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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岁的时候，他投身于民族自治运动，作演讲，组织游行，抒写爱国主义歌曲，还倡导举行一种民族主义象征的“拉希班德汉”
的仪式。
他号召发展民族工业，重视乡村建设，用唤醒农民的办法实现民族自治。
在２０世纪最初的几年里，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尚处在发展的初期，泰戈尔民族自治理想由于期望太高不免破灭。此
①尼赫鲁：《印度的发现》，第４４６页，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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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３６
后不久，他旅居英美，目睹了西方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端，深感到人类未来的前景不佳。这时候，他不再是一位狭隘的民族本位主义者，而是一位世界性的思想家，所关注的是整个人类的命运。
看到西方文明的不祥之兆，他心情十分苦闷，在诗中写道：“那来的是毁灭者吗？因为汹涌的泪海掀起了痛B苦的狂涛，深红色的云朵在飓风中乱窜，忍受着闪电的鞭B挞，狂者雷霆般的笑声响彻了天际，生命就坐在为死神所充B满的车辆里。”
很显然，泰戈尔所批评的是尼采哲学及其给西方社会所带来的负面现象。正是在对西方文明的彻底失望之后，泰戈尔将目光完全转到了东方，希望东方文明在未来世界充当救世主的角色。
这就是他的诗句所表述的：“当我站在路旁时，我的主嘱咐我歌唱失败之歌，因为那正是他暗中追求的新娘。”
①
如同２０世纪初中国的文人们一样，泰戈尔的东方文化主义主张，也是从东西方文化特质和心物关系的比较开始的。
他认为西方人追求的是物质文明的发展，而东方人所企求的是精神文明的完善。因之，他在科学与人生之间，虽然注重前者在现代生活中的意义，但两相比较，人生的意义远比科学为重要。在他看来，科学带给人类的只是物欲的满足，不足以解决人生的意义问题。而人之为人，首先要护定的就是精神。精神无处安置，科学再发展也无法给人类带来福音。所以，泰戈尔在大量的文学作品里，歌颂自然之美、爱情之美
①转引自Ｓ。
Ｃ圣笈多：《泰戈尔评传》，第２４页，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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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新儒学批判
乃至信仰之美。
本世纪２０年代，泰戈尔周游西方各国，广泛接触当时世界上许多哲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并将其东方文化主义的主张带到全世界，试图用东方人的智慧开启盲目追求科学和寻求物欲刺激的西方人，以挽救处于危机中的西方文明。据胡愈之先生《台莪尔与东西文化之批判》一文报导，１９２１年左右，泰戈尔去瑞士、德意志等地游历讲演，“到处都受盛大欢迎，听讲的人盈千累万”
；“这位宽衣博袖岸然道貌的印度哲人，降临于中欧兵劫以后的瓦砾场，使一群丧乱流离惊魂未定的众生，得领略东方恬静和平的福音，以减杀其生命的悲哀”。
①演讲时，泰戈尔反复强调西方文化的衰颓与没落，惟有输入东方文化，才可以挽回过来。他认为，西方文化的危机并非是偶发的，而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它起始于希腊文化，而希腊文化是“发展于城墙之中的”
，所以一切欧洲的文化，“都是生长于砖石和坚壁所造的摇床之内”。这种文化的特点便是“分裂而征服之”和“占有的权力”
，致以西方人世世代代战火不息，竞争不已，人与人和人与自然始终处在对立抗衡之中。而东方文化（在泰戈尔看来，主要是印度文化）则不同。在这里，天人合一，人与自然一体，既无人际磨擦，又无天人对峙，体现了人类最高的智慧和人格人性的圆满。
最值得重视的是，泰戈尔在世界各地的演讲，对东西文
①见《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３８０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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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５６
化的基本界说，很像我国新文化运动时期传统派人物《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的文化理论，把东方文明概括为“静的文明”
，西方文明为“动的文明”。
１９２０年，游历美国的泰戈尔在纽约同我国冯友兰先生就东西文化比较的一席话，充分地表达了他的这种文化观。
泰戈尔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并不是先进与落后的差异，而是“种类的差异”
