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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的文学事件，除上半年因“非典”略显沉寂外，构成“焦点”与“热点”的事件，大大小小一直不断。但从问题的相对重要和影响的相对广泛的角度来看，一些作家退出作协、小说《沙家洪》的争议和“木子美现象”，可能更为突出和显眼。
大约从2003年7月开始，先后有湖南作家余开伟、黄鹤逸，上海青年作家夏商，江苏作家陈锡民，相继提出申请和发表声明，要求退出所属的地方作家协会。10月份，山西著名作家李锐、张石山加人到退会的行列，使“作家退作协”更为文坛内外广泛关注的事情，以至于许多媒体都用“作家炒作协”的形象化语言来描述这一现象。李锐和张石山均为年富力强又影响甚大的实力派作家，他们以发声明和写信件等方式，宣布退出中国作家协会，辞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职务，只保留省作协会员身份。这些退会作家在谈到退会的理由时，都不约而同地表示了对目前作协体制的严重不满与深刻失望。归结起来，大致是：作协体制日益衙门化、官僚化；在这种体制下，一些有心做官、无心“文学”的人相互争权，而那些真正热爱创作的作家却成了“裱措”门面的。他们的做法与说法，在许多作家那里引起了回响与呼应。一些知名作家纷纷发表谈话，除对他们表示理解和敬意外，也对现行的作协体制发表了自己相似或近似的看法。事实上，作协这种在建国前就建立起来的组织体制，已运作了半个多世纪，也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其主要的问题是，从中央到地方的作协已成为半官方的行政机构，中国作协是部级单位，地方作协是局级单位；这样就使在作协任职有了某种实惠，这或者使一些有权欲的人争权夺利，或者安排一些党政干部进来又造成外行领导内行。作家退作协，在一些作家表达个人意愿的背后，实际上是他们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向人们郑重提出作协体制的严重滞后问题，这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替觉与重视。
小说《沙家洪》的争议，是由浙江青年作家薛荣对于“样板戏” 《沙家洪》的改写引起来的。小说《沙家洪》沿用了“样板戏” （沙家洪》里的主要人物和主要情节，但人物性格与人物关系以及故事的内容，则与原作完全不同甚至面目全非：靠一家茶馆维持生计的阿庆嫂，既是“忠义救国军”司令胡传魁公开的拼妇，又是新四军某部指导员郭建光的秘密情人；而因为中间有个“风流成性”的阿庆嫂，胡传魁与郭建光只好相互掣肘又相互联手，作品因此在火药味中又充满情欲味。这个作品一发表出来，既遭到《沙家洪》故事发生地沙家洪镇政府的强烈抗议，一些文坛人士也纷纷著文予以批评。其中最为严厉的批评，是来自郝铁
川的题为《小说＜沙家洪＞不合理不合法》的文章，他认为小说《沙家洪》对阿庆嫂和郭建光这两个人物的肆意改写，践踏了这两个在人们的心目中已是“勇敢和正义的化身”和“民族精神的象征”的形象，因而，既“不合理”，又“不合法”。这一批评又引来董键、丁帆、王彬彬等人的反批评，董键等三作者表示，他们无论是对样板戏《沙家洪》，还是对小说《沙家洪》，都“不欣赏”，但认为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文学问题”， “任何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上纲上线’的做法，都是荒谬的”。他们特别不能同意郝铁川把阿庆嫂和郭建光看成是“民族精神的象征”的说法，认为这实际上意味着对“非常典型地体现了江青们的‘斗争哲学’的‘文革精神”，的“样板戏”的肯定。这次讨论的主题，就这样从如何改写原作，很快转换到了如何看待“样板戏”。客观评价这场争论，应该说得到批评的小说《沙家洪》确实品位不高，这种品位不高的改写也没有多大的文学意义；但郝铁川的批评确有过于从政治的眼光去看问题的倾向，而董健等人的反批评也有把复杂的“样板戏现象”简单化的嫌疑，因为一些人喜欢“样板戏”，可能只是出于京剧艺术本身，并非有什么政治因素的考虑。这些年有关“样板戏”时有争论，而这背后又涉及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中的文艺作品等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清理与解决，因而成为一个不断在现实中被提及的历史问题。
