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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夺政权于丞相。洪武十三年诛胡惟庸，朱元璋颁诏，正式废除相制，“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事皆朝廷总之”。以后，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内阁制，内阁除照旨票拟外，有建议权，无决策权，一切决策皆出中旨。
（二）夺军权于将领。“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所有军队直属皇帝，一兵一卒只有皇帝可以调动；将领与部队脱钩，接受军事任务后才派至所部行使临时指挥权，战事毕，将领交还绶印，部队各回卫所。
（三）册封亲王，屏藩帝室。夺政权于丞相、夺军权于将领，一切军政大权皆归皇帝，这过于集中的权力势必伴随管理上的难题，而朱元璋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让血亲诸王充当中间环节，“上卫国家，下安生民”，在他看来只要权力不落在朱姓之外就靠得住。因此，他准许诸王有自己的武装，甚至，“如本国是要塞之地，遇有警急，其守镇兵、护卫兵并从王调遣”。他认为，绝对的帝权加上有力的藩屏，就是皇图永固的基础。
（四）恐怖统治。密探横行、鹰犬遍布，是极权政治的典型症候。朱元璋首创一种特务机关——锦衣卫，《明史》评其曰“不丽【丽，在这里当依附、依存讲】于法”。在法律的框架内，明代司法机构本来已经完备：刑部掌天下刑名，为最高司法机关；都察院负责纠查弹劾官吏；大理寺主管冤错案的平反——以上所谓“三法司”之外，再加上通政司，接纳四方陈言、申诉冤滞或告不法等事。然而，出于极权政治需要，朱元璋另外设立了凌驾于法律之上、纯粹听命于皇帝并由皇帝本人掌握的特务组织锦衣卫。这是由皇家豢养的鹰犬，专事刺探、侦缉、告密，并且可以绕开法律直接抓人、秘密刑讯直至将人处死。洪武二十年，朱元璋发现锦衣卫“多非法凌虐”的弊端，有害于国家正常法制，命罢锦衣卫。但是，这种东西其实与极权政治与生俱来，是罢不掉的。所以到了篡权者朱棣手中，对极权的渴望与恐惧愈益增长，乃父开创的恐怖统治思路也就更加发扬光大，不单锦衣卫被恢复，又从中分出北镇抚司，另新设由内监执掌的东厂；以后，成化朝再增西厂，正德朝再增内厂——于是，特务机关叠床架屋，逻卒刺事四方，专以酷虐钳中外，朝野相顾不自保，告密之风未尝息也，明代中国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警察国家”。
曩往论明代政治体制，沿用“中央集权”术语，相当不确切。就其涵义，“中央集权”当与“地方分权”互为对应；中国从东周“礼崩乐坏”至战国“诸侯并立”，再至秦一统天下，灭六国而代以郡县制，这结局可以表为“中央集权”。嬴政自命“始皇帝”，意思就是帝权——一种新型权力——自他手上而得创始；它有别于周代的王权，取消了相对独立的地方权力，而将“天下”完全纳入中央政权秩序。秦制，汉承继之，并加以完善。所以，自秦汉以来中国进入了帝权制，抑或中央集权制——这两个说法乃同一回事。然而，这种体制到朱元璋时代分明达到了一个新层次，如果仍用中央集权来表述，不仅不准确，简直也抹杀了历史颇具实质性的变异。只要我们仔细分辨，就应认识到对明帝国而言，更合适的字眼不是“中央集权”，而是“君主极权”：前者意味着“一切权力归中央”，后者意味着“一切权力归君主”，显非可以同日而语者。
文字狱背后的心态
自家卧榻之旁，岂容他人安睡？君主专忌，满脑子“权力斗争”，原是很正常的心态和思维方式，也不独朱元璋如此，虽然也许风格不同，不一定采取朱元璋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比如宋太祖赵匡胤，就比较偏爱耍心眼儿、旁敲侧击的办法，众所周知他所上演的令手下大将石守信等“杯酒释兵权”的好戏，我还从邵雍之子邵伯温所撰《邵氏闻见录》读到如下故事：
太祖即位，诸藩镇【拥兵一方的节度使们】皆罢归，多居京师，待遇甚厚。一日从幸金明池，置酒舟中，道旧甚欢。帝指其坐【座】曰：“此位有天命者得之。腾偶为人推戴至此，汝辈欲为者，朕当避席。”诸节度皆伏地汗下，不敢起。帝命近臣掖之【掖下搀起】，欢饮如初。
这场面很生动，完全是赵匡胤一流的行事做派，朱元璋学不来。朱元璋擅长的是刻毒狠辣。然而，风格不同，手法各异，目的与动机却没有分别——都在于制权。
