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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中，基洛夫得到的反对票最少，只有3票；而斯大林得到的最多，292票。政治局委员卡冈诺维奇下令将选票销毁，宣布斯大林和基洛夫并列得到3张反对票。斯大林得以继任总书记，而基洛夫任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中央组织局成员。斯大林曾建议基洛夫到莫斯科工作，基洛夫没有同意，仍担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十七大以后，斯大林感到，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政治局势。
03。基洛夫被刺杀
迷雾重重的刺杀案
1934年12月1日，是基洛夫的一个正常工作日，也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这也是即将席卷全国的镇压狂潮掀开序幕的一天。这一天傍晚，当基洛夫走进列宁格勒州委机关所在地斯莫尔尼宫，向州委第二书记办公室走去，当他在走廊里停下脚步开门时，一颗子弹射中他的脖子。他摇晃一下，转了半个身子，就一头栽倒在镶木地板上，鲜血从伤口里向外冒。
凶手尼古拉耶夫是内务部的工作人员，而且有证据表明，在这次谋杀之前，他曾几次企图暗杀基洛夫，企图靠近基洛夫时曾被其警卫人员逮捕。可奇怪的是，不久之后刺客就被内务部释放了。这引起了基洛夫警卫人员的警惕，但内务部告诉他们，这事用不着他们去管，并以收缴个别警卫人员的党证相威胁。最后刺客带着武器再次潜入斯莫尔尼宫，惨案就此发生。诡异的是，在基洛夫遇刺时，平时戒备森严的列宁格勒州委大楼空无一人，不见一个警卫；基洛夫遇刺倒地后，大楼警卫人员就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一样突然出现，将凶手按倒在地。
更令人奇怪的是，基洛夫的警卫队长被提去接受审讯，他是被用有篷的大卡车接走的，里面还有几个手持铁棒的契卡（“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设委员会”俄文缩写的音译）人员，一人坐在司机身旁。不久，基洛夫的警卫队长死了。当时医生做了“鉴定”，指出他是因车祸而死。他们当中有些人活到苏共二十大时才说，鉴定书是被迫做出来的，警卫队长是被很粗的铁棒打死的。
借谋杀案树权威
从基洛夫被刺案的发生，以及整个侦查过程可以看到，有一只有力的手，在指挥着整个事件的进行，这绝非尼古拉耶夫的个人行为。因此，无论斯大林是否指使过这次谋杀，他都会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件事消灭他的对手。
当时，基洛夫由于自己的才华，在全国的影响力不断增长，到1934年时成为党内仅次于斯大林的人物，享有很高的声望。而且他独立性强，才能出众，善于团结工人，坚持自己的观点，不会附和斯大林的意见，并且有时能赢得多数票。斯大林的猜疑与嫉妒就此爆发。而共产党一些领导人对日益严重的个人崇拜及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感到不安，于是在第十七次党代会上，酝酿着选举基洛夫来取代斯大林，担任党的总书记职务。斯大林对此感到十分震惊。
所以，1934年的斯大林，已将“基洛夫被刺事件”变成他树立党内绝对权威以及建立完全独裁统治的一个最重要步骤。因此他需要制造舆论，把手中的剑挥向他的敌人——一大批党内优秀干部，以及大批无辜的人。而在以后，他又把执行他命令的这些凶残的刽子手处决，以平息一些人的仇恨。斯大林的阴险罪恶由此可见一斑。虽然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斯大林是这一谋杀行动的主谋，但他却充分利用此事件，使基洛夫被谋杀成为大清洗的导火线，成为20世纪30年代苏联肃反运动的开端。
“特别程序”危害大
1934年12月1日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规定对各个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法法典》在“侦查和审理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有关事宜”进行如下修改：凡属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侦查工作不能超过十天；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豁免请求书；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
当时，很多干部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接受这个严酷与专横决议的同时，也为自己挖掘了坟墓。这是斯大林战胜敌方、清洗大批党内干部最有力的武器，因为这些人已经没有什么能保护自己了。斯大林再指挥内务部时就可以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任何人都可以被说成是人民的敌人，是阴谋集团成员。
