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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崇祯一步一步走向那个著名的结论：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李自成攻入北京前一天，情甚危，崇祯紧急召见百官，彼此相视无语，束手无策。“上书御案，有‘文臣个个可杀’语，密示近侍，随即抹去。”｛182｝这一刻，崇祯对群臣的仇恨达致顶点。
上面，文秉已谈到崇祯对群臣失望的标志，是重新依靠宦官。
这苗头在他下旨撤回各镇守太监后不久，即已显露。崇祯元年五月，他重新委派内官提督京城及皇城各门。崇祯二年十月“乙巳之变”即皇太极率十万满蒙骑兵突入关内、逼临北京之际，他又将太监安插到军营中充当特务，从事监视，或稽查人员编制、军饷情况。到崇祯四年，派遣太监的范围，波及政府部门，朱由检最关心也最不放心的是钱的问题，于是他挑选了两个与此有关的部门——管钱的户部和用钱最多的工部——让司礼监张彝宪总理二部。有关臣工深受羞辱，工部右侍郎高宏图上疏抗议，有“内臣张彝宪奉总理二部之命，俨临其上，不亦辱朝廷而亵国体乎？臣今日之为侍郎，贰【副之，居于其下之意】尚书，非贰内臣”之语。崇祯答以“军兴，兵饷紧急，张彝宪应到部验核”的理由。高宏图继续抗议，连上七疏，最后愤而引疾求去，崇祯也很恼怒，报以开除公职。｛183｝
崇祯回到依靠太监的老路上去，是他一生遭受诟病最多的问题。后来，打开城门放李自成军进城的，正是太监曹化淳。很多人就此对朱由检感觉到一种自食其果的快感。其实，谁放李自成进来，是次要的。若非曹化淳，别人就肯定不会开这个门吗？或者，只有太监会投降，文臣武将就必无此辈吗？关节显然不在这里。那个门，曹化淳不开，也总会有别的人来开。李自成攻下北京，岂是靠着一个太监替他将门打开？
崇祯的错误或者无奈在于，他感到满朝上下无人可用，于是重新信任太监。说信任，恐怕不是真信任。一来既然他一开始自己主动撤回各镇守太监，说明他对太监干预军政的危害，是有认识的；二来以崇祯的性格，恐怕很难信任任何人，所谓信任，不过是相形之下，何种人他更便于控制而已。在与朝臣的关系中日渐身心俱疲之后，他感到用太监比较简单直接、比较容易掌握，他想办实事，也有太多急事要处置，不能多费口舌与周折，虚耗不止——如此而已。他对群臣说过这样一段不满的话，很代表他的心思：
总是借一个题目，堆砌做作，落于史册，只图好看，一味信口诬捏，不顾事理，但凡参过内臣就是护身符了，随他溺职误事，都不诛处，这是怎么说？｛184｝
这些话，是戳着士大夫痛处的；同时，非深受其害者，说不出来。
至此，我们从方方面面考量了崇祯的“有君无臣论”，感觉此论之出尚非一味自怜，怨天尤人，将过错诿于他人。官场的腐败、士风的椓丧、人心的涣散，总之，如崇祯“溺职误事”一语概括的那样，明代官僚政治机器已经处在严重的运转不灵的朽坏状态。
我们替他的辩白，或给予他的同情，到此为止。关于明朝亡国的认识，必须还以历史的公道。
首先，我仍坚持明代士大夫是历来中国比较出色的一个儒家官僚集团（以这种集团自身的职业标准来看），正是他们的杰出工作，才令愚暗加无赖型帝王罕见地层出不穷的明王朝，得以苟延残喘近三百年之久，否则它早该崩解。反观那些禀赋顽劣、樗栎之质的皇帝，休说造福国家人民，但凡他们不过分地作孽，即属难得。实际上，他们前仆后继、彼此竞争地比着谁更拥有祸害士民的才干。“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我们看得很清楚，百余年来，甚至更早，朱家登上龙床的每个人，都在自掘坟墓、驱离人心。现在，不过是到了它应当领受这种合理结局的时候。崇祯只说他不是亡国之君，单单不提前头理该亡国之君恰有多少！据此，说他对朱明统治的罪孽既无认识，更无任何诚恳的醒悟与忏悔，恐怕毫不为过。一旦挖出这个思想根源，虽然他自评并非亡国之君，而国仍在自己手里亡了，照我看也并不冤枉。
