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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去把他抓住。在北平，储安平也不得不躲起来，他与编辑部约定的北京联络点——大公报驻平办事处被包围，特务照老规矩也作了“口袋”，联络人徐盈被软禁。特务还不放心，因为北平的户籍记录共有3个叫徐盈的，于是那两处也布下网。碰巧第二个徐盈有一位身材高大如储安平的朋友来访，马上抓起来，还动了刑。多亏北平外围很快解放，储安平躲过了这场劫难。上海编辑部的林元、雷柏龄被打入大牢，从提篮桥解到南京，他们从押差那里看到公文，才知道是蒋介石亲自给顾祝同下的手令，交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执行的。他们算是“重犯”了。直到1949年4月25日南京解放，管监狱的国民党官员逃跑，他们才获得解放。至于那位“南京特约记者”，他的真名叫张今（金）铎。张是山东东平人，早年就读于天津北洋大学，大革命时期到了广州，在黄埔军校任教，与周恩来相识。北伐时到冯玉祥军中任职。1935年他在北平被国民党宪兵逮捕，后来转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与著名的学者范文澜、台静农、黄药眠关在一间牢房里。他生性耿直，经常痛骂蒋介石。黄药眠的印象：张虽然不是共产党，却是坚定的反蒋人士。不久张今铎被保释出狱，抗战中曾到过延安，后来在新四军工作，“皖南事变”前离开。＇1＇后来到昆明的盟军机构中任职。张本人阅历丰富，对军事很有研究，在国民党将领中有很多关系，也与中共地下党保持着联系。这样一个游离于国共两方之间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被储安平看中，向他约稿后，张今铎积蓄多年的能量终于释放出来，发表了一系列分量很重的文章。他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上，以老到锋利的文笔，揭开了国民党军连连战败的内幕＇2＇。当国民党特务追捕时，他正好在上海，但没有露面。因为林、雷二位拒不招供，给他提供了时间逃出上海。在朋友帮助下，他化装一路经杭州、南昌、衡阳、广州，最后逃到香港才获得安全。上海解放后，张今铎任山东省政协委员，在“晴朗的天空下”，他可以向林元当面道谢。这也是林元第一次认识这位神交已久的老朋友。
《大公报》与《观察》的政见并不相同，它们之间还经常发生争论。但是最后却走上了同一条道路。还有一些“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例如北平一批教授创办的《新路》杂志，曾提出23条纲领，幻想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建国之路。《新路》对国民党的批评要比《观察》温和得多，有人猜测这个杂志背后有司徒雷登的支持。但是《新路》也没有避免遭到国民党当局查封的下场。在国民党的高压和恐怖手段之下，这些“自由主义”的舆论显得如此无奈。海外历史学家汪荣祖以“夹心饼干”来形容他们的处境，这样评论：
回顾历史，战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固有其严重的弱点，但对情势的发展，看得很清楚，并无幻想，只是他们的命运并未操在自己手中，万分无奈。自由与民主为极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所欢迎，反对内战更是极大多数国人的共识。但自由主义者无法将此一共识，转化为有效的政治力量，更起不了领导作用。所以如此，除了自由主义本身的问题外，外在的恶劣环境，更不可忽视。国民党的专政固不利于自由主义的发展，美国对华政策亦属不利。至于内战爆发之后，日渐恶劣的社会与经济危机，更迫使自由主义者放弃许多自由民主的原则。最后在内战中成为“夹心饼干”被迫放弃中立。他们之中的大部分选择左倾，其实，他们对共产主义，并不曾一厢情愿地接受，只是觉得战乱中的中国，自由主义已不相干。与社会主义妥协，不仅可行而且是正确的。就储安平本人而言，当国民党政府通缉他时，已别无选择。1949年以后，储安平及其自由主义伙伴，大部分留在内地。他们的命运，很可以说明自由主义在战后的命运。
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从“第三条道路”投向了革命。然而却有个别人在这个历史重要关头栽了跟头。值得一提的是张申府。这位当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因为不赞成暴力革命、武装斗争而中断了他的革命路程。此后他作为民主人士，在国共之间周旋。他一贯主张民主，反对内战，这个立场在1947年以前，被视为是进步的。1948年10 月23日，张申府在《观察》杂志的头版发表了《呼吁和平》，引起轩然大波：
我们现在最要紧的事，消极地说，就是打破现状；积极地说，就是恢复和平。假使战事还不设法结束，和平还不速谋恢复，必致全国人，至少东北人与华北人，或至少在东北华北大城市住的人，都不得活，国家更将丧尽了元气，丢尽了脸。