，“西方的人生目的是‘活动’（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东方的人生目的是‘实现’（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西方讲活动进步，而其无一定目的，所以活动渐渐失其均衡。现只讲增加富力，各事但求‘量’之增进，所以各国自私自利，互相冲突“。
①在泰戈尔看来，动静不能偏废，有静无动，则成为惰性；有动无静，则如建楼阁于沙滩。所以，“现在东方所能济西方的是‘智慧’（Ｗｉｓｄｏｍ）
，西方所能济东方的是‘活动’（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１９２４年春夏，泰戈尔来华，在徐志摩等人陪同下，先后到上海、杭州、南京、济南、北京、太原和武汉等地游历，作了三十多场公开演讲和小型的集会谈话或答记者问，将他的东方文化主义主张系统地输给中国人，态度之鲜明，措词之恳切，远甚于在西方各国的演讲。
４月１２日，刚一抵达上海，泰戈尔就申明他的来华目的是帮助中国人如何觉悟过来抵制西方文化。他对中国新闻社记者说：
①冯友兰：《与印度泰戈尔谈话》，见《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３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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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此次来华，……大旨在提倡东洋思想亚细亚固有文化之复活。……亚洲一部分青年，有抹煞亚洲古来之文明，而追随于泰西文化之思想，努力吸收之者，是实大误。……泰西文化单趋于物质，而于心灵缺陷殊多，此观于西洋文化在欧战而破产一事，已甚明显；彼靠自夸为文化渊薮，而日以相杀反目为事，……导人类于此残破之局面，而非赋与人类平和永远之光明者，反之东洋文明则为健全。”
①
２０世纪初东方社会的三大思潮，社会主义对印度的冲击并不强烈。因之，泰戈尔对社会主义并无多少敌意，而且对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还抱有几分好感，倾慕列宁领导下的俄国革命的成就，尤其对苏联国内的平等精神和民族主义精神倍加赞许。在他看来，对东方文化构成威胁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我们知道，这时候的印度，已有三百多年殖民地的历史，饱受英国殖民者的民族歧视和欺压。
这段历史使印度人不可避免地对西方文明怀有敌意和偏见。
作为民族主义的代言人，泰戈尔自然同样避免不了这种情绪化的敌意和偏见。他在上海、北京、南京等地的演讲，一再把本世纪人类的文化危机怪罪于西方文明，号召“打破物质主义”
，“与惨厉的物质的魔鬼相抗”
，敬告中国人“要晓得把一切精神的美牺牲了去换得西方的所谓的物质文明，是万万犯不着的”。
而且，泰戈尔这时候不再认为东西两方的文化是“种类的差异”
，而是看作先进与落后的差别。不过，在他看
①《泰戈尔与中国新闻社记者谈话》，《申报》１９２４年４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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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７６
来，不是西方先进于东方，而是东方优越于西方。这就是他的“人类第三期之世界”的理论。他将人类社会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即蛮荒时代、物质文明时代（他称之为“体力智力战争时代”）
、精神文明时代（他称之为“更光明、更深奥、更广阔之世界”）
，认为现在的西方社会尚处在第二个时期，而东方社会早已进入了第三个时期。
①因之，东方人的使命主要的不是援西方文明以补东方文明之缺，而是开出仁爱之心，用东方文明的慧识去救拔危难中的西方人。
泰戈尔在华期间的演讲，在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既得到了梁启超、徐志摩等人的高度评价，又受到许多进步文人如陈独秀、瞿秋白、郭沫若、闻一多、茅盾等人的尖锐批评。梁启超从旅欧回国之后，本来就与泰戈尔有着同样的心态，对于泰戈尔来华张扬东方文化以抵御西方文化，自然认为是件大好的事情，在北京为欢迎泰戈尔的集会上，作了专题演讲。不过，梁启超在当时的中国文化界，属于德高望重的前辈，其对泰戈尔的赞颂只能是些诱导性的言词。相比之下，徐志摩则显露得多。他把泰戈尔比作“泰山日出”
，“伟大普照的光明”
，认为泰戈尔来华复活东方文化，“可以给我们不可估量的慰安，可以开发我们原来瘀塞的心灵泉源，可以指导我们努力的方向与标准，可以纠正现代狂放恣纵的反常行为，可以摩挲我们想见古人的忧心，可以消除我们过渡时期张皇的意气，可以使我们扩大同情与爱心、可
①《泰戈尔对京学界演说》，《晨报》１９２４年４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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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新儒学批判
以引导我们入完全的梦境“。
①
泰戈尔来华宣扬东方文化优越论，对于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无疑是不利的。所以当泰戈尔踏入中国土地之后（或之前）
