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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动改动，有些漏洞要修补修补。
记者：您与三联的合作从1993年就开始了，三联版的《金庸全集》每年的发行量大约在4万套左右，至现在已经将近10年了，此次新版《金庸全集》为何不交由他们继续发行呢？
金庸：我对三联出版社并不是不满意，只是我们的合同到2001年就到期了，考虑到广州、香港两地比较近，只有两个小时的车程，要签和修改合同都比较方便，因此就交给广州出版社出版。此外，广州市的领导对于反盗版的工作非常有力，到目前为止是最好的，我很满意，也非常感谢，这也是我与广州出版社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金庸迷”队伍还在逐渐壮大
记者：有人说，武侠小说似乎正在逐渐走向没落，现在武侠小说发展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是不是读者的口味变了？在您和古龙之后，能否有新的武侠小说扛旗者出现？
金庸：武侠小说应该说还是处在缓慢增长的阶段，就我个人的书来说，在内地、台湾、香港三地每年的销量都有增长。当然20％的增长率是达不到，但是12％的速度还是有的。我自己本身就非常喜欢看武侠小说，但是我已经看厌了自己的所有小说，也看完了古龙的。现在其他作家的武侠作品，我还没有买过。现在写武侠小说的人不多，以前内地的冯骥才等等都写过一些，只是后来都不写了。其实我自己非常希望有好的武侠小说家出来，如果有的话，他们的作品我会第一时间去买来看。希望整个社会能形成一种看武侠小说的风气，那看我金庸的书的人也就多了。现在有一种趋势，很多十一二岁、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就写小说。我一向说，写小说没有天才，而需要人生经验、人情世故。十二三岁的小姑娘，连爱情都不懂，怎么写得好。
时光倒流还是会选择写小说
记者：你曾说，如果倒转30年，你一定认真研究学问，是否说明您对自己从事小说写作感到后悔呢？但是您的小说影响了两代华人，产生的社会价值也许并不比研究学问小，如果真的时光倒流，你会从事什么职业？
金庸：我是非常喜欢创作小说的。我现在的生活来源可以说都是靠小说上的收人支撑，我只是感到花在办报和写小说上的时间太多了，没有时间进行学问的研究。如果时光倒流，我应该还是选择差不多的职业。我的生活可能会改变，但是工作、事业上不会有大的改变。
记者要不说假话要“有所不为”
记者：11月8日是中国第四个记者节。现在记者已经成为继警察、矿工的第三大危险职业。我们知道，您曾是一名成功的记者，作为一名记者，您是否写过违心的文章，您如何看待记者这个行业？
金庸：王蒙先生过几天将在香港和我有个对话。我特别赞同他在《我的人生哲学》中的一句话—“有所不为”。这四个字很好，一个人一直要做好事很难，但至少应该做到“有所不为”。
我在浙大人文学院对新闻系的学生说，做记者，做党报的记者，要服从党的领导，有些政策如果上级不指导，你也不懂，做新闻宣传要遵守国家的有关政策，服从上级的领导。所以宣传国家的政策，为人民服务应该是第一要义。“有所不为”概括起来说就是“不说假话”。比如一个贪官如何清廉等等，你可以说他在发展经济上有贡献，在某些方面有成就，但是不能说假话。我以前办报纸的时候，遇到说假话的记者，是要马上开除的，就是现在，如果我看到这样的记者，也会骂他卑鄙无耻。有人说记者说假话是为了吃饭，是老板要求他做的，但是我要问他，如果你的老板让你搞妓院、搞赌场、做小偷，当黑社会，你也去做吗？做记者一定要主持正义，最不能做的就是造谣生事、破坏别人名誉。做记者不能“无所不为”，如果什么都做，那就是无恶不作，就是大坏蛋了。
巴金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
记者：11月25日是巴金先生的100岁生日，1997年您曾与巴金先生、冰心女士共同获得香港海外文学艺术协会授予的“当代文豪”称号。据说巴金是您心目中的10大文化偶像，现在巴金老先生正躺在病床上，你与巴金先生有联系吗？您如何评价这位中国文坛上仅存的泰斗人物呢？
