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鄙纳睿鸩礁谋渥约旱拇场？墒牵秸沟谆偃チ四戏嚼狄陨娴淖熬茫爸髅窃谡胶笃毡楸湮嗥叮丫久挥心芰μ峁┤魏喂ぷ骰帷�
由于解放奴隶的战争目标，是在战争中途切换而来的。联邦政府并没有为这些被突然解放的奴隶之生计作出安排。虽然，在维克斯堡的华盛顿街和格罗富街的转角上，象征性地开设了全美国第一家由黑人开设的银行。可是大量的南方前黑奴的生活，由于南方经济被摧毁，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绝境。
同时，北方也有大量的投机商人，乘南方之危，主要是乘经济的失序，前来捞取非常利益，使得在重创之下的南方经济，遭受了最后一击。从此南方出现了“carpetbaggers（背地毯包者）”这个词，“地毯包”是当时能够找到的、最大的背包，南方人以此讥诮那些来自北方的投机商人，背着能够装下地毯的最大的背包，来装走他们从南方搜刮到的东西。一度这个称呼成了“北佬”的代名词。
三
踏着嘎吱嘎吱的木楼梯，我们上了老法院博物馆的二楼。它的一大部分，今天还是维持了原来法庭的原貌。这个大楼本身就是战争的一个见证。
这个法庭最早是在1859年6月开庭的。当时整个建筑物还没有完工，法庭的大厅里，只安放了一些简单的木头条凳。围城期间，法院楼本身被炮弹击中，当场打死了四个密西西比第五步兵团的士兵，还伤了十几个人。在维克斯堡围城期间，这里主要用来关押北军战俘，在维克斯堡投降之后，法庭在很长时间里被联邦军队占用。
战后，庭审逐渐恢复，在这里发生的一些审判，也反映了南方重建时期的种种混乱和困惑。
战后，维克斯堡发生的最大惨祸，是一个船难。
1865年4月24日，一艘名叫“苏尔塔娜”号的蒸汽船，离开维克斯堡，运送战争结束后的北军士兵回家。当时，只有三百七十六人载客量的“苏尔塔娜”号，严重超载，上了二千六百名乘客，其中一千八百八十六名是在各地刚刚被释放的北军战俘。南北战争期间，战俘营的条件都非常糟糕，死亡率很高，在战俘营熬过来都不容易。
第一辑 普利策：一百年前的故事
提起新闻业，大概没有人不知道普利策其人。想起普利策的故事，我总是会有一些和新闻业相关的七七八八的感想。
一
普利策是一个典型的新闻人，或者说是一个天生的冒险者。很多风险投资者都具备他这样的性格。我相信这样的人从精神构造上就和常人不一样。他们天生的就在内心涌动着超常的冒险欲望、异乎寻常地追求一个奇异人生。普利策也是如此，他从小就像一只飞蛾，渴望扑向一团炽烈光亮，哪怕明知这光亮就是一团火，一头撞上去就会瞬间焚毁，他也会死活不顾地一定要撞上去。
这可不是什么文学比喻，这是普利策人生出场一开始就亮出来的选择。虽然青春期的少年或多或少会有类似冲动，所谓不管“干什么”，总要“干点什么”。所以，顺便说句题外话，这也是判断一个政治家是否正派的标准：正派的政治家会坚决始终面对成年人说话。而不正派的政治家煽动民众时往往会先从青春期的孩子入手。普利策1847年出生在匈牙利，他和正常的青春期孩子还是不同，少年普利策早早独立。而且刚一独立，他就在固执地寻找一个炮火连天的战场。至于这仗为什么要打、打的是谁，他根本不在乎。
于是，普利策先是要求加入奥地利军队，后来又要求加入即将开赴墨西哥战场的法军，然后渡海要求参加英军，以便前往英国殖民地印度。可是，这些军队都一一拒绝了这个送上门来的“炮灰”——他太不像一块当兵的料了。少年普利策身高一米九，却瘦弱得像根竹竿，还是个近视眼。
终于到了1863年，适逢美国南北战争进行到最尴尬的时刻。战争的规模、伤亡和拖延的时间，都远远超过了林肯总统的预期和民众能够忍耐的程度，联邦一方的北军一向采用的志愿募兵已经行不通，初试抽签征兵，就在纽约引起大暴乱。于是联邦政府转而向欧洲高价招收雇佣兵。一批寻找雇佣兵的二道贩子，被抽成的利益吸引应运而生。他们立即扑向欧洲，在大街小巷乱窜，猎取任何一个愿意步上遥远的美国战场的对象。1864年底，一个美国兵贩子和十七岁的普利策相遇，双方一拍即合。
聪明过人的普利策，在旅途中就摸清了来龙去脉。在接近美国的时候，他跳入冰冷的海水，抢在兵贩子之前赶到纽约，领走了那笔可观的雇佣兵费用。幸而这个几近疯狂的少年，没有就此战死在这场对他来说毫不相干的战争中。不到一年，战争结束，在这块完全陌生的新大陆上，谋个饭碗成为普利策的当务之急。真巧，不甘平庸的普利策遇到新闻界。他先进入德语的侨民报纸，随着英语长进，又逐步转到英语报纸。这真是天赐良机，那是和平时期他能够找到的最具刺激性的行当了。
