了使自己后半生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溥仪努力工作，勤奋学习，从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在邻里之间、工作单位、国内各界名流以至国际上，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在邻里之间，他正确对待自己和别人，和普通人一样自觉地打扫街道卫生，热情地为群众排忧解难，有时孩子般地把街道上的少年儿童成群结队地领到家里玩耍、游戏。在工作单位上，他学会了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及国家的关系，时时以一个普通公民的标准要求自己，国家特发的几套制服除会见外宾及参加重要宴会外，平时总舍不得穿，结婚时，政府特批费用可以公款报销，可他体谅国家经济困难，仅为新娘买了一套衣裙。在国内各界名流中，溥仪影响颇大，特别是在他的一些“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