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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年，中国人还潮水般地涌出国门，想方设法定居西方？难道这仅仅是由于物质待遇的诱惑？
在西方人的智慧里，大体而言，对自然、社会、人生问题，分别由三种学问来解决，即科学、政法和宗教。
这是人生智慧的全幅打开。
虽然他们看重科学，但在其智慧的海洋里，宗教与俗世的伦理道德、政治建制，却始终处在显要的位置。
之所以如此，他们才可能有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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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７１
有民主政治，有系统的道德学问，甚至有空想的社会主义传统。而中国，不但缺乏自然哲学，就连宗教和政治，也一并统摄于道德学问里，至今对人生、道德与政治三者的关系，还没有理出个头绪。
两相比较，我们实在没有勇气认为，西方人的人生智慧和人文精神不如中国人。
十，关于文化相对主义。
我们很容易发现这样一种带普遍性的现象：凡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大多持文化进化史观；凡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大多持文化相对主义。新儒家虽然在强调儒学的世界性价值时，也常常借进化史观为其张目，但文化主张基本上是相对主义的。
所谓文化相对主义，就是过分对文化的民族性的强调，认为各种文化自成体系，自成特色，不存在优劣之分和先后之分，因而也就不存在谁学习谁、谁主导谁的问题。在西方思想界，此种文化主张最早由德国哲学家施宾格勒于１９１８年提出。施氏原本是告诫西方人尊重非欧文化，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梦想，同时警示西方人关注自己的文化命运。然而，此种文化主张马上被东方世界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所利用，作为抵御西方文化的樊篱。直至今日，此种文化观还很有市场，也很能迷惑人心。因为它直接同人们的民族情感和恋旧心理相契合，所以也就很容易被利用作为愚民的工具。
本世纪中国两次文化大讨论，都曾关涉到文化的“一”与“多”的问题，即人类文化的发展究竟是单线还是多线的问题。前些年，大陆学界视单线论为正统，而最近几年，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巨变，文化相对主义的多线论一变而居于原来单线论的位置。此种变化，很值得我们深思。可以说，谁能识得其中奥妙，谁也就了解了中国现状的大半。
几千年的文明史告诉我们，人类文化既是多线的，又是单线的。
具体说，在传统社会，由于各民族交往不多，文化主要体现为民族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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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新儒学批判
现为多线发展。一旦各民族历史联为一体，文化的民族性必将让位于文化的世界性，单线发展必将取代多线发展。虽然这时候，民族文化尚存，但其发展必须与世界文化合流，而不可能独立于世界文化的大潮之外。关于这一点，卡尔。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就有过十分精彩而又十分肯定的表述。
我是最近两年才广泛接触新儒家的文献。这首先得感谢湘潭大学图书馆。该馆此类文献比较齐全，尤以港台新儒家的著作为多。馆长朱建亮教授对我的研究予以热情支持，并给我一般读者所不能有的借读便利。古籍阅览室的李莉女士为我的借阅做了大量为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启良１９４年秋记于听雨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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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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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新儒学批判
第一章 近代中国文人的救国之路与新儒学产生的国内环境
传统的阴影与近代中国的艰难历程
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且有着西方人无法比拟的文明成就。几千年来，虽然不时遭遇着外族的入侵，但从整体上说，中国人过的是一种自足自乐的田园生活。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西方文明的挑战，今日的中国人绝不会忧患重重，望洋兴叹。
但是，近代西方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最新成就，一经产生，就有着规范其他各民族发展路向的必然性。它凭着廉价的商品和血与火的掠夺，将自己的生产方式与文明制度推向全世界，用卡尔。马克思的话说，“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世界”