，当时许多进步文人纷纷撰文批评其文化主张。郭沫若指出，泰戈尔的文化观对于中华民族的振兴没有任何好处，“只可以作为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
；茅盾撰文明确表示，“决不欢迎高唱东方文化的泰戈尔”
；陈独秀认为，泰戈尔提倡复活东方文化，只是抽象的空洞，因为它不能解决中国目下急需解决的社会进步问题；瞿秋白认为，泰戈尔“和孔孟是一鼻孔出气”
，都是想把中国拉回到封建礼教社会。
泰戈尔来华宣扬东方文化优越论的影响，最内在的是为当时中国以梁漱溟为开创人的新儒学思潮提供了运思方式。
泰戈尔对东西文化特质的界定以及对东方文化注重生命情调及价值指归乃至终极关怀的强调，对后来的新儒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虽然新儒家很少提及他们同泰戈尔的渊源关系，但实际上，他们日后对东方文化的诸多看法，许多都是沿着泰戈尔的思路发展下来的。
中国的东方文化派
历史作为研究者的考察对象是可以假设的。
从以往人类社会所走过的路途上可以看出，人类是一种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的生物。撇开漫长的史前社会不说，单从
①徐志摩：《泰戈尔来华》，载《小说月报》第１４卷第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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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９６
几千年的文明史上看，人类起码经过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飞跃，从民族文化到世界文化的飞跃。这两种飞跃，如果从人类的整体史考虑，无疑是必然的，但何时或以何种方式出现在各个民族，则多少带有偶然性。
中国文明有着自己的发展逻辑。生活于其中，国人很少有不适的感觉，很长一段时期里也从未想过要进行巨大的社会变革。尽管今人可以指出传统文化的诸多弊病，但在古人的眼里，中国文化是一种尽善尽美的文化。比如宗法制与专制主义政治，今人所认识的是它对人性的压抑和对自由平等精神的否定，而古人却很少有人能意识到这一点。
他们觉得，君为尊民为卑，上为尊下为卑，父为尊子为卑，本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是和谐社会的理想模式。他们甘于在这种变态的和谐社会里做礼教的牺牲品，并从中体验牺牲的价值和美感，甚至他们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屈从就是一种牺牲。他们从骨子里相信，自己原不过是草民一个，生下来就是给皇帝拉车的；自己的努力只是如何把车拉好，而不是去考虑该拉不该拉的问题。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西方文明的传入，传统的中国文明或许今日还在原有的轨道上发展着，即使有些变化，也只是局部的修修补补。
然而，一旦各民族文明的封闭格局被打破，代表先进文明成果的西方文化必然传播进来。这是文化演进的规律所致、非人力可以阻挠。但是，西方文明向外传播并非始于１９世纪中叶，而是从哥伦布航海之后不久就大规模地开始了。英国在印度的“东印度公司”就是设立于１６００年。
如果假定，设立“东印度公司”的同时或以后不久，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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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新儒学批判
北上中国沿海，也试图在中国设立一个类似的殖民据点，那么可以想见，近三百多年的中国历史将会是另一番面貌。第一，如果此时中西双方发生正面冲突，必是中国胜西方败。
须知，中国人不是像印度人那样好欺侮的。当时中国的海上力量远强于西方，这从哥伦布航海的寒沧与郑和下西洋的气派的比较中就可看得清楚。亦就是说，如果正面冲突发生的时间不是１９世纪，而是１６世纪或１７世纪，那么中国人在此之后对西方人的武力入侵必有所防范，不致于导致后来那种束手无策被动挨打的局面出现。
第二，如果西方人在１６世纪或１７世纪败在中国人手里，那么中西文化交流的方式肯定要温和得多。
一方面，西方人可能在中国人面前不会那么高傲，不会因其高傲过分地伤害中国人的自尊心。另一方面，由于不是武力相挟，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敌视态度或许不会像鸦片战争之后那样强烈，不会因为民族情绪而将西方文明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立面。相应地，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干扰，而会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
进一步说，中西正面冲突即便发生在１９世纪，也并不能说明本世纪的中国历史就一定会落得它实际所呈现的这种结局。事实上，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新文化运动，中国的现代化历程虽曰艰难，但还是合逻辑地缓慢地发展下来的。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如果不是在它一开始的时候就突然中断，可以想见，今日的中国也绝非现在这副模样。
