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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您的伤害，我只能说更尊敬您，爱您。”这封信深深打动了我，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我在回信中也说了一段很动情的话：“你说我是好人，就如同我的学生说我很可爱一样，都让我开心，并感到一种温暖。我们都是普通的人，自己面对压力时只能默默忍受，看着他人受难，也只能以无言表示声援。如你信里所说：不知该说什么，也许正是这个‘不知该说什么’，让我深深感动。是的，我快活地活着，真的快乐。我的老伴就说我这几天的心情特别好，原因就是我在给你这样的朋友写信，写着写着，心就变暖了，变软了，以至什么也说不出来……”这里有一种心灵的感应，正是在和这位中学教师、普通读者的沟通中，我感到了自己的学术与生命的价值。
在我看来，我们大陆学者一个最大的幸运，就在于我们拥有了超出专业范围之外的很多的读者。我和许多海外学者交谈，他们说他们的学术著作就在自己的圈子里。而我们的学术著作，我的学术著作，却能走出专业圈子，得到普通的读者的回应，我觉得这是中国学者独有的优势，是应该格外珍惜的。贺桂梅评点：“这也是我最近一直在考虑的问题。和老钱他们不一样，我们这个年龄层的人却是越来越学院化，这也意味着我们将越来越局限于学院和专业影响当中。从这个意义上，老钱的社会影响几乎是不可复制的，尽管老钱始终在用‘学术研究’这个语汇，不过在我看来，他的‘学术’并不是‘纯学术’之学术，而始终包含了强烈的社会关注和问题意识在其中，这其实是他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对于今天这种越来越专业化的处境来说，老钱的启示性还在于，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局限于学院，他对读者和批评者的重视，正因为他研究的着眼点从来都是社会化的，到底是老钱的社会影响大所以他的学术超越了学院，还是因为他的学术超越了学院而产生大的社会影响，这两者几乎是难分难舍的。不过，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或许是那种从不把自己局限于学院的意识本身吧。”
在一次颁奖会上，我曾经引用了庄子的“相濡相沫”来说明我和读者与学术界朋友的关系，最后说了这么几句话：“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又这样互相搀扶着：这就够了。但我又怎样向往于那相忘于江湖的境界，那将是一个永远的梦。”这大概就是我对自我价值的一个体认：我是用我的学术著作来证明我的存在，这是一种存在之美，存在着，这本身就是一种美。我又努力着，没有荒废，没有懈怠，从中体味着生命的奋进之美。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互相搀扶着，不是一个孤独的人，有一群朋友，有自己的读者，在搀扶中获得生命的共同价值。
另一个动力：圆梦、好奇心和发现的冲动
这段话里，还说到更向往于“相忘于江湖”的梦，这就说到我的另一个写作的动力，就是为了“圆梦”。
我这个人经常做梦，很喜欢做梦。而且我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就是写梦。也是在当研究生的时候，查旧报刊，发现了民国三十七年，就是1948年9月25日《中央日报》上的《儿童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假若我生了两只翅膀》，作者是中大附小钱理群。这就是我的第一次见诸铅字的作品。我今天朗读一下——
“假如我生了两只翅膀，一定要飞到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去眺望全中国的美景：那带子般的河流，世界上最长的长城，北平各种的古迹和古代的建筑，烦嚣的上海，风景优雅的青岛，那时我是多么快乐呀。假如我生了两只翅膀，一定飞到空中，去和小鸟、蝴蝶舞蹈，和白云赛跑，数一数天空中亮晶晶的星儿，去拜访月宫中的嫦娥，和白雪般的玉兔玩耍。可惜我没有翅膀。假如我有了翅膀，是多么有趣呀。”
这是我的处女作，当时大概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说老实话，在文革的时候如果被发现我可就完了。单凭“《中央日报》”、“民国三十七年”这几个字就能给我戴上“反动文人”的帽子，尽管我还是个孩子！
