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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罗迈愣了好久，说：“你不知道？一个是秘书科长，一个是管理科长，说他们从苏区突围时，没有组织好，带了些不该带的东西，拖拖拉拉，误了转移的时间，没有及时到达湘江，造成战斗的失利，是严重的……”毛泽东扬手道：“别讲了，我明白了……”罗迈哑然望着毛泽东，不知道毛泽东明白了什么，埋下头去说：“怎么能怪他们两个嘛，情况那么紧急，又不知道到底往哪里转移……”毛泽东又扬了扬手，问道：“是哪个通知你们要讨论他们的处分的？”罗迈说：“既然你都不知道，那就是他们直接通知的了。还说要写出文字材料，通报全军。”毛泽东说：“当然喽，要紧的就是通报全军。”罗迈说：“为什么？目前部队情绪这么不好，怨气这么大，再冤枉一些干部，内部的团结怎么办？”毛泽东“哧”地笑了一下，说：“你李维汉也是秀才气多了。他们也是想团结内部嘞。你也不想想，他们真是要处分那两个干部吗？醉翁之意不在酒，在山水之间也！”罗迈愣着，毛泽东脸色发青。前有“新三人团”的舆论，今有这么一种配合，毛泽东觉得不能再沉默。
“走，我们找周恩来同志去。”
原来，湘江大败以后，掉在自我维护泥沼中的博古和李德，这些天一直在诚惶诚恐地寻找维护自己的办法。他们见王稼祥和张闻天常同毛泽东接触，意识到最大的威胁是毛、王、张。两个人一嘀咕，便嘀咕出个“新三人团”来。最先提出“新三人团”的是李德，博古赞同。但是，要博古现在就拿主意在中央领导层中拿掉“新三人团”，一来没那么大的胆量，二来有些不忍心。王稼祥和张闻天都是他在莫斯科的同学，李德在提出“新三人团”的问题时也说：“把王稼祥、洛甫拉过来，别让他们受毛泽东的影响，莫斯科回来的人是应该好好团结的”。要是只拿掉毛泽东，撤了他的政治局委员，博古也觉得不好办。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基础比谁都坚实，在军团以上干部中也广有人缘，闹不好要弄出大乱子来。李德说：“那也得想办法‘约束’他一下才行。”博古同意“约束约束”，可有什么约束的办法呢？这天行军途中，博古同他的另一个布尔什维克凯丰（何克全）走在一起，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驻９军团代表的凯丰，说：“湘江战役后，部队情绪大，要考虑中央的威信，考虑‘最高三人团’的威信呀！”博古叹息道：“谁说不是呢。我正后悔，没有把毛泽东留在苏区是一个失策。”凯丰说：“我说的就是他！有迹象表明，他是有可能利用目前部队的不满情绪的。其实，哼，他自己就没有错误？没有责任？”博古问：“怎么说？”凯丰说：“李德同志不是说了，湘江一仗没打好，主要是拖累大，误了时间，没有按时赶到江边。毛泽东是管政府的，拖累大主要是政府机关的２纵队嘛！”博古大彻大悟，“对啊，这不是个好法子么！”两个人便叽叽咕咕，嘀咕出一个“处分两个干部”的办法来。耍点心眼，搞点诡计，这一点也许中国人胜过外国人。博古到宿营地给李德一说，李德开初还不大同意，“平白无故就处罚人？”经博古一番解说，日尔曼人才不得不佩服东方人的“精明”。拿到“三人团”上一碰头，周恩来也不同意：“带那么多东西上路，我们是知道的嘛！”博古说：“现在不是有些干部还在轻装问题上顶牛吗？不处分两个干部，解决不了问题。”周恩来忙里忙外，脑子里事多，没有深加考虑，也就同意了。
周恩来和博古几个就住在不远处的一座阁楼里，当毛泽东和罗迈来到阁楼的时候，周恩来和博古正在座。毛泽东一见面便说：“恩来同志，２纵队有两个干部要受处分，是怎么回事呀？”周恩来见毛泽东主动找上门来，想起３天前的那次不能令人愉快的谈话。他打了个愣说：“泽东同志，请坐。这事我知道，我们中央几个同志碰过头。考虑到目前轻装问题还是解决得不好，给两个干部一点小处分……”毛泽东一听周恩来又知道其事，心里的火气压不住了，说：“这是什么逻辑！？用处分干部的办法来解决部队轻装问题，这逻辑也太混乱了吧？”周恩来神色惶然，老毛近来一直“免开尊口”，为什么为这件事情这么认真啊？他语调委婉地说：“泽东同志，不必动气，人是你管辖的，这件事情事前没有给你打招呼，似有不妥。你要觉得不该处分，那就不处分就是了。”博古说：“不行，有令必行。不仅要处分，而且要通报全军！”