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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反面。我据此而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思想的实现即思想自身以及思想者的毁灭。”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页90，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我所提出的这一命题，引发了我的年轻朋友的热烈讨论。在《丰富的痛苦》一书的“后记”里，就引述了甘肃天水师范的一位老师来信中，对这一命题的精彩阐释和发挥——
“思想与实践的巨大的落差，甚至矛盾对立，这可能与人类思维和社会历史自我发展的特征有关。仅就人类思维而言，在原始社会阶段，其内容无所不包，其形式也浑然一片，不知何为抽象思维，何为形象思维。此时，人类还分辨不出主体与客体、生命与无生命之间的巨大差别。所以，这自然也就不存在思想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然而到了后来，随着思维能力的进一步发展，思维方式的进一步完善，思维的结果——思想与被思维的对象现实之间也就有了一定的距离和差别。至少思想追求理性的普遍概括性、内在的联系性和必然的逻辑性。而现实毕竟是现实，它丰富多样、五彩缤纷，发展变化有多种可能，并且这还是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这样，思想与现实也就有了各自存在的方式和发展的方向。
“而实践作为这两者的中介和联系，也就不得不处在两难的境地：一方面被思想所召唤，要把抽象的理性要求转换化为客观具体的现实存在；另一方面，这一过程自始至终又只能在现实条件的制约下来进行。因为这些条件是历史流传下来的，无论好坏都是一种客观存在。人们只能在正视它的前提下，并以它为基础才可能谈得上新的创造和发展。但这样，思想必然会在实践的过程中产生变化，甚至还会因为各种因素的凑合，特定时空条件的作用而出现思想失落的情况。海涅所引的民谚‘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正是此之谓也。于是，这就在人类的思想、文化和历史现实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二律背反的社会现象。
“正是与此相联系，我们不妨从功能品性上把思想分为实践理性与精神理性这两种。前者以实践为目的，不仅注重现实对思想的需求，而且更注重各种现实因素对思想的制约，侧重以此来达到思想向现实的转换。因此，这种思想以历史的具体性、实践的策略性与操作性为其特征。而后者则以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为目的，侧重于相同的利益与统一的价值，试图超越历史的阶段性和现实的具体性。因此，这种思想以理性的普遍性和永久性为其特征。应当承认，这两种思想在历史上常处在矛盾中。……而且，就是在一个人的精神世界的构成之中，这两种品性的思想也可能同时并存，并此起彼伏，相互消长。当然，在现实中，无论整个社会或个人，这些思想总得有个运动的结果，其矛盾也会解决。但最终这一切都只能是实践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而且这‘实践’也还是诸多现实条件所制约决定下的实践。这样，也就进一步证明了你所揭示的那一命题——‘思想的实现，即思想者思想的毁灭’。”
这里，对“精神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分，是重要的。长期以来，我们重视的是实践和实践理性，忽略以至否定精神理性，这背后的“实践的价值绝对高于思想、精神、理论的价值”的价值理念，是应该质疑的。
“还思想于思想者”：我的自我定位
这也关系着知识分子的选择问题。这也是我思考上述问题的另一个重要背景。如前面所说，我在周作人的研究中，发现了启蒙知识分子的两难。在《丰富的痛苦》里，我又再次回到这一命题上来，讨论了周作人在“五四”以后的选择问题。我这样谈到周作人的另一个思路：“既然‘行动’的‘后果’必然导致‘思想’不同程度的异化，那么，就应该切断‘思想’与‘行动’的联系，把自己（以及知识分子，至少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活动（价值实现）限制在纯精神的思想文化领域内，也即‘还思想于思想者’。这样，周作人不但拒绝了中国知识分子‘经世致用’的传统道路，而且也对作为‘哈姆雷特的延宕’问题的前提的‘行动是存在的主要目的’的人生哲学，提出了置疑。这就是说，周作人式的‘还思想于思想者’的命题，从根本上消解了‘思想与行动脱节’的哈姆雷特命题，当然也就同时消解了以坚决的行动作为存在价值的堂吉诃德命题。”《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页186。——尽管我在这里基本上是一个客观叙述，谈周作人的选择，而且对他的这一选择，我是有保留的，但仍不难看出，对“还思想于思想者”这一命题，我还是有相当的认同的。
