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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的日常开支，吃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约为15％左右，最主要的消费是住房、
交通、旅游和各种税收。随着人们收入的不同，这个比例当然也有不同。欧立文博
士和于梨华夫妇属于美国的高薪阶层，他们的消费第一项便是旅游。这些年，他们
已经游历了世界各地，到中国去差不多每年一次。中国作协和中华文学基金会创办
的杭州创作之家和深圳创作之家，他们都去参观过，并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美国的一位著名作家评论于梨华，说她“是个富有活力、富有冲劲的女子”。
在众多的移居美国的华人中，于梨华无疑是个真正的成功者。她在美国已经有了稳
固的社会地位，成为一所名牌大学的教授，无论是在台湾、在大陆、在美国，在世
界各地的华人中，都有了较大的知名度。可当我们同她谈起这一点时，她却不无感
慨地说道：“每一个成功者的后面，都有成百上千个失败者。然而，人们的眼睛往
往只注意到那个成功者，却忽视了更多的失败者。”她还说：“至于我自己，真不
知道能向你们说些什么？我来美国快四十年了，单在纽约州立大学就已有三十多年，
还和一位当过大学校长的美国人结了婚，可我至今还觉得没有打进美国人的圈子。
那是个无形的壁垒，绝不是每一个从外面来的人都能打得进去的。也许，我将永远
是那种‘没有根的一代’的一个代表。如果说，我也有根的话，我的根仍然留在中
国大陆那片生身的热土上！”
夜色的苍茫里，于梨华夫妇把我们送到火车站。当我们招手告别，互道珍重时，
我忽然觉得和于梨华一下子亲近了许多……
第三章
11月2日 星期六 雾转多云
纽约——长岛——纽约
雾，淡淡的，灰灰的，湿湿的，缭绕在纽约的街道和上空。推不开，拂不去，
扯不断， 理不清。登上102层的帝国大厦，环顾纽约全城，只见远远近近、高高低
低的楼房，全部笼罩在雾中。阵风吹过，雾在无声地流动，偶尔有几幢高楼从雾里
若隐若现地探出头来，像是漂浮在海上的一个个岛屿，这更给繁华的纽约，增添了
几分朦胧神秘的色彩。
来纽约4天了。 天气时阴时晴。今天早晨又下了一场小雨，到了八九点钟，雨
虽然停了，雾却没有散去。张泉涓今天是休息日，特地赶来邀我去参观帝国大厦。
我算算行程，也只有今天上午还能抽出空来，便和她一起兴高采烈地去了。不料，
电梯先把我们送到85层，凭栏远眺，几乎什么也看不清楚。我们继续往上爬，风渐
大，雾也渐浓。四周显得更加混沌了，张泉涓懊恼地说：“真扫兴，平时来帝国大
厦看纽约，还是很壮观的。今天全让这场雾给破坏了！”
我抓住铁栏杆，喘了喘气，笑着说：“没关系。我倒觉得，雾里看纽约，也还
别有情趣。”
大风卷着一团团、一缕缕的雾，迎面而来。我听到张泉涓在雾里怅怅地说道：
“可我讨厌这雾。到美国后，我好像整个儿就生活在雾里！”
她的话，引起了我的深思。再去别处，我们全没了兴趣，便匆匆赶回饭店。
中午应于湘女士的邀请，去“御宴轩”餐馆吃饭。同座的还有潘先生的女儿潘
欣心小姐和《侨报》的一位副刊编辑及一位要闻版记者。
在纽约吃中国菜，这是第二次。印象比在“中国城”同R诗人、L女士等一起吃
潮州菜时好多了。“御宴轩”位于曼哈顿中城，老板是位姓宋的山东人，40来岁，
看上去很精明。这家餐馆的装修具有浓郁的中国宫廷风格，进屋后的迎面墙壁上，
挂着一幅溥杰先生的字：“马龙车水盛，山珍海味轩。”使我仿佛觉得又回到了北
京。我点了个砂锅豆腐，还点了个干偏牛肉丝，于湘女士点了竹笋鸽盅等，满满一
桌菜，在色香味型器上都颇具特色，吃后让人口角留香。我边吃边想：中国的餐饮
文化，至今仍在世界上享有盛誉，成为华人在地球的各个角落里谋生的一个重要手
段，这既是我们的一种光荣，也是我们的一种悲哀。我们的祖先们，是否太讲究吃
喝了？！大家花在酒席宴前的工夫实在太多，这或许也是我们逐渐退步到落后挨打
地位的原因之一。
席上同潘欣心小姐谈起美国的医疗卫生界情况。她在纽约的一个医科大学里读
书， 已经读了7年，还要一年才能毕业。在美国，医科大学的学生，一般都要学习
七八年，经过4年普通大学课程和4年医学专业的学习，才能领取到文凭。这个过程
