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可她想要留下来。看到所有的室友们跟他们完满的家人，在分别以后因为见到了父母而兴高采烈的样子，我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我的一个朋友也是名一年级哈佛新生，小学时就和父母一起从伊朗移民过来，他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被当作非法外国移民。他对新生的“父母的周末”这样评论：“这是所有我们这些来自残缺不全家庭的孩子观看完满家庭成员四处走动的一个时机。”
对我自己，我添加并做正常运转的事情，诸如买衣服、上课、应邀外出吃晚饭，等等。可我无法那样跟妈妈联系起来。我感到筋疲力尽，十分愤怒。跟通常发生的那样，这种愤怒因为我对妈妈的无礼而显露出来。她无法明白我为何在大学过得不好。我是那样愤懑、尴尬和伤心。我想把妈妈推开，忽略她，假装她不存在。我并没有意识到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但我对它觉得无比内疚。我只想在床上蜷缩成一只球，假装这整个的哈佛世界不存在，我因游泳而导致的头痛是真的，与对不公平的愤怒和恶心没关系。
我交掉论文后她很快就得走了，并且无法跟我一起吃晚饭庆祝我的生日，因为她必须在晚上6：30到收容所登记以便那晚有张床睡。在“父母的周末”这天把妈妈送回到收容所去，我感到是十分可怕的错误。我觉得我应该叫她跟我一起睡在哈佛大学，但我无法这样做。我不知道跟我的室友和她们的父母该说什么——他们都住酒店——如果他们回来看到我妈妈睡在公共房间的话。我对哈佛痛恨无比。我觉得好像“他们”创造了这一切的情形就是为了嘲弄我，那是种邪恶而残酷的炫耀。 第三部分 睡在露天
“可怜的黛安娜。”夜里玛吉会躺在床上喃喃自语，“我偷走了她的室友。”玛吉和其他室友把黛安娜称为我们的荣誉室友，因为她们都那么喜欢她。黛安娜周末经常会来哈佛。我们两个会在我床上两头睡，她的脚在我头边上，我的脚在她头旁边。她是个很疯很有趣的女孩子。我的室友们看得出我对她的感情，我在她身边有多么开心。
一天黛安娜和我在哈佛广场上玩滑板。黛安娜的滑板撞上了人行道拐弯处，飞了起来，掉到了一名画家放在鹅卵石地上的画上。滑板打破了一幅镶在玻璃镜框里的画，画面上是一个微笑着的太阳，散射出橙黄色的吓人的长发绺一样的光芒。画家对着犯了罪的滑板做了个鬼脸。不过我说了我愿意赔那幅画和镜框后，他很高兴。打那以后，我只在夜里玩滑板，那时候街上昏暗而宁静，空无一人。
在这样的夜晚，我被滑板撞击路面的响声激发了活力，也很高兴摆脱韦尔德楼和冷清的科学中心那种乏味。
我带着滑板来到外面，我是自由的，我的滑动迅疾而无拘无束。光滑的黑色马路，倾斜的水泥起伏，我的双眼跟随着白天把汽车整齐地分在两侧的黄色隔离线。此刻，在凌晨，只偶然有汽车前灯从荒凉的昏黑中出现。我不理会那条黄线，滑板发热的小轮子滑过又滑回那条油漆的分隔线。我在黑暗而光滑的马路上曲折滑出大大的圆圈来增加动力。这里没人来观看我的愉悦，而那样很好。
不过，有些夜晚，黛安娜会跟我一起来。我们两个都虔诚地相互沉默着，沿着马萨诸塞大道滑行。我宁愿自由自在也不会考虑安全问题，那时我边这样想，边回想着自己盯着白色墙壁和干净的宿舍房间角落时所感觉到的那种沉闷的慌乱。
在哈佛，我经常需要听到滑板轮子在人行道上急速擦过的声音，剧烈的风在耳边飞快地刮过。我想在白天玩滑板，可是白天要滑滑板是不可能的，马路上那么拥挤。我是名滑板手，但只是在夜里滑。大学里玩滑板的一些人大多数拿着——而不是骑着——他们的昂贵崭新的滑板。我喜欢在夜里滑过哈佛园平坦的地方，在交叉十字形的人行道上越滑越快。有时候我会在韦德纳图书馆前那块光滑的场地上练几个我会的动作。我会玩凌空飞旋——跳起来把滑板在脚下旋转一百八十度然后着地时又站回滑板上——还有双飞——滑板和人一起跳到空中，然后滑板掉下来时人又站回滑板上。我的滑板技术从来没有提高到能玩更需要技巧的踢腿双飞和轨道滑，我的滑板朋友戴夫玩这个很溜。