这也关系着我自己的选择。就在1994年我在韩国讲学时，写了一篇文章：《自说自话：我的选择》。这篇文章的背景是九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曾经展开一个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对自身的边缘化很不满意，有一种精神上的失落感。我对此作了一个反向的思考。在我看来，知识分子，特别是我这样的人文知识分子，处在中心位置既不正常，还常常容易失去自己。就像当众演讲一样，你说的不一定是你自己想要讲的，而是听众期待你讲的话，这是处在中心位置必然付出的代价。处在边缘，就可以得到一种解放，可以说我自己想说的话，而不必看别人脸色说话。
这里的关键，是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自我角色的认定。由此而引起我对自己在八十年代对知识分子的自我期待的一个反省。在前面所引述的《心灵的探寻》里的那段话里，曾谈到“卧藏隆中的诸葛亮”，其所反映的就是传统知识分子的“诸葛亮情结”，自以为有“安邦治国的韬略”，就等着有一个“刘备”三顾茅庐，然后脱颖而出。现在经过八十年代的风风雨雨和九十年代初的反思，终于清醒了：第一，至少我自己绝没有“安邦治国的韬略”，连自己的人生道路都还在探索中，因此，既当不了“导师”，更不是当“国师”的料，而且一切自命为“导师”、“国师”者，我都觉着可疑；其次，我也绝不能当“军师”或“幕僚”，因为那就意味着把希望寄托在别的什么身上，充当其附庸或雇员，这是和我的独立自主和精神自由的追求根本违背的。同时，我也弄清楚自己的理想主义、洁癖，以及缺乏行动能力等精神气质与弱点，绝对不适于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实践活动。这样，我终于弄清自己“不是什么”，“不能做什么”：一不是“导师”、“国师”，二不是“军师”、“幕僚”，三不是“政治、经济、文化实践家”，相关的事都不能做。当然，这就同时意味着我也明确了：自己“是什么”，“能够做什么”。于是，就有了“思想者”的自我定位，并且有了如下自我角色的认定——
“所谓‘知识分子’，尤其是他们中间的人文知识分子，就是思想者。‘思想’是他唯一的职责和职能，人文学者关心的是‘应该’怎样，而不是‘实际上’怎样。也就是说，他对人和社会的关注本质上是一种‘彼岸世界’的理想关怀。他是用彼岸理想的价值，来对照此岸现实的存在，从而不断发出自己的批判的声音。人文学者无须考虑现实政治、经济、文化的实际运作，也不提供设计方案，那是政治家、企业家和他们的智囊团的活动范围。同时人文学者也必须小心地划清‘此岸’和‘彼岸’的界限，清醒地认识自己的思想的彼岸性，即永远是可望不可及的理想，认清思想的合理性并不就是现实的合理性，而绝不越位将彼岸理想现实化，此岸化。这自然不是说人文学者可以脱离、不关心此岸现实，他的超越性关怀必须建立在现实关怀的基础上，而且他的作用也是通过对现实的批判性而实现的。只是需要强调，人文学者和此岸现实的关系与联系不同于小政治、经济、文化实践家，‘批判’是人文学者与现实联系的极限，绝不能越位变成直接的现实行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人文学者视为‘批判者’，他的基本任务就是不断揭示现实人生、社会现存思想、文化的困境，以打破有关此岸世界的一切神话。因而作为思想者的人文学者绝不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实际运作者、实践者的军师，当然更不是‘国师’，也不是附庸，二者既互补，又相互制约。”
这里，显然把思想作为知识分子的本质。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必须也只能承担两个任务：
首先是为现实的与未来的变革铸造思想和理论的武器。这当然不能脱离现实，问题意识必须从现实中来，但任务是铸造理论武器，又必须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
思想者，也即知识分子的第二个任务，就是以他的价值理念对现实提出批判，尖锐的毫不犹豫的批判。他代表的是公众的公共利益，因此可以进行独立的批判。于是，我给自己作了这样的定位：“自觉地站在边缘位置，用自己的方式，说时代的中心话题。”