是很严格的，但，毕业后的待遇也很高，美国的医生和律师，都是高薪阶层。内科
医生的年薪约在10万美元左右，外科医生的年薪约在12万美元到15万美元左右。所
以，美国的医生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我在北京的几位医生朋友，几年前便已来
到美国，他（她）们在国内均是正规医科大学毕业生，并且在北京的大医院里担任
主治医师多年，这次我来到纽约后多方打听，才知道他（她）们还在重新学习，必
须获取到美国的文凭后，才能领到那张价格昂贵的行医热照。
回到饭店， 已是下午2时。H开了车来接我去长岛。我已经几年没有见过H了。
还在H上小学时， 我就认识了她。那时，她还是个带着红领巾的孩子，在绘画上很
有些天才，才只八九岁，画就在国际儿童画展上得过奖。我和她的父母都是好朋友。
她的父亲在一家医院工作，业余爱好广泛，喜欢交结文人，政治上也是个摘帽右派。
我当时正困顿北京，在电影制片厂没完没了地修改着剧本。彼此认识后，由于处境
相同，遂一见如故，相濡以沫。足足有几年时间，我几乎成了他们家庭的一个成员。
在崇文区他们家那个狭小、简陋的小院里，我们一起度过不知多少个风雨之夜。或
促膝长谈，或围炉闷坐，有时实在太晚了，我就留住在那里。在某种意义上，他们
家的老祖母，也是我的一个异姓母亲，H则成为我的又一个女儿。我看着H从小学到
中学，再到中央美院；看着她在绘画艺术上一点点成长，为她取得的每一点成就和
她的父母一同欢呼雀跃。正当我们日夜盼望着她或将成为美术界的一位尖端人才时，
忽然听说她已经辍了学，并且要和一位外籍留学生结婚，正在办理出国手续。这种
事情，现在已经非常普遍了。可在当时，在“四人帮”刚刚粉碎，中国的国门才只
是向世界微微敞开的时候，其惊世骇俗的程度，无异于在我们的头顶上放响了颗炸
弹。 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H冒着漫天风雪，系着长毛围巾来到我的住处，向我说
明了情况。我被震惊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混和着气恼、遗憾、惆怅种种难以理
清的情绪，在进行了长时间说服仍然毫无效果之后，我们俩差不多公然决绝了。闹
到后来，她哭了，我也哭了。我激动地向她说道：“好吧。你走吧。既然你什么都
不再留恋，父亲、母亲、弟弟、老祖母，还有国家、学校、学业、前途，这些你都
不放在心上，我这个不沾边的伯伯，还算得了什么？！你要为爱情活着，或者为别
的什么活着，全是你自己的事情，今天，我们就算是告别了。以后，我也不想再见
到你！”她咬着牙，久久地望着我，最后终于擦干了眼泪，系上了大围巾，缓缓地
拉开门，头也不回地闯进了大风雪里。过后不久，她就在北京竹园宾馆和那位外籍
留学生举行了结婚典礼。结婚时，那位外籍留学生的父亲也从美国专程赶了来。他
是联合国的一位高级官员，对中国一直保持着友好的感情，在北京有着广泛的联系。
由于他的到来，婚礼的规格也显得格外隆重。我当时正参加《当代》杂志在密云水
库石骆驼宾馆举办的一个笔会， 和一些作家朋友在一起。H的父亲给我发了请柬，
还特地给我打了电话。按照我和他们的关系，这个婚礼我是必须参加的，并且应该
送上一份礼物。但是，我还是找出一些理由婉言回避了。这件事，我做得太绝情。
但我实在不知道： 经过和H的那场种突之后，我还怎么再来个急转弯出现在他们的
婚礼宴席上？！我为此曾经内疚过很长时间，每一想起便觉得心在发疼，但却一直
没向H和H的父母表述过。
一晃又过去了许多年。 这中间，H曾经几次回国，我们只匆匆见过一面，什么
也没有来得及谈就分开了。 现在，我既然来到了美国，来到了H和她的新的家庭的
近旁，究竟应该怎么办？我没有犹豫，来纽约后就想设法给她打电话。昨天深夜才
把电话拨通，今天下午她就亲自开了车来。
经过一阵乍见面的欢呼，我们这一老一少，终于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握手了，
过去的那点隔膜， 早就被忘得干干净净。我仔细打量着H，发现她正怀着身孕。她
欣喜地告诉我：已经有了个儿子，也许再过一两个月，还会来个女儿。她边说边笑，
自我打趣道：“再来个儿子也好。我不讨厌儿子，两个儿子，将来可以作伴。”我
努力想从她身上，再找回些从前那个在北京崇文区的小胡同里戴着红领巾、背着书