金庸：因为巴金先生身体方面的原因，我与他之间的联系基本没有了，但是我同他的女儿还常常联系，她会向我约一些文章，我有一些题材的时候也会寄给她。我认为巴金在中国这些作家中，是最伟大的一个。不仅是因为他的小说好、文章好，最重要的是他的人格伟大。在抗战期间，他就写文章组织抗日力量，解放之后，为国家的建设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特别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受到迫害，但事后他写出一部《随想录》，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揭发、攻击其他人这些“昧着良心”的东西都披露出来。其实类似的事情当时所有的作家都做过，如果他不说，没有人会知道这些事情，可是他用这部作品，解剖自己的灵魂。这种事情对于一个普通作家来说都是很难的，更不要说他这种大作家了。
做喜欢的事保持旺盛精力
记者：据说您现在一天要工作10个小时，修改您的小说。以您现在的年龄，身体可说是非常棒的，可以介绍一下您是如何保持这样旺盛的精力的吗？
金庸：其实我这次去湖南、陕西就得了肠道流行性感冒，不过身体基本上还可以。我一天干10多个小时，是因为我喜欢这个工作，完全没有勉强。我太太常说今天太辛苦了，早点休息，我说你不用管我，我要把手里的工作做完。大学里我也告诉学生，选择功课一定要选择自己喜欢的，不要一窝蜂地都去选那些热门的专业。你要想一想，我现在选的功课，以后可能自己就是从事这个工作。几十年中，每天一打开办公室的门，8个小时做的就是这份工作，要问问自己，到底是不是喜欢这个工作。不要管这个专业吃不吃香，吃香的专业是会变化的，现在热门的经济贸易、生物工程，学的人多了就不吃香啦。应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饭可以不吃，但工作不能不做。做人保持心理的平衡，让自己心里高兴是最重要的。
记者：您在武侠小说方面的成就为人称道，这也许掩盖了您在其他方面的才华，您认为您其实最富有才华的方面是什么？
金庸：我认为我拿手的就是记忆力非常好。以前当记者的时候，我采访时从来不用录音机，也不用笔记，都记在脑子里。我采访邓小平、胡耀邦，都谈几个钟头，我不拿笔记，回去以后再整理。我们坐在那里，老朋友一样的谈话，可以谈出很多东西。比如说，胡耀邦把要裁军多少多少万这些数字都告诉我了。如果我拿个录音机放在他面前，他说的时候肯定就不会说到这些东西。现在记者采访我，如果在我旁边摆一个录音机，我就不说了。
我不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
记者：据说您现在正在从事历史方面的研究工作，您认为您在这方面会取得与小说方面一样的成就吗？你会不会在以后设立一个基金会，对从事文学创作或者在小说写作方面有杰出成就的人才进行奖励和鼓励？
金庸：对于搞历史研究会不会取得与小说一样的成就，现在我还不知道。研究历史，最重要要有自己的见解，如果没有自己的见解，那么到图书馆去查资料就行了，何必研究呢？其实人的脑子比电脑要好，如果你记什么东西都是用个电脑，那人脑还有什么作用？关键是人脑才能有自己的见解。我不会设立基金会奖励后来的小说家，我当时写小说的时候，谁给过我一分钱？此外，我也不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你们去看看苏联那些拿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哪一个不是反对苏联，反对苏联共产党的？
“金庸”两个字不能用来卖钱
记者：您的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几十种版本，现在与您相关的产业涉及了出版、杂志、研究会、电影、电视剧，动画、漫画、卡通、旅游等方面，金庸品牌似乎已经有产业化的趋势，您是否可以对“金庸”两个字估个价？
金庸：我的名字，也只能用作公益性的事业，比如所得捐助给文化事业。但是商业性的事情，不能用我的名字。前段时间在杭州，有个酒厂想用我的名字做酒名，叫做“金庸酒”，我说不行，如果这个酒不好喝，人家骂的时候岂不是连我也骂进去了。
还有杭州有个金庸茶楼，把我的照片挂在里面，我说你要给我摘下来，挂在那里像个黑社会老大。不过如果后人要用我的名字做商业活动，我也没法反对。就像鲁迅的儿子如果要用他的名字卖钱，鲁迅肯定不赞成，但是他管不了了。
（周祚卜松竹《广州日报》2003年11月18日）