11月下旬，天气更冷了，白天也更灰暗。校园里人一下子多出来一倍，因为哈佛—耶鲁对抗赛的缘故，可我并没有卷入到那节日氛围中去。我已经花了三个月时间，挣扎着要在这个无法抵挡的气氛中找到一个地方，并时刻准备着逃离哈佛。在我脑海深处始终想着妈妈住在收容所里，而我却生活得如此自由——为了自由——住在舒适的大学宿舍里。我感到没有人会理解。我试着要把不可调和的现实紧紧抓住，我的大脑却一直处在紧张之中。那紧张不断增加，我却没有意识到。那个周末的一个晚上，我开始哭起来。大家都走开，别安慰我，就让我一个人待着，因为我不值得大家在我身边。我为什么在这儿？
我的功课经常没做完，因为我一直在忙着社交、调整，经常写日记。我觉得对我自身的期望太高了。哈佛大学（某个人在某处——我想像着一个有钱的捐助人坐在他温暖舒适的家里在写支票——我不知道他是否会原谅；我害怕这个人会发现他在我身上犯了个错误）为了让我在这里而支付一大笔钱，我的回应却是课程不及格或者交出去平平的功课。有次我提到自己担心天文学课会不及格，一名怀着好意的熟人说道：“别担心，他们不会把你开除的。那样他们会很没面子。你能想像到这样的新闻吗？哈佛把可怜的流浪女生推向马路。”很奇怪，这句话让我暂时感觉好了些，因为我想那可能是真的。但它也暗示说人们认为我能够利用这点通过考试，而不是依靠我自己的努力。
那个周末，黛安娜来看我。大多数学生在清晨四点半都安稳地熟睡在他们的床上和小小的立方体样房间里。只有一些最晚参加完聚会的人发出低语声，摸索着回到他们的房间，躺倒在床上，睡着过去。他们的身体充满感激地睡在彼此都一样的软软的条纹床垫上。
我轻轻地推了推黛安娜，我们的头睡在我床的两头。我央求道：“拜托拜托，我们能不能睡到外面去？我需要到另一个地方去睡。今晚在这个地方我无法睡觉。”哈佛园是块修剪整齐的草坪，浸润着传统，被一堵高大的砖墙包围着。那里有二十扇门，其中多数在太阳落山后就关上了。那里的建筑是校园里最古老的，有几幢建于十七世纪。它让我感到被陷住，幽闭恐怖而且虚假。我的双眼红肿，我的四肢因为抽泣颤抖而虚弱。黛安娜乐意逗我开心，因为我心里很难过。
我们从床上拿了毯子、羊毛围巾和枕头，拿着我们所有的卧具穿过黑乎乎呈三角形的绿草坪朝铸铁大门约翰斯顿门走去——那是几扇整夜开着的门中的一扇。我们穿过那扇装饰精致的大门时，我感觉像在离开一个光闪闪的水泡，从滑溜闪光的表面冲过去。从哈佛广场朝高大的砖墙看去，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有那些古老建筑的屋顶。
白天，哈佛广场上有几个群体的人，他们在此共存，彼此互不注意，互不通名。有从郊区成群结队而来的少年人，有街头小混混，他们留着野性的发型，头发染成五颜六色，他们戴着狗项圈，身上刺着文身，穿着黑色皮衣或褴缕的衣服。游客到广场来找乐子，寻找广场那狂欢的氛围和历史。那里还有受人尊敬的教授们，满头白发，戴着充满书卷气的眼镜，有哈佛学生，穿着保守的扣子扣得好好的土色调卡其布衬衫和棕色懒汉鞋或者新的运动鞋。我熟悉这几个不同的世界和他们彼此的分隔，仅仅是因为我曾经是他们全部的一部分。
那里也有几十个流浪者。任何哈佛学生都会熟悉他们的面孔和声音的，如果不是他们的名字的话。我逐渐认识了好几个，有的知道名字，其他的只知道那个“要零钱的家伙”或者那个站在克里斯蒂商店门口，总是把门拉开着并坚持要我拥抱他一下的那个人。有几个男人每晚睡在邓斯特街车库边上的窗户格栅上。车库是广场上的一家大卖场，是由一个停车库改建的。大卖场里的暖气从格栅里流出来。不过我在哈佛过了一年后，市政府在格栅上装了笼子防止有人睡在那里。对我说来，这样做是非常残酷的。那些流浪者为什么不应该利用从格栅里吹出来的暖气？没有别的人会利用它或者需要它。他们还有别的什么地方可去呢？拥有这块地产的哈佛大学通过把那些人从眼前赶走就认为他们可以消除流浪问题了吗？
我们穿过马萨诸塞大道，来到一个跟小池塘那么大面积的由砖头圈起来的地方，比周围的人行道和街道低三四个台阶，那是地铁站的入口。这个地方叫坑。它是跟朋友碰头或者坐在围成圈的台阶上看来往行人的中心位置。白天，这儿到处是“朋客摇滚”少年——游客和学生们会呆呆地看现场艺术表演。