这里，有几层意思。一是认定自己所处的边缘位置，既看重它的特定价值，又清醒于其必有的限度，以及可能有的陷阱，这样才能“从容而独立地、不计效果地说自己想说的话，并因此而消解了因期待过殷而产生的浮躁之气”。其二，“本性不改，仍然关心与思考社会、人生、政治、国家、民族、世界、人类的大事，即所谓‘时代的中心话题’”。其三，“这种关心和思考，不带现实功利性与操作性，而是有距离的，更带专业性的，学理性的，更为宏观，也更带根本性的思考。对于我个人来说，更是偏于一种‘史’的考察。思想、研究的题目是从现实出发的，思考、研究的心态与视角则是超越的”。《自说自话：我的选择》，《压在心上的坟》，页220—222。
这也就是我当时所理解的“还思想于思想者”的含义。
这又遮蔽了什么：我的反思
今天，反过来看我这些定位、选择，以及我所提出的“还思想于思想者”的命题，我想做两个方面的反思和分析。一方面，我仍然认为，这样的定位与选择，对于我是合适的，而且是我还要坚守的，甚至可以说，也许到了最近这几年，在我退休以后，才真正做到了“自觉地站在边缘位置，用自己的方式，说时代中心的话题”，我尤其珍惜、看重的是其内含的边界意识，只有充分认识自我选择的有限性，才会有真正的自尊、自重。而这样的选择也是可以作为某一类知识分子的选择的：偏于理论创造、批判，和实际运动保持一定距离，不参与实际操作和具体实践，这是必要的、有价值的。
但作为一个普遍性的命题，将知识分子简单地还原为“思想者”，笼统提出“还思想于思想者”，则可能产生偏颇。首先是没有和周作人的选择划清界限。周作人在大革命失败以后所作出的选择，自有它的意义，但也明显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周作人，以及类似他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要将思想与行动脱钩，就是因为他们认定，行动，特别是群众的行动必然是非理性的，是应该规避的。这前提本身，其内含的精英意识，反群众的倾向，就是可以，也应该质疑的。更为致命的是，周作人的“还思想于思想者”，实际上是要否认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要把自己还原成“纯粹的个人”，根本斩断个人和社会的联系，完全放弃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思想一旦失去了和实际生活的联系，就成了自娱自乐的智力游戏：而这正是周作人所追求的——当然，他还有矛盾的另一面。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在提出“还思想于思想者”这一命题的九十年代初，周作人的选择，正是一些知识分子所需要借鉴的，所谓“岗位意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而我当时对此是缺乏警觉的。尽管“还思想于思想者”的命题，对于我自己，不会，也没有导致对现实的逃离，如前所说，我即使站在边缘位置，也是在关心、思考时代的中心话题，这是由我以及我们这一代人的特殊经历所决定的，但作为一个普遍性命题，笼统地不加分析地强调“还思想于思想者”，就可能给淡漠现实的知识分子提供口实：这也是必须正视的。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的问题和我的矛盾
另一方面，强调知识分子的理论创造和批判功能，是完全必要的，如我在前面几讲中一再提到的，理论创造力与批判力不足，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两大问题，这是有负知识分子职责的。但如果因此而忽略或者没有充分重视直接参与社会实际的实践型知识分子的意义和作用，也会产生偏颇。如前所说，八十年代初，我们曾片面强调实践和实践型知识分子，后来又走到另一个极端。特别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后期，以至到了今天，远离现实生活，脱离脚下土地，沉湎于知识名利场和小圈子，自恋、自怜、自闭、自我表演、自我玩弄，几乎成了一种知识分子病。从整个中国的社会变革的大局来看，这个问题就更加严重。知识分子和民众的隔绝，知识分子和实际社会的隔绝，已经成了一个社会问题。
我们今天所谓“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吵得昏天黑地，社会根本不予理睬，就是因为都是“空谈”，与社会无关。我的选择是偏于进行理论的创造和思想的批判，因而必须关注现实，但又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当然有局限，但却是适合我的，包括我的精神气质：总体上看，我是一个思想型，而非实践型的知识分子。这就是我的问题：我意识到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我自己做不到。
