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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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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此外,冯友兰极其重视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

    他认为,传统儒学重视“立德”

    、“立功”

    ,忽视“立言”

    ,重视伦理观,忽视宇宙观。所以开发不出严密周致的哲学体系,尤其在认识论与逻辑理论方面显得欠缺。只是到了宋明理学的兴起,情况才有所改变。道学家们不仅注重伦理人生,而且构筑起系统的宇宙论模式。他用新实在论解释朱熹哲学。认为朱熹所言的形上形下,同西方的新实在论哲学很是相似。

    在冯友兰的哲学生涯里,“照着讲”是为“接着讲”服务的。虽然他写《中国哲学史》有着学术的目的和贡献,但同时他又认识到,写历史是为现实服务的。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冯友兰感到哲学最紧迫的使命是为世人提供一种安身立命的根据。这就是他在《中国哲学史》中所说的:“现在哲学家所立之道理,大家未公认其为是;已往哲学家所立之道理,大家亦未公认其为非。所以研究哲学须一方面研究哲学史,以观各大哲学系统对于世界及人生所立之道

    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第78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 221

    新儒学批判991

    理;一方面须直接观察实际的世界及人生,以期自立道理。

    故哲学史对于研究哲学者更为重要。“

    ①

    正因为抱着“自立道理”的宏愿,冯友兰在完成《中国哲学史》的写作之后,马上便着手构筑自己的哲学体系,从而有新理学体系的形成。

    30年代末至40年代中期,冯友兰以惊人的写作速度,连续出版《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六部著作,统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

    ,或简称为“贞元六书”。在这些著作里,冯友兰运用中国传统哲学的材料和西方新实在论的方法,创立起了自己独具面貌的哲学体系,即新理学。

    为论述方便,我们先将这“贞元六书”作个简单的介绍。

    《新理学》是冯友兰哲学体系纲领性的著作。

    冯友兰认为,哲学乃是“对于人类精神生活的反思”。

    但人类精神生活绝不是狭义上的,它包括自然、社会、人生三种内含。按照冯友兰自己的说法,自然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

    ,社会与人生相当于传统哲学中的“人”

    ,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则是传统哲学中所说的“天人之际”。作为纲领性的著作,《新理学》自然要涉及上述几个方面。他曾说:“《新理学》讲到理、气,这是关于自然方面的;讲到历史、社会,这是关于社会方面的;讲到圣人,这是关于个人方面的。

    在以后的五部书里,讲社会和个人方面的比较多,讲自然方面的比较少。

    《新理学》讲自然方面的比较多。

    《新理

    ①《中国哲学史》,第17页。

…… 222

    02新儒学批判

    学》的自然观是在《新理学》中表现出来的。“

    ①

    《新事论》主要讲的是社会历史观和文化观。

    但该书很大篇幅讲的是人类文化的殊相与共相的关系问题。因为在冯友兰看来,以往的文化论争,之所以观点殊异,分歧甚大,根本原因就是没弄清楚文化的殊相与共相。他的《新事论》,就是为解决这一理论问题而作的。

    《新世训》主要讲青年修养问题。此书作于《新事论》与《新原人》之间,但却不为作者本人所重视。冯友兰晚年说:“这部书所讲的主要是一种处世术,说不上有什么哲学意义,境界也不高,不过是功利境界中人的一种成功之路,也无可值得回忆的了。”

    ②至于冯友兰在紧张的哲学创作之中,为何写出此种连自己也看不起的书来,以及此书同他紧接着所写的《新原人》有何思想联系,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小课题。

    《新原人》讲的是人生哲学,用冯友兰自己的话说,“这部书所讲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

    ③因为在冯友兰看来,哲学的最终目的是关怀人生,具体说是为人类提供一种精神境界,并引导人们向这一境界迈进。早在20年代,他就在《人生哲学》里说,哲学就是“求好之学”。

    “求好之学”也就是求善之学。换言之,哲学的使命就是为人们“于实际的人生之外,求理想人生”。正因为这样,他把哲学与科学区别开来,认为“科学可以增加人的积极知识,但不能提高人的境

