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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疗养院过得非常开心。那是他的家。他年纪还很小，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他没有什么影响。不过他记得有时候突然停电，他会感到害怕。
我祖母在祖父去世一年半后又结了婚。祖母的新丈夫约翰·摩根是这家的朋友，经常开车送她去探望第一任丈夫以及我父亲和他哥哥。他很善良、慷慨，待人无微不至。此后不久，他收养了这两个孩子，把他们视为己出。
疗养院的其他一些男孩子对家为何物比我父亲有着更多的了解。他进疗养院时还很小，记不得在家里呆过，他的父母住得太远，他无法去看他们。“我们说起要回家，”我爸爸对我说，“那像个梦——一个天堂——可我们仍然谈论家。”
1946年8月，二次大战已经结束一年了。我父亲身体康复，在过了九年以后，终于可以回家了。他有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人们在谈论允许他回家已经有差不多一年了。在他确实要走的那天，他产生了一种可能要出点什么事的感觉，他不是真的被允许离开的感觉。那是个艳阳高照的日子。他的养父开车来接他，可他妈妈没来，因为她已经到了怀孕后期了。他跟大家道别，所有的孩子都对他说：“你真幸运！”他们开车回约八十英里外位于宾夕法尼亚布拉得福德的家。不过，那个时候，这段路开车要开几乎三小时，因为没有高速公路，只有曲曲弯弯的小路。他到了家，但起初他觉得那家不是真的。他回到了家。可什么是家？他快乐地等候着。
开着那辆小丰田卡车去上班和回来的路上，我听着父亲讲他的生活、他在疗养院的岁月、他对那儿美好的记忆，因为那是他孩提时代的家。他伸过手来抚摩着我的手，我的心跳了起来。
去了解我父亲的快乐中的一部分在于他变得真实了。他不再是那样高大和令人敬畏，而我也不再思念。那令我感到跟父亲更加亲近的部分在于获悉他小时候也曾经流浪在外，虽然是一种不同的情形。而且他幼小时也曾有过一段没有父亲的经历。
旅程是神秘的，所有的地图显示出合起来又分开去的道路。不管怎样，这个世界，尽管显得很平坦，但其实是圆的，因而有时候两个人有可能朝着相反的方向行走并最终在同一个地方碰上，这样他们可以一起继续他们的行程。或者一个父亲和一个女儿可以开始他们的旅程，彼此就在旁边，相隔几英尺行走，沿着两条永远平行永不相交的线行走。他们可以顺着无穷无尽的平行圆圈围绕生活的地球行走，但从不交流，彼此从不了解多少。生活的地理是很令人好奇的。它并不总是有意义。
人们经常问：你是怎样跟你一直知道的那个放弃了自己作为父亲的权利、拒绝承认自己的孩子、付给她妈妈四千块钱以放弃自己的探视权的这样一个父亲讲和的呢？这是个棘手的问题，许多人不理解答案。甚至当我说自己要去见父亲时，连麦克先生也有点怀疑和关切。他想知道为何我父亲现在要认我，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我也问过自己很多次。我想像自己在父亲的鞋子里。我猜想对一个公众人物、一名律师以及后来成为巡回法院法官的我父亲来说，要承认自己有私生子是件很不乐意的事。他的职业、他每天上班穿着戴着的西装领带和脸上充满自信的表情、他三十岁时开始变灰白的头发，所有这些都闪耀着合法、财富和权力的光芒。我想像着一个四十岁的男人，律师生涯如日中天，离了婚带着三个十几岁的孩子，跟一名妇女有染，而她又意外地怀孕了。如果公众知道他有个私生子，那可能会损害他的律师职业。我想像作出那样的决定他一定很艰难。也许他觉得自己不能够成为我的好父亲，于是他选择了跟我毫无关联。
