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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战争绝不是人与人的一种关系，而是国与国的一种关系；在战争之中，个人与个人绝不是以人的资格，甚至于也不是以公民的资格④，而只是以兵士的资格，才偶然成为仇敌的；他们绝不是作为国家的成员，而只是作为国家的保
①“状态”指战争状态。——译注②法国国王路易第九（１２６—１２７０年在位）
，即法国历史上的圣路易。——译注③１０３５年教会规定每星期四至下星期一晨不得进行战争，称为“上帝的和平”。——译注④罗马人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更了解并且更遵重战争的权利；在这方面，他们是如此之慎重，以致一个公民未曾正式表示反抗敌人并且指名要反抗某个敌人之前，就不许作为志愿军而服兵役。小卡图起初曾参加波比里乌斯的军团，后来该军团改编，老卡图①就写信给波比里乌斯说，如果他仍然要他的儿子继续在手下服役的话，就必须让他重新进行一次战争宣誓；因为旧誓已经失效，所以他不能再向敌人拿起武器来。这个老卡图又写信给他的儿子要他当心，不要在未进行这种新的宣誓之前就参加战斗。
我知道有人会以克鲁修姆②之围或其它一些个别的事例来反驳我；但我所引证的是法律，是惯例。罗马人是最不违反自己法律的人；并且也只有他们才有过这样好的法律。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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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论奴隶制９１
卫者①。
最后，只要我们在性质不同的事物之间不可能确定任何真正关系的话，一个国家就只能以别的国家为敌，而不能以人为敌。
这项原则也符合一切时代所确立的准则，以及一切文明民族的经常实践。宣战不只是向国家下通告，而且尤其是向它们的臣民下通告。外国人，无论是国王、是个人或者是整个民族，不向君主宣战就进行掠夺、杀害或者抢劫臣民的，那就并不是敌人，而只是强盗。即使是在正式的战争中，一个公正的君主尽可以占有敌人国土上全部的公共所有物，但是他尊重个人的人身和财富；他尊重为他自己的权利所依据的那种权利。战争的目的既是摧毁敌国，人们就有权杀死对方的保卫者，只要他们手里有武器；可是一旦他们放下武器投降，不再是敌人或者敌人的工具时，他们就又成为单纯的个
①老卡图（Ｃａｔｏｎ，ＬｅＰéｒｅ，即Ｃａｔｏｍａｊｏｒ，公元前２３５—１４９年）
，罗马政治活动家、演说家及作家。此处所述，事见西塞罗《道德论》，第１卷，第２章。——译注②见李维（Ｔｉｔｅ－Ｌｉｖｅ，即ＴｉｔｕｓＬｉｖｉｕｓ，公元前５９—公元后１７年）
《罗马史》，第５卷，第３５—３７章。——译注③这一条原注系１７８２年版采自《纽沙代尔手稿》，１７６２年正本中没有这条注。——译注① 《日内瓦手稿》：“人天生是和平的、怯懦的，面临最小的危险时他的举动就是逃跑；只是由于习惯和经验，他才逐渐受到暴力的锻炼。荣誉、利益、偏见、复仇，这一切足以使他敢于不顾危险、不顾死亡的情感，在自然状态之中都与他无缘。只有在和别人结成社会以后，他才可能决定进攻别人；只有成为公民以后，他才变成兵士。……人与人之间的普遍战争是根本不存在的，人类的形成并不只是为了要互相毁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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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第 一 卷
人，而别人对他们也就不再有生杀之权。有时候，不杀害对方的任何一个成员也可以消灭一个国家。战争决不能产生不是战争的目的所必需的任何权利。这些原则并不是格老秀斯①的原则。这些原则不是以诗人的权威为基础②，而是得自事物的本性，并且是以理性为基础的。
至于征服权，则它除了最强者的法则而外，就没有任何别的基础。如果战争根本就没有赋予征服者以屠杀被征服的人民的权利；那末，这种他所并不具有的权利，就不能构成他奴役被征服者的权利的基础。唯有在不能使敌人成为奴隶的时候，人们才有杀死敌人的权利；因此，把敌人转化为奴隶的权利，就绝不是出自杀死敌人的权利。从而，使人以自己的自由为代价来赎取别人对之并没有任何权利的生命，那就是一场不公平的交易了。根据奴役权来确定生杀权，又根据生杀权来确定奴役权，这岂不是显然陷入一场恶性循环了吗？
