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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了清初，宋起凤便在其《稗说》里搜记了如下传说：
此时承平久，物力甚盛，边塞金钱充牣【盈满、充塞】，邸肆饶庶，四方商贾与豪贵少年游国中者云集。故上【正德皇帝】频幸私邸，人第【只，仅仅】目为军官游闲辈，概不物色【注目】也。惟姬某侍上久，私窃异之而未敢发【挑明】，但曲意承顺而己。稍稍事闻，外廷言官密疏谏止。上意亦倦，乃明遣中贵【宦官】具嫔礼迎姬某入内，居今之蕉园。宦寺皆称为黑娘娘殿云。自上纳妃后，代王大惊，疏谢向不知状。乃下有司，饰妃故居，朱其扉。边人至今骄话曰：我代邸乐籍【代王府所属艺人】，故尝动上眷【恋顾】也，非一日矣。｛108｝
这大意是说，当年朱厚照扮作青年军官，私游大同，于勾栏间遇刘氏，缠绵多日；后来以皇家礼仪，正式迎刘氏于大内，纳之为妃，至此，就藩于大同的代王方知其事，大惊上表谢罪，本地百姓则颇以皇上瞧上此间风尘女子为荣云云。这传说的基本情节，后为京戏所用，编成有名的须生唱工戏《游龙戏凤》（又名《梅龙镇》），马连良、杨宝森等皆擅此剧，只不过将刘氏易名李凤姐，将两人相遇地点改作酒肆而已。20世纪60年代起，《游龙戏凤》被当做黄色剧目遭禁，“文革”后始得复演。
由朱厚照昏头昏脑的举动和素日里待刘氏的态度，看得出他这一回是有些普通人恋爱的意思了。而此前的表现却都谈不上，包括对马姬，虽然爱她，但仍未曾卸下皇帝的面具。试看他在刘氏跟前的情形，与一般被爱意烧得忘乎所以的普通人有何两样？尤其是，与刘氏相处，他明显在寻找与要求着“家”的感觉：起居必偕，夫妻相称。这种吸引，一定是大大超乎单纯情欲之上的。所以我们实在忍不住要问，这刘氏究竟何等样人？她是怎么让这个多年来对女人只有动物式要求的人，突然之间生出世俗温情的？答案只能在刘氏身上，因为朱厚照还是那个朱厚照，他自己不可能一夜之间变作另一个人。但史籍却不给我们答案，刘氏在记载中，仍旧是以“技”取胜。值得注意的是，与刘氏的热恋，发生在朱厚照生命的最后时刻，从南方巡幸回来不久，他就死去。难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朱厚照在生命将到终点之际，有浪子回头、厌倦了过去的恣肆生涯转而渴望温暖真挚亲情的迹象？这也是悬疑。实际上，朱厚照最后是孤独地死在豹房的，身边没有亲人——至少史籍没有提到刘氏曾经陪伴于他。刘氏何在，这故事的结局究竟怎样？不知道。
朱厚照崩后，太后张氏和内阁旋即解散豹房，“放豹房番僧及教坊司乐人……还四方所献妇女”｛109｝。如果把朱厚照一生分为做储君与做皇帝的前后两半，则其后一半，差不多都与豹房紧密相连。十余年来，豹房出演了一幕又一幕的喜剧、闹剧、荒诞剧，以及形形色色的三级片——当然，偶尔也有言情片。不过，归根结底，豹房上演的是一出悲剧。为何这么说？我们只须想想，朱厚照入住豹房时，不过十七岁，春天一般的年龄，死时刚过三十岁。如此美好的年华，正该是勃勃向上、奋发健行的人生。可他却匿身密室，在阴暗幽晦之中醉生梦死，耽于各种感官皮肉刺激而无法自拔。他是这样损耗着自己的身体和生命，让它早早地衰老、烂去和朽掉。倘若他不是身不由己、糊里糊涂做了皇帝——他实在不适于做皇帝，哪怕从最无廉耻的善于享乐的角度说，他也不是做皇帝的料——而是像天下大多数普通少年一样地成长，他的一生想必不至于这么糟糕。