我们把枕头和毯子靠着绕着坑边沿的凸起的一根水泥路障。地上很冷，不过那水泥板给了我们一点遮蔽。我们用毯子裹住身体，合上了眼睛。我躺在那里，感到又冷又轻，像天空里飘过星星的一片邋遢的云。地面感觉高低不平，使我又真实起来。我很高兴在这里，很高兴到任何地方，只要不是在那个水泡（哈佛大学）里。我们半睡半醒了几个小时。我感觉天在亮起来，但不想睁开眼睛。扫路车唧唧叫着轰鸣而过，如同一只庞大的昆虫。一个男人问黛安娜要根烟。她摸索着找了一根。我仍然没有睁开眼睛。我不想醒来，可是那个男人——我从半睁开的眼角看到他上了年纪，胡子灰白——不住地试图要跟黛安娜聊天。我把毯子往身上拉得更紧，不去理睬他，不过黛安娜比我好多了，回答了他的大多数问题。我把脸靠在黛安娜的背上，希望那男人走开。我背上有一小部分开始感到像块冰或者像地面的一部分。天空变得越来越亮，有几个人开始出来了。我们站起身，拖着毯子往回穿过哈佛广场和哈佛园，就如同我们从一个整夜不睡的卧谈聚会回来。或者也许我们看上去像两个小孩子，拖着他们用树叶盖的拆散了的城堡从后院回来，用力地拖着毯子。它一点不像回家的感觉。
冰冷的水泥地让我想起了收容所和在街头露宿。我感到被水泥地抱着，那种从不会被一个人抱着的感觉。每天晚上都有人像这样睡觉。我觉得跟这些流浪者骨肉相连，被他们睡在露天的思绪占有，感觉迷失和寒冷，如同我的内心世界。在与他们更亲近的感觉中，我感到跟自己更亲近，而且更强壮。我主要是感到自由和真实，抛开了所有把人们控制在哈佛园内的借口和保护伞。它使我可以自由地思想，不去管那些如此陌生的结构、动机和过程。
我回到宿舍，感觉又累又困，全身污脏。阳光感觉也不真实。但这是新的一天，看起来不像前一夜那么可怕和阴冷。我想回去睡觉，睡觉可把我漂浮到一片甜蜜的空白里。我把毯子拉过头，我真诚地感谢我柔软的床，感谢我能够钻回到床上。我所能做的一切便是躺在那里，毯子盖住双耳，前后摇晃着，感觉那种紧张把我转成一个越来越紧的球。有什么东西在我大脑里压着，使我发抖，好像要爆炸一般。我很糟糕地意识到我皮肤的每一颗小粒子，每一处痒痒和不适，每一个声音和嗓音。黛安娜待在公用房间，跟詹妮和阿本娜说话。
玛吉轻轻走了进来，把身后的门关上。她看见我和黛安娜进来的。她坐在我身边，一言不发。她经常给我揉背，这是我感到情绪紧张时惟一可以帮助我入睡的办法。她把我的头放在她膝盖上，开始揉我的肩膀，抚摩我的头发。我向她蜷缩过去，开始无声地哭泣。我把天蓝色的绒毯盖在头上，就那样躺在那儿哭，抓着她的脚踝。她的腿跟毯子一样毛茸茸的。
随着深深的大口呼气和啜泣，一切都从我内心深处翻倒出来。我颤抖着做了几个深呼吸。“玛吉，”我对她说，“我希望死去，或者把我的生命倒回去，直到再回到子宫里。”我靠着玛吉的膝盖，毯子盖住了头。我想回到某个安慰人的黑暗的地方，在那里，我不会感到被暴露在如此一个不饶人的世界的泛滥光芒中。在这个世界里，我必须拒绝我母亲，为了成功而没有母亲。我所有的思绪形成一个个小圈，在我的脑海里旋转。我试着向玛吉一下子全部解释清我的感受，然后我试着按顺序把它都告诉她。我觉得要是能够把一切都倾诉出来，她会理解的，因为任何一个有她那样的膝盖的人都会理解的。
她留在那里，抱着我。我感到了内心征战着的部分将会在哈佛找到和平的第一丝光芒。我感到我必须作出一个决定我剩下的生命的决定。这个决定围绕这样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在哈佛呢？对许多学生来说，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他们想要权力、财富、安全和知识。他们想要站在图腾柱的顶上。可是我所看到的哈佛令我作呕，让我异化。我不想成为这个文化的一部分。它看起来那么自我包容，远离这个世界的贫困和悲哀。我为什么在这里？我跟那压迫串通一起，让穷人们继续困顿下去？
我曾梦想自己离开哈佛，住在某个远方的山脚下做一个隐士。我曾经和妈妈以及其他流浪者一起露宿街头，他们无法在社会上正常生存。我处在权力堆的最底层，带着不确定的幸福。我想做的时候，我可以“自由地”去做我想做的事情——但是那种自由是自欺欺人，因为没有社会内部的权力，我们要完全自由是很困难的。在我的梦里，我们每天都必须为基本需求而努力。我的生活被缩减了，没有社会所提供的所有的好处和舒适。我只可能跟我妈妈一样自由。