仅就这一层而论，在某种意义上，朱元璋再血腥、再不择手段，也都是权力这玩意的题中之旨。固然有人愿意打抱不平，说忠臣见戮如何有失公道，但换个角度想又大可不必；说到底在权力场混，就是一件你死我活的事，你要朱元璋讲“仁义道德”他怎么讲得了？历史上许多谋篡的事例摆在那里，许多由于“心慈手软”而败亡的事例也摆在那里，权力之争、权力之防的本质就是《红楼梦》里的那句话，“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怎么讲“仁义道德”呢？
因此朱元璋剿灭元宿勋臣，手法凶狠了些，但对专制统治而言，又算不上什么新东西。他的暴政，真正富有“个人特色”的，其实在文字狱方面。
文字狱当然亦属古已有之，孔子做鲁国司寇时诛少正卯，汉武帝为李陵事腐司马迁，嵇康以“每非汤武，而薄周孔”的罪名被司马氏集团所杀，都是有名的例子，历代朝臣因言获罪、被贬被谪更屡见不鲜。
那么，为什么还说文字狱是有朱元璋特色的暴政？第一，明初文字狱之惨烈，之集中，前所未见。过去虽然也有文字狱，但从来没有哪个皇帝像朱元璋这样频频兴起，三天两头就搞一次，简直像是着了迷似的。第二，以往文字狱虽然同属以言获罪，但都有重大思想、政见分歧为由头为背景，而借专政压平之；到了朱元璋这儿，相当多的文字狱，竟然谈不上任何思想、政见的分歧，纯粹变成了一种捕风捉影的文字游戏，只因秉政者对某句话乃至某个字眼生出异想天开的想象与猜忌，就丧心病狂地施以杀戮。
前面说到朱元璋的成功处，是较诸元末乱世诸豪强他能礼贤下士，吸纳和信用读书人，比较好地解决了知识分子问题。这是他的英明处，到底他是一个识大体的人，知道知识分子不用不行，不用不能成大事。然而，这仅是他同知识分子关系的一个侧面，而完整地看，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一方面为我所用，另一方面深为防范，甚至怀有天生的疑惧。
这就又说到他作为皇帝的那个特殊性：泥腿子皇帝。由赤贫一跃登上大宝，贵之已极，但社会身份和地位的这种天翻地覆，并未将先前低微的文化身份和地位同时抹去。他虽一直很努力，恶补文化，从目不识丁到能写能读，已相当不易，不过与幼读诗书的知识分子比，他对文化的掌握仅属皮毛，“门外汉”的感觉大约是难免的。他对打仗很在行，对权力斗争也很在行，在这两方面他有充分自信，且不惧任何人；可一旦遇到文化、语言一类事，他就发怵，觉得里面道道太多，曲里拐弯，稍不留神就会中招儿。事实上，在这一点上朱元璋曾吃过不少亏，有的还近乎耻辱——其中自有故事。
焦竑《玉堂丛语》载：
国初，郊祝文有“予”、“我”字，上怒，将罪作者。桂彦良进曰：“汤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将我飨。’儒生泥古不通，烦上谴呵。”众得释。｛32｝
同一事，《明史》亦有记载：
七年冬至，词臣撰南郊祝文用“予”、“我”字。帝以为不敬。彦良曰：“成汤祭上帝曰‘予小子履’；武王祀文王之诗曰‘我将我享’。古有此言。”帝色霁【雨云收散谓霁，比喻开颜】曰：“正字【桂彦良，官“太子正字”】言是也。”｛33｝
那时，每岁都要在专门日子里在圜丘举行祭天地大典，其间有祝文，而这种文字是由文臣负责起草，因为祭典的主角是皇帝，祝文自然要依皇帝的口吻来写。结果朱元璋发现，祝文里面居然有“予”、“我”这样的称呼，而不用皇帝自称时专用的“朕”，这岂非大不敬？于是大怒，就要降罪祝文的起草人。这时，他的文字秘书桂彦良赶紧过来悄悄解释：作者这么写，系用古典……原来，朱元璋这个大老粗，丝毫不知皇帝称“朕”，迟至秦始皇时代才发明，而最早在汤武时代，古王也是以“予”、“我”自称的。他白白闹了笑话，却又发作不得，一定很窝囊，好在贴身秘书及时提醒、遮掩，总算没有当众露怯。
另一件事则更令他蒙羞。
黄溥《闲中今古录》载，洪武初年，朱元璋决定以后的政策向知识分子倾斜，并说“世乱则用武，世治则用文”。这自是高明之见，但却引起那些跟他打天下的武人的不满：
诸勋臣不平，上【朱元璋】语以故曰：“世乱则用武，世治则用文。”诸勋进曰：“此固然，但此辈善讥讪，初不自觉。且如张九四原礼文儒，及请其名，则曰士诚。”上曰：“此名甚美。”答曰：“孟子有‘士诚小人也’句，彼安知之？”上由是览天下所进表笺，而祸起矣。