这悲剧，说到底是制度的悲剧。只要命中注定，不问是什么货色，都把他弄到皇帝位子上，既害人民、国家，其实也害他自身。朱厚照这人，我觉得他对自己的皇帝血统和出身，骨子里面有一种仇恨——尽管他同任何人一样，屁股一旦坐在那位子上，也禁不住它的纵容和诱惑，去施各种各样的淫威。但他还是有一种恨，一种潜意识的、无可奈何的恨。
将这种恨揭橥出来的，是正德九年正月的乾清宫大火。这场因朱厚照放灯而起的罕见的大火，彻底烧毁了作为帝权象征的乾清宫。《武宗实录》记其经过如下：
正德九年正月庚辰。上自即位以来，每岁张灯为乐，所费以致万计。库贮黄白蜡不足，复令所司【负责机构】买补之。及是宁王宸濠【即那个后来发动叛乱者朱宸濠】别为奇巧以献，遂令所遣人【宁王府役隶】入宫悬挂。传闻皆附着柱壁，辉煌如昼。上复于宫廷中，依檐设毡幙而贮火药于中，偶弗戒【小心】，遂延境宫殿，自二鼓至明，俱尽。火势炽盛时，上犹往豹房省视，回顾光焰烛天，戏谓左右曰：“是好一棚大烟火也！”｛110｝
——“是好一棚大烟火也！”细味当时情景，正德此言，很难以“没心没肺”视之，里面分明含着一丝怨毒，更透着大欢乐、大欣幸，仿佛这是大快人心之火，仿佛烧毁的不是他自己的寝宫，也不是他世代的祖居，而是一座樊笼。这跟贾宝玉梦游太虚境，闻歌：“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语意何其相似？
为着这朦胧莫名的恨，朱厚照逃往豹房，但其实无处可逃。“皇帝”这个语词所固有的恶，不因他迁变居所而泯灭。它追逐着他，并且与豹房独有的病态相结合，更恣肆更彻底地毒害了他。
光荣与梦想
朱厚照死后，继任者费尽思量，总算给他择定庙号“武宗”，史称明武宗。
说起这庙号的由来，就不得不提到除情色之外，他的另一爱好。
此人自幼喜动不喜静，读书思索非其所好，专爱舞枪弄棍。民间说：三岁看大。一个人的性情，往往有其先天性，是粗是细，是智是鲁，长大后是咬文嚼字还是吃体力饭，从很小的时候便见端倪。如果禀性太强，则无论后天家庭、社会如何影响与努力，也不能见效，挡都挡不住。
眼下朱厚照就是一个明证。童年时父亲弘治皇帝强迫他读书，无奈之下他只好读，而且他并非长着一颗不宜读书的脑瓜，据说小时候他读书的成绩还挺不错，被夸“天性聪明”｛111｝。可是他注定与书本、文化有仇，一捧书本，内心就毫无快乐可言，如受刑一般。那么，在什么事情上他才由衷地感到愉悦呢？那就是当摔摔打打、砍砍杀杀的时候。“骑马打仗”，是他最爱扮玩的游戏，还有射箭、摔跤、踢球（蹴鞠）……这么说吧，举凡可令身体臭汗淋漓的事，他无不欢欣受用，而需要用心用脑子的事，却统统不胜其烦。在这一点上，他跟明朝第二任皇帝、谥号“惠文”的朱允炆，刚好颠倒过来。
关于朱厚照的童年，《明史》只用六个字来概括：“性聪颖，好骑射。”｛112｝可见他基本上是在游乐中度过。对此，嘉靖年所修《武宗实录》，少不得要替刚刚谢世的前代皇帝掩饰一番，说：“为学之暇，或闻其颇好骑射，【弘治皇帝】以为克诘【治】戎兵、张皇六师，亦安不忘危之意。弗之禁也。”｛113｝意思是，弘治皇帝觉得太子“颇好骑射”，将来有利于国防，终究是有用的，所以并不阻止。但有一条，朱厚照对骑射的耽迷，绝非“为学之暇”；其次，弘治对儿子的表现恐怕也根本不是这样安然的，否则他不会在托命内阁三臣时留下遗言：“东宫聪明，但年少好逸乐。先生每【们】勤请他出来读些书，辅导他做个好人。”特别强调太子不肯读书乃是自己的大忧虑，而且，“好骑射”在他看来也不是什么“克诘戎兵、张皇六师，亦安不忘危之意”了，而指出实质乃是“好逸乐”。这是李东阳亲笔记下的弘治的原话，每个字都很可靠。