事实上，这些年来，国人，尤其是读书人，已犯了一个极大的毛病，就是把是非成败利害混在一起，且常常是只管眼前成败利害，而不管是非。其实为国家打算，只应辨是非，而不应计较个人的成败利害。可惜就在抗战之前，有些号称进步的知识分子，就已是左了怕得罪现在，右了怕得罪将来，畏首畏尾，真是身其余己。接着，张申府陈述他个人对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看法，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公式：
前几年，我曾鼓吹过一个全国公认的口号，那就是“民主”、“和平”、“统一”。这个次序是有意的。意思就在：必须先民主了，然后才能和平；必须先和平了，然后才能统一。今日实际，我相信也还不过如此。
下面，张申府说了一段最不合时宜的话：
也许有人以为，现在有一方正打得顺手，正打得起劲，正要一劳永逸，一举而成功。在此时呼吁和平，也许会转移他们的战志，必为他们所不快，必为他们所不睬。戡乱不能止于乱，革命不能止于革。如果双方都完全标明只为和平而战，也许会出师更有名，也许会打得更起劲。如此，作战的双方既都要和平，而且只要和平，这岂不更可证明：呼吁和平，要求恢复和平，有百是而无一非？可是当其双方都要和平，那就应该立即停下来，而不该再打！＇1＇如果这篇文章在一年半前发表，正是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的时候，是可以被大家接受的。但是1948年10月底正是国共双方大决战的时刻。辽沈战役已经以解放军的胜利而结束，淮海战役即将展开。在国民党土崩瓦解的时候，张申府呼吁停战，只能对国民党有利。结果此文两面不讨好，国民党方面说他“扰乱民心”，民盟同人则谴责他“有违民盟的政治主张”。11月15日，民盟在香港开会，作出了开除张申府盟籍的决定。理由是：“张申府最近于《观察》杂志第五卷第九期更复发表《呼吁和平》的荒谬言论，公开承认蒋府的‘宪政’，拥护蒋介石的‘戡乱政策’，污蔑人民解放军为匪。”＇1＇12月16日，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民盟发表时局声明，重申为民主奋斗决心”的报道，副题为“痛斥叛徒张申府等卖身投靠”。12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夫人刘清扬的离婚启事，标题为“张申府背叛民主为虎作伥；刘清扬严予指责”。此时，刘清扬带着子女和北平的一批民主人士到达石家庄，奔向解放区。孤单的张申府依然留在北平。在历史大转折的时刻，他却被排除在外。晚年的张申府回忆起当时的情况，一方面归咎于他对解放战争进程缺乏了解，另一方面，他说：“我写这篇文章，赚了3000元。当时这是一笔不少的收入。教授们那时都断粮断饷，吃饭是一个问题。储安平向我索稿，我怎能拒绝？他的杂志是当时民主刊物中销路最广的，同时一交稿就有稿费。我大概是他稿酬最高的作者之一。”＇2＇真令人啼笑皆非，张申府搞了30年政治，居然还没摆脱他的书生气。建国后他为此背了40年的政治包袱，这代价未免太沉重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芸生到达香港，有如脱出樊笼的感觉。他恢复了犀利的文风，在11月10日香港《大公报》写了《和平无望》的社评：
人类历史虽已进步到20世纪的现代，而中国尚迟留在剥削重重的农村经济中；世界政治虽已演进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最后较量短长之时，而中国的政治形态尚迟留在家长封主的时代。康梁维新未曾损其毫毛，辛亥革命未曾挫其根株，北伐只完成一瞬的统一，抗战仅于挣脱了一具近侧的帝国主义的枷锁，政协未曾解消内在的矛盾，三年战乱又扯开了一切疮疤，到现在，石走悬崖，箭已脱弦，其势已无法挽转，再难得简易的和平了。那么，难道就这样乱下去了吗？人类虽然不免战乱，毕竟是需要和平生活的。而且战乱是变，和平是常。我们所付战乱的代价已甚高，希望历史的轮子是向前进，在战乱纷纷痛苦重重中，让我们获得真实而持久的和平。什么是真实而持久的和平？一句话，是人民大众的合理生存。和平既已不可遽得，且也不能廉价取得，那么我们便惟有忍痛挣扎，以争取真实而持久的和平了。大局板荡，生民涂炭，身在水火，忧心曷极。但要知道，真正的历史创造者，并不是稀世的英雄，而是亿万生民。亿万生民的求生力量，才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动力。违逆了人民大众的生存轨道，必无治，摧折人民大众的求生欲望，必乱；明白了这基本的道理，则如何拨乱返治，自可不言而喻。看目前中国的乱局，人民真是痛苦极了，目前纵然和平无望，人民大众终会走上合理生存之路。我国挥泪跋涉，总希望这条真实而持久的和平之路已不再远！王芸生期待的和平之路，就是迎接新中国的诞生。