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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谁能把他们怎么样！
在这混乱动荡的时候，11月14日，南京又传出一条惊人的消息：国民党政府委员、蒋介石的国策顾问陈布雷自杀了！
陈布雷，名训恩，浙江慈溪人，1890年生。早年从事新闻业，曾在上海《天铎报》、《时事新报》担任记者和主笔，积极宣传国民革命。1927年到南昌会见蒋介石，蒋看重他的才学人品，将其召至幕下。从此，陈布雷作为蒋的大笔杆子，开始了长达20年的幕府生涯。蒋的文告讲话，多出自陈的手笔。蒋对陈也非常器重，尊之为“先生”。在国民党人中，陈布雷是一个克己奉公，廉洁方正的人。
他身居重地，从来不谋私利，更痛恨贪污腐败的行为。自己做了半辈子官，身处机要，但从不搞特权。生活上清苦俭约，抗战时在重庆的伙食尤其简单，同部属同桌吃饭，衣着朴素，人所共见，房间里家具装饰也很简单，会客室中只有三把旧沙发，配给他用的汽车，从不许家人使用。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腐败已经相当严重，陈布雷对此深恶痛绝。在他看来，蒋介石“是一心为党为国的”，国民党所以弄得这样糟，主要是下面这批人把事情搞坏了。他除了开会等公开场合不能不与孔、宋、二陈等人周旋外，私下很少接触，他曾不止一次地对兄弟和朋友说：“只有德操相同的人，我才与之交往，孔、宋一批人即使到我家来，我也是不接待的，因为无话可谈，话不投机半句多。”
1943年，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长职务，陈布雷是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有事须与孔祥熙联系。一天谈毕公事，正要告别时，孔祥熙突然塞给陈一个信封说：“布雷先生，你身体不好，子女又多，负担重，战时物价高涨，我这一点区区小意思，聊表微意。”陈布雷脸孔一阵红，立刻把信封退还给孔。对于CC派，陈布雷坚决不参与其派别和小组织，尤其是抗战以后，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更渐渐疏远。有一次二陈办合作金库，聘陈布雷为名誉顾问，有干薪可支取。陈布雷退还聘书，对部属说：“以往我虽反对二陈自立派系，钩心斗角，但终还以为不至如孔、宋一辈人之公然贪污，现在他们办起什么中央信托局，并将某一银行也把持起来，搜括以肥私，可说与孔、宋是一丘之貉了。”
陈布雷对蒋介石，可以说达到了愚忠的程度。尽管身体瘦弱，长期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但为蒋介石起草文稿，从来都是夜以继日，一丝不苟。他几次想辞职休息，为了辅佐蒋介石，总是牺牲自己的利益。在抗战期间，他曾为蒋起草了几篇鼓舞全国军民抗战，斥责日本侵略者的文章，振奋了国人的士气。1941年周恩来在重庆时，见到陈的外甥翁泽永。周恩来对翁说：“请你传话给布雷先生，对他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为一个人服务，要为全中国四万万人服务。”而陈则不止一次表示，他要报答蒋的知遇之恩，只能从一而终。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对抗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宣传攻势，于1945年11月成立了一个“宣传小组”，成员有国民党组织部长陈立夫、宣传部长李惟果、教育部长朱家骅、行政院新闻局长董显光等，召集人是陈布雷。内战爆发后，这个小组又改名“戡乱宣传小组”，控制了国统区的宣传舆论大权。陈布雷为了维护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声誉，效尽犬马之劳。1947年3月，胡宗南占领延安，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达到顶点。与此同时，国民党一手包办的“行宪国大”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这时，陈布雷认为“民主建国”的目标即将实现，情绪极为乐观。4月25日，他与三青团负责宣传工作的杨玉清漫谈，讲了很长的一席话。陈说：“自从政府改组以后，国家前途极有希望。关于训政结束以后，是否还有各党各派的问题，在十六年（1927年）以后不久，我即问过胡（汉民）先生。胡答：‘依总理遗教所言，不应有各党各派。’问吴（稚晖）先生，则答：‘此问题甚重要，但尚未深思，暂不能作答。’问蒋（介石）先生，则答：‘此问题极好。惟在未提出此问题前，实从未想过。不过，以我的想法，中国国情不同，不应取人家一党专政的办法，顶好将来要各党各派共同负起建国的责任。’我觉得蒋先生的看法，胸襟极远大，于国家有利，故从那时起就死心塌地地为他服务。过去对此问题不敢谈，现在竟已成事实，而无敢再怀疑者！此系国家一大进步。”6月，陈布雷在南京召见《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颇为自信地说：“我们国民党人自己也有所不满，但国民党再腐败，二十年天下还能维持。”