    ①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247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② 《三松堂自序》,第260页。

    ③《三松堂自序》,第260页。

…… 223

    新儒学批判102

    界;哲学可以提高人的境界,但不能增加人的积极知识“。

    ①

    《新原道》是一部哲学简史,亦可以说是《新原人》的续篇。因为此书的基本思想皆与《新原人》一致,或者说是用《新原人》的基本思想重写一部哲学史。

    所以该书的重点是通过写哲学史的方法,确立《新理学》的思想地位。在该书中,冯友兰自己写道:他的新理学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但又高于宋明理学。这就是:“于它的应用方面,它同于儒家的‘道中庸’。它说理有同于名家所谓‘指’。它为中国哲学所谓有名,找到了适当的地位。

    它说气有似于道家所谓道。

    它为中国哲学中所谓无名,找到了适当底地位。它说了些虽说而没有积极地说什么底‘废话’,有似于道家、玄学以及禅宗。

    所以它于‘极高明’方面,超过先秦儒家及宋明理学。它是接着中国哲学的各方面的最好底传统,而又经过现代的新逻辑学对于形上学的批评,以成立的形上学。“

    ②

    《新知言》是讨论哲学方法论的一部书。

    当时哲学界有人认为,冯友兰的新理学并非什么创造,完全照搬西方的维也纳学派。冯友兰著此书,就是辨别他的新理学同维也纳学派之不同。

    下面,我们将根据“贞元六书”

    ,再参以冯友兰相关的其他论著,看看他的新理学是如何试图重建儒学传统的。

    (一)分析的玄学

    ①《三松堂自序》,第269页。

    ②冯友兰:《新原道》,第14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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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新儒学批判

    新理学主要是程朱理学和新实在论两相结合的产物,确切说,是用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方法重建程朱理学的产物。

    冯友兰早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就学于新实在论哲学家蒙塔古门下,深受新实在论的哲学影响。新实在论盛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实证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

    该派哲学认为,哲学的方法就是科学的方法。所谓科学的方法,就是重分不重合的逻辑分析方法。

    因为在该派哲学看来,世界并非一元的整体,而只是一个散漫的多元集合,故而不能从局部获知整体,即不能看重形而上学的意义。这个“拒斥形而上学”的传统本是实证主义哲学的共同特征,早在其创始人孔德那里就有了。孔德认为,科学只能叙述事实,不能说明事实,只能知其然,不能知其所以然。如果超出这一能力范围,还要去追问什么本质、规律、第一因等问题,那是不现实的,也是人的认识能力所不及的,因而形而上学是毫无意义的。

    新实在论视哲学方法为科学方法,主张用逻辑分析方法解决哲学问题。

    因为在新实在论哲学家们看来,“哲学的任务并非根本不同于专门知识的任务。

    它和它们处在同一平面上,或者在同一领域内。这是程度上的区别,而不是种类上的区别;这个区别,正像实验物理学和理论物理之间、动物学和生物学之间、或是法学和政治学之间的区别。“

    ①对于新实在论的哲学主张,冯友兰既接受,又不完全赞同。他一方面认为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方法是可取的,尤其对于重新解释中

    ①霍尔特等:《新实在论》,第48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 225

    新儒学批判302

    国哲学史,很有益处。他说:“哲学乃自纯思之观点,对于经验作理智的分析,总结,及解释,而又以名言说出之者”。

    ①另一方面,冯友兰认为,新实在论将哲学方法完全视为科学的方法,又是欠妥的。科学与哲学之区别,在于科学所研究的对象只是宇宙间一部分的真实,哲学所思考的则是宇宙全体,尤其包括社会人生。因而,在科学领域,可以拒斥形而上学,而在哲学领域,则不能置形而上学于度外。他的新理学所要做的,是如何借助科学方法来改造哲学的形而上学,给儒家学说一个科学的说明。正因为这样,他的新理学才被洪谦称为“分析的玄学”。