在那个年代的美国，新闻界是另一个厮杀声不断的战场，大量具有普利策性格的人投身其中。他们要在激烈竞争中，找出最具刺激性的轰动新闻——这不单是商业利益和报纸的销量在驱动，还因为这就是这个行业本身的职业属性。记者们一个个跟侦探一样在刺探和抢夺新闻，大报主编们水平的高低，是天天随着报纸的出版而揭晓的，新闻界很自然地就集合起一批中流砥柱。普利策是从一线记者干起的。他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是个拉也拉不住的工作狂。
普利策加入这一行正是时候，那时美国新闻业在蓬蓬勃勃发展，却还没有规范。因此，读他的故事也真像是在读一部美国新闻史。
新闻业不是人们刻意制造出来的，它来自人对本能需求的满足。它像一颗埋在非常适合生长的土壤里的种子，一旦发芽，就会迅速生长起来。人们组成社会，自然要了解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报纸在英语里就叫“新闻纸”，是完全鲜活、真实的社会动态。报纸一旦不能反映社会真实，一旦被外力扭曲，它就失去生命和灵魂了。
美国报纸一开始是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的。这种倾向倒还不是来自政府的控制，而是来自竞争中的两党政治的需要。最初的美国政治基本上还是精英政治，而报纸也因印刷技术上的原因，价格奇贵，无法普及，活像是精英们的论坛。随着印刷技术的突破，报纸从精英层走向大众。南北战争中，人们对战争新闻的需求，也对新闻业猛推了一把。很快，新闻独成一业，红红火火，上到达官贵人，下到市井小民，谁也离不开报纸了。普利策恰在这个时候，参加了进去。
随着政治党派的自然产生，报纸也跟着有了强烈的党派性，有此党的声音，也有彼党的声音，吵得不亦乐乎。有时，一个党派的新闻还只肯给自己一派的报纸。
瘦弱的普利策做记者却是拼命三郎，虽然是共和党报纸的记者，他却什么新闻都积极争取。有一次，他破门而入，竟把阻挡他进入民主党会场的看门人打翻在地，成功写出了民主党秘密会议的新闻报道。
假如说，美国这块土地是一群天使居住的地方，那么它的故事带来的经验就一文不值。两百多年来，这里是一个“联合国”。世界各地有各种问题的人，在这里聚到了一起。当时移民来美国的人，多半在家乡的状态和少年普利策一样潦倒，不少人的性格是和普利策一样敢于闯荡甚至铤而走险。虽然并非每个人都有普利策的好运气，可是在兜里没钱，却都要吃饭这一点是没有区别的。因此，假如说美国历史上的大城市，曾是一个犯罪率高、黑帮盛行、盗贼满地、骗子投机无处不在的地方，实在是一点也不叫人奇怪。移民们把世界各地的黑暗，都扯下一片，随身带了来。而警察体系的成长速度，常常跟不上天天在港口一大船一大船下来的移民增长速度。
社会的黑暗面，也自然会进入政治上层。幸而，依据宪法美国始终保障了自然发展的新闻界。当时，一个好记者的招牌首先是正直、反腐败。所以冲锋陷阵工作、生死不顾的一流记者普利策很快出名。更稀奇的是，年方二十一岁的普利策竟然因此当选为密苏里州参议员。大概只有美国这样人人都是移民、不讲资历的国家，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在1870年1月上任的时候，他离法定的参议员年龄还差了整整四岁。他自己当然心里有数，可是仍一声不吭，走进议会大厅就在里面坐下来。居然也没有人提起他的“非法年龄”。
记者和议员的双重身份，更使普利策始终站在揭露反对腐败行为的最前端。在那个年代的美国，说新闻业是个战场，一点不算是夸大。精神病院的黑幕、政党和财团的金钱交易、保险公司的欺诈、警方的残忍行为等等，无一不在报纸的揭露和抨击之中。有一次，普利策揭露了一个承包商的黑幕，那个像拳击运动员一样身材的承包商，当众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论打架，细长身材的普利策不可能是他的对手。据说，在激怒之中，他回去提了一把枪来，半路告诉别人说：“要出新闻了！”最后，他们先是扭成一团，后来又有枪响，双方都受了伤。究竟发生了什么，两人的说词不同，谁也搞不清楚。幸好没有出人命，事情也就不了了之。此后人人知道，普利策走到哪里，口袋里都会揣着一把枪。
