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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必为人天所不容，所以就罕见了。说起这授受不亲的礼教，也就是女性只能由男性一人占有的礼教，力量竟是如此之大，以至受制的女性也信为天经地义。春秋时期宋国的伯姬之死可作为最好的例证。《春秋》襄公三十年记载：“五月甲午，宋灾，伯姬卒。”《公羊传》说明灾和死的情况是：“宋灾，伯姬（案已年六十）存焉（在失火的房子里，还活着），有司复（告知）自：‘火至矣，请出尸伯姬曰；‘不可。吾闻之也，妇人夜出，不见傅、母（女师傅）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火烧到）乎火而死。”失火，以六十岁的老太婆，己经有傅一人陪伴，因为还缺母，不合礼的教条，就宁可烧死，这样为男性守身，婚外的危险自然就不会有，这礼教的力量还可以再扩张，是男性已经不在世（甚至也未婚），只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要终身守节。守能得荣誉，失节是大耻辱，所以扩散为世风，除近亲以外，异性交往的机会就几乎没有，更不要说接近了。显然，这就堵塞了通往婚外的路，许多因婚外而引起的问题也就可以灰飞烟灭。问题少是获得，虽然这获得是用过多的代价换来的。这代价有明显的，是女性都要舍己为人（某一个男性）；有不明显的，是一切人都只许有婚德而不许有恋情。冲破藩篱不容易。自然，也不至绝无。可分为上中下三等。上如北魏胡太后之与杨华，恋，真就成了（后来杨惧祸逃往南朝梁，胡作“阳春二砚月”之歌表示思念）。中如朱彝尊之恋小姨，只能作《风怀诗二百韵》，以作为“苦闷的象征”。下如不少文人之编造刘阮入天台之类的故事，现实无望，作白日梦，慰情聊胜无而已。
这样说，就是旧时代，也不是因克已复礼而都能太上忘情，而是受社会力量的禁锢，绝大多数人“像是”风平浪静。像是与实况有距离，或说大距离，具体说是背后隐藏着无限的苦痛和泪水．新时代来了，情况有犷变化，或说相当大的变化。计有三个方面。其一最重大，是男女有了自由交往的机会。不相识，可以并肩挤公共车，相识，可以贴胸跳交际舞，以至大街上携手同行，小屋中对坐夜话，等等，在旧时代都是不可想象的。其二，与此相关，是女性地位提高，言行解放，变昔日的三从为今日的一从，即婚姻大事也可以自己作主，婚姻之外的其他事，只说社交方面的与男性，聚则同席，分则写信，当然也就可以从心所欲。其三是对于两性关系，看法正在“走向”现代化。这所谓现代化，有如经济和科技，所谓先进国家在前面跑，我们在后面追。自然还有一段跄离，因为我们的传统底一子厚，力量大，以车为喻，负载过重，快跑就木容易。但是在一些思想堪称遗老（尤其女性）的眼里，步子已经迈得太大了，比如一再离一再嫁，年及古稀的老太太也嫁，青年不婚而同居，以至婚外谈情说爱，等等昔日认为不得了的，今日已成为司空见惯。遗老看不惯，却无力反对，因为这是大势所趋，用流行的新语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且可以推想，情况，用旧语说是方兴未艾，因为如上面所说，我们还在远望着现代化，追而且赶。这结果，可以想见，就目前说，因婚外而引起的问题已经不少，将来必致更多。
有问题，要解决，至少是要研究应如何处理。先问个根本的，是这种事（婚外有恋）对不对？好不好？难答，因为答之前，脚不能不踩在某一种“理”上。而理，都是既由天上掉下来，又由社会加了工的。而说起天命，古人说“天命之谓性”之后，接着说“率性”，而不问何谓天命，想是因为，一，缺少玄学兴趣；二，天命如何，自然只有天知道。至于加工的社会，总是如韩非子所说，时移则世异，世异则备变，这世，这备，对不对，好不好，想评断，就还要找“理”。不得已，三才，只好不顾天地而只问人，或称为人文主义，其评断原则是，“利”于人是对的，好的，反之是错的，坏的。表面看，这个原则不坏，比如评论药品，说真药好，因为利于病，假药不好，因为不利于病，径渭分明，干净利落。由药品移到婚外恋，问题就不这样简单，因为牵涉的人不只一个；更严重的是何谓利，也会成为问题。