毛泽东说：“对，要害就在这里！不通报全军，简直就没有什么油水可捞了！”毛泽东在这里用了“油水”这个词，足见他是成心要吵一架了。博古说：“什么叫捞油水，土腔土调！”毛泽东说：“当然喽，你们是洋腔洋调惯了！不过这一回，你们不是洋腔洋调，倒是鬼腔鬼调！”正吵着，朱德、彭德怀和叶剑英也来了。罗迈给３个刚到的说了为什么吵起来的事，朱德没吭声，彭德怀嘀咕道：“要杀鸡？”下半句“给猴看”他没说。叶剑英是军委１纵队的司令员。听说要处分搞后勤的，心里想，我１纵队是军委机关，也带了不少东西，岂不更该处分几个了？便说：“我们１纵队该受处分的，是不是就从我开始呀？”周恩来和博古面面相觑，不吭声。毛泽东说：“你们这样做，是不是太不实事求是了？不，不是不实事求是，是鬼腔鬼调，里面藏着鬼！你们是想一箭多雕嘞。处分了干部，又通报了全军，多好啊，打败仗的责任就全都推到下边去了，同总部的军事指挥毫无关系了，因为是下边带的东西太多，才拖延了时间，贻误过江的。第二，我毛泽东是管政府机关的，政府机关带的东西最多，所以这次湘江之败，完全是我毛泽东的责任了。机关算尽！”周恩来一听，恍然有悟，意识到自己又上当了。再一想，这可是个有分量的问题啦，怎么办？博古和李德同毛泽东的隔阂，他们对毛泽东的戒备，他是知道的。他自己呢，戒备没有，戒心却是有些的。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撤销方面军政委的职务，是他接替毛泽东的，两个人之间能没有心理障碍？他很担心毛泽东抓住这个问题不放，进而旁及其他，闹得不可收拾。他神色不安地看了一眼毛泽东，说：“泽东同志，我们‘三人团’再复议一下，事情既然提出来了，就在小范围里有所说明，以后有时间，再来谈谈这个问题好么？”周恩来想暂且和事，博古却觉得触到了痛处，越发不干，说：“想得太多了嘛，干部有错误，给个处分，通报一下，也是为了大家受教育。再说，拖累大，误了渡江时间，使部队遭受损失，这总是事实吧？”罗迈憋不住了，说：“没有人说这不是事实。可是，突然通知转移，并且说，能带走的带走，不能带走的就算了。下边还以为是转移上三两天，顶多转到边界去，不就把能搬走的都扛上了？再说，部队到底带了些什么东西上路，走在路上，都是有眼珠可以看到的，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赶到湘江边吗？不是瞎指挥吗？”博古一看罗迈也加了进来，火道：“瞎指挥？你说是瞎指挥？你说这话要负责任！”叶剑英说：“不是瞎指挥，也是指挥瞎了！”彭德怀说：“说得有理！这个处分干部问题，不是个处分干部的问题，而是湘江之战到底败在哪里，该由谁负责任的问题。这个问题要好好讨论讨论！”正说着，张闻天和王稼祥也闻声赶来了。张闻天一看阵营不错，说道：“看来，‘新三人团’是藏不住了，是不是一起解决了？”周恩来、朱德不知道“新三人团”的事，神情茫然。罗迈、彭德怀、叶剑英也不知道什么“新三人团”，便嚷嚷起来：“‘新三人团’？从上海赶来的？”张闻天又补了一句：“为首的是毛泽东！”周恩来茫然问道：“这是谁说的？没有的事情不能乱说。”张闻天指着博古：“他！他说的。”朱德问王稼祥：“是不是有我一个？”王稼祥说：“暂时没有你，有你便是‘四人团’了。”周恩来盯着博古，无可奈何地长长地叹息着。彭德怀火爆，愤然道：“打了这样大的败仗，还要这么整人，还是共产党人吗！”
“老彭！”毛泽东叫道。他一看人越聚越多，他正担心有人捅出个所谓“新三人团”来，把事情闹大，结果真还捅出来了。事情是明摆着的，所谓“新三人团”的问题一经提了出来，就有可能震动现在的“最高三人团”，就会是党内的一颗炸弹。而这颗炸弹是不能随便爆炸的。刚才的情况表明，周恩来并不知道“新三人团”的事，这更使毛泽东感到事情不能操之过急。他只好又把话接了过来，把话往一边拉一拉。他说：“老彭说的作战指挥问题要好好讨论一下，这个意见是值得考虑的。说到作战指挥，部队到达湘南郴、宜一线时，我曾提出过，湘南是我们的老根据地，党的基础和群众基础都不错，地形条件也好，是不是暂时在那里站住脚，再寻找机动？不行，没有人听，非要不停顿地西进不可。后来，我又提出，不应当再向西，要改向湘中，为什么？因为蒋介石的嫡系薛岳、吴奇伟，湘军何键，桂军李宗仁、白崇禧，几十万军队都涌向湘桂边了，湘中空虚。由常宁、祁东向宝庆、新化一线，是完全可以穿越过去的；要说同２、６军团会合，这条路也近得多。