新闻业站在揭露腐败的前沿，其实并不需要做任何刻意安排，不需要报社老板做动员，因为那应该是新闻业的本性。只要不加以干扰，新闻业自然就是这个样子。普利策那种把新闻当作生命，甚至有些夸大的战斗性，都是优秀记者的基本特点。只要任其自然发展，这个行当就会自然地聚集起这样一批人来，以暴露社会阴暗面、发掘腐蚀社会的违法行为为目标。因为在这里面，优秀的新闻人能找到自己的人生使命感，也因为他们知道读者在那里等着，这是他们存在的意义。人们常常把记者叫做无冕之王。因为惟有记者六亲不认，天底下正在发生的一切故事，都是他们在负责追踪的“新闻”。区区平民，只要当上记者，皇上也在他的监察之下。
美国新闻业的自由经济特性，给普利策这样出类拔萃的新闻人，提供了可观的发展机会。为了留住报纸的灵魂人物，他工作的《邮报》老板，决定给年方二十五岁的普利策以报纸的一部分股权，这使得普利策很快成为一个富人。他后来卖掉自己的股份，在三十一岁的时候，买下了自己的报纸。
二
1878年，普利策的手里掌握了一份他自己的报纸。一开始，他对新闻业就颇有自己的反省。在报纸党派性还很强的时代，他提出自己的报纸要“为民众服务，不为任何政党牟利”，报纸“不是政府的支持者，而是批评者”。身为共和党人，他宣称自己的报纸不是“共和党的喉舌”，而是要“说出事实”、“要摒弃民众偏见和党派偏见”。
这让我想起后来的《华盛顿邮报》创办人尤金·迈尔，他在买下自己的报纸的时候，也发表了他经过反省后确立的办报原则：报纸的第一使命，是报道尽可能接近事实真相；作为新闻的传播者，报纸要如绅士一样正派；
报纸要对读者和普通民众负责，而不是对报社老板的私利负责；为了公众利益，报社要准备为坚持真实报道而牺牲自己的利益；
报纸将不与任何特殊利益结盟，在报道公共事务和公众人物的时候，要公平、自由和健全。
这番原则的公布是在1935年3月5日，表明尤金·迈尔要走独立、中性的道路。可是直到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还在怀疑，尤金·迈尔本人是一个具有强烈党派倾向的共和党人，怎么可能办出一份独立的报纸来。可见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报纸的党派性还是很普遍的。而普利策提出类似原则，是在尤金·迈尔的整整五十七年前。
新闻业的社会监督功能，使它似乎顶着一个金色冠冕，让人觉得它就是领受了神圣使命来到人间，就是一个天然正确的社会角色。可是，身在“此山中”的普利策，深知并不那么简单。新闻业也是一个由人组成、由人在运作的系统。它也在聚集和反映出人的弱点。
不单单像普利策这样的新闻从业者是有弱点的，也不单商业运作会对这些弱点推波助澜。就本质上来说，新闻业本身就是建立在人的弱点上的，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老话，叫做“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人都有好奇、猎奇的心理，人的创造性就来源于此。可是，当这种好奇心失去分寸、大众心理集合膨胀，也会带来令人吃惊的负面后果。
人最难了解和面对的，大概就是自己了。任何一个新闻人都知道，越是地震、海啸、火山爆发这样的灾难，也就具有越大的“新闻性”。然而，“新闻轰炸”几天之后，人们的心理会迅速疲劳，再连续报道，民众就不会再感兴趣。因为它不再是“具有新闻性”的“新闻”。面对悲惨的事件，人们确实具备、也总是愿意相信自己的同情心和关怀他人的意愿，可是人们往往不愿意面对的是：每个人的良知都有局限。人有优点和弱点，善和恶，那是一枚钱币的两面，新闻业是传达善恶兼备之人性的最典型的地方。假如没有这点认识，新闻业很难有彻底的反省。
新闻从业人员很容易失去必要的界限，在狂热事业心的驱动下，他们可能过度利用大众心理中的弱点，使得新闻业的弱点和大众的弱点叠加起来，令新闻业走向歧途。走过头的报纸，就叫作一张“不负责任”的报纸。而什么是报纸的社会责任，以什么方式具体履行它的社会责任，这是整个新闻界在发展中逐渐反省的问题。普利策、尤金·迈尔式的思考，正是美国新闻界的良知，在商业大潮中的逐步觉醒。
