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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手稿》在这句话下面还有“就像是一个牧人对他的羊群具有优越性那样”。——译注⑥见柏拉图《政治篇》，第１０—１３章，第２９—３２章。——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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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第 二 卷
真是一个罕见的人物，那末一个伟大的立法者又该怎样呢①？
前者只不过是遵循着后者所规划的模型而已。一个是发明机器的工程师，另一个则只不过是安装机器和开动机器的工匠。
孟德斯鸠说过：“社会诞生时是共和国的首领在创设制度，此后便是由制度来塑造共和国的首领了。”
②
敢于为一国人民进行创制的人，——可以这样说——必须自己觉得有把握能够改变人性，能够把每个自身都是一个完整而孤立的整体的个人转化为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这个个人就以一定的方式从整体里获得自己的生命与存在；能够改变③人的素质，使之得到加强；能够以作为全体一部分的有道德的生命来代替我们人人得之于自然界的生理上的独立的生命④。总之，必须抽掉人类本身固有的力量，才能赋予他们以他们本身之外的、而且非靠别人帮助便无法运用的力
①《日内瓦手稿》：“什么是立法这门科学呢？
哪里去找掌握了这门科学的天才呢？敢于运用这门科学的人必须具备什么品德呢？这一探讨是艰巨的；对于一个以了解怎样才能产生一个体制良好的国家而自许的人，这甚至于会令人气馁的。“——译注②引文见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第１章。——译注③”改变“
《日内瓦手稿》作“抽掉”。——译注④《爱弥儿》，第１卷：“自然人完全为自己而生存，……公民则是整体的一部分，……良好的社会制度是最善于改变人性的制度，它剥夺人的绝对生命，赋予他以相对关系的生命，把所谓‘我’移植在共同的单一体中，也就是说移植在社会的‘我’之中；这样，他就不再以为自己是一个单一体，而是整体的一部分，只有在共同体之中才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在社会秩序中，一个人如果还要保存他的自然感情的优越地位，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永远跟自己相矛盾；那末，他就永远既不是人，也不是公民。”——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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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论立法者１６
量。
这些天然的力量消灭得越多，则所获得的力量也就越大、越持久，制度也就越巩固、越完美。从而每个公民若不靠其余所有的人，就会等于无物，就会一事无成；如果整体所获得的力量等于或者优于全体个人的天然力量的总和，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立法已经达到了它可能达到的最高的完美程度了①。
立法者在一切方面都是国家中的一个非凡人物②。如果说由于他的天才③而应该如此的话，那末由于他的职务他也同样应该如此。这一职务决不是行政，也决不是主权。这一职务缔造了共和国，但又决不在共和国的组织之内；它是一种独特的、超然的职能，与人间世界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号令人的人如果不应该号令法律的话，那末号令法律的人也就更不应该号令人④；否则，他的法律⑤受到他的感情所支配，便只能经常地贯彻他自己的不公正，而他个人的意见之损害他自己的事业的神圣性，也就只能是永远不可避免⑥。
莱格古士
①可参看本书第１卷，第６章。——译注②卢梭本人即曾企图作这样一个立法者，并于１７６５年写成《科西嘉制宪拟议》，１７３年写成《波兰政府论》。——译注③“天才”
《日内瓦手稿》作“才能”。——译注④“号令人的人”即行政官，“号令法律的人”即立法者。——译注⑤此处正本作“他的法律”（ｓｅｓｌｏｉｓ）
，迦尼蔼（Ｇａｒｎｉｅｒ）版作“这些法律”
（ｃｅｓｌｏｉｓ）。——译注⑥《日内瓦手稿》：“如果有人说：全体人民既然曾经一度自愿地、庄严地而又毫无束缚地服从于一个人（指立法者——译者）
；所以这个人的意志就应该被看成等于公意的行为。
那末，对他所说的这种诡辩，我已经答复过了。