这个后来被称作“特别程序”的规定，为政治清洗中采用非法手段罗织罪名、迫害异己打开了方便之门，成为斯大林随心所欲清洗政治对手的工具。此后，肃反运动被逐步推向高潮。
当时，斯大林的一名亲信——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叫检察官们放心，不要有任何顾虑。他在1937年3月份一次检察工作会议上宣称：“大家应该记住斯大林同志的话，在社会生活中，在我们自己的一生中，总有这样的时刻——法律成为过时的东西，而应该被撇到一边。”他又从学术上论证了一个前提：“即在国家的罪行中，被告的口供是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证据。正因为如此，内务部才不惜以一切手段逼取口供。”
1934年12月22日，苏联政府发表侦查基洛夫案的通报，首次提到有一个名为“列宁格勒总部”的恐怖组织，说尼古拉耶夫就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该组织主要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反对派成员组成。12月27日，苏联政府公开关于“列宁格勒总部”的控告结论，确认基洛夫被杀是该组织指使所为，并说谋害基洛夫是该组织谋害斯大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长远计划的一部分。在立即处死尼古拉耶夫后，1935年1月15日对“总部”主要成员进行了审判，季诺维也夫等人坚决否认自己与基洛夫案有任何牵连，尽管拿不出证据，法庭仍判处季诺维也夫有期徒刑10年，加米涅夫有期徒刑5年。
接着，苏共中央向全国党组织发出秘密信，要求各地动员所有力量深挖敌人，由此开始了遍及全国的大逮捕，制造了无数冤案。清洗名单是逮捕人的重要依据。保安机构要负责提出“可疑分子”的名单，并按照一定的标准把他们加以分类。根据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公布的材料，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名单斯大林都亲自过目，由他或他最亲密的同事，例如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或伏罗希洛夫，来决定名单上那些人的命运。
04。残酷的大清洗
含义模糊“两面派”
在1935年至1936年初，镇压与逮捕在国内与党内并没有遇到明显的反抗。虽然这些镇压引起了一些党员极大的不安，但没有发生任何有组织的抗议行动。这种情况，使得斯大林更加大胆地实行他的清洗计划。
随着恐怖大清洗的加剧，作为专政机关的内务人民委员会，便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部门。斯大林把它变成自己的权力工具，扩大了人员编制。斯大林在1937年二三月份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为他的镇压清洗制定了一个理论依据。
在这次全会上，斯大林提出了一个论点，即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阶级斗争日益激化。他宣称：党内仍有隐藏的日本、德国和托派奸细阴谋集团。在这次全会上，除已有的“破坏分子”“代理人”“叛徒”这些字眼之外，又多了一个新的含义模糊的词——“两面派”。从此，在处决党的干部时，就常常使用这个词。大规模的镇压与清洗，很快便降临到苏共与苏联人民头上。
多人被处以极刑
为了给“大清洗”披上“合法”外衣，1936年8月19日至24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举行了第一次公开审判，被告是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成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16人。在审讯中，法庭没有出示任何证据，所有的指控都建立在被告的“交代”和“承认”上，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被告的“供词”被作为定罪的依据。
法庭最后宣布，季诺维也夫等人与已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相勾结，主使谋杀基洛夫的罪名成立，判处16名被告死刑并立即执行，没收全部财产。判决后不到24小时，报纸即报道：“死刑已经执行。”这次审判，对所有被告都处以极刑的做法，导致了以后更大规模的镇压。
1937年1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所谓的“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进行了肃反运动中的第二次公开审判。被告中的著名人物有皮达可夫、拉狄克、索科尔尼科夫、谢列勃里亚利夫。这些人过去是布尔什维克和苏联出名的活动家，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和苏联国内战争，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是托洛茨基的积极拥护者，为此被开除党籍。