那天早晨，在跟玛吉谈过也哭过后，我决定留在哈佛。我会尽可能遵循它外表的规则——那是麦克先生曾经教过我的东西——同时依然按照我自己的标准生存着。我依然可以拥抱我的妈妈。也许我会拿到哈佛的毕业证书，还有它赋予的权力，并且我不是利用这权力来过得舒服，而是可以用它来让别人不舒服，这样他们就想要变革了，或者我可以利用这权力来为穷人呐喊。当我拥有了一个哈佛的学位——即使我不同意从很多意义上它所代表的精英主义和排斥主义——我不会为我自己使用这种权力和它给予我的承认，我会利用它发出一个声音，那声音会成为变革的催化剂。
我选了天文学课程是因为课程标题——宇宙与一切——听起来很幽默有趣。课程介绍手册这样描述这门课：“我们将把一些基本原理应用到起源、进化和宇宙的命运上。我们将继续检视我们的银河系。我们将讨论行星、恒星和黑洞的起源和演化。我们将问宇宙看起来是什么样的，它是怎样变成那个样子的。”我没有想到这门课会涉及到费解的天体物理学。任课教授每节课上都飞快地讲解许多等式。我理解那些基本的概念，觉得我数学可以跟得上。我向教学助理要求额外补课。我一遍又一遍地抄写公式和题目，但仍然解不出正确的答案。我去找韦尔德楼的学监，告诉她我担心通不过。她告诉我不要着急，给了我几盘星座冥想磁带去减压。她对我说继续努力，并说以后要是需要的话我可以放弃这门课。但是学监得到的是错误的消息，因为撤销上这门课的最后期限早已过了。因此我只好继续读下去。
我知道自己大考会不及格，不过只要我去参加考试，我可以得个E，这是个不及格的分数，但比得ABS要好点。要是我不参加考试就会得ABS。我必须在考场里至少呆上一小时。我试着做开始的几道写作题目，可是那些更难的写作题把我挫败了。一月中旬，在大考前一星期，一名大四学生在他宿舍里上吊自尽。我坐在考场里，这件事一直萦绕在脑海里。有一道题目要我们写我们上天文学14课程的体验。我写道，我知道这门课会不及格，不过我挺下来了。我写道，我很高兴自己对宇宙有足够的认识，并认识到一门课不及格还不足以让我绝望到要结束自己生命的地步。规定时间一到我就离开了考场，在门口把我那本蓝色小考试记录册交给了学监。
第二天，负责新生的教务主任给我打来电话。她说天文学教授给她打了电话，因为她担心我可能会自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是天文学教授第一次注意到我。我解释说我没事，我写的是相反的意思。
我嘲弄这门课程的名称，笑着说鉴于我已经连“宇宙与一切”这门课都没有通过，其他就没有什么我可以不及格的了。我感到无比的自由。正如贾尼丝·乔普林唱道：“自由不过是剩下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另一种说法。”我带着那样的态度开始了自己在哈佛的第二个学期。
为了应对大学第一学年我周围那种陌生感，我读诗歌，并在日记里写诗歌。我写完了五本大日记本。我希望自己能写出好诗来，但是我写完它们，自己就嘲笑起自己的诗歌来，因为那些诗是那么烂。我决定春季去参加诗歌讨论会，不过那只接受申请者。甚至连创造性写作班都是排外的。要是你还不会写诗，你是连诗歌初学班都没有机会去上的。我在申请诗歌班时，见到了一门叫做“创造性非小说”的课程。我也申请了上这门课并且获准了。
我的同班同学有几个大四本科生，两名职业生涯中期的记者，他们得到了尼曼奖学金到哈佛来读书，还有一名前美国国会女议员。我喜欢在一个有不同类型学生的混合班里，那里的学生不局限在有钱的十八岁左右的学生。这个班让我写对我很重要的事情：跑步，摔跤，生活在寄养家庭，以及我高中时候的朋友们。那个学期，我的其他课得了C（及格），可我的写作课得了A（优）。
我自己读了一本战后波兰诗歌的书。那些诗歌充满了希望，诗里点缀着战争与死亡的体验。诗歌用新的欣赏感觉去看待生活中的简单事物。诗人亚当·瓦齐克写了一首关于他兄弟的诗，令我想起了妈妈。瓦齐克的兄弟由于二次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