麻烦问题之来，是因为利的范围扩大，性质变为深远，具体说是由利病变为利“生”。古人相信天地之大德曰生，又说“生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左说右说，至少原因的一部分是，恍惚有所感而想不很清楚，也就说不明白。求清楚，明白，还要在生的解析方面下大力量。这，我们在前面也曾大致谈过，要点是，生的究极目的，以至有没有，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只是，我们，说是天命也可，不说也干脆，反正都乐生，生是一种求绵延、求扩张的趋势，抗很难，所以就宁可“顺应”。何谓顺应？用庄子的每下愈况法答，是，衣，新潮皮夹克比敝缊袍舒服，我们就取新潮皮夹克而舍敝缊袍，食，烤鸭比白薯干舒服，我们就取烤鸭而舍白薯干，住，高级公寓比穴居野处舒服，我们就取高级公寓而舍穴居野处，行，奔驰卧车比椎轮大辂舒服，我们就取奔驰卧车而舍椎轮大辂，外加一项，饮食男女的男女，结合，西施比无盐舒服，我们就取西施而舍无盐，所以取舍都取决于感受，而不问舒服有没有究极价值。不问究极价值是躲开哲理；其实由某一个角度看，顺应也正是一种哲理。至于实际，顺应也会引来不顺，以新潮皮夹克为例，如果群体经济情况还不能有求必应，运用顺应原则而取就会引来许多间题，如贫富不均、求而不得等就是。这里想谈的只是由取西施而引起的问题。扣紧本题说是，已经有了如意人，看见西施，还爱，或另一性，看见潘安，还爱，怎么解决？
如果用旧时代的眼光看，这问题容易解决，至少是容易评论，说是不应该。但就是旧时代，对于这类问题，也不是异口同声，而是人多语杂。以曹植的《洛神赋》为例，本是见了已为曹丕霸占的甄氏，爱而不得作的，后代读书人，甚至包括程、朱、陆、王在内，不是念到“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也摇头晃脑吗？这说穿了也颇为凄惨，是虽有礼教的大伞罩着，人心终归是肉长的，有时就难免情动于中，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到现代，所谓新时代，礼教的大伞变为残破（不是扔开不用），问题显然就变为多而明朗，也就更难解决。难，有的由实况来，如上面所说，是男女不再授受不亲；亲的紧邻是近，是情动于中，动有大力，“知止而后有定”也就难了。难，有的由理论来，是，如果扔开礼教的大伞，或暂不管社会的制约，见西施或见潘安而情动于中，就不应该吗？想答，要先看看天命。天之生材不齐，有的人情多易动，有的人情少不易动。庄子是推崇情少不易动的，所以说：“其昔（嗜）欲深者其天机浅。”现实也可以为庄子的想法作证，以《红楼梦》中人物为例，林黛玉多情，傻大姐甚至不知情，林黛玉就不免多烦恼，多流泪，也就是生活多苦。至少由佛家看，林黛玉的路是错了，正道应该是灭情欲，以求无苦。可惜这也是理想，因为，如舞台上所表现，有的和尚下山了，有的尼姑思凡了。这就又回到天命，是天机深的人，恐怕为数不多；街头巷尾遇见的，各种渠道听说的，几乎都是天机浅的。有不少还是过浅的，那就宁愿，或虽不愿而不得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类为伊神魂颠倒的事，由于人不见经传，以及社会的制约，绝大多数葬在当事者的心中。有少数，幸或不幸，成为流传的轶事，如徐志摩，使君有妇，又爱林徽因，又爱陆小曼，表示见才女就情动于中，就是这样。某男某女一爱再爱是个人私事，但因人可以推想天，是，如果清除社会制约而专看“天命之谓性”，多爱（男性较甚）大概不是某些人的习染之性，而是人人都有的本然之性，因为爱的生物本原是传种，传种与从一是没有必然联系的。从一的要求由社会制约来，这有所为，是一，适应两性间的独占之愿；二，防止多求多不得而引起的社会混乱；三，利于生育和养育。如果这样的理解不错，就会因多爱之性而出现两种不协调：一种是天命与天命间的，是多爱之性与独占之性不能协调；另一种是天命与社会间的，是多爱与从一不能协调。一切难题都是由这两种不能协调来；或减缩为一种，是人和天的难于协调：人表现为理智的要求，是最好能从一；天表现为盲目的命令，是多爱。