朱厚照究竟长什么样儿，史家未描绘过其具体相貌。只见过他身着龙袍在宝座上的一幅坐像，看起来五短身材，还算精悍，但绝非孔武有力的样子。不知道出于对自己身体不满意，还是非常自信，他特别爱在孔武有力方面表现自己，证明自己。他所以建豹房，迁居该处，固然主要出于躲避宫中限制的目的，但与他爱和猛兽嬉戏也不无关系，就像一个拳击家不愿意离开拳房一样。在豹房，他经常亲自“手搏虎豹”，虽然豹房里的猛兽想必都事先经过调教，并不真正生猛野性，但正德九年朱厚照还是在搏虎中为虎所伤。｛114｝又一次，也是赤手搏虎，老虎把朱厚照压在地上，“召【钱】宁，宁缩不前……【江】彬趋扑乃解。帝戏曰：‘吾自足办，安用尔。’”｛115｝据说，这件事直接影响了钱宁、江彬两大近幸此后在豹房的地位。从朱厚照热衷于跟大型凶猛动物角斗，特别是他所说的那句话看，此人非常在意自己在肉体这一层面是否足够有力，以及这一方面的能力是否被人尊重；亦即，他在这方面对虚荣心有强烈需求。明明被老虎打败，压在地上，亏得别人解救，他爬起来却说：我自己足以对付，哪用得着你帮忙？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眼下，在朱厚照身边，在豹房，汇聚的也都是和皇上本人一样的赳赳武夫。所用太监，俱雄健强壮，能武，或至少是身体条件适合习武者。朱厚照死后，在遣散人员中我们发现专门提及了“少林寺和尚”｛116｝。连搞女人，朱厚照似乎都偏爱物色“武人家眷”——马姬是前总兵官马昂的妹妹，戴氏则是另一个总兵官戴钦的女儿。前期豹房和后期豹房两大巨头钱宁和江彬，都是“武功超群”的人。钱膂力惊人，射术精良。江更不必说了，职业军人出身，边塞骁将，朱厚照第一次见到他，亲自检视其箭伤伤痕，竟然大呼小叫：“彬健能尔耶！”｛117｝（江彬这么强健和能干啊！）前面所述朱厚照为虎所迫，钱宁畏缩不前而江彬解之一事，让朱厚照“心德彬而嗛宁”，暗中偏向江彬而瞧不起钱宁，因为江彬更像勇士。此外，江彬人高马大，“貌魁硕有力”，类似健美先生，这对五短身材的朱厚照来说，大概也更代表其理想。遍觅豹房，我们看不到一个知识分子，看不到一个脑力劳动者，全是靠“身体”吃饭之流（女人以“色”，男人以“力”或兼以“色”），这真是一个亘古少有的“团队组合”。江彬掌事以后，豹房更进一步演变成彻头彻尾的“军阀俱乐部”，他次第引来万全都指挥李琮、陕西都指挥神周，加上原在豹房的都督同知许泰，这四镇边将号称“外四家”，共同把持了后期豹房。
弘治一死，朱厚照袭位为君，得以大弄。在禁内辟出教场，于太监中择出勇健者，编为“内操军”，日夜操演。或分成敌对两拨，对峙冲杀，自己更披坚执锐，亲临“战阵”。“晨夕驰逐，甲光照宫苑，呼噪声达九门。”｛118｝整座京城被他搅得一团糟，很不成体统。所以时任吏部尚书的杨一清上疏抗议道：“视朝听政，经筵日讲，帝皇常规，国家旧典也。陛下月不过一二朝，当讲辄罢。而窃闻留御豹房，练兵花苑。鼓砲之声，震骇城市。甚非所以示中外、训来世也。”｛119｝说他不仅丢了国家的脸，也给将来的君主做了坏榜样。