包上学的小姑娘的影子，找回些那个在王府井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捧着个画夹给来来
往往的行人画速写的青年大学生的影子，结果却失望地发现：随着时光的流逝，那
一切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现在出现在我的眼前的，是一位已经适应了美国生活的
小康家庭的主妇，她生活得满足而自如，潇洒而豁达，说话爽朗，举止随意，从她
的身上已经再也找不出过去的那个H的痕迹了！
她熟练地驾驶着一辆八成新的日本轿车，不停地向我指点着街道两旁的楼房，
告诉我：哪里是联合国大厦，哪里是纽约最豪华的大街、最豪华的商店。还向我说：
她的公公已经退休了，但是，联合国工作人员的退休金是比较高的，所以生活还算
稳定。她的先生在一家大公司里上班，每天早出晚归。她自己领着个孩子，又怀着
孕，只好暂时做起了家庭妇女。我一边和她漫不经心地应答着，一边浏览着纽约的
街景。彼此也偶尔谈起过去在北京共同熟悉的某人某事，却又很快岔开了。过去的
事，毕竟都已过去。无论对于她，或者对于我，都已不再是新鲜有趣的话题。
车出纽约，在通往长岛的路上，发生了桩交通事故：一位道地美国血统的妇女，
开着辆豪华轿车越过我们的车辆时，彼此的车尾部分轻轻地撞擦了一下。双方都迅
速停了车，先是下车观察汽车有没有撞伤？接着便是一场激烈的争吵，然后各自从
手提包里取出无线电话，呼唤警察来处理问题。我们在路上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
警察才开车赶来。这时，大家都反而平静了下来，各自向警察陈述了情况，警察又
仔细察看了汽车受伤部分，发现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损伤，便在双方递给他的一系
列证件上签了字， 各自开车走了。H告诉我：双方的汽车，都是在保险公司保了险
的，只要有警察的签字，便可到保险公司领取赔偿费用。那位美国妇女想要歪曲肇
事原因和夸大汽车损伤情况，被警察说了几句，她见无隙可乘，只好自认晦气走开
了。
长岛是纽约附近的一个中产阶级聚居的地区。 H家的房子隐藏在一丛浓密的枫
林里。经过路上的这场耽搁，我们到达时已是黄昏时分。H的丈夫，早已下班回家，
正在焦灼地等待着我们。他是一位美籍印度人。看上去，人还谦和、诚恳，给我留
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们的这幢房子是临时租下的，上下两层，共有七八间房屋，住
着他们一家三口人，屋后还有个小小的游泳池。我们去时正是严冬，游泳池被雨布
覆盖着，没有掀开。用国内的标准看，这幢小楼够得上豪华了。按钮约长岛地区的
标准，则算是中等水平。
H开始忙碌了起来。 她要为我和她的先生做一顿标准的印度晚餐。我和她的先
生语言不通， 彼此只好闷坐着。乘H进屋来给我冲泡咖啡的工夫，我向她提出：让
我去看看她的画室。她说，画室在楼上，好久没有收拾，还是甭看了。我想看看她
这一个时期的美术新作，她也笑着推辞道：因为忙于家务，忙于应酬，又拖累着个
孩子，画也好久没画了。我忽然觉得有些失落，不便再说什么，只能呆呆地等着吃
饭。
晚餐终于准备好了。 没有想到，H的印度饭菜居然做得那么好吃。在饭桌上，
她忙着照料我，又忙着照料丈夫和孩子，显得非常干练利索。我望着屋里应有尽有
的电器设备和各种样式新颖的家具，心里在想：或许她所追求的人生道路是对的。
如果她还留在北京，最多也不过住上两居室的房子，甚或连两居室也住不上，只好
挤在一间狭窄的小屋里。人，干吗一定要成为艺术家呢？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
那就让他们各自去走自己的路吧。我应该为他们祝福。
我和他们夫妇碰了杯。 席上的气氛越来越融洽。H告诉我：他们的最终目标是
到北欧定居，所以一直没有买下这幢房子，每月仍然要付出昂贵的祖金。她还说，
来到这里后，有时也想念中国，想念北京。但是，回到中国，住不了多久，就又想
着回来，因为中国实在太脏、太挤了！她这个从小在北京长大的人，已经再也无法
去中国长久生活了！ 她说得很平静、很冷淡。我听着、听着，忽然觉得眼前的H，
渐渐变得模糊起来。她变得非常遥远，非常陌生。来美国前，我就听说过，有些在
美国生活的年轻人是以没有肤色、没有国籍的世界公民自称的，我不知道这是坏事，