荀子相信人力可以胜天，这很好，用实际来对证，也不全错。如果发乎情，止乎礼义也算，纵使名为小胜，实例也许可以找到很多。但那是旧时代，重视社会制约而不问何以必须听从制约。新时代来了，形势逼人，是不想问也不能不问。比如更趋近现代化，人造了夭的反，珍视恋情之流而不再重视传种之源，又有避孕妙法为虎作怅，婚姻，家庭，地位也就不像过去（或兼包括现在）那样稳固了吧？紧接着就不得不闷，从一还是美德或必需的吗？时移则事异，两性亲合关系的阶段化，也许就成为司空见惯了吧？就现在说，这只是推想，但它可以因事见理，是从一的基础可能是“一时的”社会制约，未必合于人文主义的理。人文主义要重视利生的利，利不能离开打算盘的量，而一打算盘，加加减减，从一与多爱，究竟谁上准下，至少是还在不定中吧？这显然还是偏重未来，至少是偏重理论说，有人会以为想入非非。那就由玄远回到现实，看看从一与多爱间有什么纠缠。事实是硬梆梆的，最有力，可以先看看。婚前，成为眷属的双方，专就印象和感情说，情况千差万别，简化，比如说，有的是百分之百（可能不很多），有的只是百分之五十。婚后，依常情，会有小磨擦，就是没有，日久天长，也必致要变浓为淡。而人，“天命之谓性”，总是需要，至少是欢迎情热的，这时候，男女授受可亲的机会就容易引来情动于中，就是原来的百分之百，也未必能够心如止水吧？不止而动荡，就社会说，有不如没有，因为会在平静的水面搅起一些或大或小的波澜。就己身说，有无间的选择就大不易，因为有，会有所失（包括各种苦恼和困难）；无，也会有所失（就不会得情热）。更遗憾的是，在这类事情上，人常常没有选择的能力，而是迷离恍惚，坠入情网。苦也罢，乐也罢，成为事实，说有不如无也就不再有用；务实，应该研究，怎么样过下去才比较妥善。
总的问题是怎样看待，然后是怎样处理婚外恋的问题。怎样看待，上面已经大致谈了。是也来于天命之谓性，好不好，难说；反正人力有限，抗不了，只好顺受，至于如何处理，因为牵涉到二人以外的另一些人，而二人的要求又各式各样，具体说就大难。剩下的路只有一条，是概括说说原则。由喜怒哀乐之未发说起。总的精神是人与天兼顾。这之后是一，天机深的人得天独厚，见可欲而心不乱，有福了，因为可以面壁而心安理得。二，得天不厚或不很厚，最好是能够以人力移天然，譬如择偶时候慎重，求百分之百，婚后想各种办法，求百分之百不多下降，等等，以求不需要，或不很需要另外的情热。三，幸或不幸而又坠入情网，宜于不要求过多，瞥如满足于柏拉图式或准柏拉图式，具体说是不求组成家庭，影响就可能不至过于深远。四，也是最好，喜新而不厌旧，过一段时间，新也会渐旧，加以社会制约有大力，生活的这种波澜可以渐渐平静。就是狂热时期，也应该认知这种情况．以求大事可以化小，小事可以化无。五，万一相关的人有所察觉，宜于谅解多于责备。这样做，理由之一来于对人生的理解（甚至想想易地的情况）；之二来于有所求，即上面所说，波澜终于会渐变为风平浪静。六，离婚是最下策，因为，除非你能找到天机探的；在男女授受可亲的社会，找一个天机浅的，而要求除自己以外，对任何人都不会情动于中，是既有违天命又不合常情的（纵使同样是可能的）。人总不能不生在天命之下和常情之中，所以可行的路只有一条，是乐得十全十美而又能安于不十全十美。
四七 职业
职业是靠劳动以维持生活的一种社会性的位置只意义可以广，那就旧时代的家庭妇女也可以算是一种，因为也是靠劳动维持生活。通常是用狭义，就是要有个社会承认的职位名称，如上至政府的总统，下至小商店的售货员，等等，都是。人要活，活要靠多方面的物质条件，这些都要用劳动换（以金钱为筹码），所以人生于世，就不能没有个职业。自然，也有少数例外，如衰老可以靠供养，残废可以靠救济，等而下之，不走正路，可以靠偷盗、抢劫等。职业还有个不明显而也相当重要的用途，是使具有活而动的天性的人身心有个着落，从反面说是不至有无事可做之苦。总之，人，还有劳动力的时候，就不能不，至少是最好，有个职业。