    冯友兰之所以要把新实在论作为改造儒学传统的方法,在于他看到,新实在论与程朱理学有着一致的地方,即都重视共相与殊相的关系。

    新实在论十分注重逻辑分析于哲学研究中的意义,认为“哲学特别依赖于逻辑”

    ,“哲学的对象恰恰是分析的果实”。

    该派哲学相信,借助于逻辑分析,便可以从整体事物里推出“潜存”的元素,得出“共相独立”的结论。

    “共相”是先于殊相的,对殊相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共相获得的基础上。在西方哲学史上,重视共相的哲学大多为理性主义哲学(广义上的)

    ,重视殊相的大多为非理性主义哲学。新实在论的“共相先于殊相”说,在当时既是反对新康德主义的“个别论”的,又是反对柏格森的“直觉论”的。它认为柏格森的“直觉论”

    ,实则为一种哲学的独断论,不足以为哲学提供一个方法

    ①冯友兰:《新理学》,第4页,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 226

    402新儒学批判

    论的基础。

    冯友兰也是重视“共相”的。如果说,新实在论强调“共相”有批判柏格森“直觉论”的目的,那么冯友兰对“共相”的强调,主旨则在于对梁漱溟文化哲学的修正。梁漱溟借助柏格森哲学,将孔子儒学生命化,直接指出儒家的人生为“直觉人生”。冯友兰早在《人生哲学》中就不同意梁漱溟此种人生观,认为意欲虽是人性中的题中之义,但过与不及,均有悖人性。只有通过理性的调和,方可达到人生的圆满无碍,通达不偏。所以他认为儒家的人生是“理性人生”

    ,其“中道”就是理智判断的结果。

    那么,“理性人生”

    如何可能?

    如果说宇宙人生没有共性,一任个性的扩张,便不可能达到“理性人生”的境地。理性的保障在于宇宙人生中必有一种共相。而且,只有“共相先于殊相”

    ,人生才有规范,才有追求的意义。冯友兰的新理学就是在这一思想前提下构筑的。

    他认为,在人们的经验世界里,事物都是“各如其是”

    的,山是山,水是水。

    虽然这山不同于那山,这水不同于那水,但这山那山都是山,这水那水都是水。人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在于他们在看待事物时,总是在做着“归类”的工作。

    这“类”就是共相。

    由于有了“类”这一共相,故人们看待事物,所注重的是“某类事物”

    ,而不是某一具体的事物。他说:“于有类观念后,我们又可见,我们可思及某类,或说及某类时,并不必肯定某类即有实际的分子。如果我们只思及某类或说及某类,而并不肯定其中有实际的分子,则我们所思,即不是某种实际底物之类,而是某之类。例如我们如不

…… 227

    新儒学批判502

    肯定实际上果有方底物之类而但思及‘方’类,则我们所思,即不是实际底方底物之类,而是方之类。“

    ①

    但是,“类”在冯友兰的哲学只是一个基本的范畴,而非核心的范畴。因为“类”只能说明事物“各如其是”

    ,至于为什么“各如其是”

    ,那还须另一范畴来说明,这就是“理”。

    冯友兰自己说,他的新理学“即是讲我们所说的理之学。若理学即是讲我们所说的理之学,则理学可以说是最哲学底哲学”。

    ②

    对于“理”的理解,冯友兰说,理就是“某种事物是某种事物,必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比如方之理,“即方之所以为方者,亦即一切方底物之所以然之理也。

    ……

    此方之所以为方,为凡方底物所皆依照而因以成其为方者,即方之理“。冯友兰认为,理是潜存于”真际“的共相。”真际“是相对于”实际“而言的。

    “真际”是由理充塞的本体界,“实际”是由具体事物充塞的现象界。因之,理也就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宋儒所言,理“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有理”

    ,就正是从这一层次而言的。正因为理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所以它又是超时空的,无限制的,无动静的,无形迹的。它是第一性的永恒存在,“不生不灭,不增不减”。

    理的上述特征,决定了它是事物之“极”。冯友兰又据此衍伸开去,认为众理之全体便成了整个世界的“太极”。

    他说:

