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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否认的是，那一片混乱，却是新闻界自然发展的必经之路。
一片混乱之中，仍然有头脑清醒的新闻人。当时的《晚邮报》主编古德金，严厉谴责普利策和赫斯特都在“严重歪曲事实，蓄意捏造故事，煽动民众”。《世界报》的疯狂，维持了四个月。四个月后普利策清醒过来。可是，已经晚了。如古德金所预言的那样，这两大报纸在美西战争中的表现，作为“美国新闻史上最无耻的行为”被记录下来。
三
三十九岁以后的普利策，有二十二年是在远距离控制他的《世界报》。有很多年，他只能住在一艘隔音包裹
严密的游艇上，飘荡在海上，以远离尘世无时不在的噪音，眼前一片黑暗。他的精神状态是不稳定的，好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巨富。他的财富能够减轻他的痛苦。他能够有能力支付和保障一个非常特殊的生活状态，以高薪聘用最好的秘书班子。他对轻微的噪音都不能忍受，却很喜欢听音乐。于是，永远有人在随时准备为他演奏。他依然思维敏捷、有一副最佳新闻老板的头脑。《世界报》由他的主编们在具体运作，他只顾掌控大方向。每天早上，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他的秘书给他读新闻：他的报纸的新闻、别的报纸的新闻。在最关键的时刻，他从来没有离开“他的战场”。他没有生活，他只有报纸。
普利策本人就是一个矛盾体。他真诚地出于正义感、出于对穷人的同情，猛烈地抨击富人的奢侈生活。可是，报纸的商业运作，也很早就使普利策成了一个极富裕的报界大亨。从本质上，他其实和许多的富人一样，在做着善事，也在过着奢侈的生活，也经常挥霍无度。他通过自己报纸的运作，在为社会寻求公义，关心着那些他所不认识的社会大众们，却常常并不那么关心自己的孩子和亲人，对手下的人经常粗暴无礼。社会批判和社会关怀，变得悲壮和抽象，成为一个人实现自我价值的“崇高理想”，而不完全是人性善良的自然延伸。矛盾本身体现着真实的人性和人生。假如诚实地面对自己，几乎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是如此。人们只是更愿意表现、甚至夸张地展示自己的某一面，而不由自主地在忽略回避自己人性中的另一面罢了。所谓人性，不论善恶，只是人的属性，本不为奇。
新闻业恰是一个最典型地表达人性矛盾与冲突的行业。它在凸显伸张社会正义的同时，并不能自然避免它的种种缺陷。它的虚荣和夸张、它过度的猎奇、它受大众弱点的操纵。这就是新闻业的个性。看待新闻业，就像看待人一样。你不能企求人成为天使，你也不能期待把新闻业彻底改造成为温文尔雅的天使行业。事实证明，任何一个社会试图扼杀新闻业先天的追猎本性，都是危险的，都会因此失去了社会自然产生和发展出来的自净功能。
在普利策接受《世界报》七年半的时候，搬进纽约新的报社大楼。《世界报》当时骄傲地在报上列举了他们的成就，其中包括：揭露了精神病院的黑幕使之得到改进；促使改善了宾夕法尼亚州矿工的工作条件；促使纽约州不再按照一项中世纪法律而关押欠债者；揭露一名共和党参议员操纵总统竞选；击败了大公司老板提出的取消星期六休息半天的法律提案；揭露希尔顿将慈善院改建为大旅馆的过程；揭露贝尔通信公司的欺诈；迫使纽约市敲诈勒索的典狱长被解雇；揭露阻止了路易斯安那州一家彩票公司一千万美元的欺诈；使得一个只被富人使用的花园向公众开放；赞助和组织读者捐款，设立为穷人服务的免费医疗所，等等。普利策提出对婴儿牛奶品质严格管理、促进牛奶达到穷人也能接受的低价，在他努力了二十年后，美国才意识到这是政府的责任，才成立了食品药物管理局。普利策经营他的《世界报》长达二十八年，这样的努力从来也没有停止过。
普利策作为一个杰出的新闻人，他和他的报纸，始终在揭露社会阴暗、政府黑幕，在奸商、政府官员、政府公职人员的劣迹后面紧追不舍。自己却不但安然无恙，还在迅速发展壮大。1908年，普利策已经六十一岁，他的主编怀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政府在操作巴拿马运河开发的时候，有贪渎行为，于是在报纸上提出质疑。结果，尽管《世界报》的这一行动，普利策事先并不知情，但他本人和他手下的总编和一名编辑，还是被盛怒之下的罗斯福总统起诉诽谤罪，告上法庭。由于这个案子，开始了整个新闻界对巴拿马运河操作的调查，种种疑点在暴露出来。