大家看，我的生命起点就是做梦，其实现在还是做梦。我有一篇文章回忆我的中学时代，题目也是《曾经有过自由做梦的年代》。这一点可能和诸位不一样，你们的中学回忆肯定是沉重的。而我是在1950—1956年间在南京师大附中读书，这是什么意思呢？1950—195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蓬勃向上的时期，因为新中国刚建立起来，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因此我有一个金色的童年，这一点可能和在座的各位不一样。我曾经说过，中学时代奠定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底色，是非常重要而关键的。我的童年生活的底色是充满光明的。大家也许很难相信，那个时候没有高考压力，我1956年高中毕业，当年大学招生的人数比高中毕业生要多，就不存在考不上大学的问题，只是考什么大学的问题。所以我学习非常之轻松，有许多时间，有很大的空间，自由地做梦。没有多少作业，上课基本就全部掌握了，下课时间都是自己的，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我于是就读书，读闲书，各种各样的书，漫无边际，抓过来就读，没有目的，完全是兴趣所至。像过瘾一样，翻下去，翻下去，翻累了就放下书来，任自己思想随意驰骋，想想作者可能往下写什么，书里的人物活到今天是什么样子，怎么说话，怎么行动。想着想着就信手写下，不管写的是诗还是小说，反正是自己写的，经常是自己一个人看，从不给别人看，往往陶醉好几天，过几天再偷偷地读，然后就厌倦了，不满意了，甚至害羞了。结果呢，就把它撕了，一点也不觉得可惜，甚至慢慢忘记了曾经写过这样的作品。——今天来看，这就是真正的自由写作。
那时候我每到星期六都干什么呢？和我一个好朋友，两人在南京玄武湖上划船，划到荷花的深处，躺在船上仰望天空，像白云漂浮一样，任凭自己的想象，编故事，编童话。我记得我写过一个童话，叫《神剑》。我编，那个同学会画画，帮我画插图。就这样过着很诗意的、梦幻般的自由的生活。不知不觉的，学会了无拘无束地思考想象，可以说，一个自由写作者、思考者的种子，就这样播下了。
而且我还形成了一种理念，当时叫学习经验。我在学校里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高中毕业的时候，语文老师劝我考中文，数学老师劝我考数学，老师、同学都觉得我很可爱，喊我叫“钱大头”，因为我头特别大，目标显著，大家都记得我，特别是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在学习经验会上有个发言，我自己也至今不忘，因为它是照亮了我的一生的。当时我说：学习最重要的是要有兴趣，要把上每一门功课都当作精神的享受，学习就是探险的过程，每一次上课都会发现新大陆，要带着好奇心，怀着一种期待感，甚至神秘感走进课堂。——这可以说是我的第一个独立的学习观、读书观，以后就发展成为我的研究观，我对学术工作的一个基本理解与信念。
这就是我这些年经常说的，读书，学习，研究，在本质上就是对未知世界的“发现”。这里有一个我和世界的认知关系问题。世界是无限丰富的，我作为一个生命个体所掌握的世界知识是有限的，还有许多未知的世界等着我去认识，我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同时又是无限的，这就充满着对未知世界的期待和好奇。学术研究所面对的就是一个未知世界，你对它充满期待与好奇。正是这种期待、好奇产生学习、探索的热情和冲动，这是一切创造性的学习、研究、劳动的原动力。
学习和研究就是一个不断地发现的过程。我的第一本研究鲁迅的专著《心灵的探寻》一开头就讲了这样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人类越来越认识到鲁迅其人其作品本身即是充满着深刻矛盾的、多层次、多侧面的有机体。不同时代、不同层次的读者、研究工作者，都按照各自所处的时代与各人的历史哲学、思想情感、人生体验、心理气质、审美要求，从不同角度、侧面去接近鲁迅本体，有着自己的发现，阐释，发挥，再创造，由此而构成不断接近鲁迅本体，又不断丰富鲁迅本体的，永远的也没有终结的运动过程。”其实我们所有的研究，都是这样一个对研究对象的永远没有完结的不断发现、不断接近的过程。而且每一个研究者都应该对研究对象有自己的独立的新的发现。这样你就永远处于一种发现的冲动之中，并由此而产生无尽无限的兴趣与乐趣。大家知道我有一个口头禅是“好玩”，这种好玩的感觉就是来自于不断的发现带来的难以言说的愉悦、满足感与充实感。所以在我的感受里，学术研究是一种快乐的劳动。我看现在同学们愁眉苦脸地做学问，就觉得挺奇怪。当然，在研究过程中也会有苦恼，那是在探索中的苦恼，是苦中有甜的。