，“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业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从东方从属于西方”。
①人类历史这一世界化②②和一体化的行程，如果从道德评价的尺度上看，它带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２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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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３
给西方社会的是福音，留给其他民族的却是灾难。土地被掠夺，财富被抢占，有的连国家主权也被丧失。尤其对于中华民族，灾难更为深重。
它不仅打乱了中国社会的传统秩序，更重要的是扰乱了中国人对文化路向的理性选择，致以遍体鳞伤的中国人至今还在期望着巨龙起飞，睡狮猛醒，还在有关文化定向问题上争论不已。
历史洪流，顺者昌，逆者亡。从理论上说，越是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越应该在历史的变革关头作出冷静的分析和理性的选择。但事实是，我们非但没能很好地接纳新的文化成就，就连传统的东西也没能很好地得到清理，从而造成今日社会失序文化失向的局面。
不少论者将这一责任完全推之于传统文化，认为近代中国之落后，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的一无是处。很显然，此种民族虚无主义的论调是有悖于逻辑的。假如中国传统文化果真一无是处，那么西方文明就可以毫无遮拦地涌入国门，而后来的学者们也就无需再在文化定向问题上唇枪舌战，纠缠不清。日本人接纳西方文明，走上富强之路，而中国人却没有做到这一点。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文明相比于日本人的文明，悠久而又深厚。此种关系，很像平常人打架斗殴一样。张三打李四，张三身体强壮，李四也强壮，李四断不肯轻易服输，其结果不是将张三打败，就是自己遍体鳞伤。如果被打的不是强壮的李四，而是瘦弱的王五，可以想见，这场打斗不可能发生，即便打起来，也不可能持续多久。对于王五来说，明智的选择是服输，而不是自不量力地以生命作赌注。
１９世纪的中国、日本和西方各国，其关系就如同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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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新儒学批判
三、李四、王五一样。日本人缺乏深厚的文明基础，自量不可能挡住西方文明大潮大浪的冲击，只好全盘接纳。
在这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指责日本人缺乏民族主义精神。
相反，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日本人也像中国人那样，死抱着自己的传统不放，可以断言，他们身上留下的伤痕比起中国人来会更多更深。
中国人却不同。他们的文明成就不仅高于日本人，而且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高过西方人。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他们试图保住自己的传统，保住自己文化大国的尊严。从情感的层面上说，这是无可责备的。民族主义精神历来是一种高尚的情操，对本民族文化的维护，也应该说是国民的责任与义务。然而，中华民族的当代悲剧也正在这里。它有优秀的文化和深厚的传统，但近百年来，这份遗产带给它的不是继续发展的资本，而是一块拌脚石，一个包袱，一副精神枷锁，一片妨碍它迎接新时代曙光的阴影。
因为各民族封闭自足的格局一经打破，民族文化让位给世界文化，乃是一股势不可挡的历史洪流。
历史的无情处，恰恰在于它有着自己的发展逻辑，而不管人们的民族情绪如何。
抵御虽然可以给文化的交汇增加困难，但终挡不住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相反，越是抵御，抵御者所付出的代价就会越大，所留给自己的伤痛就会越重。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是对西方文明在抵御中被迫逐渐接纳同时又在接纳的过程中想方设法抵御的历史。在这一历史行程中，中国人抵御西方文明所持的盾牌自然是正统的儒家思想。用孔孟之学反对西学，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信条反对社会变革。其结果，不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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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５
中国引向社会发展的正道，而是导人歧途。
