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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文化、墨西哥文化、西方文化。各种文化都是封闭的，自足的，带有强烈的独特性。下面这段话，可以视为施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的集中表述：“每一个文化，各有其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性情，自己的生命、意志与感受，也有其自己的死亡。这其中真是轰轰烈烈，有声有色，有光有热。可惜，迄今竟无智者能看破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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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新儒学批判
奥妙。这其中，文化、民族、语言、真理、神祇、风景，一如橡树与松树，一如花蕊、枝脉与叶子一样，茁壮而后老衰，只是没有老衰的‘人类’。
每一文化有其各自的自我发展的可能性。它兴起、成熟、腐败，而一去不复返。每一文化既有其各自的自我发展形式，所以世上并不只有一种雕塑、一种绘画、一种数学、一种动物学，而是有许多种。每一种的真纯之处、皆迥异于其他；每一种皆局限于其文化的持续期中，而且自给自足。“
①
可以看出，施宾格勒的历史观，既是相对主义的，又是宿命论的。在他看来，文化就是一个有机体，各有其生老兴衰的必然命运。而西方文化的未来之所以是悲观的，就因为它的“形式和寿命，皆有严格的限制与定义”。既然八种文化有七种已经死去或行将死去，那么西方文化也就在劫难逃。
他甚至预言，西方文化的死亡就是２２００年以后的事情。
这样一种文化理论对西方人的心灵振荡是巨大的。
然而，任何一个民族都不甘自行衰败，每一个人都不能没有精神上的依托。文化本来是人类的公器，可以互相交流。既然“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骄傲感不复存在，而且也无法从自己的文化里看到希望，这时的西方人也就自然地将目光转向非欧民族，尤其是中国，试图通过对异域文化的引进，以挽救西方文化之危机。
此种心态，我们从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和罗素来华的几次演讲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１９１８年底至１９２０年初，梁启超去欧洲各国考察。
当时的
①施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２０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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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３５
欧洲，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昔日的繁荣景象已被战火烧得满目凄凉，人们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面前，不知何去何从，思想矛盾，精神混乱。对于西方人当时的精神状态，梁启超一口气举了十个“矛盾”。接着他写道，当时的西方人多么想依靠中国文化把他们从精神的苦恼里超拔出来。
“（这些矛盾）从两极端分头发展，愈发展得快，愈冲突得剧。消灭是消灭不了，调和是调和不来。种种怀疑，种种失望，都是如此。他们有句话，叫做‘世纪末’。这句话的意味，从狭义的解释，就像一年，将近除夕，大小帐务，逼着要清算，却是头绪纷繁，不知从何算起；从广义解释，就是世界末日，文明灭绝的时候快到了。
“我们自到欧洲以来，这种悲观的论调，着实听得洋洋盈耳。
记得一位美国有名的新闻记者赛蒙氏和我闲谈。
他问我：‘你回到中国干什么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带些回去？
‘我说：’这个自然。
‘他叹一口气说：’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
‘我问他：’你回到美国却干什么？
‘他说：’我回去就关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
‘我初听见这种话，还当他是有心奚落我。后来到处听惯了，才知道他们许多先觉之士，着实怀抱无限忧危，总觉得他们那些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倒不如这世外桃源的中国，还有办法。这就是欧洲多数人心理的一斑了。
①
在现代西方哲学史上，罗素是一位极有影响且受人尊敬的思想家。这不仅在于他富有精思的哲理和华美的文笔，更
①《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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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他首先是一位人道主义者，对整个人类的命运与前景给予着极大的关怀。
１９２０年，罗素来华讲学。尽管此时的中国国难频仍，但相对于同时期的西方，境遇则好得多。两相比较之下，罗素对中国文化怀有特别的好感。不仅在中国的讲坛上，赞颂中国文化的优越，即便回国之后，还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告诫西方人应如何尊重中国人和应该怎样从中国文化的土壤里吸取养料以补西方文化之缺。
在罗素看来，中国人是一个以道德立国的民族，爱好和平，协和人生。
他说：“中国人生来就有着友善和容忍的态度，对人有礼貌，也希望别人对他们有礼貌。
假如中国人愿意，他们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但是他们只要自由，不要统治。“
①而且，罗素还认为，中国人虽有“懒”的毛病，但这毛病正是他们的可取之处。因为懒惰便没有竞争，没有竞争也就消弥了人与人之间的争斗。西方人却不同，整天在忙碌之中，结果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
当然，在罗素的眼中，中国文化最精彩的部分是孔子的儒学。他认为孔子相比于同时代的世界上任何一位思想家都要伟大。
“从他的时代直到今天，中国文化史上都有他人格的烙印”。孔子以德立教，以行践德，既温文尔雅，又极有教化效果。生活在这种道德生活中的中国人，自然比生活在基督教传统里的西方人幸福得
①罗素：《中西文化之比较》，见《罗素论中国文化》，第２０页，水牛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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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５５