这回，他当着别人面，结结实实地出了一个大洋相。内中，“张九四”即张士诚，当年朱元璋的死对头。此人出身我们前面说过，也是起于底层的鄙夫，原来连个大名儿都没有，发迹后专门请文化人替他新起的，而改叫“张士诚”。眼下，那位进谗者吃准了朱皇帝文化素养有限，料定他不知道《孟子》里有“士，诚小人也”这么一句，故意下了一个套。朱元璋果然冒冒失失脱口赞道“此名甚美”，结果对方早等着呢，将这名字出处和盘托出，还加上一句“彼安知之”。这个“彼”明里指张士诚，暗中讽刺的岂不正是朱元璋？朱元璋这个跟头栽得可不轻，他原来在文化上就自卑，此刻本来以为简简单单的“士诚”两字，无甚费解处，不料却寄寓了这样一个典故，而且里面包含了那样“险恶”的用心。自己一头撞上去，热脸贴了个冷屁股。这番羞辱非同小可，足令他记一辈子——看来，读书人肚里的弯弯绕确实多，一字一句都可能包藏蛇蝎心肠——所以黄溥叙罢此事，归纳道：从此朱元璋就以猜忌的眼光对待天下所进表笺，“上由是览天下所进表笺，而祸起矣”。
这段情节虽只见于稗史笔记，但我倒觉得和人物、历史都特别丝丝入扣。首先，那件事出在别人身上也就罢了，出在张士诚身上，尤易使朱元璋有“物伤其类”之感，他们虽是对头，可一旦摆到文化人面前，却一样是苦出身，一样会因肚皮里没墨水儿而随便受人戏耍——这一定是他最强烈的感受。其次，这件事绝就绝在它的方式上，文化人靠什么暗算了张士诚呢？语言和文字。透过此事，朱元璋明明白白认识到，千百年来由一代代文化人共同打造的话语体系，是一座隐喻和象征的迷宫。你看，孟子的那句话，可以句读为“士，诚小人也”，但稍改变一下，却被句读成“士诚，小人也”，来达到他们损人牙眼的目的。可见语言和文字，确是一柄杀人而不见血的刀！
这个故事的可靠，在于朱元璋一生屡兴文字狱，一多半建立在咬文嚼字、胡乱猜谜的基础上，都是抠字眼抠出来的文祸。他变得对文字高度警觉，疑神疑鬼，以致到神经质的地步。《朝野异闻录》载：
当时以嫌疑见法者，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以表内有“作则垂宪”句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长寿表》，以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句诛。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作《贺冬表》，以表内有“仪则天下”句诛。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作《正旦贺表》，以表内有“建中作则”句诛。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以表内有“睿性生知”句诛。澧【沣】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表》，以表内有“圣德作则”句诛。陈州府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以表内有“寿域千秋”句诛。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以表内有“遥瞻帝扉”句诛。祥符县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以表内有“取法象魏”句诛。台州训导林云为本府作《谢东官赐宴笺》，以笺内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句诛。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以表内有“永绍亿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句诛。盖以“则”音嫌于“贼”也，“生知”嫌于“僧智”也，“帝扉”嫌于“帝非”也，“法坤”嫌于“发髡”也，“有道”嫌于“有盗”也，“式君父”嫌于“弑君父”也，“藻饰太平”嫌于“早失太平”也。
有几个未作解释的，我们依朱元璋的心理去揣测：“寿域”是否有嫌于“兽欲”？“取法”是否有嫌于“去发”？总之，不出此类意思。
《闲中古今录》亦载：
杭州教授徐一夔撰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薙【同“剃”】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
这些都毫无道理，就像当今世俗之辈以“4”意会“死”、以“8”意会“发”一样，其实正好暴露了朱元璋无知少文的素质。不巧的是，这样一个人恰好是皇帝，就活该当时的读书人倒霉。读书人墨水儿喝得多，就喜欢“拽辞儿”；平常“拽辞儿”是雅事，这个节骨眼儿上偏偏就拽出大祸来。而且什么时候得罪，预先根本无法料知，因为那位特定的读者，完全非理性，天晓得他脑子里对一个语词会生出何种联想！