阎连科：真实来自作家的内心
《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5期
阎连科是个军旅作家，农村和军队是他创作的天地。曾经两获鲁迅文学奖、两获上海市长中篇小说奖，还有其他的很多奖。他的小说，常常把人性的黑暗写到绝处，令人颤栗、疼痛。他的小说，又常常把文学想像力和极强的社会针对性融合在一起，敏锐而有冲击力。2003年《收获》第6期扩大版，刊发了阎连科的长篇小说《受活》，小说深刻地揭示了生活表层之下的坚冰，人性的．黑暗，其中的诸多场景令人颤栗，对现在进行时的生活反映敏锐，对混乱无序的历史进行深刻拷问。同时，又极具黑色幽默的色彩。在小说结构上也别有奇妙。正在进行时态的故事和情节，铺排过程中，对涉及的历史、名词、方言又作解释，经常伸出一些别的枝蔓成为非常重要的章节，他称为“絮言”，同样推动小说前行。
钟红明：你的小说呈现出一种变化，最初的生存写实，后来的充满想像和寓言、荒诞色彩，这应该是一种文学观念上的变化。就从你的三部长篇《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来说，你自己是否有清醒的想法在内？
阎连科：现在我越来越觉得，中国文学的发展不力，受制于现实主义。说得过火一点，我认为什么时候打破现实主义，冲破现实主义，我认为才有发展。
钟红明：所以你在题记里说：“现实主义—我的兄弟姐妹哦，请你离我再近些；现实主义—我的墓地，请你离我再远些。”
阎连科：现实主义首先谈到真实问题，通过写作，我觉得真实完全不在于来自生活，而是来自作家的内心。只要心感到真实，一切都是真实的。
钟红明：是啊，这是更深刻的真实。表象上描摹的写实和真正的真实有差异。很多方式可以做到描摹上的真实，那不是文学的目的。即使我们看一个好的电视的纪实片，那也不是表象上的真实可以完成的，贯穿着拍摄者的观念。文学上的真实，你对它的定义显然不同。
阎连科：我们现在整个文坛弥漫着一种虚假的真实主义，概念的现实主义，庸俗的现实主义，包括小说、文学、影视作品，常常是庸俗现实主义的表现。我非常希望冲破这样一种庸俗现实主义，获得一种新的文学观念，比如来自内心的真实，远远超出现实主义的东西，这是我想在长篇《受活》中试一下，表达一下。题记和小说中，你可以觉得那不是真实，可我觉得一切都是真实的，没有任何一点虚假。细节、言行整个故事框架，完全不是荒诞的。
钟红明：大的方面说《受活》好像是一个寓言，虚构的，但每一个具体的构成，有对社会现实尖锐的批判和针对性。在小说中你写到的耙褛山脉的“受活”村，显然是虚构的，但是否有现实来源然后经过变形呢？
阎连科：这完全是虚构的，《坚硬如水》写到的地方，就在我家门口，有那么一点地理位置上的依据。《受活》完全没有任何依据。没有背景可谈，里面重要的情节，完全来自虚构，空穴来风的真实吧。
钟红明：这个小说和以往小说更大的差异在何处？
阎连科：《日光流年》里那个村子，真正是有点偏僻的与世隔绝的一个村子。《受活》更鲜明的是一种社会意义，和现实的勾连得更紧。
钟红明：你愿意人们把你认为是专写苦难和疼痛的作家吗？许多人这样归纳。
阎连科：仅仅用苦难来说，太简单化了。《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年月日》，远不能用苦难来概括，《受活》更不能这样来归纳。当然和苦难有关系。有的人喜欢给作家定位，用“苦难”一说，他们觉得好定位。但让我自己给自己作品定位，我肯定是完不成的，但定位在苦难，我不赞同。《受活》表面上写了一点苦难，但本质上和苦难毫无关系。
钟红明：可能是因为写到了人性的冷，就写到了极冷，这样的归纳和你的描述的极端可能有关系。
阎连科：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你会觉得，不这样写，不足以表达内心里的东西。比如你对社会某些东西的僧恨，你对社会的恐惧，不这样写，无法表达。沈从文可以写《边城》，交给我阎连科，我写不出来。我没有处在那个环境，我不会那样看待社会。我对这个社会更多的是恐惧感。尽管目前大家都说我极致啊极端啊偏激啊，其实，和我理想的有段距离，并没有把我心里想法表达出来。我想到十分，只能写到三分四分。
钟红明：有人说你是写人性的作家，这个词太大了。
阎连科：是人性还是苦难是我写作的发动机，说不清。就像我听到武汉那个故事，后来他们也没有去写电视剧，但我却一下子觉得，有一个故事可以写了。五年后就成为一个长篇的出发点。