    ①《新理学》,第31页。

    ②《新理学》,第2页。

…… 228

    602新儒学批判

    “所有理之全体,我们亦可以之为一全而思之,此全即是太极。”“太极”又可称之为“大全”

    ,“大全”就是“一切的有”

    ,是“哲学中所说的宇宙”

    ,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至上观念。此“大全”从范围上说,大于实际世界;从逻辑上说,先于实际世界。因之,它是世界的本原,“冲膜无朕,万象森然”。

    冯友兰的太极观念,与宋儒的太极观念是一致的。他以太极为世界之全,实则就是朱熹所说的“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

    但不同于宋儒的是,冯友兰不是简单地将太极作为一个本体概念就完事,而是将太极作为众理之全,在一个更高的层面概括事物的共相和考察殊相同共相的关系。宋儒讲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认为人人都有一太极,物物都有一太极。冯友兰则认为,太极为众理之全,所以一事物依照许多理而成一事物,而不是人人都有一太极,物物都有一太极。

    既然太极是众理之全,那么它就是最高层次的共相,由它决定着事物的多样性和理的多样性。

    由类到理到太极,冯友兰构筑起一套精致的形上学说。

    但作为“真际”的理,如何表现于“实际”的事物呢?冯友兰认为,“有理必有气”

    ,“气”就是完成这一转换的“绝对底料”。

    “料”有相对、绝对两义。

    “相对底料”是指依照某理而具有某种性质的简单事物。砖和瓦是房子的料,这就是“相对底料”。气是“绝对底料”

    ,它“无一切性”

    ,相当于一个逻辑的虚设,相当于一个“无”

    ,相当于一个精神存在。同时它又是“混沌”的,无名无形,不可思议,不可言说,可谓之“无名混沌”。冯友兰说:“在我们的系统中,太极是极端地清

…… 229

    新儒学批判702

    晰,真元之气是极端地混沌。“

    ①

    冯友兰认为,“一具体事物必有两所依,一是有所依照,一是有所依据。

    其所依照是理,其所依据是气。“

    ②也就是说,事物既离不开“理”

    ,亦离不开“气”。又由于气只能从理论上保障事物的现实性,至于事物的规定性,则与它无关,因之冯友兰认为气是事物所依据的“无极”。他说:“我们所说之气,亦可以无极名之”

    ,“我们所谓真元之气,自身不为任何标准,而必须依理为标准,自身无极限,而必须以理为极限。”

    ③而理与气在运动中结合,便派生出万物。这一过程即是“无极而太极”

    ,或称“道体”。故冯友兰说:“道体是总一切的流行”。

    (二)文化类型说冯友兰改造儒学传统,用新实在论重新阐释传统哲学,并非出自纯学术的兴趣。在他看来,哲学的大旨就在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④生当20世纪的冯友兰,有着前述的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同样的心态与使命感。他深深为民族危难生民倒悬而苦痛,为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而焦虑。早在青年时代,他就有着强烈的安民救世的抱负。他拜访泰戈尔,推崇梁漱溟,写《人生哲学》,都不外乎要为国人的精神生命寻找一条新路。

    他以

    ①《新理学》,第71页。

    ②《新理学》,第75页。

    ③《新理学》,第73页。

    ④《新理学》,第73页。

…… 230

    802新儒学批判

    圣贤自许,以孔子孟子的人格为自勉,试图将自己的哲学作为中国文化建设的理论蓝本。对此,他明白说道:“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

    ①

    又说:“新理学是最玄虚的哲学,但它所讲的还是内圣外王之道。”

    ②

    也就是说,冯友兰创立新理学理论体系,其落脚点在于回答当时知识界所普遍关心的文化问题,尤其是回答如何看待西学的冲击和如何护住传统的问题。也正是从这一目的出发,冯友兰从他的新理学关于共相与殊相的理论,直接推导出他的文化类型说。

    冯友兰认为,“一件一件底事物,我们称之为个体。一个个体,可属于许多类,有许多性”

    ,但是,“每一个体所有之许多性,各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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