可是有人怎么说？你毛泽东就是舍不得江西、湖南。要‘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同志，这回又说是要舍得江西、湖南了。当然，去湘中也是要渡湘江的，湘中的湘江比全州的湘江还要宽一些，渡起来可能还要费事一点。可问题是可以摆脱敌人，从容渡江。结果好喽，在没有摆脱敌人的情况下，硬着头皮要在全州地段渡江，那怎么能不吃亏？不吃大亏？把责任推给下边，不只不合适，也推不下去嘛，是小孩子的把戏嘛。我们是共产党，革命的军队，办事要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爱护干部，才能团结。同志们，我们需要团结。”他特意把话落到团结上，这是说给在场所有人听的，意思是说，紧张的不要紧张，气大的不要大发，不要把事情闹大了，不是时候。这是突围以来毛泽东当着众多的人说得最长的一段话。他的疟疾还没有全好，身上还有些时冷时热。说完，他转身走了。
毛泽东一走，一场争吵便结束了。周恩来像放下一付重担，特别是毛泽东提到“团结”，叫他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同毛泽东按说还是知心的，两个人的私人关系一直是不错的。宁都会议前后，他们之间虽有意见分歧，但感情并没有决裂。他了解毛泽东的个人品性和思维方式，他理解毛泽东此刻讲的“团结”是什么意思。他那瘦削的脸上有了光泽，他站起来跟众人说：“我赞成毛泽东同志刚才讲的，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要团结。各位还有什么事吗？”
博古意识到要抓“新三人团”问题，反而将提供一个自己下台的机会。他铁青着脸嘟囔了一句：“那两个干部就不要处分了。”
人们似乎都从周恩来的脸上理解了毛泽东所说的“团结”，也不想说别的了。彭德怀临走时说：“周恩来同志，再一两天就要走出越城岭了，下一步有点什么打算没有？”
周恩来说：“大体方向是湖南，先取通道。”
话分两头。就在共产党中央大吵大闹的时候，取得“重大胜利”的蒋介石，在他的营垒中，也不那么太平。蒋介石是在刘湘尚未离开南京的时候就飞回南昌的。他正在为已经突破湘江的“共匪”处心积虑，他要重新组织兵力“围剿”西窜的“共匪”。当他下得飞机，在何应钦、陈诚、陈布雷等的陪同下，步入行辕，正要询问“共匪”在桂北什么位置，白健生采取什么行动，有些什么战果的时候，留在行辕值班的康泽呈上一纸电报，一纸不敢读给委座听的白崇禧的长长的电报。蒋介石当即展开便看，不曾看完，脸便气得发青，“娘希屁，这白健生反了！”
白崇禧是“进剿军”方面的一个“受气包”。还在中央红军越过第２道封锁线时，他就接到南昌行辕的一纸电报，责难他对共匪“围而不击，堵而不剿”。正当他窝着火的时候，蒋介石任命何键为“进剿军”总司令，把他和李宗仁的桂军也划进去统归何键指挥，“小诸葛”的白崇禧哪里受得了这个窝囊气！北伐时，蒋介石是北伐军总司令，他是参谋长，那时何键才是个师长。这且不说，他同何键还有过一段宿怨。蒋桂战争时，何键本来是跟他站在一起联合反蒋的，后来却在湖南反戈投蒋，给他和李宗仁背后插了一刀。气还没找到泄处，当中央红军一部突破湘江以后，何键又告了他一状，说是“因为桂军方面堵截不严，才使共匪一部渡过了湘江”。接着又是蒋介石的那个“可谓浩叹”的指摘电。”他实在按捺不住了，一纸１２００字的电文打给了蒋介石，他先是历数了桂军在湘南、桂北堵截各节，尔后说：“委座电责各端，读之不胜惶恐骇异。无论职军在历史立场上，已与共匪誓不并存，而纵横湘、赣边境数年之萧匪主力，目前为我７军追至黔东将其击溃。即此次共匪入桂以来，所经５日苦战，又何尝非职军之独立担负，不畏螳臂挡车之识，更无敌众我寡之惧。至于全、咸之线，因守兵单薄，被匪众击破，则诚有之。谓无守兵，则殊非事实。以我国军百余万众尚被匪突破重围，一渡赣江，再渡耒河，三渡潇水，如职军寡少之兵力，何能阻匪不渡湘江，况现届冬季，湘江上游处处可以徒涉乎。职军之历史士气，职历来作战指挥，向抱宁为强敌粉碎之志，决无畏敌苟存之心，尤其对于共匪，向来深恶痛绝。淞沪清党，频年剿共，事实俱在，可以复按……道程虽远，飞机不难侦察……究竟何军与匪决战，战斗经过几日，共匪死伤几何，又何军瞻望不前，何军迟迟不进，便明真相矣。”下边就更有些意思了，他像是在指着蒋介石的鼻子：你要我遵照何键、刘建绪的计划行事，好啊，“唯目前问题似不全在计划，而在实际认真攻剿，尤忌每日捷报浮文，自欺欺人，失信邻国，贻笑共匪。至若凭一纸捷电，即为功罪论断，则自闽、赣剿共以来，至共匪侵入桂北止，统计各军捷报所报，斩获匪众与枪械之数，早已超过共匪十有几倍，何至此次与本军激战尚不下五六万乎！至于此后追剿，仍当尽全力与匪周旋，功罪毁誉，不暇顾及也。”