“我们作出选择，”他最近对我说，“我失去了看着你成长的那些美好岁月。我可以为了你而在那里。我不仅仅指经济上，我也指感情上。我们去了法院，我同意付一笔钱了断。当然，我们现在知道，那是不够的，那根本是不够养活你的。那不是个值得骄傲的时刻。”他告诉我，“我对那毫无骄傲可言。我无法为此辩护。你是谁本来是没有关系的。要是我见到你，我是无法一走了之的。”因而他选择了永远不再见我。我依然不理解那样的选择。我认为我是不会作出那样的选择的。可我不是他。不过，当我想到自己曾经是的那个小婴儿，想到在那之后十九年里自己成长变化了那么多——我所经历的一切——我是不会希望某人根据我两岁或九岁或者十五岁时的行为来判断自己的。因为自那以后我学到了那么多，成长了那么多。我父亲在四十岁和六十岁之间一定也学到了和成长了那么多。他四十岁时所作的选择跟他五十岁或者六十岁作出的选择可能不会是一样的。我怎么可以去责怪他，怎么能够为他十九年前做的事而愤怒呢？这跟妈妈因为我两岁时做的什么事现在还要对我生气不是一回事吗？
人们问：难道你没有任何负面的、愤怒的感觉？我已经学会了最好不要带着愤怒生活，不要生活在失望里。要是让愤怒和失望统治你，它们会成为锁链，捆住你不让你成长。
因此，现在我跟父亲产生联系，我是跟他这个人联系起来。我只根据他现在的行为来判断他。正如他在第一封信中所表明的，他已经用无数种形式向我展示他将会一直帮着我，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感情上。
在跟他联系了以后，大学期间他每个月都给我寄钱，这样我就不用打两份工。每个月他给我写几封信，让我知道他想着我。大学毕业时，他送给我一套艳丽的黄色、蓝色和橙色旅行用具。他拥抱着我，说：“它们色彩鲜艳。我认为它们跟你的个性很相称。”他和多恩（还有那套旅行用具）千里迢迢来到波士顿，呆了五天，参加我的毕业典礼，跟麦克先生和我的朋友们见面。为庆祝我毕业，他还给我买了机票到他在毛伊岛上的分户使用的房子度假。那个夏天我待在他们家，他和多恩骑自行车去旧金山的那两个星期里，他把整个家都托付给我看管。他说，我的家将永远是你的家。我因为没有买过牙齿保险，他带我到自己的牙医那儿，支付了我看牙医的全部费用。
去年，在我需要有人和我一起开着我的卡车从波士顿到加州伯克利去读研究生时——一个朋友本来要去的，但在最后一分钟决定不去了——爸爸飞到波士顿，和我一起花了十四天时间穿越整个国家。我是根据这些事情来判断他，而不是根据几十年前他作的那个选择。
在一整天的工作和骑车之余，爸爸喜欢在房子里的极可意按摩浴缸里放松自己。他让热水流按摩走一天的紧张。一个晚上，我和父亲坐在按摩浴缸的蒸汽水池里——他穿着游泳短裤，我穿着自己的运动上装和黑色的男子游泳裤。那裤子在水里鼓起来，我不住地把它往下压。爸爸握住我温暖的修过指甲的手。他的声音有点颤抖：“我希望你明白……许多次我曾想起失去你的那些年。我但愿能够把它们找回来。我希望你原谅我没有去帮你。那让我的心都要碎了……”眼泪从他的蓝眼睛里流下来，流过他英俊的脸，流过他胸口白色的胸毛。
我和他坐在那里，温暖的水洗涤着我们。就好像我们回到了子宫，漂浮着，清洁着。他跟我讲了那天他上班时拆开我第一封信的情形。
“我犯了个错，在我马上要上法庭前开始看信。突如其来地，眼泪从我眼里夺眶而出。”在震惊中，他摸索着找挂在办公室橡木门架子上的黑色法官袍。“我不得不等了十五分钟才走进法庭。我觉得那么傻。”那封信让他重新回想起了跟我妈妈在一起的时光。他手里拿着照片，立刻产生了要认识我见到我的强烈的渴望。他觉得自己仿佛是个被人领养的孩子，从未认识自己的父母，而此刻有了一个机会。他设法在法庭上度过了那个下午，心思一半在那封信上。他开着那辆棕色小卡车回家，松开自己的领带，听着鸟儿在歌唱。它们似乎在对他说：“不要把这个吹走——不要把它吹走。你被给予了一个机会，不要把它搞糟。”到了家里，他坐下来写了又写给我的第一封信——试着用正确的语气表达，在纸上真实地表达他自己。
“你知道，”此刻我们坐在水流旋转的水池里，他对我说道：“你大概四岁的时候，你妈妈曾经给我写了封信，寄了几张照片。”
“是的。”我点点头，只是听着。他把那封信描绘成他四年以前就曾试图要不予理睬的一场地震的余震。它在感情上让他动摇。
“我跟几个朋友谈了此事，他们忠告我不要卷进去，说那样做只会给我们两人带来更大的伤心。那会打开旧伤口。于是我把照片扔了出去。”