我要补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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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第 二 卷
为他的国家制订法律时，⒇
是先逊位然后才着手的①。大多数希腊城邦的习惯都是委托异邦人来制订本国的法律。近代意大利的共和国每每仿效这种做法；日内瓦共和国也是如此，而且结果很好②。在罗马最辉煌的时期，就可以看出暴政的种种罪恶已经在它的内部复活，也可以看出它已经快要灭亡，因为立法权威与主权
⒇设想中的人民自愿的服从，永远是有条件的；它的出现绝不是为了君主（指立法者——译者）
的利益，而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假如任何个人答应无保留地服从，那只是为了全体的幸福；君主在这类情形下也订立了人民所订的约定，而且既使在最强暴的专制制度之下，他也不能破坏自己的誓言而又不同时立即取消了他的臣民的誓言。“
“因此就需要经常弄清楚，这些条件是否履行了，从而君主的意志是否确实是公意；而人民则是这个问题的唯一裁判者。法律就像纯金，它是不可能用任何办法改变其性质的；第一下的考验就立刻使它恢复了它的自然形态。”——译注①按普鲁塔克《英雄传》中并无此项记载，仅提到莱格古士是他的国王侄子的监护人，在为斯巴达变法之前，曾只身远游海外各地。——译注②只把加尔文①当作是一个神学家的人们，并没有很好地认识到加尔文天才的博大。他对我们②贤明的法令汇编的工作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这给他造成的荣誉并不亚于他的《体制》一书。无论时间可能给我们的宗教信仰带来怎样的革命，但是只要我们对祖国和对自由的热爱并不熄灭，那末，对于这位伟大的人物的怀念就会永远保留在人们的感恩之中③。
①加尔文（见本书第１卷译注）
为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时加尔文教派的创始人，后成为日内瓦的统治者。
《体制》指加尔文《论基督教的体制》一书。——译注②“我们”指日内瓦。——译注③《山中书简》第２书：“加尔文无疑是个伟人；然而他却终究是一个人，并且更糟的是，他是一个神学家；何况他还具有着一个自命优越、一与人争论就要冒火的天才的全部骄傲呢。”——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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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论立法者３６
权力已经都结合在同样那些人的身上了①。
然而十人会议本身却从来没有要求过仅凭他们自身的权威，便有通过任何法律的权利。他们向人民说：“我们向你们建议的任何事情，不得你们的同意就决不能成为法律。罗马人啊，请你们自己制订会给你们造福的法律吧！”
因此，编订法律的人便没有、而且也不应该有任何的立法权利，而人民本身即使是愿意，也绝不能剥夺自己的这种不可转移的权利；因为按照根本公约，唯有公意才能约束个人，而我们又无法确定个别意志是符合公意的，除非是已经举行过了人民的自由投票。
这一点我已经谈过了②，但重复一遍并不是没有用的。
这样，人们就在立法工作中发现同时似乎有两种不相容的东西：它既是一桩超乎人力之上的事业，而就其执行来说，却又是一种形同无物的权威。
这里还有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困难。智者们若想用自己的语言而不用俗人的语言来向俗人说法，那就不会为他们所理解。可是，有千百种观念是不可能翻译成通俗语言的。太概括的观念与太遥远的目标，都同样地是超乎人们的能力之外的；每一个个人所喜欢的政府计划，不外是与他自己的个别利益有关的计划，他们很难认识到自己可以从良好的法律要求他们所作的不断牺牲之中得到怎样的好处。为了使一个新生的民族能够爱好健全的政治准则并遵循国家利益的根本规
①指罗马十人会议（Ｄéｃｅｍｖｉｒ）。——译注②见本书第２卷，第１、第５章。——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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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便必须倒果为因，使本来应该是制度的产物的社会精神转而凌驾于制度本身之上，并且使人们在法律出现之前，便可以成为本来应该是由于法律才能形成的那种样子。
这样，立法者便既不能使用强力，也不能使用说理；因此就有必要求之于另外一种不以暴力而能约束人、不以论证而能说服人的权威①了。