但是1947年形势的变化却令陈布雷始料未及。5月，华东野战军全歼蒋军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第74师，中原野战军挺进大别山。战争局势发生逆转，对国民党越来越不利。奉蒋之命，陈布雷数次召集中央宣传小组会议，讨论修改“全国总动员案”。此后，在他的主持下，宣传小组起草了《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对外颁布。此时，各界舆论对国民党当局的批评和不满日益加剧，陈布雷对这一时期的新闻舆论抓得很紧，维持国民党的声誉和地位。他认为《大公报》在王芸生的主持下，对政府的批评恶意多于善意。陈布雷曾对人说：“我如果年轻10岁，就下海再做记者，和他们周旋，不让这般人如此猖獗！”因王芸生不听劝告，陈布雷愤怒地对陶希圣说：“王芸生不是评论政治，他要指挥政府，甚至于指挥最高统帅。”
陈布雷的忠诚，一次次遭受现实的打击，令他陷入痛苦的深渊。他主持宣传小组，当局拨法币100亿元作为宣传经费。当时这是一笔巨款，有人建议换成黄金、美钞，以免贬值。但是他无论如何不答应，认为这与国家法令相抵触。他指示把这笔经费存在几大银行，“如须开支，动用利息”。他经手的公款，手续极为严格。支票和印鉴由他自己亲自管理。秘书蒋君章把每笔应该支出的钱和报告，合成一个卷宗呈上，他自己开出支票，由蒋君章转交受款机构，取回收据，再次呈报他，才算完成手续。他有一本支票开出的记事簿，蒋君章有一本收支详细的账目和卷宗。他真的可以说是做到了“涓滴为公”，与贪污盛行的官场形成鲜明对照。
币制改革会议之后，陈布雷顺道去上海，对夫人王允默说：“我家的金器、银元，可以整理出来，去兑换金圆券。”
“金圆券？”王夫人不明白。“关金、法币，怎么一下子又出来一个金圆券？”
“这是挽救经济危机的措施，马上就要颁布，我们要遵纪守法。”
没想到金圆券发行不久，物价就直线上升。10月物价的批发指数上涨到17。5倍。这一情况已经不用下属汇报，王允默也对他说了：“上海正泰新棉布店，最多一天换了16次牌价。职员、工人一个月工资只能买一块肥皂。蒋经国先生在上海打老虎，现在也偃旗息鼓了。”
陈布雷用私人积蓄兑换的金圆券变成了一堆废纸。中央宣传小组的公款100亿元法币只换成几千元金圆券。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直接影响到陈布雷周围工作人员的生活，连伙食费都付不出了，陈布雷只得先拿自己的钱给大家垫伙食费，至月终结算时，名曰归还，而实际上再移作下个月的垫款，不足时，再由他垫付。陈布雷长叹一声：“我们为了守法，牺牲了国家利益，牺牲了个人利益，却便宜了金融家！”
军事上连连失败，经济形势又是一片混乱，如何是好，出路何在？国民党中不少人认为，失败的关键是丧失了民心。一方面是局势这样困难，而那些拥有特权的豪门却照样发横财，过着奢侈腐败的生活。蒋经国尚且扳不倒他们，国民党还有什么希望？11月4日，南京《中央日报》发表题为《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提出清算豪门的问题，代表了国民党内多数人的意愿：
国家在这样风雨飘摇之秋，老百姓在这样痛苦的时分，安慰在哪里呢？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特权如故，人民莫可如何。靠着私人政治关系而发横财的豪门之辈，不是逍遥海外，便是倚势豪强如故。不用说到现在还没有人替老百姓施用政治力量，强制他们捐输资财，以戡乱救民，甚至不曾用指甲轻轻弹他们一下。人事上也偏私如故，似乎没有国人置喙的余地。国家弄成这个样子，老百姓人人装着一肚皮的闷气，人心失尽，如何得了！目前少数人这样享受一切特权生活，骄奢淫逸，没有一个人去当兵，一文钱也不肯出，而却完全要穷苦老百姓抽丁纳粮，如何使人心平气服？国事演变到这个地步，势必牺牲极端少数人来挽救最大多数的人。假若吾人能天下为公，用人唯才，疏远小人，罢黜一切害民之官，严办豪强特权之辈，减轻人民的负担。将千千万万人民的负担，放在极端少数豪门巨富身上，令民困得以稍苏，那么人民耳目必然为之一新，前方军心立即因而大振。