纵使假定有这种可以杀死一切人的可怕的权利，我也认为一个由战争所造成的奴隶或者一族被征服的人民，除了只好是被迫服从而外，对于其主人也完全没有任何义务。征服者既然攫取了他的生命的等价物，所以对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恩德；征服者是以对自己有利可图的杀人来代替了毫无所得的杀人。
因此，征服者远远没有在强力之外获得任何权威，战
①见格老秀斯《战争与和平法》，第３卷，第３章。——译注②“以诗人的权威为基础”
指格老秀斯，格老秀斯的著作中曾大量引征古代希腊、罗马的诗文。——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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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论总需追溯到一个最初的约定１２
争状态在他们之间依旧继续存在着；他们之间的关系，其本身就是战争的结果，而战争权的行使则是假设并不存在任何和平条约的。
他们之间也曾有过一项约定；但是即使有过，这一约定也远非消灭战争状态，而只是假定战争状态的继续①。
于是，无论我们从哪种意义来考察事物，奴役权都是不存在的；不仅因为它是非法的，而且因为它是荒谬的，没有任何意义的②。
奴隶制③权利，这两个名词是互相矛盾的，它。。。和。。
们是互相排斥的。无论是一个人对一个人，或者是一个人对全体人民，下列的说法都是同样毫无意义：“我和你订立一个。。。。。。。
担负完全归你而利益完全归我的约定；只要我高兴的话，我。。。。。。。。。。。。。。。。。。。。。。。。
就守约；而且只要我高兴的话；你也得守约。“。。。。。。。。。。。。。。。。。
第五章 论总需追溯到一个最初的约定
哪怕是我接受了以上我所曾反驳过的一切论点，专制主义的拥护者们也还是无法前进一步的。镇压一群人与治理一个社会，这两者之间永远有着巨大的区别。即使分散着的人
①《纽沙代尔手稿》：“由于主人对奴隶的关系的存在，他们便总是继续不断地处于战争状态之中，不管他们自己是怎样想法。”——译注②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１０卷，第３章：“征服的目的是自存；奴役永远不能成为征服的目的，但有时它可能是求自存所必需的一种手段。在这种情形下，要使这种奴役成为永久性的，便是违反事物的本性了。”——译注③“奴隶制”有的版本作“奴隶”
，此处据正本。——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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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第 一 卷
们一一相继地被某个个人所奴役，无论他们的人数可能有多少，我在这里就只看到一个主人和一群奴隶，我根本没有看到人民和他们的首领①；那只是一种聚集，如果人们愿意这样称呼的话，而不是一种结合；这儿既没有公共幸福，也没有政治共同体。这个人，那怕他奴役了半个世界，也永远只是一个个人；他的利益脱离了别人的利益，就永远只是私人的利益。
如果这个人归于灭亡，他的帝国也就随之分崩离析，就像一棵橡树被火焚烧之后就消解而化为一堆灰烬一样。
格老秀斯②说，人民可以把自己奉送给一位国王。然则，按照格老秀斯的说法，在把自己奉送给国王之前，人民就已经是人民了。这一奉送行为的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它假设有一种公共的意愿。因此，在考察人民选出一位国王这一行为以前，最好还是先考察一下人民是通过什么行为而成为人民的。因为后一行为必然先于前一行为，所以它是社会的真正基础。
事实上，假如根本就没有事先的约定的话，除非选举真是全体一致的，不然，少数人服从多数人的抉择这一义务又从何而来呢？同意某一个主人的一百个人，又何以有权为根本不同意这个主人的另外十个人进行投票呢？多数表决的规则，其本身就是一种约定的确立，并且假定至少是有过一次
①这里所指责的是霍布斯的理论，可参看霍布斯《利维坦》第２部，第１８章。——译注②见格老秀斯《战争与和平法》第３卷，第８章。——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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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论社会公约３２
全体一致的同意①。
第六章 论社会公约
我设想②，人类曾达到过这样一种境地，当时自然状态中不利于人类生存的种种障碍，在阻力上已超过了每个个人在那种状态中为了自存所能运用的力量。于是，那种原始状态便不能继续维持；并且人类如果不改变其生存方式③，就会消灭。