“木子美现象”，是指署名“木子美”的日记体作品《遗情书》在网络连载后，作者一夜成名的现象。原为广州某小资读物的女编辑木子美，从6月19日开始在网上公开自己的性爱日记。8月某日，木子美在《遗情书》中记录了她与广州某著名摇滚乐手的“一夜情”经过细节，其日记开始在传媒界、音乐界及网络间广为传布，木子美由此“一炮而红”，并引来广泛争议。约在11月间，木子美的《遗情书》在地下书市出现，并有多个版本。“木子美现象”的堂皇出现、引起的反响以及背后显示的问题，都很值得我们深人地思考。诚如一位研究社会学的学者所言：“就木子美现象谴责一个人是没有用的，要看到它背后出了什么问题。”这背后的问题，概要来看，就包括了社会文化状态的浮躁，各种文化行为都有滋生的土壤和表现的机会；而一些个人在张扬个性时，因素质不高或爱走极端，把低俗当高雅，把乖决当时尚；而在这个媒体的时代，网络越来越追求点击率，报纸越来越关注可看性，使得判断作品与问题的基本道德尺度淡化或弱化。可以说，当基本的规范都没有时，宽容的尺度也就没有了。“木子美现象”所带来的影响主要是消极和负面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的被传播和放大，正是失却规范的网络与媒体最终促成的。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 “木子美现象”所反映的木子美个人的道德叛逆，事实上构成了对中国网络和中国媒体的职业操守的挑战与考验。而在这样的考验面前，我们的网络与媒体交出的是并不合格的答卷，而这正是值得我们认真检省与深人反思的。
如果要简洁地总括2003年的文坛，也许可以用这样几句话来表述：
文学创作在“艺术”与“市场”的两极游走；文学批评在“文学”与“文化”的两端徘徊；文学论争在“学理”与“媒体”间双向碰撞。
对这些事象和它们背后的因由略作分析，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两点看法‘：第一，“市场化”已越来越深人地向文学内部渗透，这一过程先由改革文学文化环境开始，再到影响具体的生产过程。文学创作中的一些门类如长篇小说，已逐步进人到“市场化”的运作机制。其他文学门类，也越来越多地面临着如何在适应“市场”’中存在和发展的课题。第二，由于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双向作用，2003年的文坛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在对社会生活和当下时代的进而切近中求新务实的基本取向，因而作品普遍有了更足的底气和更多的生气。这在小说、报告文学和诗歌的写作之中，都有十分明显的表现。
作为课题组负责人，在撰稿、看稿和统稿的过程之中，经由这些分门别类的“报告”，我又对2003年文坛的种种事象进行了一番梳理与巡礼。我感到，这份“报告”，用以“点”带“面”和“点”、“面”结合的方式，如实又全面地反映了年度文坛的大致情形与基本风貌，称得上是一份年度文坛的“总账”，对于文坛内人士回顾和总结文坛，对于文坛外认识了解和触摸文坛，都会有一定的裨益。稍嫌不足的，是有关文学生产体制与机制的演进情形，虽在一些部分有所涉猎，但未有专题加以观照和研究，因而反映的有欠具体和深人，这也给我们在今后更好地完善这份报告，留有了继续努力的余地。
做这样的“文情报告”，在我们的文坛是第一次，在我们个人也是第一次。我们愿意在尝试中不断进步，也真诚地希望读者和方家不吝赐教。
2003年3月15日于北京朝内
二 回归平实的中短篇小说
贺绍俊执笔 中国作家网2004年8月11日
给文学创作做年终总结，越来越成为一项难度较大的工作。这不仅因为在充分多元化的背景下，我们无法找到一个相对统一的总结标准，还因为当代文学几乎成了一个没有边际的跑马场，有谁敢拍着胸脯断言自己对这个牧场上奔驰的马群了如指掌？比较稳妥的办法就是你对眼睛所及的景观做一些客观的描述，当然尽可能地选好“点”，并尽可能地以“点”带“面”。
就2003年度的中短篇小说而言，我在另一篇关于2003年小说印象的文章中说，这一年的小说既是繁荣的，也是平庸的。当我再一次翻检一年来的中短篇小说时，我觉得这个说法大致上还站得住脚— 如果我们不对“平庸”这个词做太多的联想。繁荣表现在小说的数量仍然很大，有影响的小说家们都十分活跃，同时也涌现出一些起点很高的新人。而所谓平庸，当然是说这个年度并没有让我们看到什么革命性的变化，什么惊世骇俗的、久久震慑人们心灵的作品，而这样的期待似乎太高，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也许把平庸这个词换成平常更为准确。
寻找古菜花— 找寻理想