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一条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同一天，毛泽东委托潘汉年转交了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主持民盟工作的沈钧儒先生的一封信，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希望与民主党派合作，筹备政治协商会议的愿望。中共中央的号召很快得到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等8个民主党派和其他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拥护，并于5月5日在香港通电表示支持。但是，这些支持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大多数还在国统区。中共中央决定，将这一大批民主党派负责人、工商业家、文化界人士，先从西南、西北、华中、上海等地集中到香港，再由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等租船把他们秘密送往烟台、大连，然后到河北平山西柏坡汇合。护送民主人士去解放区的秘密行动历时半年多（从1948年底到1949年3月），从香港乘船到解放区的知名人士有：何香凝、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郭沫若、马叙伦、沈雁冰、叶圣陶、邓初民……总共有350人左右，王芸生也在其中。他们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奔向解放，奔向新中国！
第三部分 淮海战役（一）徐东大血战
1948年9月8日到13日，毛泽东在河北平山西柏坡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历史上称之为“九月会议”。这是为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而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毛泽东号召“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并就加强经济工作，准备接管新解放的大城市，学习工业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做了部署。会议结束后，各战区的中央委员们迅速返回。随后济南、辽沈战役相继举行，既是对中共中央指示最坚决的贯彻，也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的步伐。济南战役结束后，粟裕于9月24日向中央军委建议：立即进行淮海战役。电报中说：“该战役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苏北兵团攻占两淮，并乘胜收复宝应、高邮，而以全军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线两岸，以歼灭可能来援之敌。如敌不援或被阻，而改经浦口、长江，自扬州北援，则我于两淮作战结束前后，即进行战役第二步，以三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1＇9月25日，毛泽东复电华野和中原野战军刘伯承、陈毅等（邓小平出席中央九月会议正在返回途中——作者注），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并筹划了战役的三个阶段：1。歼灭黄百韬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2。歼灭两淮、高邮、宝安地区之敌，为第二个作战；3。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为第三个作战。毛泽东指出：“进行这三个作战是一个大战役。打得好，你们可以歼敌十几个旅，可以打通山东与苏北的联系，可以迫使敌人分散一部兵力去保卫长江，而利于你们下一步进行徐州、浦口线上之作战。”＇2＇在粟裕和毛泽东的往返电报中，首次提出了“淮海战役”的设想。这个设想把战役范围定在徐州以东的苏北地区，打击对象主要是黄百韬兵团。可以称之为“小淮海”的作战计划。10月9日，华东局书记饶漱石从西柏坡返回华东野战军司令部驻地曲阜后，就与粟裕、谭震林及各纵队首长举行作战会议。会议研究了两个方案，一是运用“围城打援”战术，以一部攻打连云港、海州，调动黄百韬东援，在运动中歼灭之：二是直接对黄兵团进行分割包围，力求全歼，并以一半以上的力量组织打援。10月11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发出《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重要指示，对战役的设想和部署作了更明确的规定，他指出：“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消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峄县、枣庄、临城、韩庄、沭阳、邳县、郯城、台儿庄、临沂等地。”