我只想让他知道那没关系。在这个我们一起分享的时刻我感到自己像个女儿。“那没事，爸爸，我理解。那对我没关系。”我希望他明白这是真的。过去是一个在不断退却的昏暗的宇宙，过去如何会在这个时刻有问题呢？现在我们完全向彼此敞开心扉，在温暖的泛着泡泡的水池里，我们近乎赤裸着啊。我们彼此互不认识的过去是不能想像的，那已被遗忘，已被解散。我们之间没有距离。我们之间怎么会有呢？
对于要成为自我延伸部分的环境，不要去对它采取行动，不要去改变它，这很有必要；而是要去填充它来宣告其本质上的虚空。点缀、装饰并最终得体地通过把除这命题空间之外的任何相关的空间清空来定义私人空间的界线。
——苏珊·斯图尔特，《论渴望》
那曾一度包进人类、包容世界、形而上的穹顶已经消失了，人被丢弃在一个无穷无尽的宇宙中。这样他寻求着更多的东西来填补他身边的实际存在的环境。
——利奥·斯皮策，《记忆的行为》
曾经有这样的一刻，我读高中时睡的房间的地面看不见了，仅仅留下光滑的木地板和铺着绿色地毯的模糊记忆。在这理论上的地面上铺着书本、旧的回家作业、没用过或者没法用的笔记本纸头等。还有衣服、碗碟、毯子，以及对几个月生活的奇怪而残缺的一点记忆。
一切都已经变得乱糟糟的，似乎从头开始把每样东西整理清楚比把已经在那儿的东西搬来搬去更省事。我想像中有一间房间，它跟我此刻住的乱七八糟但熟悉而热爱的房间完全不同。即使放进通常用的旧东西、同样的旧床单、书和纸等，那也必须是不一样的。
如同迷途的羊，我把散乱的东西在房间中央堆成小山一样。所有的纸头都从墙壁上掉下来：有旧的手指印画，上面那些鲜亮的不同颜色污点象征着无意识的思维；《圣经》语录，新街边仔乐队的招贴画。每一样东西都从我的桌子内被翻出来——钢笔、玩具、纸头、订书机、剪刀、蜡笔——然后它们又被放到了那座小山上和小山的边沿上。我拥有的小雕像、动物玩具和其他玩具、有用的和没用的小玩意儿，就那样随便地放在架子或书桌上，这些也全部要清理掉。每一样东西仿佛被一块全能的磁铁吸到了房间的中央。就连窗帘也从窗户上取下来了。窗台上或壁橱里不管什么东西都被扔到了那堆东西里。
我把墙壁上的皱纹纸“墙纸”除了下来：银色的纸做的云朵，像眼泪一样往下淌的蓝色和银色雨点。胶水还粘在墙壁上，留下一条条脏兮兮的痕迹。空空的挂历也拿了下来：过去所做的事情没有用铅笔写在上面，没有记录。这些东西都到了房间中央的东西堆里。我忙乱了三个小时，最后坐在所有暂时被叫做我的东西的这座小山上。
拿下我生活中储存的物品或财产，那是件影响内心而又很实在的事。重新布置自己的房间则是在我可以处理的范围内创造一个世界。
所有的东西都被弄走了，我只有一只帆布袋和四面空空如也的墙壁。房间看上去跟我上九年级前那个夏天搬进来的那天差不多。我满意地环视着干净的（地上这儿那儿散落着一些油漆片）薄荷绿墙壁、木头窗框、空空的壁橱和书架、上面一无所有的床垫，感到很满足。
我开始清理我的山堆边上的各类物品，把纸片、书、衣服等等一堆堆堆起来。
不过首先，在开始清理我的动物园之前，我得先把外部的世界关在外面。天空像一张空白笔记本纸页一般闪耀着，照进没有窗帘的窗户。我想像着那十足胡言乱语的白色天空是个穿着紧身衣的疯子。在愤怒中，他把摇曳着的树叶外衣从树木身上撕下来，让它们成为老人，两膝外翻，畏缩着，没有一丝一缕盖住它们瘦骨嶙峋的四肢。它们无法保护我不让那个疯子空空地盯视。天空包含了流浪者所有的疯狂和开放，我有时感觉到自己就像那样的流浪者。
那是十二月，几天以前，我在街上看到了一个夹在报纸里的红红绿绿的格子纸卷，被寒风吹走了。它们是放在街角，等着报童来取的。我追了上去，抓住了它。我在那些漂亮的彩纸上画上了窗帘图案形状，然后贴在窗户上，让房间有点圣诞节的感觉。那些窗帘是种欺骗，是个在平面卡通世界里的生活——然而那是我自己画的卡通。圣诞节，温暖舒适。冬天里的孤独、封闭。我把窗帘形状画得跟在二年级时画的房子里的窗帘一样。那些房子像一只只盒子，顶上是三角形，从屋顶一侧伸出一个长方形的砖头烟囱，烟囱吐着一缕烟。房子有两层，窗户是方的。窗户是些迷你小盒子，里面画着加号，把每扇窗再分成四个更小的盒子。