济南战役、辽沈战役后，大量难民随着涌入关内，风餐露宿，无家可归。陈布雷显得更加焦虑不安。他叹道：“已有二千万百姓流离失所，再打下去真不得了。”“国将不国，一片废墟，三民主义还有何希望？”他向同僚表示：“我一定要劝劝委员长，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跟共产党谈判，国民党或许还能坐半个江山。”陈的副官陶永标回忆：
辽沈战役后，蒋介石因伤心过度又连续吐血。陈布雷曾去蒋的官邸探望过两次，并密谈良久。因为陈布雷知道，这种劝和的意见是不宜在蒋召集的会议中公开提出来的。
有一次，陈同蒋介石密谈至深夜，蒋送他步出总统府大门，我从侍卫室出来跟随在后，听见蒋介石对陈布雷断断续续讲的几句话：“战局……不利，我们……被打败，不会被消灭，你悲观。”“谈判也保不住国民党的半壁江山。如今，只有背水一战，成败在天了。”
事后我发现陈布雷的脸色很难看，回到寓所还自言自语叹道：“成败在天，成败在天。”一连数天抑郁不欢。
1948年11月8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举行的总理纪念周发表讲话，仍然决心贯彻“戡乱”方针。他说：
自东北军事失利以来，共匪谣言攻势的猛烈已达于极点。不但一般民众受了谣言的煽惑，感到恐慌，就是知识分子也不能认清国家真正的利害，而在心理上发生动摇。前几天南京竟有少数知识分子，公然发表文字，提出和平的主张，这实在是自己丧失了民族精神，完全是投降主义者。……最近共匪指使一班徒众提出两句口号，一是“求温饱”，一是“求和平”。这完全是抄袭苏联内战时代“土地、面包、休战”的三个口号，他们要以此来迷惑全国的同胞，瓦解剿匪的精神力量。……现在的问题就是看我们内部能不能坚定信心，团结一致，能不能振作精神，集中力量。希望中央各部长负责同志坚忍镇定，在军事第一的原则之下，拥护整个决策，共同一致认真执行。
蒋所斥的主和派，当然主要是指那些审时度势、深知内战打不下去而主张和谈的国民党上层人物。在陈布雷看来，无异是当着和尚骂贼秃。像陈这样一个忠实追随蒋介石二十多年、自尊心极强而且士大夫气节很重的人，受到蒋介石公然的指斥，精神上打击之巨大是可想而知的。陶副官回忆：陈布雷生前的最后一些日子，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每天开完会回来，总是紧锁眉头，一根接一根地猛抽着香烟；他的胃口也大为减少，以前每餐能食近两小碗饭，现在只能食一小碗，菜吃得更少。晚饭后到寝室，也就是他晚上的工作室，时而伏案批阅文件，时而翻翻报纸又放下，时而又衔着支烟在屋里来回踱步长叹短吁，或吟着杜甫的诗句：“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烟灰缸的烟蒂不到半天就满了，一天要倒二三次。
陈布雷的精神和体质已经差到这个地步，蒋介石还催他起草“战时体制”的方案。一向提笔行云流水的陈布雷，这时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他写什么呢？还能再愚弄全国人民吗？连他自己都被愚弄了，怎么还有脸再自欺欺人！他感到心力交瘁，11月11日写了一篇“杂记”：
人生总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倘使我是在抗战中因工作关系被敌机扫射轰炸而遇难，虽不能是重于泰山，也还有些价值。倘使我是因工作实在紧张，积劳成疾而死，也还值得人一些些可惜。而今我是为了脑力使用得实在太疲劳了，思虑一些也不能用，考虑一个问题总觉得头绪纷繁，无从入手，而且拖延疲怠日复一日，把紧要的问题应早些提出方案之交件（如战时体制）一天天拖延下去。着急尽管着急，而一些不能主动，不但怕见统帅，甚至怕开会，自己拿不出一些主意，可以说我的脑筋已经是油尽灯枯了。
陈布雷报效国家的理想已经破灭了，他为国民党兢兢业业地干了二十年，没想到国民党现在的威望已经扫地。他毕生忠于蒋介石，现在却形同路人，政见已无共同之处。哀莫大于心死，这个世界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此时的陈布雷，反而从容了。他的副官陶永标记录了陈布雷最后的日子：
11月10日晚，他提出要同我共进晚餐，饭后，他不时询问我家庭生活开支和孩子等情况，问我经济上有什么困难，我说总能应付。他叹口气说：“物价暴涨，工薪阶层困难哪！”末了，他用深情的语气说：“陶副官，你忠心耿耿跟我这么十多年，任劳任怨，患难与共，你也知道我两袖清风，你和你的家属也从来没有沾到我什么光，我总过意不去，不知该怎样谢你。”我听了这话，泪水差点滚下来。他又叹了一口气道：“近年来我身体愈来愈差，自己也觉得一天比一天难以支持，倘然有个三长两短，请你自己保重，并望能时常去看看我的太太，她也是一个老实人。”我心中难过，便劝他：“主任不要想得太多，千万要爱惜自己身体，一俟战事结束，主任便可向委座告老还乡，著书作文。”他听了，沉默良久，才长叹一声：“恐怕等不到这一天了。”