在20世纪30年代初，他们实际上和托洛茨基断绝了关系，恢复了党籍，并在各人民委员部出版机构及其他单位中任领导职务，但还是被指控“接受托洛茨基指示”，“背叛祖国，从事侦察和军事破坏工作，实行恐怖和暗害勾当”。与第一次公开审判的程序一样，17名被告中皮达可夫等13人被判死刑，拉狄克等4人被判处10年或8年监禁。
由于拉狄克在受审时交代他与布哈林、李可夫55等有“罪恶的联系”，1937年2月底，布哈林、李可夫在出席中央全会时被捕。3月初，苏共召开中央全会，斯大林在会上做了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托洛茨基主义已经“变成了一伙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组成的寡廉鲜耻的无原则的匪帮，他们按照外国谍报机关的指示进行活动”。
受审者安慰审问者
1937年2月23日，苏共中央宣布把布哈林、李可夫开除出党。次年3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所谓“右派…托洛茨基联盟”进行了肃反运动中第三次公开审判。布哈林等21名被告被以“谋害罪”和“叛国罪”起诉，其中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在内的19人被判处死刑。
布哈林在被捕前几天，给党的几位领导人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就要离开人间了，我不是在无产阶级的斧钺下低下了我的头，无产阶级斧钺应该是无情的，但也应该是纯洁的。我在万恶的机器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纪的方法，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大量地炮制有组织的造谣、诽谤。这些万能的机构能把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党员磨成粉末，把他变成叛徒、恐怖分子、暗害分子、间谍。如果斯大林对自己产生怀疑的话，那这个机构也会立即找到证据的。”
布哈林是在审讯人员威胁要把他的妻子与刚出生的儿子杀死时，他才开始交代并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到1937年底，实际上所有反对派成员都被捕了，‘w…r…w…h…u。c…o…m‘不管他们被捕时持什么观点。
三次公开审判，都是肃反运动中为欺骗国内外舆论而精心炮制的假案，这几次审判所涉及的对象，也只是肃反运动中无数冤屈者的极少数代表。实际上，肃反运动所制造的冤假错案，远比公开审判所暴露的多得多，清洗的对象，从中央到基层，几乎包括所有的社会领域和各个阶层。
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曾出席过对肃反对象的审判，据他亲眼目睹，大多数被告精神萎靡不振，非常消极。这些人用机械的语言交代，没有其本人正常时所特有的语调与风度。因此有人猜想，审判者可能利用药物或其他极端手段，才获得了被告的口供，因为这些人毕竟曾经是出生入死的革命者。内务部的鹰犬们，大多数也难逃被清洗掉的命运，暴君都是用人时脸朝前，不用人时脸朝后，过河拆桥、卸磨杀驴。而这一情形，古今中外一再上演。
内务部的工作人员，在审讯“反革命犯罪分子”时，经常喝得烂醉，大喊大叫道：“今天我审问你，明天不知道谁审问我。”在这个时候，总能看到一些花白头发的受审者，把年轻的审讯者搂在怀里，轻声地安慰他们。
沙俄将军的感叹
“大清洗”究竟制造了多少冤案、杀害了多少无辜者，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但作为一场政治性镇压运动，其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危害之深，在历史上堪称空前，它是俄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在人类罪恶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53年斯大林去世，苏联开始重新审查这些案件。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党代会上做报告时说，过去两年里已有7679人被“恢复名誉”。他们中大多数都已死去。更令人震惊的是，在1934年号称“胜利者代表大会”上选出的134名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有98人，即占全部委员的70。9％，在1937～1938年期间被逮捕和枪毙。
斯大林死后，苏共政治局立刻要求安全部门提供有关在押“反革命犯罪分子”人数的详细资料。1954年2月，苏总检察长、公安部长、司法部长向苏共政治局联名递交了相关报告。报告中说，从1921年到1954年2月1日止，以“反革命罪”判刑的人数是377。738万人。其中被处死刑的有64。298万人，被判劳改和监禁的有236。922万人，被判流放和强制迁居的有76。51万人。在所有判刑人员中，对大约290万人的判决是由政治保卫局工作组、“三人审判组”和特别专案组等非常规司法机关做出的。剩下的90万人是由一般的法院、军事法庭和最高法院做出的。