每个人都有人生理想，朱厚照亦不例外。杨一清不了解这一点，故而所提意见朱厚照不会听，甚至也毫不在乎。对于是否有损国家威严，将来的皇帝中会不会有谁起而效尤，他不会关心，对他来说，习武将兵，乐在其中，而且事关荣誉和抱负，事关自我价值的实现。在别人眼中，他是皇帝，须守皇帝规矩，如皇帝那般行事；然在其自己心中，他只想痛快淋漓地打打杀杀。甲胄闪耀，昂坐马上，身后是浩浩荡荡的大军，而敌人却丢盔弃甲、落荒而逃……这情形是他为之激动的，能让他自觉高大，是“英雄”，合乎人生理想——就像后来晚他三辈的天启皇帝，最高理想乃是当一木匠一样，谁能责之以不是？
要说荒诞，只能说君主制荒诞。许多人，明明适合干别的，只因生在帝王家，就硬派他世袭了君主，搞得里外不是人，国家也跟着倒霉。例如：李煜如果简简单单做个诗人，再好不过；赵佶如果集中精力搞他的书法绘画，绝对是人尽其才；朱厚熜（嘉靖）不如去干道士，或能成一代宗师；朱翊钧（万历）做皇帝很差劲，倘若做会计的话，账一定可以把得很严……像朱厚照，最好是给他一条破枪、一面烂盾、一匹瘸马，领着一群乌合之众，东讨西征，虽然免不了老吃败仗，但也强似在金銮殿胡闹。
有人可能会联想起堂·吉诃德。没错，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确可把朱厚照称作16世纪中国的堂·吉诃德。
作为小说人物，堂·吉诃德诞生只比朱厚照略晚，如果塞万提斯1605年出版他的《堂·吉诃德》第一部之前，能来中国一游，说不定会对这人物的塑造另有一番欣喜的发现。虽然朱厚照身上，“嫉恶如仇，总是正面向他的‘敌人’发起不屈不挠的冲锋”的骑士精神是一点也没有的，不过，就以一生生活在梦幻里、不切实际、自以为是和用想象代替自身现实的理想家这些方面论，他们实在可以说是一对难兄难弟。堂·吉诃德先生五十岁以后在家待不住，立志出门冒险，打遍天下；朱厚照二十来岁起也向往于传奇的生涯，屡屡一身戎装，仅以数骑随，摸出宫去，“巡视三边，督理兵政，冀除虏患”，甚至顶风冒雪，备历艰险，骑行千余里，“亲征”胡虏。堂·吉诃德先生把风车当做传说中的巨人与之搏斗来表示勇敢，朱厚照则跟驯化过的虎豹搏斗来表示勇敢。堂·吉诃德先生路遇阿尔及利亚总督进献给皇上、载于笼车的狮子，坚持要将狮子放出，让他亲手降服；朱厚照则当叛王朱宸濠明明已被南赣巡抚王守仁俘获后，非要将朱宸濠重新纵放于鄱阳湖，然后由他亲自捉拿。就连他们虚构自己的思路也如出一辙：堂·吉诃德开始游侠生涯之前，想了八天，决定自称“堂·吉诃德”（“堂”字，为贵族专用），自授骑士封号；朱厚照四处东征西讨之前，也重新取名“朱寿”，自封公爵（镇国公）、五星上将（威武大将军）、军区司令员（总兵官）一连串头衔。评论家把堂·吉诃德的一生浓缩成这样一段话：“他终于完全失去了理性。他要去做个游侠骑士，披上盔甲，拿起兵器，骑马漫游世界，到各处去猎奇冒险。书里那些游侠骑士的行事他一一照办，要消灭一切暴行，承当种种艰险。将来功成业就，他就可以名传千古。”对朱厚照来说，他基本上可把这段话照单全收。