这就是在一切时代里迫使得各民族的父老们都去求助于上天的干预，并以他们固有的智慧来敬仰神明的缘故了，为的就是要使人民遵守国家法也像遵守自然法一样，并且在认识到人的形成和城邦的形成是由于同一个权力的时候，使人民能够自由地服从并能够驯顺地承担起公共福祉的羁轭。
这种超乎俗人们的能力之外的崇高的道理，也就是立法者所以要把自己的决定托之于神道设教的道理，为的是好让神圣的权威来约束②那些为人类的深思熟虑所无法感动的人们③。
但是并不是人人都可以代神明立言，也不是当他自称是神明的代言人时，他便能为人们所相信。唯有立法者的伟大
①“一种不以暴力而能约束人、不以论证而能说服人的权威”指宗教。
可参看本书第２卷，第８章；第４卷，第８章。——译注②“约束”
，《日内瓦手稿》作“克制”。——译注③马基雅弗里说：“Ｅｖｅｒａｍｅｎｔｅｍａｉｎｏｎｆùａｌｃｏｎ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ｏｒｅｄｅｌｅｇｓｔｒａｏｒｄｉｎａｒｉｅｉｎｕｎｐｏｐｏｌｏ，ｃｈｅｎｏｎｒｉｃｏｒｅｓｅａＤｉｏ，ｐｅｒｃｈèａｌｔｒｉｍｅｎｔｉｎｏｎｉｓａｒｅｂAｂｅｒｏａｃｅｔａｔｅ；ｐｅｒｃｈèｓｏｎｏｍｏｌｔｉｂｅｎｉｃｏｎｏｓｃｉｕｔｅｄａｕｎｏｐｒｕｄｅｎｔｅ，ｉｑｕａ－ｌｉｎｏｎｈａｎｏｉｎｓｅｒａｇｉｏｎｉｅｖｉｄｅｎｔｉｄａｐｏｔｅｒｇｌｉｐｅｒｓｕａｄｅｒｅａｄａｌｔｒｕｉ。”
［“事实上，在任何民族中也没有过任何从不求助于上帝的特殊立法者；否则的话，法律便不会为人们所接受；因为尽管有许多良好的法律能被智者所认识，但是其道理却不足以说服别人。”
］（《李维论》，第１卷，第１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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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论立法者５６
的灵魂，才是足以证明自己使命的真正奇迹。人人都可以刻石立碑，或者贿买神谕，或者假托通灵，或者训练一只小鸟向人耳边口吐神言，或者寻求其它的卑鄙手段来欺骗人民。
只会搞这一套的人，甚至于也偶尔能纠集一群愚民；但是他却决不会建立起一个帝国，而他那种荒唐的把戏很快地也就会随他本人一起破灭的。虚假的威望只能形成一种过眼烟云的联系，唯有智慧才能够使之持久不磨。那些迄今存在着的犹太法律，那些十个世纪以来统治着半个世界的伊斯美子孙们的法律①，直到今天还在显示着订立了那些法律的人们的伟大；而且当虚骄的哲学与盲目的宗派精神只把这些人看成是侥幸的骗子时②，真正的政治学家则会赞美他们制度中在主导着持久的功业的那种伟大而有力的天才。
绝不可以从这一切里便做出跟华伯登③一样的结论说，政治和宗教在人间有着共同的目的；而是应该说，在各个国家的起源时，宗教是用来作为政治的工具的。
①伊斯美（Ｉｓｍａｌ）为亚伯拉罕与阿加尔之子，传说为阿拉伯人的祖B先。——译注②“虚骄的哲学”指伏尔泰（Ｖｏｌｔａｉｒｅ，１６９４—１７８）。伏尔泰在《穆罕默德》中曾称穆罕默德为骗子。——译注③华伯登（Ｗａｒｂｕｒｔｏｎ，１６９８—１７０）
，英国神学家。此处所说见华伯登《教会与国家的联盟》（１７３６）第１４篇。——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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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论人民①
正如建筑家在建立一座大厦之前，先要检查和勘测土壤，看它是否能担负建筑物的重量一样；明智的创制者也并不从制订良好的法律本身着手，而是事先要考察一下，他要为之而立法的那些人民是否适宜于接受那些法律②。
正是因此，所以柏拉图才拒绝为阿加狄亚人③和昔兰尼人④制订法律，他知道这两个民族是富有的，不能够忍受平等。正是因此，我们才看到在克里特有好法律而有坏人民，因为米诺王⑤所治理的乃是一个邪恶多端的民族。
有千百个从不能忍受良好法律的民族都曾在世上煊赫过；而且纵然那些能够忍受良好法律的民族，也只是在他们全部岁月里的一个极为短暂的时期内做到了这一点。大多数
①《日内瓦手稿》中，本章题名为“论创制的人民”。——译注②《日内瓦手稿》本章开始的话是：“尽管我这里的主题不是讨论权宜手段而是讨论权利；然而我仍然免不了要对权宜手段的需要顺便略加检查。它是一切健全的政治体制都必须服从的。”——译注③阿加狄亚（Ａｒｃａｄｉｅ，即Ａｒｃａｄｉａ）
，古希腊的一邦，位于伯里奔尼苏半岛上。传说阿加狄亚的梅加拉（Ｍéｇａｒｅ，即Ｍｅｇａｒａ）城曾请求柏拉图为该城立法。——译注④昔兰尼（Ｃｙｒéｎｅ，即Ｃｙｒｅｎｅ）
，非洲北岸的古希腊殖民地。
柏拉图曾拒绝为昔兰尼人立法，事见普鲁塔克《英雄传》。——译注⑤米诺王（Ｍｉｎｏｓ）