这项起诉持续了将近两年，直到罗斯福总统下台，新上任的总统塔夫特仍然坚持继续这一起诉。在《世界报》主编发出这一质疑的时候，手头只有蛛丝马迹而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因此，当时普利策和他周围的人，都不知道最后法院是否会判他有罪。这时的普利策，已经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大家相信，根据他的健康状况，只要是一进监狱，他毫无疑问会马上死去。普利策内心其实也很紧张，可是，循着他的办报理念，他又坚持要求他的《世界报》继续对当任的塔夫特总统的政府作出犀利的批评。
这个案子最后成为整个美国新闻界与政府的对抗。因为对新闻界来说，假如一张报纸批评政府，政府就可以动用国家力量来起诉报纸，如果定了“诽谤罪”的话，报纸以后还怎么生存？最后法院宣判普利策无罪。普利策松了一口气，总算他不必死在大牢里了。可是，他高兴没有多久，就有消息传来，刚刚在非洲打猎杀了狮子的西奥多·罗斯福，卷土重来。罗斯福咽不下这口气，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1911年的新年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致裁决，驳回了西奥多·罗斯福的上诉，这场官司终于落下帷幕。
普利策自己并不满意。他认为，由于关键文件被销毁，巴拿马运河操作一案的内幕最终没有完全揭开。普利策认为，假如案情揭开，还能够证明自己的报纸报道属实，根本不存在诽谤问题。可是，对整个美国新闻界来说，法院在审理的时候，认为不论报道是否属实，罗斯福起诉的依据的基本推测就是错的，就是说，不能认为这样质疑的报道，就是“损害了美国的尊严”。这种思维方式，使得这个案子对新闻界的意义尤为重要。
十个月后，六十四岁的普利策去世了，茫茫大海上，他孤独的游艇缓缓降下半旗。
四
普利策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对新闻业是有反省的，他或许是从自己的负面教训中意识到，没有自我反省意识的新闻业也是危险的。远在他去世之前，他就已经开始建议美国成立一所新闻学院。1904年5月，普利策在为《北美评论》（NorthAmerican Review）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我们的共和国将与媒体共存亡。维护社会公德，需要拥有训练有素、是非分明、有勇气为正义献身的智能型报人，以及有能力、公正、具有民众精神的媒体。否则，民众、政府会变得虚伪而可笑。一个愤世嫉俗、唯利是图，或蛊惑民心的媒体，最终会制造出一样卑劣的民众。塑造共和国未来的力量，掌握在未来的新闻记者手中。”
普利策在遗嘱中，将两百万美元捐赠给哥伦比亚大学，用以建立一所新闻学院。其中五十万设立今天闻名世界的普利策新闻奖。普利策说，他认为新闻业应该进步和得到提高，他说“这是一个崇高的职业，一个因其对人民心灵和道德产生影响的、无比重要的职业。我希望能够协助吸引正直能干的年轻人加入这个行列，同时也帮助那些已经从业的人们，让他们能得到最高水准的道德和智力培训。”在普利策眼中，新闻业是一个需要不断认真研究的学问，也是一个需要不断反省的严肃行业。
从传播本身来说，在普利策的时代，还没有经过卫星瞬间传送的广播电视这样强有力的媒体。从社会环境来说，也没有今天这样的局势。今天的媒体假如要煽动民众的话，具有岂止当年的普利策们千百倍的调动力。新闻正在日日面临新的课题。
今天的美国民众在更多依靠一个自由开放的新闻系统，来抵御媒体可能的煽动。他们尽量从不同来源获取信息，以判断新闻报道的真伪，而成熟的行业竞争和淘汰，是新闻业质量的保证。每一个大大小小的报纸，都是一个独立的分支，它们相互之间达到一个制约和平衡。来自外部的监督，不是政府而是读者。读者每人手里有一份选择的权利，假如你的报纸消息经常是虚假的，民众就弃你而去，买别人的报纸去了。
1917年，普利策新闻奖第一次颁发。也就在那一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这个新国家由种种理想化的观念出发，试图由国家力量改造新闻出版业，只有被认为是“好的思想、好的言论、好的新闻”才发表。从实践来看，这样的新闻业却是死气沉沉，失去了新闻出版业的灵魂。而社会也失去一个最重要的监督。新闻业被强势操纵，也就同时放大了它可能的煽动能力。新闻业有它天生的弱点，假如由强力来掌控的话，其结果只能是两种弱点的叠加。