然而，人类既不能产生新的力量，而只能是结合并运用已有的力量；所以人类便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自存，除非是集合起来形成一种力量的总和才能够克服这种阻力，由一个唯一的动力把它们发动起来，并使它们共同协作。
④
这种力量的总和，只有由许多人的汇合才能产生；但是，
①１７６２年版作“不改变其生存方式”
，１７８２年版作“不改变生存方式”。——译注②本书第４卷，第２章：“唯有一种法律，就其性质而言，必须要有全体一致的同意。那就是社会的公约。”卢梭《波兰政府论》第９章：“根据社会的自然权利，政治体的形成必需全体一致。”——译注③《日内瓦手稿》：“确实，人类精神所提供的只不外是一种纯粹的集体观念，这种观念并不以构成人类各个人之间的任何实际的结合为前提。”——译注④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第１部：“随人类的发展，困难也就与之俱增，……人于是便与别人结合成群；……这就是人们之所以能不自觉地获得某种粗糙的相互订约的观念的由来。”——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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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第 一 卷
既然每个人的力量和自由是他生存的主要手段，他又如何能致身于力量的总和，而同时既不致妨害自己，又不致忽略对于自己所应有的关怀呢？这一困难，就我的主题而言，可以表述为下列的词句：“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这就是社会契约①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这一契约的条款乃是这样地被订约的性质所决定，以致于就连最微小的一点修改也会使它们变成空洞无效的；从而，尽管这些条款也许从来就不曾正式被人宣告过，然而它们在普天之下都是同样的，在普天之下都是为人所默认或者公认的。这个社会公约一旦遭到破坏，每个人就立刻恢复了他原来的权利②，并在丧失约定的自由③时，就又重新获得了他为
①此处“社会契约”初稿中作“国家的创制”
；阿晒德（Ｈａｃｈｅｔｅ）版用斜体字大写，作《社会契约论》解，是错误的。——译注②《纽沙代尔手稿》：“归根到底，政治体既然只不过是一个道德人格，所以就只不过是一个思维中的存在。只要抽掉了公共约定，国家就会消灭而一点也不需要改变它的全部内容。……什么是向主权者宣战？
那就是攻击公共约定以及由它所得出的一切；因为国家的本质就仅仅在于这一点。“——译注③卢梭《山中书简》第８书：”自由不仅在于实现自己的意志，而尤其在于不屈服于别人的意志。自由还在于不使别人的意志屈服于我们的意志；如果屈服了，那就不是服从公约的法律了。做了主人的人，就不可能自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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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论社会公约５２
了约定的自由而放弃的自己的天然的自由。
①
这些条款无疑地也可以全部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的集体②。
因为，首先，每个人都把自己全部地奉献出来，所以对于所有的人条件便都是同等的，而条件对于所有的人既都是同等的，便没有人想要使它成为别人的负担了。
其次，转让既是毫无保留的，所以联合体也就会尽可能地完美，而每个结合者也就不会再有什么要求了。因为，假如个人保留了某些权利的话，既然个人与公众之间不能够再有任何共同的上级来裁决，而每个人在某些事情上又是自己的裁判者，那么他很快就会要求事事都如此；于是自然状态便会继续下去③，而结合就必然地会变为暴政或者是空话。
最后，每个人既然是向全体奉献出自己，他就并没有向
①《日内瓦手稿》：“使人们聚集的方法可以有千百种，但是使人们结合的方法却只有一种。因此，我在这里只叙述如何组织政治社会的方法。”——译注②本书第２卷，第４章：“我们承认，每一个人因社会公约而转让出来的一切自己的权力、财富、自由，仅仅是在全部之中其用途与集体有重要关系的那部分。”——译注③《爱弥儿》第１卷：“在政治秩序之中而想保存自然的情感于首位的那些人，并不懂得他们想要的是什么。他们始终是在自相矛盾，他们将既不是人也不是公民。”