我还想强调一点，我们说的学术研究中的发现，不仅是对研究对象的发现，更是一种自我发现，因此就会产生自我生命的升华：学术研究的美妙之处就在这里。
问题是怎样使自己始终如一地处在探讨、发现的状态，由此获得永恒的快乐？这是我的人生道路、研究生涯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这里我想介绍林庚先生的一个观点以及对我的影响。那是1984年左右，我刚留校做助教，严家炎老师是系主任，他提出要举办学术讲座，请中文系已经退休的老师，来做最后的公开演讲，让我来做具体组织工作。于是就请来了吴组缃、林庚、王瑶、朱德熙这样一些一流的北大中文系教授，那真是一次辉煌的“演出”，同学们未能赶上，是很可惜的。我记得林先生作了非常认真的准备，几易其稿。那一天，他的穿着看似朴素，但是很美，很有风度，说不出的那种风度，一站在讲台上，就把大家给镇住了。讲完以后，走出教室，他就几乎倒下了，我把他扶到家里去，回去就病了一场。他是拼着命来讲这一课，讲完了人就倒了：这真是“生命的绝唱”。正是在这次课上，他提出：“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的新的美。”——我当时听了，心里为之一震：这正是说出了学术研究，以至人生的真谛啊。所谓“永远处于婴儿的状态”，就是要以第一次看世界的好奇心，用初次的眼光和心态去观察，去倾听，去阅读，去思考，这样才能有不断的新的发现。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怎么使自己永远处在一种婴儿状态。
后来我们的《新语文读本》选了梭罗《瓦尔登湖》里面的一篇文章，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黎明的感觉”。“黎明的感觉”就是每天睡了一夜醒来，这就意味着一段生命已经过去，一切重新开始。每天早上睁开眼睛，就意味着你获得一次新生，你的生命开始新的一天，就有了黎明的感觉：一切对你来说都是新鲜的，你用新奇的眼光与心态去重新发现。这就是古人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样一种新生状态，就是真正的学术状态，或者说是一种最理想的学术境界、人生境界。我们讲“赤子之心”，就是指这样的状态与境界。北大大在哪里？就是有一批大学者，他们都是汪曾祺说的“星斗其文，赤子其心”。人要一辈子保持赤子状态，是非常非常困难的，特别是经过苦难以后。面对苦难的折磨，人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被苦难压倒，另一种是历经磨难以后还保持赤子之心，这就难上加难。贺桂梅评点：“或许换一种说法，这里所说的‘婴儿状态’、‘黎明感觉’，事实上都是在讨论我们如何才能始终处在一种保持‘新鲜感’的状态当中，如何才能不陷入一种‘厌倦’情绪。在我与现在学生的交往中，常常会发现许多人在最初从事研究的阶段或许是很有发现的能力，也有研究和读书的热情，不过这种状态很难持久，所以有许多学生在博士生甚至研究生阶段之后，就放弃了‘做学问’。这其中有许多原因，我想最重要的或许是无法建立起学术研究与个人生活之间的关联形式。老钱的优秀品质不仅在于他乐于发现和创造的天性，我想更重要的是他具有通过语言或学术研究来反观、创造自己生命意义的能力，还有他对学术研究的‘爱’。其实，说到底，这是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必须具备的品质，所谓‘赤子之心’大约是指这一点。”
这里我想谈谈自己的经验。我很同意梭罗说的另一句话，他说人无疑是有力量来提高自己的生命质量的。外界的环境我们管不了，因为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但你可以有意识地去提高自己生命的质量，通过自己主观努力去创造一个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小环境。