第二阶段“攻歼海州、新浦、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并占领各城”。第三阶段准备在淮阴、淮安方面作战。针对国民党军徐州“剿总”主力集结于徐州附近，随时可能增援的情况，毛泽东着重指出：为达成第一阶段的任务，应采取“攻济打援”那样的部署，以一半以上的兵力担任牵制和阻援，对付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使其不敢全力以赴东援黄兵团，这样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三个师的目的。刘邓陈迅速部署攻击郑州至徐州铁路线，牵制孙元良兵团。毛泽东指出：“淮海战役的结果，将是开辟了苏北战场，山东苏北打成一片。”发出上述指示后，经过与华野的商讨，毛泽东于14日对战役作了更具体的部署。他强调华野打援部队应放在侧面，造成围攻徐州的态势，使徐州国民党军“第一个感觉是我军似乎有意夺取徐州，而不能确切断定我军并非夺取徐州，而是歼灭黄兵团。等到我军对黄兵团攻歼紧急而决定增援时，又发现如不解决南北两侧威胁，则很难赴援。这样就给我军以必要时间歼灭黄兵团”。他强调要“以一、四、六、七、十一、鲁中等六个纵队再加特纵，担任歼灭黄兵团三个师，这是全战役的中心目标”。并以刘邓主力在淮海战役发起前就进攻郑州、开封，吸引刘汝明、孙元良兵团停留于郑州、开封之间，不能东援，以配合华野作战。＇1＇毛泽东以战略家的眼光，为淮海战役设计了更大的方案。淮海战役成为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共同执行的任务。当初谁也没有预见到淮海战役后来会打到那样大的规模，取得那样辉煌的战果，但是毛泽东提出的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的方案，不局限于歼灭一个黄百韬兵团，而是力求歼灭国民党军徐州“剿总”的主力。这就使原来设想的“小淮海”变成了“大淮海”，开阔了华野、中野首长的眼光，使他们去争取更大的胜利。就在毛泽东运筹帷幄之际，国民党统帅部也没有闲着。济南失守，对国民党统帅部是极大的震动。作为徐州国民党军机动兵团的指挥官杜聿明，更是深深自责。他考虑要扭转国民党军处处被动挨打的局面，必须主动出击。以国民党军的武器优势，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寻找华野主力决战。9月下旬，他制定了一个作战计划：放弃郑州、开封、商丘等城市，集中机动兵团，在鲁西南寻求与华野主力决战。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原则上同意这个计划，10月2日，杜聿明到北平请示蒋介石，获得批准。杜再飞南京，与参谋总长顾祝同商讨实施方案。顾祝同犹豫不决地问：“你们发动攻击，有没有把握？”杜说：“关键在于黄维兵团是否能将刘伯承牵制住。如果能牵制住的话，徐州方面打华野的各纵队都是有胜算把握的。”顾问：“万一刘伯承过来，又怎么办呢？”杜说：“我们采取稳扎稳打的战法，集中主力形成圆形态势，让共军钻不了空子，吃不掉我们。一旦抓住共军一部，即迅速猛攻，将其包围消灭。万一共军主动先撤，我们采取‘钓鱼’战法，诱其来攻，再行包围。万一这期间刘伯承过来，我们可以阻击华野于微山湖以东，配合黄维先击破刘伯承部，再回头击破华野。”顾祝同觉得杜聿明的计划尚属稳妥，表示同意。7日，杜聿明在徐州召集邱清泉、黄百韬、李弥开会进行部署，并决定15日开始行动。＇1＇如果国民党军先于华野开始行动，淮海战役的历史就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历史就是这样地巧合，10月15日早晨，杜聿明正要上车去前方指挥部，突然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叫他乘飞机去东北。东北野战军发动了规模空前的辽沈战役，杜聿明奉命去指挥东北国民党军的行动。这样，徐州方面的作战计划被搁置，直到华野发起淮海战役前，国民党军一直没有主动出击。这20天的时间，为华野进行战前准备提供了充分的保证。南京国防部于10月22日召开军事会议，顾祝同等根据情况判断，认为共军可能进攻徐州、蚌埠，进逼江淮。与会者坚持“守江必守淮”的战略方针，决定放弃陇海线上郑州、开封等大城市，集中重兵集团于徐州外围，调黄维兵团东进，对华东共军采取“攻势防御”。此后，南京国防部开始调整部署，将郑州的孙元良（第16）兵团调往涡阳、蒙城地区；邱清泉（第2）兵团调到砀山地区；黄百韬（第7）兵团在运河以东的新安镇；李弥（第13）兵团在运河以西的曹八集；台儿庄、贾汪是冯治安的第3绥靖区部队；海州是李延年的第9绥靖区部队。此外，命令驻确山的黄维（第12）兵团出周口，策应徐州方面作战。从地图上看，国民党军在徐州方面是沿津浦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