那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因为市场在推动，政治风云漫卷，与同行对手又在激烈竞争。尽管普利策开始思考报纸的责任，许多问题还是无可避免地发生，他的报纸此后还是曾被政党利用，成为他们的喉舌。虽然在事后，他痛悔不已。
在普利策的时代，报界的商业竞争也都出现过抄新闻和伪造新闻的小动作。探得一条重要新闻，要花大力气，还要花钱。尤其当时的交通通讯还很不发达，要报道国际新闻，实在很吃力。而“制造新闻”却很难查证。普利策的《快邮报》新闻曾经常被其他报纸抄袭，弄得他很恼火，结果他设了一个圈套，刊登了一个阿富汗反英暴动的所谓电报新闻稿。经常抄袭他们的《圣路易斯星报》也发表同样文章。普利策马上发表声明，这是自己故意伪造、用来打击抄袭者的假新闻。《星报》名誉严重受损，不久就倒闭了。
可是普利策自己的报纸也不能免俗。1895年，普利策当时已经成为报业巨头，他手下的《世界报》和另一个报业巨头赫斯特的《日报》，进入白热化竞争，双方的编辑简直像肉搏一样拼上了。这时，双方都有抄袭对方的情况。结果，《日报》抢先设计了一个圈套，刊登了一篇完全虚假的伪造报道，情节特别感人。这样的游戏其实很危险，假如对方并不上钩，还可能揭露你伪造新闻。但普利策的编辑果然上当，改头换面剽窃了这个新闻故事，还捏造了自己为开发古巴新闻派出的专船。紧张地等候着鱼儿上钩的《日报》报社里，编辑们一片欢声雷动，马上公开他们的假新闻计策，猛烈攻击《世界报》的诚信。普利策只好自吞苦果。最令人气结的是，《日报》编辑在伪造的时候，还有意把新闻故事主角的名字起作“我们剽窃新闻”这句话的谐音。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事情。普利策和赫斯特竞争的高潮，也是美国报业发展的高潮。当美国和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之间形势紧张，这两家大报几乎是身不由己地、为了报纸的“新闻效果”而开始煽动民众。这时，美国军舰“缅因号”，突然在属于西班牙殖民地的古巴哈瓦那港口爆炸。竞争中的普利策和赫斯特，为了比赛新闻的“耸动”，在报上推出种种煽动性的猜测，甚至两个报纸都发表了伪造的“缅因号”舰长给海军部长的电报，称爆炸“并非事故”。双方的报纸发行量都因此猛升和暴涨。美国民众果然被激怒，民众的情绪又反过来推动报纸、甚至推动国会宣战。
我想，普利策和他的手下编辑并非战争狂人，可是他们曾是新闻狂人。这个行业竞争激烈，还挑战着体力、智力、快速反应能力、判断力等等，这是具有拼杀刺激的行业。美国新闻业很自然就集合起一批如普利策这样能力超强、在精神状态上热情过度、正义感过强，甚至精神处于临界状态的人。他们在推动着新闻巨轮，巨轮也在推动着他们，越滚越快。到了一定的地步，他们已经完全身不由己。他们既主动地穷追猛打社会的黑暗腐败，也被动地被新闻的社会轰动效应推动而飞速旋转。他们为正义奋不顾身，而虚荣和幻觉有时又把他们推向非正义。有时候，他们自己也分辨不清：当他们开始怀疑自己，他们也一定在竭力说服自己相信，自己只是在百分百地维护职业荣誉。人性的两面，都被这个特殊的行业，骤然放大了。
疯狂的天性，巨大的压力、佐以自身矛盾的冲突，足以令人错乱。最典型是普利策的《世界晚报》的执行主编，他深深陷入自己炒起来的新闻界战争热潮，不能自拔。一天傍晚，报纸已经送去印刷厂，他突然冲上楼大喊，战争！战争！我们必须出一份号外！接下来，他颇为冷静地交代了号外的安排，巨大的“战争”二字横跨了整个头版。事后，同事们才发现他已经精神失常，再赶紧派人冲到街头，从报贩手里赶紧抢回那些“战争宣言”。
普利策手下的主编、编辑和一线记者们，可以数出一大把是以程度不同的精神失常甚至自杀结束职业生涯的，包括他的也成为报业名人的弟弟。19世纪后期美国新闻界的急剧发展和膨胀，其速度足以冲昏任何正常的头脑。何况当时选择加入这个行当的人，多少有着异乎常人的激情。
普利策在三十九岁就爆发严重的精神方面的疾病。他的眼睛此后逐步失明。普利策变得无法接受噪音。哪怕是轻微的、常人根本感觉不到的声音，他也完全不能忍受。
难以否认的是，那一片混乱，却是新闻界自然发展的必经之路。
一片混乱之中，仍然有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