不能把社会实际运作理想化和浪漫化。这也是鲁迅的一个经验。鲁迅在1927年底在《关于知识阶级》里说了那番话以后，他自己就真的投入了社会实际，与反抗国民党统治的共产党合作。今天有些人居然说，这是鲁迅的一个错误选择。我真不知道这是从何说起。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这是需要非凡勇气的，我就做不到。而更难能可贵的是，鲁迅一方面参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实际运动，一方面又依然保持着他的清醒和批判态度。这是有别于同时期的太阳社、创造社的知识分子的，他们一旦和工农社会实践运动相结合，就将其理想化，绝对化，神圣化，完全放弃了知识分子自身的独立批判性。这其实就是当年鲁迅和太阳社、创造社知识分子论战的实质。鲁迅自己也因此陷入了深刻的矛盾与痛苦中：一方面，要参与、支持社会反抗运动，因此而承受着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如前所说，时至今日，这还是鲁迅的一大“罪状”；另一方面，他又要坚持知识分子，一个思想者的独立批判立场，因而发现运动的很多问题，而且发现了以后，还要进行斗争，这又要承受来自“自己人”的同样巨大的压力。但一面斗争，一面还要支持，因为这是当时唯一反抗国民党统治的运动。在鲁迅这里，可以说是把思想与行动，理想、信仰与实际社会运动，思想者与实践者之间的复杂万端的纠缠关系，推到了极端。
采取多种方式建立思想
与行动、实践的有机联系
鲁迅和其他先驱者的经验对于我们无疑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今天我们究竟怎么做，如何处理思想与行动的关系。
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首先要确立一个大前提：知识分子不能脱离社会现实，不能放弃应有的社会责任，必须关怀现实，和实际生活，和脚下的土地、土地上的人民，保持精神的联系，必须参与社会变革，建立思想与行动、实践的有机联系。在这样的大前提下，通过什么途径，以什么方式，建立怎样的联系，是可以，而且应该有多种选择的。
一种是从现实问题出发，进行理论思考研究，为社会改革铸造理论思想武器，为社会提供根本性的价值理想。这样一类理论家型的知识分子，其理论创造的抽象程度越高，从表面看来似乎远离现实，其实是和现实的更深层面、更高层次上的结合。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意义和价值不可低估。今天的中国，这样的知识分子还没有出现，但却是我们今天这个价值失落的时代所迫切需要的：时代正呼唤着真正的理论家。
第二类是我在前文所提出的以批判作为和现实主要联系方式与极限的批判型知识分子。他们与现实的联系，自然比较引人注目，但也自有其限度。
第三类是直接参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实践，以及不同形式的实际社会工作的行动型、实践型的知识分子。
不可忽视的还有专家型的知识分子。他们主要从事专业知识的生产、积淀、传授、传播。而他们的专业知识有的与现实生活联系密切，有的则是间接的，更为隐蔽、曲折的，看似无关却有关。尤其是他们中有的知识分子在主观上是以远离现实，躲进象牙塔作为自己的选择。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赞成这种象牙塔选择。但我觉得有一些人，他就关在房间中做研究，不问窗外事，只要他是认真的严肃的努力、创造，尽管有缺陷，但仍然有他的不可替代的价值，这样的选择，也应该得到尊重。我们要建立的是多元的思想、学术的生态平衡。
其实，说到底，我们这里所说的所有的选择，在自有其价值，因而有其存在理由的同时，都有其局限，都存在着走到极端就会落入的陷阱。
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问题，我的思考到现在还没有结束，我的思想有些混乱，可以听得出有些前后矛盾，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理清楚，说出来只是为供同学们的思考作参考。
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就来做课堂讨论吧。请大家提问或发表意见。
发言者一：谢谢钱先生的讲课。我觉得你很诚实，你做不到的你敢承认，这是非常难得的。你说你愿意站在边缘，害怕处在中心位置，怕被群众情绪影响，怕辩论，这就证明你本身的思想还没想透，自己还不坚定。因为一个真正掌握真理的人，不管什么人，哪怕全体的人都反对他，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