11月11日上午，布雷先生出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这是他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时间拖得很长，我开车接他回公馆已是下午三点钟光景，几位秘书还在等他吃午饭，大家看他脸色不好，可是在饭桌上，布雷先生一反近来沉默寡言态度，从容地作了一次长谈。他从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推翻清朝、北伐战争，一直谈到眼前局势，又忆及自己青年时代加入同盟会，办报、教书一些轶闻，最后语重心长地要我们保重身体，免得像他那样未老先衰。
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活动他请假不参加了。这天，他反而比往常从容。上午请了理发师，替他理发修面，他女婿陪着他聊了一通话。随后又去洗了个澡，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和一双新布鞋。午饭后，他叫我驾车去郊外散散心，我们绕着玄武湖兜了一圈。我只见他两眼发愣地凝视着窗外的湖光山色出神。在离中山陵不远处，他示意我将车子停住，他下了车，吃力地攀上附近一个山丘顶极目望。中山陵在夕阳的映照下，气象万千。他眼角中流出了泪珠，一直呆呆地望着，直至夜幕开始下垂，临上车回家时，他问我：“陶副官，你还记得我以前讲过的一则笑话吗？”我回答：“主任莫非指有朝一日辞官隐居，到灵谷寺或鸡鸣寺做和尚？”他点了点头说：“和尚做不成，死在这里也好。”
回到公馆时间已不早，我叫伙房快上饭菜，不料他一口推却说：“我觉得没有胃口，一点也不想吃。”我劝他：“不吃怎么行，多少吃些吧，半碗也好。”可是，这次他态度很坚决：“我实在一点也吃不进，你们去吃吧，不用管我。”接着他又吩咐：“我今夜要赶写一些重要东西，任何客人不见，电话也不接，一切改日再说，你也不要上来催我睡觉，我写好自己会服药睡的。”他上了一半楼梯又转过身来重复一遍：“一定不要让人来打扰我，让我安静些！”
“让我安静些！”这是布雷先生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陈布雷会见的最后一位家人是他的女婿袁永熙。袁是中共地下党员，与陈的次女陈琏结婚。夫妇两人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于1947年9月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陈布雷托人把两个人保出来，调到南京工作。由于他们在狱中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陈以为他们是思想激进，总是劝他们安分守己，不要惹麻烦。在决定离开这个世界之前，陈布雷最不放心的就是陈琏夫妇。他对袁永熙意味深长地说：“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以至不能自拔。政治这个东西不好弄，你们千万不要卷到里面去。”意思是让他们好自为之，自己保护不了他们了。这些话，也是陈布雷对自己一个惨痛的总结。
这天夜里，陈布雷在灯下，一连写了十一封遗书。其中两封是给蒋介石的。第一封遗书说：
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无丝毫可以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毫无价值之一生。
在这封遗书中，可以看到陈对蒋还有割舍不去的感情，但是遗书中没有一字谈到“戡乱”，也没有一个字提到国共之间的战争，而借自己“结束毫无价值的一生”，对国民党的历史作了根本的否定。在第二封遗书中，笔调为之一变，通篇都是自谴自责之词。他引用“瓶之倾兮惟垒之耻”，表示国民党的失败也是自己的耻辱和罪恶。但他又觉得自己问心无愧，“我心纯洁质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他私心，今乃以无地自容之悔疾，出于此无恕谅之结局，实出于心理狂郁之万不得已。”他引用唐朝诗人韩愈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