这讲起来可能有点抽象，就说说我在大学毕业以后的经历吧。我当时被分配到贵州安顺的一所卫生学校去教语文。从北京到了一个偏僻的山区，而且在中专教书，对我来说，外部条件是够恶劣的了。怎么办呢？我就想，不管怎样，现在我在教书、上课。上课有两种上法，一种是当作任务被动地上，一种是主动地写一首“教育诗”，把教学工作变成富有创造性的、有诗意的劳动。当然，客观条件并不具有诗意，记得我第一次上课，讲台上就放着一个骷髅头，吓了我一跳，同学们因为是学医的，普遍不重视语文课。因此，诗意是要自己去创造的。我很快就发现班上还是有几个学生喜欢文学，我就为这几个学生上课，后来成了终身的好朋友。我干脆搬到学生宿舍，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踢足球，当“教练”。其实我不会踢球，但我能和学生一起踢，大风大雨还在烂泥中打滚，踢得很投入。就在和青年学生的亲密接触中我获得了写诗的感觉。这还不够，我要到大自然中去寻找诗意。贵州的大自然是很美的，我一大早，就跑到学校对面的山上去，等待太阳出来那一瞬间，把它画下来；天下雨了我就冲到雨地里去画画，雨水流淌在画面上，彩色浸润开来，真有象征派绘画的味道。学校附近有一个水库，我半夜跑到水库边，看月光下的山是什么样子，月光下的水是什么样子，就画一幅“月下的山和水”，还配一首诗，叫“诗与画”：这是真的在写诗了。贺桂梅评点：“人们常常不缺少需要发现的事物，缺少的是发现的眼睛和发现的热情，在这种纯粹的‘婴儿状态’中，‘人’才能与‘世界’诗意的相遇。”
但在文革时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说钱理群半夜三更跑出去干什么，他肯定是特务。当时我还真编了一本诗画集，送给我的中学时代的好朋友。文革时为了收集我的罪状，还派人外调，跑到南京把画和诗取回来，一看，都是“儿童画”，充满童趣的画，弄得那些“左派”也哭笑不得。贺桂梅评点：“这是‘政治学’和‘诗学’的滑稽遭遇。”可惜这本诗画集后来销毁了，不然留到今天，那是多好的一个纪念。
直到今天我还形成了一个习惯，我的周围人都知道，我总是给自己设置大大小小的目标，或者读一本书，或者写一篇文章，或者编一套书，甚至是旅游，我都把它诗意化，带着一种期待、想象，怀着一种激情，兴致勃勃地投入进去，以获得写诗的感觉。我强调生命的投入，全身心投入，我跟前几届的北大学生都说过：“要读书你就拼命地读，要玩你就拼命地玩”，这样，你就可以使自己的生命达到一种酣畅淋漓的状态。我追求这种生命的强度和力度，酣畅淋漓的状态，这同时是一种生命的自由状态。我的全部研究，最终的目的，就是追求精神的自由，生命的自由。贺桂梅评点：“许多时候我们并非不愿意投入，而是偏执于使我们投入的动力学原因。这也正如我们并非不热爱游戏，而是因过分关注游戏的意义而因此不能全神贯注地投入游戏之中。从这样的角度来说，所有那些有着坚韧信念的人，事实上也是最相信游戏和最认真地投入游戏的人，而游戏和信念的意义事实上正是由这样的人显示出来。也许可以说，真正赋予生存以意义的，是我们的精神状态；而投入的程度越深，事实上越能摆脱物质处境的限制而感觉到精神的深入，也就是‘自由’的状态。”
话说回来，这种状态的付出太大，连玩都全身心投入，那太累了，所以我的经验只是我个人的，绝对不是向大家推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中）
像我这样一代的学者，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文化大革命的背景。
要了解我们这样一代的学者，对我们成长的大的社会环境要有所了解。我是在贵州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我于1960年到贵州，1978年考研究生回到北大，前后在贵州生活了十八年，也就是说，从二十一岁到三十九岁，正是一生最具有活力的岁月，我是在贵州度过的。而其中最重要的经历就是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这同时就意味着，我是在中国的社会的底层，在边远地区来参与、体验文革的，这跟很多人在京城、在大城市里的体验是不一样的。这里不妨说说我的文革体验，但也不可能全部展开，因为时间有限，只能零星地讲一点，讲一些故事，可能同学们会有兴趣，因为你们都没有经历过。
我对文革的预感
我是文革的积极参加者，而且从头参加到尾，没有当过一天逍遥派，知识界恐怕很少有人像我这样的。我之所以积极投入，一个重要原因是，文革对我来说并不突然，文革前，懵懵懂懂中，我就有一种预感。
这是由我当时的经历与处境决定的。我那时在安顺卫生学校教书，可以说多是非常认真地在教书，因此在学生中有很高的威信，但就是和领导搞不好关系。有一天，我们的一个校长到我们教研室来，为一件事我们有不同意见，就争论起来。那个校长是个很老的干部，因为党内斗争与省委书记发生冲突被贬到我们学校，当然就不把我这样的小小语文教员看在眼里，还要摆出马列主义者、老革命的架子，引经据典把我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