“最善于使人非自然化的、最能抽除人的绝对生存并把自我转移到共同体之中的社会制度，才是最好的社会制度。”——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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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第 一 卷
任何人奉献出自己①；而且既然从任何一个结合者那里，人们都可以获得自己本身所渡让给他的同样的权利，所以人们就得到了自己所丧失的一切东西的等价物以及更大的力量来保全自己的所有。
因而，如果我们撇开社会公约中一切非本质的东西，我们就会发现社会公约可以简化为如下的词句：我们每个人都。。。。。。
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
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②。。。。。。。。。。。。。。。。。。。。。。。。。
一部分。。。。
只是一瞬间，这一结合行为就产生了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③，以代替每个订约者的个人④；组成共同体的成员数目就等于大会中所有的票数，而共同体就以这同一个行为获得了它的统一性、它的公共的大我、它的生命和它的意志。。。
①《纽沙代尔手稿》：“人是自由的，尽管是屈服于法律之下。
这并不是指服从某个个人，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我所服从的就是另一个人的意志了，而是指服从法律，因为这时候我所服从的就只不过是既属于我自己所有、也属于任何别人所有的公共意志。一个主人可以允许这一个人而拒绝另一个人；反之，法律则不予以任何考虑，法律的条件对人人都是同等的，因此就既没有主人，也没有奴隶。“——译注②”不可分割的“
，《日内瓦手稿》作“不可转让的”。——译注③可参看本书第２卷，第６章。——译注④《爱弥儿》第１卷：“自然人本身自成一个单位，他是整数，是绝对的整体，他只对他自己或他的同类才具有比例关系。政治人则只不过是一个分数，他有赖于分母；他的价值就在于他对全体、也就是对社会体的比例关系。”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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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论社会公约７２
这一由全体个人的结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①，以前称为城。
邦②共和国或政治体；当它是被动时，它的成员。，现在则称为。。。。。。
就称它为国家；当它是主动时，就称它为主权者；而以之和。。。。。
它的同类相比较时，则称它为政权。至于结合者，他们集体。。
地就称为人民；个别地，作为主权权威的参与者，就叫做公。。。
①《纽沙代尔手稿》：“什么是公共人格？
我回答说，它就是人们所称之为主权者的、由社会公约赋之以生命而其全部的意志就叫作法律的那个道德人格。“——译注②这个名词的真正意义，在近代人中间几乎完全消失了：大多数人都把城市认为是城邦，把市民认为是公民。他们不知道构成城市的是家庭，而构成城邦的是公民。正是这种错误昔日曾使得迦太基人①付出过惨重的代价。我从不曾看到过ｃｉｖｅｓ（公民）这个称号是可以赋予任何君主之下的臣民的，即使对古代的马其顿人或者今天的英国人也是不可以的，尽管他们比其他一切人都更接近于自由。只有法国人到处滥用公民这个名字，因为他们对这个名字并没有任何真正的观念，这从他们的字典里就可以看得出来，不然的话，他们就要犯大逆不道的谋篡罪了。这个名词在法国人仅表示一种德行，而不是一种权利。当鲍丹②想要论述我们的公民与市民的时候，他却误此为彼，因而造成了大错。达朗贝③先生没有陷入这种错误，并且在他的《日内瓦》一条里，很好地区别了我们城市之中所有的四等人（或者五等人④，如果算上纯粹的异邦人的话）
，而其中组成共和国的则只有两等人。
就我所知，没有别的法国作家是了解公民这个名词的真正意义的。
①这里可能是指迦太基人采用了雇佣兵制。——译注②鲍丹（Ｊ。
Ｂｏｄｉｎ，１５３０—１５９６年）法国作家，著有《共和国论》（１５７６年）。——译注③达朗贝（Ｄ‘Ａｌｅｍｂｅｒｔ，１７１７—１７８３年）法国数学家、思想家，与狄德罗共同主持《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
《日内瓦》为达朗贝为《百科全书》所写的一条。——译注④在《山中书简》序言的“日内瓦宪法表”中，“五等”作“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