，传说中古代克里特之王，以智慧著称。——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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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论人民７６
民族①，犹如个人一样，只有在青春时代才是驯顺的；他们年纪大了，就变成无法矫正的了。当风俗一旦确立，偏见一旦生根，再想加以改造②就是一件危险而徒劳的事情了；人民甚至于不能容忍别人为了要消灭缺点而碰一碰自己的缺点③，正像是愚蠢而胆小的病人一见到医生就要发抖一样。
正如某些疾病能振荡人们的神经并使他们失去对于过去的记忆那样，在国家的经历上，有时候也并不是不能出现某些激荡的时期；这时，革命给人民造成了某些重症给个人所造成的同样情形，这时是对过去的恐惧症代替了遗忘症；这时，被内战所燃烧着的国家——可以这样说——又从死灰中复活，并且脱离了死亡的怀抱而重新获得青春的活力。莱格古士时代的斯巴达便是如此；塔尔干④王朝以后的罗马便是如此；我们当代驱逐了暴君之后的荷兰和瑞士也曾经是如此⑤。
然而这种事情是非常罕见的，它们只是例外；而其成为例外的缘故，又总是可以从这种例外国家的特殊体制里找到
①“大多数民族”
１７６２版初作“民族”
，后经作者改为“大多数民族”。——译注②“加以改造”
《日内瓦手稿》作“要去触动”。——译注③这句话《日内瓦手稿》作“他们甚至于不能忍受人们谈论要使他们幸福”。——译注④塔尔干（Ｔａｒｑｕｉｎ，即Ｔａｒｑｕｉｎｉｕｓ）公元前七至六世纪的罗马王朝。——译注⑤荷兰原为西班牙属地，瑞士原为神圣罗马帝国属地。荷兰于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驱逐西班牙人获得独立；瑞士在十四世纪末，逐渐脱离神圣罗马帝国，获得独立。两国的独立在１６４８年威斯特法里亚条约中得到承认。——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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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第 二 卷
的。这种例外在同一个民族甚至不会出现两次；因为只有在一个民族是野蛮的时候，它才能使自己自由，可是当政治精力衰竭时，它就不再能如此了。
①那时候，忧患可以毁灭它，而革命却不能恢复它；而且一旦它的枷锁被打碎之后，它就会分崩离析而不复存在。自此而后，它就只需要一个主人而不是需要一个解放者了②。自由的人民啊，请你们记住这条定理：“人们可以争取自由，但却永远不能恢复自由。”
③
①《日内瓦手稿》此下尚有：“一般说来，一个被长期的奴役及其所伴随的罪恶而消耗得精疲力尽的民族，会同时丧失他们对祖国的热爱以及他们对幸福的情操的；他们只是想像着处境不可能更好而聊以自慰；他们生活在一起而没有任何真正的联合，就好象人们聚居在同一块土地上而被断崖峭壁分隔开来那样。他们的不幸一点也触动不了他们，因为野心蒙蔽住了他们，因为除了自己所钻营的那个地位而外，没有人能看清楚自己的地位。一个民族处于这种状态之下是不可能再有一个健全的制度的，因为他们的意志和他们的体制已经同样地腐化了。他们再没有什么可丧失的，他们也再没有什么能获得的；由于受了奴隶制的蒙蔽，所以他们看不起为他们所不能认识的那些财富。”——译注②卢梭《答波兰国王书》：“从知识到愚昧仅只是一步，而各个国家常常要在这两者之中择取其一；不过我们却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民族一朝腐化之后而又能恢复德行的。你们枉然力图扫除坏事的根源，你们枉然要消除虚荣、懒惰和奢侈的供应品，你们甚至于枉然要把人拉回到清白无辜的守护女神与一切德行的根源的那种原始平等状态；但他们的心一旦蜕化之后，就永远会是那样的了。除了某种大革命之外，再也没有别的补救办法了；而那又和它所能治疗的疾病差不多是同样的可怕，愿望它既是应当受到谴责的，而预见到它却又是不可能的。”
——译注③马基雅弗里《李维论》，第１卷，第１６章：“一个习惯于在君主之下过活的民族，如果意外地变得自由，他们就很难于保持自己的自由。”又，同书，第１７章：“一个腐化了的民族，在恢复了他们的自由之后而要保持自由，就会遇到世上的一切困难。”——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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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论人民９６
青春不是幼年①。
每个民族正像个人一样，是有着一个青春时期的，或者也可以说是有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