谈2003年的小说最好放在时间流程中来谈。自20世纪80年代的粉碎虚幻理想的神话以来的十多年间，小说写作在写实性方面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写实写到极致也就遁人到技术主义和物质主义，纯粹成为生活的摹本。到了21世纪初，写实已经显出走到死胡同的窘迫。2003年的小说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因为从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小说出现了新的转机。作家们有意无意地追求小说的精神内涵，而深厚的精神内涵具有一种提升的力量，遏止了极端写实造成的精神陷落。
无论作家还是批评家都意识到文学精神的重要性。李敬泽用超越写实来描述这种变化。部元宝说，为什么我们的文学在某个年代曾经那样亢奋，现在又这么低落？这和我们目前普遍的精神衰弱有一定关联。要“立人”，就要先立其人之心，让他的“内部生活”变得深邃壮大。有了这样的内心储备、主体储备，才能主动对现实做出回应。文学应该也可以在回应外界刺激的过程中不断地回到“内心”。这个“内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可以反复讨论、反复追问，甚至不怕那最后也只是一个无法说明的虚空，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文学。陈希我在2003的小说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反复追问的姿态。如他的中篇小说《我们的骨》（载（人民文学）2003年10期），他写一对知识分子夫妇，在这个物质丰富、生活殷实的年代，却一定要回忆起过去物质匾乏的年代里是如何享受一根干瘪瘪的瓢骨的狼狈模样，他们为了寻回当年的感觉，满市场地找瓢骨买。可是他们很难找到瓢骨了，这种没有肉屑也没有油水的骨头不仅人们根本不把它当食物对待，而且更拒绝把它当商品对待。小说以极其夸张的方式叙述这对年老的夫妇偏执地寻找瓢骨的遭遇，而笔力所指则是当代物欲的生活就像失去骨骼支撑的一堆肉体。支撑我们生活的骨胳应该是什么，应该是精神。可是今天的人就像遗弃瓢骨一样地遗弃了我们的精神，这也许是作者在这篇小说中最想表达的意思。陈希我采用了一种极端的叙述方式，他要把他对人生对社会对精神的忧思推到极致，这种推到极致的叙述甚至在考验一个读者的承受能力。我愿意把他的这种小说称作为一种观念小说，他的好几篇小说都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精神的震撼。
谈到小说的精神内涵，首先应该是理想的表达。理想这个词，曾经变成了一个恐怖的阴影，作家们惟恐沾染在身，这缘于长年政治化所造成的对理想的虚伪和裹读。但是，理想对于人类文明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近些年来，不少作家目睹当下社会在物欲膨胀下所造成的精神陷落的事实深有感慨。我们的社会在否定了过去虚幻的理想之后，却未能伴随着时代的变革建立起相应的理想。一个民族如果长期处在没有明确理想的环境中就像是长年处在没有灯光照耀的黑暗世界。作家们对此逐渐有所警觉，他们自觉或者是不自觉地在其小说世界里点燃一盏理想之灯。这就是我们在不少小说中读到的一种理想表达。当然，文学不是给读者提供理想指南，不能要求文学家像思想家那样明确地指示当代人的理想应该包含什么内容。但在当前的文化环境下，文学中的理想烛照也许显得格外重要。我们社会在经历了20世纪末的理想失落之后，紧接着的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彻底世俗化，至今在人文精神的理想建树上还是一片空白，思想理论界尚看不到新的理想端倪。在这种状况下，文学倒有可能擎起理想的旗帜，点亮理想的灯，起到一种激励和振奋的作用，使人们的精神不至于在物欲的黑夜中沉寂得太久。当然，我们不能指望文学中的理想具备充实的理论内涵，因为当今社会对人文理想的理论建设还很贫乏，新的人文理想既缺乏实践的基础也缺乏理论的基础，但文学可以为理想找到某种依托，使理想的精神传承下去。在这方面首先应该提到北北的中篇小说《寻找妻子古菜花》（《人民文学》2003年1期），作者的本意也许是要通过发了财的李宝贵寻找妻子的故事，表现一种城市与乡村的文化冲突，但小说的进展却出人意料，李宝贵和他的妻子古菜花这两个主人公一步步地将配角奈月烘托得更加光彩。这位令我们敬佩的弱女子奈月并不是作者要刻意表现的人物，这个人物却是显得如此丰满，这恐怕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的额外收获，作者将自己内心的理想冲动赋予了笔下的人物。