应该说，朱元璋在教育子孙时，并不讳言自己出身穷苦、早年生活窘迫这些事实，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流露出一种自豪。但以上文人所犯之忌，恰恰又全是由于朱元璋认为他们在影射他的过去。这似乎是很矛盾的现象。换言之，那些往事，他自己说得，别人说不得；由他自己道来是一种滋味，而经文化人道来就是另一种滋味。看来，最终还要归结到他在文化上的自卑心理，这心理转而导致他对知识分子怀有根深蒂固的猜忌，觉得这类人总是居心叵测，话里有话，专门借语言占便宜、使绊子。朱元璋实际上患了“语言恐惧症”。
人就是如此被生活不可抗拒地书写。尽管他现在君临天下、广有四海、统驭万民，但生活经历还是把他某一方面的自我感受定格在从前，使他到死在这个方面都高大不起来，而永远卑微。他的每一次文字狱，他每一次疑神疑鬼，都在诉说着这可怜而弱小的自我。
虽然专制乃极权与生俱来和普遍之禀赋，而透过朱元璋，我们却进一步发现，如果这制度的意志由一个文化身份低微者来掌握，那么，它反理性的特质甚至可以越过政治、思想、伦理这些显性的一般社会内容，而直抵隐喻的世界；亦即，不光人们明确表达出来的思想将被限制，即便抽象的精神趣味，比如对语言的修辞、使用和选择怎样的字眼这类最低限度的个体精神自由，亦在干涉之列——它们必须适合独裁者的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一旦跨出这限度，后者就毫不犹豫地用暴力加以制止。
顺此逻辑，朱元璋的猜忌对象“合理”地从表笺一类公文扩散到文学创作，从个别字词的“不敬语”扩散到一篇诗文的主题与立意，从修辞的技巧层面扩散到作者的思想倾向和意识形态。
《国初事迹》载：
佥事陈养浩作诗云：“城南有嫠【寡妇曰嫠】妇，夜夜哭征夫。”太祖知之，以其伤时。取到湖广，投之于水。
旷夫怨妇，古诗历来最寻常的传统主题，不知被诗人吟咏了多少年，从不曾出事，这个陈养浩无非蹈故袭常，却落得个溺死的下场。
有两个和尚，一个叫守仁，一个叫德祥，喜欢作诗，也惹祸上身：
一初【守仁字】题翡翠【这里是鸟名，不是宝石】云：“见说炎州进翠衣，网罗一日遍东西。羽毛亦足为身累，那得秋林好处栖。”止庵【德祥字】有夏日西园诗：“新筑西园小草堂，热时无处可乘凉。池塘六月由来浅，林木三年未得长。欲净身心频扫地，爱开窗户不烧香。晚风只有溪南柳，又畏蝉声闹夕阳。”皆为太祖见之，谓守仁曰：“汝不欲仕我，谓我法网密耶？”谓德祥曰：“汝诗热时无处乘凉，以我刑法太严耶？又谓六月由浅，三年未长，谓我立国规模浅而不能与礼乐耶？频扫地，不烧香，是言我恐人议而肆杀，都不肯为善耶？”留罪之而不善终。｛34｝
其实稍解诗趣的人都看得出，守仁诗是要说一种禅意，德祥诗表达的却是对自己心性修行未纯的省思；经朱元璋一读，则全部读成政治。
某寺庙壁间不知何人一时兴起，题诗其上，被朱元璋看到，竟将全寺僧人杀光：太祖私游一寺，见壁间有题布袋佛诗曰：“大千世界活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放，放宽些子也何妨！”因尽诛寺僧。｛35｝布袋佛，即那位笑口常开、大肚能容天下事的弥勒佛，几乎每座中国寺庙都能见着他那令人忘忧心情舒朗的形象，深合中国人对于达观哲学的追求，但到朱元璋这里，也变成对时政的讥刺。
最奇的，是高僧来复的遭遇。这位江西和尚，应召入京建法会。其间朱元璋赐宴，来复也是多事，席间呈诗一首作为谢恩。诗云：“金盘苏合来殊域，玉碗醍醐出上方；稠迭滥承上天赐，自惭无德颂陶唐。”这诗不献还罢，一献，小命丢掉了：帝曰：“汝用‘殊’字，是谓我‘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36｝这可真是冤哉冤哉！来复和尚明明拍马屁，说朱元璋赐以异国上天的美食玉液，款待自己这么一个“无德之人”，他只有倾心献上对圣明君上的歌颂之辞……这些意思，倘他不用诗的形式来说，断不会招祸，千不该万不该，不该酸溜溜地写成诗，那朱元璋已经习惯成自然，一见你来“雅”的，他就犯嘀咕——这狗娘养的大概又绕着弯儿骂我哩，“遂斩之”。
有时，引用古诗，竟然也丢性命。洪武二十六年的状元张信，被朱元璋任命为皇家教师。教学内容自然包括习字。这天，张信从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