然而，历史常常不以人们的意愿为转移，一些偶然的因素往往能够打断原有的历史行程。
对于２０世纪最初二十年的中国历史来说，偶然因素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的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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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１７
革命，特别是这两种偶然因素又偶然地凑在一起。
就西方历史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有它内在的历史原因。
然而，其爆发时间的先后则是由偶然因素决定的。
我们没有任何的论据可以说明，这次大战非爆发于１９１４年不可。尽管大战爆发之前，战争的征兆已经明显，但如果没有奥国皇储访问萨拉热窝并遭枪杀一事，很难说大战就一定会在这一年打起来。如果我们再假定，战争爆发的时间不是１９１４年而是１９２４年，即列宁逝世的那一年，那么可以断定，这十余年乃至后来的世界历史格局便会大为不同，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也不会在它新生的时候就走到了生命的终点。正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这两大历史事件几乎同时发生，致以大战的悲剧性结局和西方人的末日心态使以迎受西方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新文化运动不可避免地处于不利的局势之中。前文说过，当时中国许多固执于传统的守旧人物就正是拿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事实来攻击新文化运动的，就连许多原本对西方文明抱有好感的人也开始反对起西方文明来。梁启超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历史的巧合还在于，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半亚细亚型的俄国出现十月革命，列宁成功地创立起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人类思想史上看，社会主义由理想过渡到现实，是势所必然的事情。但是，这一过渡的转折点究竟发生在何时或何地，则又是由诸多因素决定的。我们同样没有任何论据可以说明，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非得产生于俄国不可。即使在俄国，也无法说明就一定会产生于１９１７年。
十月革命的成功，列宁在其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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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新儒学批判
就是说，１９１７年前的俄国如果没有列宁这个人物，或者说列宁不是出生于１８７０年而是１８０年或１８９０年，不是逝世于１９２４年而是１９１４年或１９０４年，很难想象会有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的成功，更难想象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马列主义。
也许有人会说，俄国历史上即使没有列宁，也会产生出类似于列宁的人物来替代列宁的角色，以顺应当时的历史趋势。须知，如果这样来思考历史，就完全回到黑格尔那里去了，完全忽视了历史人物在历史中的主体性作用。历史虽有规律，但绝没有预成的路子可走。
俄国历史上如果没有列宁，也许不排除会有类似于列宁的人物产生，但类似于列宁的人毕竟不是列宁。他的人生、性格、思想乃至领导革命的具体细节不可能同列宁的一模一样，而他在俄国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达到的实际效果也就必然与列宁相去甚远。
现在我们再设想，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的十月革命不是偶然地凑在一起，那么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倘若在当时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没有十月革命，新文化运动所面临的只有守旧派人物的挑战。
我们知道，通过七十多年的逐步深入的认识，当时中国文化阶层维持旧传统的人已不占优势，民主与科学两个口号已被广大进步文人所接受。可以这样说，即便西方文化出现危机和此种危机影响到中国知识分子对未来文化的选择，但在没有第三种文化可供选择的前提下，他们只能是对西方文化作谨慎选择，不可能不作这方面的选择。因为不作此种选择，就只有回复传统一途。而在当时的情势下，把已经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