西方文明的涌入对中国人所构成的伤害，首先在于这种文明的涌入方式不仅仅是文化的渗透，而是伴随着经济掠夺和军事侵略。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厚决定了西方人非采取重炮相胁不可。文化传播的方式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和风细雨式的，要么是文明强国吸取或同化周边民族的文化成分，要么是不甚开化的民族主动地吸取邻近的先进文化。另一种则是暴风骤雨式的，通常伴随着强国对弱国的军事侵略，以血与火的方式作为文化传播的媒介。在中西文化传播史上，西方人首先采取的是前一种方式，试图通过传教的方式将西方文明带入中华大地。这种方式虽然对中国固有的文明构不成多大伤害，但对中西双方来说都是不尽满意的。西方人对中国的重视，决非仅仅要把孔夫子的信徒引入上帝的怀抱，因为有计划的文化扩张总是多少带有某种功利的动机，绝不是单纯出于信仰的目的。
而中国人对于西人在黄土地上的传教，虽然起初没有感到经济和军事两方面的威胁，但基督教信仰与祖先成法的相违，却是统治者与一般文人所不能接受的。
１７世纪末年，轰动一时的“中国人事件”足可证明这一点。
“中国人事件”
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第一次大的冲突。
事情是这样的：西方人初来中国传教，为在中国立足，对于深厚的中华文明传统不得不作些让步。如利玛窦一到澳门，就换去洋服，穿上袈裟。过了十来年，又脱去袈裟，改为中国儒生的长袍大褂，并苦钻中国文字，研习儒家经典，拜孔子，祭祖先，仿佛就是孔门中的洋学生。利玛窦的做法一则可以视为西人文化渗透的有效之策，同时亦可视为中国文化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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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新儒学批判
来文化的有效抵御。但是西方的教廷对利玛窦及其后继者的做法大为不满，认为天主教徒拜孔祭祖是对上帝的亵渎。
１６９３年，福建教区的一个代主教，责令所属教士不得再沿用利玛窦等人的做法，并对两个违抗训令的耶稣会教士给予严厉的处分。此举招来教民的愤激。他们涌入教堂，把这位代主教带侮辱性地痛打了一顿，事情闹得很大。
１７０４年，罗马教廷正式发布“禁约”
，禁止天主教徒拜孔祭祖。
１７０５年，教廷使者多罗奉命东来，要康熙皇帝命令中国的天主教教徒遵行教皇的“禁约”。是时的康熙大帝，文治武功，威风八面，断然不会答应多罗此种侮辱斯文的要求。
他传话给多罗：“听我们的话，悄悄回去罢。”话不多，且不申明任何理由，足见康熙大帝对中国文明的信心和对西方人的傲视态度。
然而，在中国历史上，康熙毕竟称得上是一位开明的君主。虽然他对西方传教士侮慢孔圣人的作法不能容忍，但对于西方的知性文化尚能接受。史载，他从传教士那里学习过天文、物理、数学、医学、解剖学等知识。康熙之后，情况就大不如前了。雍正皇帝将传教士驱赶到澳门一隅，严加管理，各省天主教堂也相继被拆除。乾隆年间虽有些缓解，但文化排外倾向依然如故，禁令也未能撤销。自此，和风细雨式的文化传播方式被否定，继之而来的不可避免的是武力的挟胁。
１９世纪中叶，由于林则徐虎门销烟的爱国主义壮举，引来了英人的坚船利炮。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满清王朝“天朝上国”的声威扫地，也使国人“神明华胄”的荣光顿时暗淡下来。尽管不少的守旧人物依然抱着“祖宗之法”
、“夷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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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７
辨“之类的信条不放，但西人炮火的威胁和《南京条约》的耻辱迫使国人不得不从”天朝上国“的梦乡里觉醒过来，承认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相比具有优越性。林则徐、魏源等人就是第一批觉醒过来的人。
林则徐身为朝臣，心系万民，面对英人的军事威胁，深感熟知“夷情”之重要。为“深知来历”和“深知虚实”
，他搜购西人出版的书报，延聘国人通晓英文者，编译了《中西纪事》、《各国条例》和《四洲志》等书。魏源作为今文经学家，素怀“经世致用”的大志。为使国人更好地了解西方世界，他在林则徐《四洲志》的基础上，纂成六十卷的《海国图志》，大大地开阔了时人的眼界。正如梁任公所言：“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
不过，就林则徐、魏源等人当时的认识水平，他们不可能认识到鸦片战争所体现的是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较量，中国的失败，并非只是军事上的，而是更深层次的文化失败。他们只是从器物上感到不足，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从物质技术的层面上接纳西方文明。在他们的观念里，中国传统的先王之道始终是优于西方文化的。魏源认为，西方天主教“福音诸书，无一言及‘明心之方’、修道之事”
，①远不如中国圣贤之书有伦理价值。而且，在魏源看来，中国不如西方，只在物质技术方面，而西方不如中国，则在关系人生修为的道义方面。可以说，魏源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体用论者，后来洋务派所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发源于此。