写到这里，我惊讶地发现，今天恰好是普利策去世的日子。他在1911年10月29日去世，那是整整九十四年之前。他的经验教训已经是一百年前的故事了。
承认人有弱点，而且承认人的弱点不可能完全消除，这看上去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可是，这样的立论起点，给西方文化对制度建立之必要，提供了最早的警醒和持续不断的努力，也把个人和社会，放在一个不断反省的氛围中。新闻业只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普利策以自己磕磕绊绊的新闻生涯，在提醒人们这个简单的道理。
第一辑 林奇堡：私刑的发源地
2000年元旦，我们告别纽约南下，顺路去新泽西州访友。与这些朋友是神交已久，首次见面，却相谈甚欢。最后聊到下一个目的地，我们说，要去弗吉尼亚州的林奇堡。
这是一个多年来在扰动我们的地方。我们经常长途旅行，多次在州际公路遇到几条岔路的指示牌，上面写着“通往林奇堡”。美国的许多小镇，是由人名命名的，此人通常是小镇的奠基者。林奇也是个普通人名。可我们在第一次读到这个路牌时，不由自主地相互对视了一下，彼此从对方眼中都读出一点惊诧和异样。因为，林奇（lynch）在英语中也是一个十分凶险的词，它的意思是：民众私刑。这地方怎么就赫然以此为名？
这次在我们计划北上行程的时候，就不约而同地想到，给林奇堡留下一点时间。离开朋友的家，我们顺序上了78和81号两条州际公路。开出新泽西后，在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里，就穿越了马里兰和西弗吉尼亚两个州，当然，都是只擦过一个边角。然后就是漫漫地行驶在弗吉尼亚了。
我们试过，从几条不同的高速公路穿行这个州。感觉还是81号州际公路两旁的景观最“弗吉尼亚”。冬天，一丛丛疏朗而枝干遒劲的橡树之间，是一片片纯净蓝天下的山区牧场。山坡重叠地划着一条条柔和的弧线，恰到好处地点缀着牛群。时而会出现一座老屋，虽然大多是楼房，却显出主人当年的拮据。房基占地面积很小，能省的装饰都省了。就这么细细瘦瘦，一幢又一幢，孤零零地，油漆斑驳地，站在山坡上，站在广袤的牧场中间。
这次我们进入弗吉尼亚有些晚了，不久天就渐渐地黑了。在莱克辛顿我们转上60号公路，那是一条小公路。我们决定住下。60号公路再向东南不久，就应该是直达林奇堡的501号公路了。
我们是第二天清晨才拐上501号公路的。这段路的一多半盘旋在山区，这是阿巴拉其山脉的一个支脉。顺着山顶有知名的蓝岭景观大道，而501只是纵向穿越而过。山路的峭崖下，流淌着魅力无穷的詹姆斯河。一条铁路忽左忽右，与河道紧紧相随。这条河一直将我们领向林奇堡，林奇堡就坐落在詹姆斯河边的高坡上。
今天的林奇堡，已经是个不小的小山城了。林奇是个姓氏，林奇也果然是这个城市的奠基人。可是，我们经过细细追究，才发现事情至少涉及父子两代的三个林奇。
最早来到这里的查尔斯·林奇，是一个爱尔兰男孩。那还是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前四十年。他和大量贫穷的欧洲移民一样，渴望新大陆的机会，却付不起旅费。所以，十六岁的林奇，学别人的样，自愿卖身为奴，以抵一张来美洲的船票。以劳力抵债，这是欧洲当时的流行做法，也是北美洲初期奴隶的一个来源。下船后，船长将他卖给了詹姆斯河边的一个烟草庄园主。没有想到的是，两年以后，林奇才十八岁，就时来运转。他的主人不仅喜欢他，而且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一个奴隶一转身就成了庄园继承人。此后，他逐步在当地参政，成为地方贤达。他和妻子生了两个孩子，大儿子小查尔斯·林奇和二儿子约翰·林奇。
林奇家的两个儿子，看来都很有出息。约翰·林奇在詹姆斯河上经营起摆渡，渐渐发迹，成为当地数得上的富裕户；他的哥哥小查尔斯·林奇也凭着自己的品德学识，不仅在教会任职，还在当地政界参政。两个人显然都对这个后来以他们姓氏命名的林奇堡，做出了重要贡献。假如没有一场战争和后面的故事，他们可能就被当地居民列为城市奠基人尊奉了。可是，今天我们来到林奇堡，人们却很不愿意提到小查尔斯的名字，而总是把弟弟约翰推在前面。甚至问起林奇堡的命名来源，都有点吞吞吐吐、语焉不详。