就是在签发这份电报之后，白崇禧跟他的幕僚说：“管他娘的，赶出去了事！”说的是把“共匪”赶出广西完事。这便是中央红军得以在越城岭山区休整多日的原因所在。
蒋介石把电报推给何应钦和陈诚，而后起身在案前踱着。何应钦看完电报说：“健生也太过分了！”陈诚宽委座的心，说：
“也许他是气在何键身上。”
蒋介石说：“看来，剿共军事靠白崇禧、李宗仁是不行了。墨三，朱、毛残部还在越城岭山区？”字墨三的顾祝同说：“据昨日飞机侦察，共匪残部还在越城岭山区运动，似有向湖南的意图。”他说着，展开案上的大地图，又拉开墙上的一张敌我态势图。蒋介石看了看案上的小张地图，又转过身去看了看墙上的大地图，尔后说：“参谋本部有什么打算？”顾祝同说：“共匪窜逃方向无非有三：一是向南去黔桂边；一是向西去贵州；一是沿湘西去湘鄂西。现在看来，向北去湘鄂西的可能性居大。”蒋介石说：“对，在这之前，有萧克的６军团窜湘鄂西，朱、毛也是想奔湘鄂西同贺龙会合。给何键命令：因为桂军靠不大住，进剿军要重新编组一下，可以区分为两个兵团，第１兵团刘建绪，辖陶广第１路，３个师；李云杰第４路，两个师；李韫珩第５路，两个师。第２兵团薛岳、吴奇伟，辖吴奇伟第２路，４个师；周浑元第３路，４个师。一共１５个师，全都由现在的位置急驰湘西，南起绥宁，北至芷江，一定要在湘西之沅江以南、资水以西地区堵住围歼之。”说着，他举起手中的手杖，在背后的大地图上，由北向南划了４条弧形线：“湘江之战的经验就是设置了４道封锁线，层层堵截；教训就是筑堡不够，封而不死。命令何键，部队到达位置，立即筑堡，把４条线搞得坚实可靠。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同贺、萧会合。还有一点，为了不使前线指挥失误，何键的指挥所立即前移到邵阳，薛岳的指挥所立即前移到武冈。不得有误。”
何应钦赞道：“委座谋略，超绝古今！”
陈诚说：“共匪残部这回真成瓮中之鳖了。”
蒋介石说：“我在飞机上就想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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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回 方面军掉头向贵州 薛兵团湘西大扑空
话说中央红军走出越城岭之后，进入湖南地界，于１２月１１日一举攻占了通道县城。通道县城地处湘桂黔交界处，守敌只一个团的地方武装，先头部队一到，很快便拿下来了。这一仗虽然规模小，缴获也不多，却在红军干部战士中起到了很好的振作士气的作用。大家都很高兴，笼罩在心头的失败阴影驱散了许多。问题不在胜利的大小，而在它是打了大败仗之后的一个胜仗。有红军战士后来回顾说：“如同直罗镇一仗是个奠基礼一样，通道城一仗也是个小小的奠基礼，它说明中央红军在经过湘江之战的失败以后，还是能打仗的，是能够在万水千山之间驰骋征战的。”
在中央领导层中，周恩来代表“三人团”宣布收回所谓“新三人团”之说，也因为打了一个小胜仗，人们的心情也好多了。心情好，精力也就充沛一些，吵起架来就更加显得思维敏捷，词章丰富，逻辑严密。在通道城，一场关于转移方向的大争吵，都不知道是怎么吵起来的。没有记录，没有主持人，自然也就搞不清它到底是不是一次会议。仅仅因为它吵出了结果，形成了一个正确的有关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决议，后来才史称“会议”。李德把它叫作“飞行会议”，中国人自己把它叫作“领导人紧急会议”。
中央纵队进入通道城的第二天，周恩来“请客”。他把博古、朱德、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李德等邀到一起吃当地的糍粑，一来庆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