奈月无望地生活在贫穷的山村，她的爱情，她的生活愿望，一再地受到打击，但她执著、坚韧，外表虽然弱小，内心却异常顽强，她的主见任何人都无法更改。她父亲为她在省城找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但她就是不去，多少人来劝她都劝不动。她说，我哪儿也不去，我活着在桃花村走路，死后埋进桃花村土里。在物欲被充分合理化和合法化的当代文化背景下，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公然蔑视物质、蔑视城市的人物，大概正表明她内心激荡着一种精神性的焦虑和渴望。这篇小说得到了比较公认的肯定，特别是对奈月这个人物形象的肯定。陈晓明认为：“奈月却是要超出自己肉身的女人，她对李富贵的爱是一种反物质实体的爱，她拒绝了音像店小老板的生儿育女的婚姻，她也不关注李富贵的有钱或外面的人们多么有钱，她关注的其实是她内心关于人、男女、爱与身体的种种幻想— 一种来自现代性的城市的超越欲望化的想像。她是真正的‘超离’乡村的人，古菜花不过是传统荡妇的现代翻版，但奈月真正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重建个人伦理的‘新新时代’的圣母，她具有超出自己肉身的那种精神超越性。” （见陈晓明《在“底层”眺望纯文学》，载《长城》2004年1期）这一年，张洁连续发表了两个短篇小说《听彗星无声地滑行》（载《作家》2003年7期）和（玫瑰的风尘）（载《北京文学》2003年）；）期），小说的主题大致相同，都强烈表达了作者捍卫古典审美理想的激情。这两篇小说中的人物艾玛和露西，都是对现实的世俗之风十分蔑视、在日常生活上仍祟尚着经典的愤世嫉俗者，在这两个人物身上，我读出了张洁的自勉、自况乃至自嘲；但她无怨无悔，反而变成一个理想追求上的完美主义者，完美得连袜子上的一根细丝都要挑剔。毫无疑问，古典审美理想，是文学理想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
英雄回到广场
张艺谋执导的影片《英雄》虽然创造了可观的票房价值，但他对英雄的诊释不过是对政治权力和商业权力的献媚，是从文化上为霸权的合理化和合法化所做的一次呼应，这样的英雄显然远离当代，远离大众。同样是以“英雄”冠名的一部中篇小说，它出自没有名气的新人陈昌平之手，却真实表现出英雄精神在当下的走向— 英雄正在走向民间，走向广场。这也显示出文学与大众文化的不同品质。大众文化为了自身的最大利益就要寻求与一切世俗权力（政治的、经济的）的合谋，在消费至上原则的统领下就可以。文学也许在现实中会有堕落的行为，但它会为自己的堕落承担责任，它会在批判精神的激发下惊醒，它终究要把自己的目标确定在人的精神和未来。小说《英雄》（载《作家》2003年3期）的主人公老高是一位普通的退休工人，老高的生活很平常，退休后更是百无聊赖，但当他走到人民广场中间，对着众人讲述战争年代英雄的历史时，他突然发现在他的内心就藏着一个伟大的英雄情结。从此他的生活就变得壮丽辉煌，他的精神也充满了阳刚之气。他甚至就活到了历史之中，自己也幻化成了一名英雄：“面前弥漫起无数的战争硝烟，年迈的老高仿佛看见自己松弛的皮肤又恢复了年轻的弹性，小腿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与自己崇仰的几占往今来的英雄们并肩战斗血洒疆场。尽管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个英雄，但是他也不能给真正的英雄丢脸嘛”，这时候的老高才觉得“活出点人生的感觉来”。那位真正的老将军开始要把老高当做骗子教训，但在听了这位普通老工人的讲述后，老将军竟将他视为真正的战士，向他发号施令。
这篇充满现实性描述的小说却包含着更多的“能指”：今天的英雄会在庸常的广场上产生，英雄将修改昔日的历史，而往日的英雄已经不能给今天的广场带来激情，尽管他仍不放弃对今天的发号施令。这些“能指”不见得是作者有意给我们的，但只要作者以文学的立场触及现实时，就会传达出现实的丰富性。所以，对于铁凝的反映平民面对贫穷而求生存的艰难和无奈的短篇小说《逃跑》（载《北京文学》2003年3期），也能让我们联想到关于英雄的话题。老宋是一个多么善良的好人，灵腔剧团里谁没有得到过他的帮助？他为了家人的生存，到乡下医院锯掉了自己的一条腿，这真说得上是一次英雄壮举。但老宋是有尊严和原则的，所以哪怕他有“英雄壮举”，也不敢再见到为他捐款的老夏。这位被锯掉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