①《海国图志》卷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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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派是一些将林、魏主张付诸实践的有识之士。他们从传统的“道体器用”观出发，提出一套中体西用的文化模式，主张以中国之道，用西方之器。他们接纳西学，举办洋务，广泛引进西方的军事装备和机器生产，同时设译书局，介绍西方近代科学成就。洋务派的努力，可以视为中国在现代化的艰难历程中迈出的第一步。同时又必须看到，洋务派虽然主张接纳西学，比起倭仁等顽固的卫道者来，思想要进步得多，但是他们骨子里仍然充满着旧时代的滞气，头顶上仍然罩着一片传统文化的阴影。对他们来说，兴办洋务是为了富国强兵，而富国强兵的目的，一是确保专制主义王朝的安稳，二是确保孔孟之学的香火不绝。张之洞是洋务派文化主张的代表人物。在他的思想深处，兴办洋务只是手段，保国保教才是目的。辜鸿铭曾作过这样的评价：“文襄之效西法，非慕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可以保名教。”
①
实际上，当时的中国问题绝非中体西用这一文化主张所能解决。而且，文化传播的规律也决定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在现时代很难说是“体”与“用”的关系。
“用”之于“体”
，则“体”必变，其结果势必是旧“体”的死亡和新“体”的降生。另一方面，旧“体”之尚存，则新“用”之难附，其结果又势必是“用”之不当和失去“用”的意义。二十几年的洋务运动，国亦未富，兵亦未强。海防经费被慈禧太后挪用修建颐和园，北洋水师只是李鸿章手里的一张牌，以
①《张文襄慕府纪闻。清流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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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９
确保自己在清王朝的政治地位。
１８９４年的甲午海战，中国军队又一次吃了大败仗。
《马关条约》给国人带来的耻辱一点也不比《南京条约》少。尤其使中国士大夫们震惊的是，战争的敌方，不是身材高大的西方人，而是身材矮小的日本人。
日本岛国千余年来一直是中国的学生，从政治制度到意识形态，很多都是从中国移植过去的。当中国第一次遭受英国大炮轰击的时候，日本甚至比中国还落后许多。然而，短短的二三十年里，日本竟然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从中国的学生发展到中国的敌手，最后竟成为中日甲午战争的战胜国，迫使千余年来的先生受尽屈辱，割地赔款。
甲午海战的结局，无疑宣告仅注重器物层面的洋务救国之梦的破灭。
一些进步的文化人开始认识到，要拯救中国，绝对不是器物层面上的问题，必须从政治制度方面动些手术。
同时也认识到，不仅要开眼看西方，而且还要开眼看日本。日本的突起，不正是因为二十几年前的明治维新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等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变革吗？因而，中国的问题不是要学的问题，而是要变。不变而学，只能学其皮毛；变而再学，或学变并举，才可学其根本。
康有为、梁启超两人就是这些进步的文化人的集中代表。
他们认为，要真正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就必须冲破“中体西用”
的思想樊篱，取法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
由此，他们主张中西揉合，新旧并举。具体说即是，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这是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新的文化模式。在政治上，康、梁主张变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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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新儒学批判
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经济上主张发展资本主义。
康、梁的戊戌变法于救亡图存方面，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是一次极有意义的尝试，与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同一性质的政治事件。但是，两个变法，两种结果。明治维新把一个弱小的日本推上世界级的富强国家之列，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却归于失败，留下的是“戊戌六君子”的斑斑血迹和现代中国人为之的深长叹息。
康、梁变法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偶然的因素，又是必然的命运。如果没有帝党与后党之争，很难说这次变法就会以它实际的结局那样为结局。但是，如果我们再追问下去，假若没有帝党与后党之争，这次变法难道就会成功？
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可以说，康、梁变法的失败绝非偶然所致，而是内含着深层的文化原因。这就是：第一，变法一开始就遭到顽固派的激烈反对。帝党与后党之争，表面看来为权力之争，但在对待维新的态度上，实则为两种文化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