多。
①在《中西文化之比较》一文的结尾处，罗素写道：“当我去中国的时候，我是去教书。但是每过一天，我在教学方面就想得更少，而在学习方面却想得更多。在许多长久住在中国的欧洲人中，我发现这种态度是通常的。但是在小住和谋利的欧洲人中，这种态度是很少的。……因为中国人不长于我们所重视的东西——勇武和工业。但是那些重视智慧和美丽的人，甚至单纯地享受人生的人，他们能够在中国找到智慧、美丽的人生乐趣，比起忙乱和纷扰的西方所能找到的要多得多。
他们会乐于住在一个重视那些东西的国家。
但愿我能希望中国，为了酬谢我们的科学知识，能给我们一点他们宽大的容忍和沉思的与恬静的心境。“
②
①罗素：《东方和西方有关幸福的理想》，见《罗素论中国文化》，第１－１０页。
②罗素：《东方和西方有关幸福的理想》，见《罗素论中国文化》，第１－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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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作为解救东方社会的第三条道路
世纪之交东方社会的三大思潮
近代世界历史的主流是资本主义的发家史。它从西欧封建社会的母体里诞生，一经诞生就无情地吞噬掉母体，并将其势力伸向世界各地，从而按照自己的面貌重新安排人类历史的秩序。关于这一世界历史运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曾作过十分精彩的描写。这些文字不仅将有助于我们对近代世界历史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我们将以何种眼光看待近百年中国思想史上的有关文化定向问题的论争。虽然不能说对于这一世界历史运动，马克思的理解是唯一正确的理解，但是作为思想大师，他的理解又是十分精到的。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
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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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７５
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物质的生产是这样，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
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
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
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①
资产阶级兴起于西方，并由此而向全世界辐射开去。因之，马克思在这里所表述的世界历史运动实质上也就是近代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２５４—２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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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明在世界各地安家落户的过程，亦可简称为西化的过程，或曰资本主义化过程。而且，在马克思看来，这一过程由“经济规律”
所决定，所体现的是人类历史的进步意义。
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对英国人在印度领土上的殖民统治，一方面给予道义上的谴责，另一方面又充分肯定它的历史进步意义。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里，马克思写道：“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由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这么说来，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是怎样难受，但是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
‘“
①
然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呈现出不甚理想的一面。它撕破了传统社会人际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过去是政治权力和世袭身分决定一切，而现在是金钱决定一切。由于对金钱的追逐，社会竞争激烈，阶级分化激烈，并产生一大批与之对抗的工人阶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私有制性质，又决定着劳资双方很难有着共同的经济目的和利益。在当时，资本家只有靠剥削工人而发财，而工人阶级觉得，只有推翻资本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第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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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９５
主义制度才可能最后获得解放。更重要的是，新兴的资产阶级由于缺乏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宏观调控，常常发生“生产过剩的瘟疫”
，致以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马克思正是在对上述现象的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的结论，从而号召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送进坟墓。
时至２０世纪末的今天，我们回顾近几百年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或许能够得出与当年马克思不同的结论。马克思已经过世１１０多年，社会主义的尝试也从本世纪初就开始了，但事实上，资本主义非但没有寿终正寝，反而步子越来越稳，行进的速度越来越快。而且，当年马克思的预言所藉的两个主要根据，即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和无法缓和的劳资关系，似乎在本世纪都不曾对资本主义制度构成威胁。进入本世纪后半期以来，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不再出现，劳资关系亦不再像上一个世纪那样紧张。尽管资本主义世界许多文化人对他们的文化提出了这般那般的批评，但从总体上说，他们还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既优于传统的封建主义制度，又优于新出现的社会主义制度。