继续探寻下去，我们发现两兄弟的性格好像很不相同，弟弟约翰·林奇始终循规蹈矩，活动范围限于商界，一点点积累财富，一步步稳稳地攀升，没有什么出格之举。哥哥小查尔斯·林奇却活跃得多，个性很是鲜明。他随父亲的引导，步入当地政界，甚至在1776年，就是美国发表《独立宣言》的那年，参加了弗吉尼亚的制宪会议。那时，他无疑是个观点明确的独立派。
林奇这个家庭随着他们的母亲的信仰，都是基督教教友派的成员。教友派是一个相当温和的教派。他们最出名的标志就是和平主义。也就是说，他们是绝对不参与战争行为的。可是，他们确实遇上了一场战争。那就是美国独立战争。
战争打乱了一切常规。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都在发生冲突。在政治立场的选择上，这个新兴小镇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站在争取独立的美国一边；而在行动上，作为教友派的镇民，却不能参战支持美国，似乎命中注定是旁观者。在一些记载中，描述小查尔斯坚守教规，只参与了战时的地方自治，而没有介入战争。可是，在他的故乡林奇堡，人们考证出，小查尔斯最后成为教友派信仰的一个背叛者，不仅活跃于战时地方自治，也参与了独立战争。其证明之一是，小查尔斯因此被教会开除。所以，这大概是可信的。
在战争之前，这里有一定之规。弗吉尼亚是十三个英属美洲殖民地中最秩序井然的一个，差不多全盘照搬了英国的体制和法典。在首府威廉斯堡，几乎存在着后来美国制度的雏形。难怪后来制定美国宪法的时候，主力大多来自这块土地，而且驾轻就熟。可见，在独立战争之前，对于如何处理刑事案件，已经有很成熟的一套司法制度，有很严格的司法程序。大家也已经习惯于在“规矩”之中生活。
林奇堡在当时还是个小镇，没有法庭。在战争之前，根据当时的规定，他们必须把嫌犯送往殖民地首府所在地威廉斯堡。在那里，嫌犯按照既定的司法程序，接受法庭审判。虽然许多小镇都远离威廉斯堡，林奇堡就远在二百英里之外，但是，习惯于遵守契约的弗吉尼亚人，还是按照规定，在当时交通还很不方便的情况下，一次次地长途押送嫌犯去首府。
可是，打仗了。战争给这样执行已久的制度带来了两方面的冲击。一方面是刑事犯罪剧增。因为局面混乱，是大盗们的天赐良机。再者，普通的刑事案件也被政治立场放大。比如反对独立的一派，就经常袭击对立派村镇，盗取马匹出售给英军，所谓政治化盗贼大增。另一方面，前往威廉斯堡押送嫌犯的迢迢路程，由于战争变得困难重重。尤其是政治化盗贼，都是成帮结伙，押送的嫌犯屡屡被同伙劫走。
就在这个时候，小查尔斯·林奇的个人性格和素质，使他站出来，开创了美国民主制度历史中的一个先例。他向镇议会提出，与其送出去的嫌犯被屡送屡劫，还不如自设“人民法庭”，就地审判，就地惩处，不仅免了诸多麻烦，还使罪犯难以逃脱。这个建议显然很合当时义愤填膺的民意，因此，在镇议会上一致通过。
林奇堡的“人民法庭”就这样建立起来。后来，这样“自行执法”的形式，就被称为“林奇法”。那是1778年，距离美国独立战争的结束还有近五年。“林奇法”一开创，处于战时的弗吉尼亚四周村镇，就开始效法和蔓延。于是，在成熟的英国体制中孕育着的美国，就在独立的过程中，极其偶然地有了法国革命风格的插入。
林奇堡的“人民法庭”，看上去是一个无可挑剔的战时措施。至于小查尔斯·林奇，当时已经退出议会，担任地方战时自治军的上校。他被议会一致推为“人民法庭”庭长，另有三名自治军的官员担任法官。法庭就设在庭长家的后院。至今并没有历史资料可以证明，他在任职其间是一个过分滥权的人。
小查尔斯·林奇主持的“人民法庭”执法的时期，大致就是独立战争剩下的四至五年之间。这个“法庭”现在看来还是相当克制。审理过程中，原告、被告和证人都必须上法庭；被告不仅有权为自己辩护，也可以提出自己的证人出庭作证；被告还有权向威廉斯堡的法院上诉。凡是被判无罪的，当庭释放，并且可以获得法庭的道歉。那么，被判有罪者如何处置呢？一开始，他们对罪犯的惩处，限于所谓“旧约摩西律”。就是脱去犯人的上衣，鞭打三十九下，随即释放。随着英军攻入弗吉尼亚，政治化盗贼的犯罪开始加剧，他们经常抢劫独立军的军火军粮，再向英军出售。于是，“人民法庭”的惩处也开始加重，判决的处罚改为拘禁一至五年。这个法庭没有发出过更重的判决，更没有判过死刑。
几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独立战争结束后，弗吉尼亚立即恢复了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