（钟红明《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11月28日）
青春写作—走近“80后”校园写手
《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5期
“80后”，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人。现实社会的一些炒作和评论，使有些人一棒打落所有的“80后写手”。但事实是，他们中有真正把文学当成生命的一部分来热爱的。为此，我们在大学校园采访了几个“80后写手”，探访他们的足迹，听听他们的心声，目睹这一场青春写作。
苏德：原名王艺，就读于华东师大00级中文系，出版有《沿着我荒凉的额》。
苏德在网上被称为：“文笔细致，触觉敏锐，善于以小说结构来彰显出人意料的结局，擅长都市校园情感题材，上海味十足。”大家认为，“苏德和小饭一样，他们今天的名气和在网络文学中的地位，完全是靠自己一篇一篇稿子积累起来的。”这是一个痛苦而艰难的过程。苏德说，她在创作小说的时刻会感到压力重重，因为她太热爱小说，写作带给她的是别人所不能体会的“毛孔张开”的喜悦。她曾经想做一个自由撰稿人，但是时间久了，发现这样也不好。她同意马原“真正的小说很可能会消失”的说法，用苏德自己的话讲，小说如今实在是没办法养活自己。但她依然在坚持，只是不知道能够坚持多久，没有胜利可言，挺住意味一切。
苏德渴望简单而平静的生活，对改变有些无奈一却不得不学着妥协，不开心地用“谊变”或“成长”来粉饰这种改变。从《我是蓝色》到《上海流恋》，一路走来一路迁回，一些原本坚定的信念开始瓦解，然后苦笑着称之为成长。苏德说，最初单纯的写作随着时间、心境的变化越来越遥远了，各种高额的约稿打乱了心情。
苏德说，她不愿以旁观者的姿态来写小说，觉得那样的小说很难打动人，首先自己就打动不了。然而，总是不得已会有现实的搅扰，“商业稿子写得过滥，写出来自己看看觉得很淡。”
走在路上总是冷暖自知。听苏德感叹：“许多年以后我回头看看，会觉得幸好有一个不真实名字笔下的文字陪我度过了最为寂寞的岁月，而幸而我也是不孤独的。”
小饭：原名范继祖。就读于华东师大00级哲学系，出版有《不羁的天空》、《我的秃头老师》。
小饭最初“出道”的地方是在《萌芽》。当年他的那些经典，比如《我小时候》、《我的叔叔和张姑姑》以及对苏德那篇《我是蓝色》的“剽悍”改写，让许多人的阅读感觉神经接受了一次不大不小的刺激。由此引来好评如潮，当然可能也有白眼无数。而对于这些，今天的小饭可能已不愿再有过多提及，更多的生活历练和阅读积累促成不断更新的定位和思考。
不像其他一些写作者是不由自主地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小饭说自己是“有预谋的”。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兵。王小波在小饭的文学路上扮演了启蒙者的角色，对王小波的崇尚和模仿造就了小饭的文学的最初形象。但如果仅限于这些，那么也许我们就见识不到今天的小饭了—他一直在用他自己的方式找寻属于他的道路。继王小波之后，余华和苏童成为小饭的又两根“标杆”。
采访中，小饭说他不会再为中学生写作，他要走的是更成熟、更纯粹的文学路，做先锋文学。现在，他又将残雪和七格树为“标杆”。小饭说，“标榜”先锋是出于一种自觉自发的意识。在此不得不提到另一位先锋派人物—唐一斌（现就读于华东师大00级数学系）。据说只要有他出没，每个80后写手都会不由自主地提醒自己“不要离先锋太远”。正是他和小饭等人创建了“黑锅论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在那里认真讨论文学。
“刻意设置阅读障碍并非80年代后写手的主流，但是不保持精英姿态则又有堕落的危险。”小饭认为做先锋文学是一件很寂寞的事情，但他对此并不会在意，因为他要做的是精英。
蔺瑶：就读于华东师大00级中文系基地班，出版有童话《安娜小姐》，和同为“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的张尧臣合著有《两个人和一种告别》。
听电话里蔺瑶的声音，是温婉、柔和的，一如她的文风，没有凌厉和张扬的成分，却在不疾不徐中透出细腻和张力。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