历史是需要时间来评判的。对某一历史事物或某一社会思潮的评价，往往需要在一个漫长的历史行程之后方可看得清楚。近代资本主义的残酷性、野蛮性以及出现的这样那样的弊端，就现在看来，只是它新生时期不可避免的磨难，而不是它行将就木的征兆。
事实上，作为一种新兴的文明形态，资本主义也不可能在它刚刚起步的时候就一跤跌死的。
当然，此种认识是近百年世界历史给予我们的智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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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新儒学批判
就是说，在上一个世纪不可能有我们今天这样清醒的认识。
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资本主义的诸多弊端，尤其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所意味的就是这种社会制度走到了历史的尽头。殊不知，他们只是把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起点当成了终点，把刚刚学步的孩童当成了垂年的老翁。
但不管怎么说，由于马克思学说的巨大影响，社会主义在１９世纪中叶以后已成为一股强大的思潮。
不仅西欧的无产阶级被唤醒，就连东方各国的劳苦大众也深深为这一主义所吸引。尤其是俄国的十月革命以后，社会主义已不再仅仅是一种理想，而是变成了一种现实。这样，人类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两种主义两种制度的对峙。
耐人寻味的是，社会主义思想发端于西欧，其结果却没能在西欧各国付诸实践，反倒在贫穷落后的东方社会找到了它生长的土壤。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这其中究竟包含着什么样的历史道理和什么样的逻辑联系？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理论问题。只可惜至今为止，不仅资产阶级学者没有给出很好的解释，就连社会主义阵营的理论家们也没能作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似乎对社会主义实践这一新鲜事物，更多的是情绪性的评价，或则诋毁，或则歌唱，很少有人从人类思想史上作过认真的理性的反思。
也就是说，兴起于西欧的社会主义思潮，虽然在东方社会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却未能被这里所有人所接受。尤其在社会上层，抵触的情绪更为强烈。因为从马克思所设计的蓝图看，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同样是反传统的。
它既反资本主义的文明传统，也反封建主义的文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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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１６
换言之，社会主义思潮兴起之后，东方社会的文明传统面临着两种力量的挑战，一是资本主义，二是社会主义。而在许多固执于传统的东方人看来，这两种力量都是异己的，都是洪水猛兽。而且，这两种力量的介入，皆借助于血与火的方式。资本主义通过殖民统治，用武力推进其文明在东方世界的传播。而社会主义运动虽然构不成民族冲突，但同样是借助于暴力的，用革命的方式否定既有的社会秩序。由于民族情绪和阶级冲突的双重忧虑，致以许多东方的文化人既反对资本主义的传入，又反对社会主义的传播。
在他们的眼里，前者为“西化”
，后者为“俄化”
，其实质都是一样的，都是对传统文化的进犯。
这样，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东方社会实际上是三种社会思潮处于鼎足的局面，即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守护传统的东方文化主义，港台学者常常称之为自为主义、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
就当时的情势论，前两种思潮无疑处于优势。
因为资本主义通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处在世界历史的浪尖上，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最新成就，而社会主义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尤其为农民阶级所拥护。但另一方面，东方各国大多富有比较深厚的文化传统，而传统是人人须臾不可离弃的。
因之，如何利用传统从而达到抵御其他两种思潮的目的，便成了保守主义者必须思考的问题。显然，原模原样地恢复传统已不可能，因为通过西方文明的冲击，传统文化的许多弊端暴露无遗。如果无视其他两种文明而一味地固守传统文化的那一套，显然不是明智之举。
对于他们来说，明智的是：既在一定程度上认可或部分接纳西方文明，同时又保证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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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新儒学批判
化为未来文化的主体地位。印度泰戈尔的东方文化主义和中国的东方文化派及后来的新儒学就是产生于这样一种历史环境中的。
泰戈尔的东方文化主义
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写道：泰戈尔“对印度精神的影响，特别是对于接踵而起的几代人的影响是惊人的”
，“在帮助将东方和西方的观念融合一致的工作中，他所作的比任何其他的印度人都多，他并且扩大了印度民族主义的基础”。
①
泰戈尔是印度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１８６１年出生于加尔各答一个正统的婆罗门教家庭。
从很小的时候起，由于受父亲的影响，泰戈尔就养成了独立思考不随俗流的人生风格。他热爱自然，热爱同胞，热爱自己的民族。虽然他接受过西方文化的薰陶，但泰戈尔终生所想的，是如何使印度人民从西方文明的桎梏中解救出来，走民族文化的自强之路。
三十多岁的时候，他投身于民族自治运动，作演讲，组织游行，抒写爱国主义歌曲，还倡导举行一种民族主义象征的“拉希班德汉”
的仪式。
他号召发展民族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