朱厚照向“东方堂·吉诃德”的转化，大约始于正德七年。以前，他“耀武扬威”的范围，以宫苑之内为限，只是在“内教场”组织一群太监搞军事演习，其性质跟他指挥的“士兵”独特的生理情形一样，有一种被阉割过的意味，不过聊胜于无，充其量做做游戏而已。皇帝的“远征”，也顶多是到京郊打猎，收获几只野兔、野鸡作为战利品。但正德五年到七年之间，发生了一场浩大的民间暴动，波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川、安徽和湖北，内中以直隶（河北）霸州的刘六、刘七暴动，能量最巨，威胁最大。暴动发展迅速，官军不能制。到正德六年，由兵部侍郎陆完动议，开始征调边军参与剿讨。所谓“边军”，指明代专门驻镇北部长城诸要塞，防御“鞑虏”的部队，其职责专在国防，不介入国内平叛剿乱之事。可是立国百余年后，日甚一日的腐败，已使身膺对内镇压功能的京军，毫无战斗力；此时，对各处“流贼”屡战屡北，京师数危。尚具一定战斗力的，亦只有边军。为应急之需，朱厚照乃将祖制撇在一边，在本朝史上第一次征调边军参与戡乱。于是，得与许泰、江彬等边帅相遇。
一旦结交，彼此都有相见恨晚之慨。史记：“【江彬】谈兵帝前，帝大说【悦】。”｛120｝从小迷上打仗的朱厚照，现在才算亲睹野战军将军的风采。从江彬口中，他听到多少“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雄壮故事；抚睇江彬的累累伤痕，他胸中鼓荡着壮夫、英雄的豪情！还有韬略、兵策——一位野战军指挥官所滔滔不绝谈论着的这些内容，该何等令人大开眼界？想想自己在“内教场”玩的那些东西，纯粹是小儿科！
江彬立即接手朱厚照那支“太监部队”的训练，用正规手法将其从“银样镴枪头”打造成大战数百回合不倒的钢枪。“帝戎服临之，与彬联骑出，铠甲相错，几不可辨。”｛121｝也许，与这员“虎将”并骑而立的一瞬间，朱厚照才感觉到自己像一个真正的武士，他仿佛有一种重生之感，从他隆重地为这支“新军”更换的服饰即可看出这一点：“诸营悉衣黄罩甲，【许】泰、【李】琮、【神】周等冠遮阳帽，帽植天鹅翎，贵者三翎，次二翎。”｛122｝何谓“衣黄罩甲”？指的是“虽金绯锦绮，亦必加罩甲于上”，也就是说，穿得再好，也非要在外面套上一件甲衣，才神气，才美。因为这是皇上所欣赏的服饰美，一时间，“市井细民，莫不效其制，号曰‘时世装’”｛123｝。换成今之用语，“衣黄罩甲”便是16世纪初中国的头号时装。这种以军饰为美的时尚，大抵很像笔者小时候“文革”中人们对于军帽、军装、军挎包、军用皮带（俗称“武装带”）的推崇。那时，武斗遗风犹存，加之又掀起“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热潮，一切具有武装色彩之用具，无不走俏，极难获致，幸而得之者则饱受他人羡慕，而抢劫犯首选的目标，竟然也不是手表和钱包，恰恰就是军帽等物——此为题外话也，但两者之间确极为相像。《明史》提到，当时兵部尚书王琼“得赐一翎，自喜甚”｛124｝，前面说“贵者三翎，次二翎”，堂堂国防部长仅被赐一翎，就把自己高兴坏了，足见这由朱厚照而起的“军事拜物教”是怎样的风靡一时！
江彬一面调教御林军，努力帮助朱厚照找到职业军人的感觉，一面适时地以诸多诱饵，鼓励朱厚照出外冒险。“数言宣府【北方边镇之一，在今河北宣化】乐工【娱乐界】多美妇人，且可观边衅【边境武装冲突】，瞬息驰千里，何郁郁居大内，为廷臣所制？”｛125｝在江彬，这可以让朱厚照远离豹房大佬钱宁，为己所控；在朱厚照，则其向“东方堂·吉诃德”转化的主客观条件已具备，所以江彬之言深获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