还是好事。但我实在不情愿这位对我曾经是那么亲切的中国姑娘，居然也变成一个
世界公民！
从长岛返回纽约，已经是深夜1时。H忍受着一天的疲劳，又亲自开车把我送回
来。我感谢她的情谊，但我知道我们以后见面的机会不会太多了。我来自一个仍然
贫穷但却非常自尊的国家，从小就受着“不辱于人谓之贵、不取于人谓之富”的教
育， 这样的国家里人民是很敏感的。H还太年轻，她和我的关系又过于亲密，她不
会想到在什么地方已经有意无意地刺伤了我。经过多年的分手，我们又在美国见面，
但我们的距离也更远了。
从长岛回纽约的路上看纽约，只见灯火通明，把天上地上都照耀得如同白昼。
纽约这个不夜城，夜晚比白天要美丽得多。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在北京郊区看夜的北
京，那灯光、那景色，似乎和夜的纽约无甚差异，只是有时因为电力不足，光线要
弱一些，五颜六色的霓虹灯要少一些！
但我相信，北京之夜的灯光，将一定会越来越明亮，越来越绚丽多彩！
第四章
11月3日 星期日 晴
纽约——新泽西州——纽约
一大早，杜蒙樨和她的丈夫周刚就从新泽西州开车赶了来，要接我们到他们的
家去过上半天。
杜蒙樨是苏州人， 南京大学的毕业生。8年前，她在南大读书时，曾经去过安
徽。我们就是在那时相识的。以后，还偶有联系。大学毕业后，她回苏州博物馆工
作，和苏州大学的青年教师周刚结了婚，两年多前，周刚来美国读计算机专业的博
士研究生，随着奖学金的逐渐增加，周刚开始可以独立生活，便把杜蒙樨和他们只
有3岁的孩子周寅接到美国来陪读。
虽然已经8年没见了， 杜蒙樨倒还是那个老样子，还是那么娇小玲珑，还是那
么朴素、腼腆。周刚是东北人，原在吉林大学读书，因父母调到苏州工作，他毕业
后也被分配到苏州大学任教，并且在苏州结婚成家。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干练、
朴实、谦逊、好学的青年学者。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美国，他的学习成绩都是优
秀的。这样的青年学者，是美国一些大学和研究单位的争取对象，也是美国政府吸
收移民的目标。面对新泽西州的日益增长的失业率，他对自己的就业问题并不担心。
（1991年10月，新泽西州的失业率己上升为6。8％，全州共有27万多人失去了工作）
但他表示：对学成之后，究竟是立即回国，还是暂留美国，仍未做出决定。他和杜
蒙樨，都向我谈起了对国内亲友和乡土风光的怀念，还谈到了美国人情的淡漠。初
来美国时，他们最大的苦闷是那种严重的孤独感和疏离感。每到星期日，他们就到
教堂里去打发日子。渐渐地，他们竟然皈依了基督教。基督以爱诲人。他们从基督
的教诲里，逐渐获得了心理平衡，获得了生活的宁静，和一些教友建立了友谊。他
们的孩子摔坏了腿，教友们纷纷前来看望，使他们深为感动。他们生活在中、下层
的居民区里， 花2000美元买了辆旧车，每月以400美元租了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孩
子入托在附近的幼儿园，还要花去很大一笔钱，剩下的钱也就不多了。但他们很满
足，不怨天尤人，也不向从国内来的人以炫耀的口气吹嘘什么，或者叹诉些什么。
他们是自愿来美国的，用他们的话说是来增长些见识，增加些阅历。以后，他们或
自愿留下，或自愿回国，都将顺其自然。他们是我来美国后见到的一对最平静也最
普通的留学生夫妇。
因为已经答应了纽约大学杨小乐教授的约请，我在新泽西州周刚和杜蒙樨的家
里只停留了一个多小时，就匆匆赶到约纽市中心区的一家著名的卖牛排的饭馆里，
和杨小乐及金坚范共进午餐。杨小乐约有四十六七岁。原在台湾的一所大学里读书，
来美国已有20多年。他的祖籍福建，在福州和厦门都有亲戚，有个妹妹至今仍住在
厦门鼓浪屿。他是位生物学家、在纽约大学讲授生物遗传学和进化论。使人难以想
象的，他竟然还是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来美国之前，无论我有多么丰富的幻想，
也没有想到：会在这座被称为世界资本主义中心的城市的餐蹭里，上了一堂社会主
义教育课。
我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