1992年，当时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部档案登记处处长，向舆论界通报了苏联时期的全部“政治犯”资料。这些资料显示，从1917年到1990年，总计有385。39万人以政治罪名（反革命罪、国事罪）被判处各类刑罚，其中82。7995万人被判处死刑。但是，这里有一小部分死刑判决没有被执行，而是改判为其他刑罚。与之相对照的是，1825～1917年沙皇俄国只判刑了625名政治犯，其中死刑不到200人。一位在斯大林监狱里长期坐牢的沙俄将军感叹，跟斯大林比起来，我们的尼古拉皇帝实在是太仁慈了，所以他丢了江山，但斯大林也做了我们皇帝想做却没做成的事——“现在牢房里关的全是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
05。用假卢布买假情报
苏联红军将领遭清洗
1937～1939年国际形势极其险恶，德、意、日法西斯气焰嚣张，已侵略了许多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仍指挥内务部开始清洗红军中的优秀干部，在这3年中有几万名忠于苏共的指挥员和政委被杀。
1937年8月，斯大林在红军政治干部会议上发言，号召在红军中根除“人民的敌人”，并要求把他们的活动汇报上来。斯大林这番讲话之后，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和苏联内务部人民委员叶若夫对苏联军队提出要求：凡是和间谍多少有些关系的人都要做出交代，那些多少知道或怀疑别人有间谍活动的人要汇报。
根据这些指示，在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期间，镇压机构对红军的基本骨干进行了一个接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工农红军政治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各军区和海军舰队大部分军、师、团的大多数重要领导干部都被逮捕。国内战争时期最出色、最著名的红军将领，几乎全部被清洗。“大清洗”使苏联的军事人才几乎损失殆尽。
关于这方面，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例子，纳粹德国一直密切关注苏联的“大清洗”，并渴望能助斯大林“一臂之力”。盖世太保把一封写有11名苏联红军高级将领“通敌”名单的信，卖给柏林一个捷克斯洛伐克间谍。这个间谍把信送到了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手中，贝奈斯又把信转给了斯大林。其实，这封信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纳粹头目海德里希疏忽了一个细节，在他点名的11个苏军高级将领里面，有3个是犹太人。你想啊，犹太人怎么可能为纳粹德国卖命呢？只要是智商正常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假的。但斯大林就相信，他实际上是想借机整肃红军中的异己。他是一个业余军事爱好者，就怕军队的将领对他不服。据说，苏联情报部门花了300万卢布，把这份情报买到手。结果，盖世太保把这些卢布拿回去检验，发现也全是假的。
在这场运动中，共有3。5万名军官被镇压，其中包括高级军官的80％，涉及所有的军区司令和绝大部分的集团军司令；在第一批被授予元帅军衔的5人中，有3人被处死；15名集团军司令中，13名被杀；85名军长中，有57人被处决；159名师长，110名被处决；4万多名营级以上军官遭到迫害。这一切都发生在二战前夕。苏联红军骨干的损失，使不久后的苏德战争深受影响。
几家欢乐几家愁
“大清洗”是没边儿的，即使作为“大清洗”工具的保安机构——内务部自身也无法幸免，其成员不断被更新，以维持对领袖的忠诚或被当作替罪羊。肃反运动前期领导内务部的雅戈达因不能满足斯大林的要求，而于1936年9月被更加心狠手辣的叶若夫取代，不久雅戈达被处决。叶若夫按斯大林的旨意，把肃反运动推向最高潮后，也遭到了同样的下场，1938年7月被贝利亚取代，并在1940年4月1日，被以“镇压苏联人民”的罪名枪毙。
此外，这场镇压运动波及各个领域。在知识界，历史学家、生物学家、数学家、艺术家，数以几千计地被迫害、流放。斯大林曾授意肃反机构，枪决乌克兰的几百名民间歌唱艺人。这些民间艺人是乌克兰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他们的歌曲从来没有文字记录，得靠师徒代代相传才能将歌曲传下来。苏联著名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说：“每当他们枪决一个民间歌唱艺人，几百首伟大的音乐就和他一起消失。”
斯大林的镇压同样触及了外国共产党人。列宁的老战友、瑞士的普拉敦和波兰的加涅茨基都被处决了。波兰共产党因此解体，西乌克兰和东白俄罗斯的共产党也莫不如此。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等国共产党都受到镇压，还有南斯拉夫、保加利亚、中国、朝鲜、伊朗、印度等国的一些共产党人也受到影响。
在整个大肃反运动中，只有一个人走到斯大林面前，对斯大林讲述自己对大肃反运动的看法，这个人就是斯大林青年时代的朋友——阿韦尔·叶努基泽，他讲完后不久，就被处决。
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大肃反也使相当一部分人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