把外面关出去之后，创造自己空间的下一步是收集起自己的箱子，或者，拿我来说，就是它们堆放在房间中央的内脏。在高中时，我盯着那一堆巨大的东西，试着回忆起我小时候每次搬进搬出新公寓房时打好包又拿出来的东西。我赋予那些东西意义，把它们放进皮箱或纸板箱，然后又小心地从里面拿出来：我的书、我的玩具花娃娃、我的跑鞋、日记本和信件，还有一个叫做眨眼睛提吉太太的填充刺猬。那是我一年级时一个名叫爱瑟尔的邻居老人送给我的。
孩提时候，我在彼此离得很远的箱子形状的房间里打包拆包。所有的箱子——里面装满了复杂的财宝——都是窗户，箱子里的箱子，风景里的风景，对我自己的认识。然后还有箱子被丢弃了，箱子里的东西被卖掉，被偷走的箱子。所有这些接合成一个念头——什么？家？
我从一个小盒子里拿出了一封信，那上面有我自己九年级时的字迹。信是在加利福尼亚写的，准备寄给仍然住在俄勒冈的朋友比利。我从没把信寄走：“亲爱的比利……圣诞快乐！这里的气温是华氏九十八度。过圣诞节大家都举行了野餐。我在海边沙滩上打开了圣诞礼物。这是不是很怪？”那以后我搬了很多次家，不断地把东西装进去，装进去，像一个长了触角的海绵生物。每次我到一个地方，每次我搬去一处，我就找到了一个令人兴奋的地方，一个崭新而陌生的空间。不确定让我筋疲力尽，也让我坚强。
我把另一只箱子里的东西也拉了出来，堆了上去：旧袜子、一名三年级同学送的石头礼物。图书，被踩过，书页上有皱折的脚印。我把一条毛毯扔到东西堆上。那是我五年级时妈妈给我做的，因为我们前一年把所有的东西都扔下了，她感觉很糟。毯子上斑驳的纱线跟墙壁上蜡笔画似的绿油漆很相称。毛毯上有一个黑乎乎的烧焦的洞。
我把手指伸进熔化了的纱线，洞的边沿感觉都是塑料般黏乎乎的。我回想起五年级时住在蓝岭公寓，坐在外面一块水泥板上：那是我们隔壁联式房的门廊，被火烧毁了，再也没有重建。此后那里变成了一块空地，野草在我们家四周发芽成长。那是七月四日独立纪念日，詹妮的爸爸放起了烟火。一团烟火掉到了我的毛毯上，这就是为什么上面会有个洞。
我们的箱子——跟我们的生活、家和思想很相似——是用其他人的碎片做成的。它们塞满了旧东西，随意的大杂烩。即便如此，这些东西的组合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安排机器制造东西的方式——街头那些报纸杂志、我们喜爱的由某个公司生产的产品、我们赋予这些新奇东西的含义和意义——或者我们装饰房间和租来的公寓的方式——是我们自己的某样东西，是我们自己的含义，是我们的现实。
在波士顿T形车站的一名流浪者也有他的箱子——不过那是他脚边的一只很大的布满灰尘的绿色垃圾袋。在地铁车厢内，我坐在他旁边。他是个胖子，很脏，他的手指甲像褐色的爪子，从手指头上伸出足有一英寸。那只袋子——塞满了谁也不知是什么的东西，散发出巨大的腐臭味，令我眼里充满了难过的泪水，一种我为他那可怕的虚空和痛苦而感到的责任。
他把手伸进那只口袋，摸索着拿出一样不知什么东西的食物塞进了嘴里。我试图不去管他，埋头看书，看那整整齐齐印在书页上的干净的文字。可是我的鼻子却无处可躲了。那弥漫的气体根本无法不理睬。突然，从他那怪物般的大嘴里吐出了最有礼貌最甜美的声音，问：“劳驾，请问这是什么站？”他的声音令我意识到，这位愁苦的男子曾经是个无忧无虑的男孩，双颊光洁圆润。他妈妈曾经俯视着他，悄声说：“你要引起别人注意时要说‘劳驾’。”那位母亲一定曾经用同样的声音教导他要讲卫生，要洗耳朵背，要说请和谢谢。我在想他包里装着什么，是否装着关于他那时是谁的线索。
流浪的时候，你是没有一间干净的空房间来重新摆放自己的箱子的。你会有那房间可能是什么样子的一些想法，可是它不会长久，它不会被建造，一俟你把注意力放在一扇空窗户上，你身后的门和墙壁就融化掉了。
你扶着一堵砖墙角，背靠着墙，坐下来，让疲劳的双脚歇一歇。可你的思绪完全在天马行空，被抓到风的暗流里，形成在你上方你盯着看的云朵的形状。你的梦是液体般的，它们从你身体渗漏下去，流到地上，如湍急的溪流一样滚动着离你而去，在肮脏的砖块上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