职业种类繁多，几乎近于无限。多会产生差异。差异也近于无限，这里只说一些彰明较著的。总的表现为有高下；虽然在宣传材料上，说是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下的分别。高下主要由五个方面决定。一是名，声名之名。溥仪，人人都知道，因为，连复辟、伪满也算在内，作了三次皇帝。梅兰芳，也是人人都知道，因为是名演员。俗话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生在俗世，难得不俗，所以就不能不视有名为高。二是权，说了算之权。有的人说了算，扬眉吐气；另一些人，正好需要那一位说了算，就不能不低声下气。权还有大小之分，至大无边，那就叹口气也成为指示。且说这口气是在下民看不见的地方叹的，所谓天高皇帝远，所以就更高。三是利，财货之利。财货之利可以计算，所以高下之分尤为明显。比如大学教授月薪一二百，中外合资什么公司的职工月薪一千，由计算可知，公司职工的位置比大学教授高五倍。又如室内上班，平均日收入七元，街头卖菜，平均日收入七十元，由计算也可以推知，卖菜的位置比上班高十倍。四是劳逸。这方面的差异更加多样化，如斜靠在躺椅上发号施令逸，汗滴禾下上劳。又如同是售货员，卖古董（纵使是伪品）逸，卖食品劳。人是一种怪动物，虽然闲也难忍，却又好逸恶劳。因为好，逸的也就成为高。五是爱憎．爱是心里高兴，如当节目主持人，描眉画鬓，可以上电视，出风头，青年人趋之若鹜。扫街，屠宰，殡仪馆与死人打交道，等等，就大不同，干得有滋有味的恐怕很少。人生难得开口笑，所以充当节目主持人之类就成为高。人之常情是趋高避下。可是如愿却不容易。原因的一方面是理，花花世界，当然任何事都要有人做。另一方面是事，人走上某个岗位，绝大部分要凭机遇，只有一点点是凭能力，想望而不能得，有如狐狸过葡萄架下，仰头看，葡萄好吃，可是够不着，也就只好作罢。
但发挥主动性，大道多歧，选，走上某一条，常常也是可能的。还有不少成功的例，如班超的投笔从戎，慧能（禅宗六祖）的离家学道，就是此类。今日怎么选？想谈三个方面。其一是怎样对待上面谈的高下：这个问题不容易处理，原因是义和利不容易协调。义，就算作说大话也好，为人处世，至少是关键时刻，应该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以职业而论，都趋高避下，扫街之类的事也就不会有人干，我们必须寄身于其中的社会也就无法维持。这是说，由义方面考虑，我们也可以，甚至应该，避高趋下。但是，人间遍地是重利的梁惠王，有几个重义的孟子呢？所以大话说过之后，又不得不卑之无甚高论，就是说，也不能不权衡得失，如市场买物，挑好的，合用的。可是这样一来，两种不能协调的原则兼顾，举步就难了。幸而这是文字般若，至于实际，在可意与不可意之间，舍前者取后者的，大概不会有吧？法不责众，所以再说一遍，卑之无甚高论，比如在月得五百与月得三百之间，较逸与过劳之间，我们都取前者而舍后者，也就既可以得到社会的谅解，又可以心安了。其二不再是问题，而是应该遵守的原则，是瞻望前途，成就大、贡献大与成就小、贡献小之问，应该坚决取前者而舍后者。这里藏着一个也许不小的问题，是用什么标准分辨大小。具体说不容易，只好依常识，说个概括的原则，是能够利较多的人，甚至泽及后世的，是大，反之是小。大小都提出两种，成就偏于就个人说，贡献偏于就社会说。两者纷常合拢，以汉朝为例，司马迁写成《史记》，张衡制成地动仪，都是既有个人成就，又有社会贡献，所谓公私兼顾。显然，能这样兼顾最合算，也最合理，选职业，如果有可能，当然应该走这合算合理的路。其三是要适应自己的条件。条件有两种，一是才能，二是兴趣。才能，一半来于天，所谓天之生材不齐，如有的健壮，有的瘦弱，有的聪慧，有的拙笨，有的美丽，有的丑陋，等等。还有一半来于后天的教养，比如上学与失学，上大学与只念过小学，所知和所能就不会一样。由社会方面说，要量材为用。自己方面也应该有自知之明，比如手无缚鸡之力，就最好不选体力劳动，略识之无，就最好不选文墨工作；从正面说，是要选自己能胜任的，至少是经过练习必能胜任的。再说兴趣，可能多半来于天，少半来于后天的习染。但既已定形，对于自己的情绪和成就，就会产生摆布的力量。这可以表现为，顺之就会心情舒畅，事半功倍；逆之呢，比如最讨厌数目字而进了银行，勉为其难，即使有幸而不出错，终日，以至多年，皱眉应付，所受之苦也就太多了。所以，如果环境容许选择，那就有如到餐厅点菜，应该点自己喜欢吃的。
以上是讲道理，至于实际，问题就会更加复杂，或难解决得多。一个小难题是，客观，某一职业的成就和贡献，主观，自己的才能和兴趣，自己都未必能够十拿九稳。拿不准，据之而选，也就有南辕北辙的可能，至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