其次，除了思想认识说明他并非真正的杰出人物，见地、觉悟与道德都不足以挽狂澜于既倒之外，他在性格方面也存在太多瑕疵。这些性格的缺陷，置他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境地，并随时随地抵消着他的努力，使他注定不能超越命运，成为它的战胜者。
他肯上进，不甘堕落，困苦中仍不放弃而冀有所作为，这些品质是确凿的，在朱棣的那些几乎清一色污泥浊水般的子孙中间，殊为难得。然而，这仅是在其家族内比较而言；一旦出此范围，衡以更高标准，朱由检只能归于平庸之辈。
他几乎每一个好的方面，都同时伴随着致命的局限性。比如说：有鲜明强烈的意志，却缺乏把这样的意志成功贯彻的能力；有高昂的热情，却因为不能冷静缜密地思考而使这种热情流于急躁与浮躁；自尊自持，却又分不清楚自尊自持同刚愎自用的区别；有是非有主见，却缺乏对现实实际的体察和理解；渴望效率、喜欢雷厉风行，却往往忽视事情的曲折和复杂性；明快直切，不懂得很多时候不能相逼太急，要给人空间和余地；很有原则性，却不解当执则执、不当执则不执，不会妥协、不善合作、不知转圜；严于律己，却不能宽以待人；敢爱敢憎，却没有识人之明……他这种人，能在承平之世做一个还算正派的皇帝，做不得危乱之时的英杰之主——才具不够。
固然他可以声辩，原供皇权驱策的官僚机器，这时已经像一个自我编程、有自我意志的“生命机器人”，拒不执行他的指令；或单独构成了一种网络，依自己的规则运转，针插不入，水泼不进。在某种程度上，崇祯对官僚机器的指挥，的确失灵，最后关头，鸣钟集百官竟无至者，形象地说明了这种现实。但是，他不是没有指令畅通的时候，也不是没有树立威望从而可以有力掌控官僚机器的机会。
当其一举扫除权阉、敉定逆案时，天下归心，很多人对他寄予厚望，以为得遇中兴之主。那时，他的声望达到了顶点。如果他对现实的认识足够深刻，如果他的性格足够健全，如果他对事务的处置足够高明和恰当，他将不难做到统一思想、使大家团结在他的周围、锐意进取。然而，他显然未能抓住已经出现在眼前的大好时机，任性、率性、固执、偏激，一再出错，遂使刚刚复苏温暖的人心重新变得冷漠。
“枚卜之争”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他对于朝臣拉帮结派的愤怒固然很有道理，但岂能不由分说地认定较为人多势众的钱谦益一方就是罪魁祸首，乃至所谓“科场舞弊案”，钱谦益与之无涉明明已有司法结论，他却一定要推翻，而且把自己的支持毫不犹豫地奉送给品质很坏的温体仁？
至于袁崇焕一案，更是他轻躁苛刻、不辨贤愚、心性狭薄的明证，当着人心涣散、满朝碌碌、充斥着空头政客的时候，崇祯能有袁崇焕这么一个干才可用，实乃福分，他却因为皇太极兵临北京城下而受到的一时惊吓，和敌方设计的一出类乎蒋干盗书式的反间戏，极其幼稚、丧失理智地将自己的边疆干城拆毁、推倒。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崇祯连这起码政治风度都没有；而目睹了袁崇焕的下场，每个有才干、敢承担的士大夫，又怎能不心寒？至于后来在边防、剿“贼”之中的用人，更加一无是处——不足倚任地引为心腹，可用之才却被百般掣肘。在杨嗣昌、熊文灿与洪承畴、孙传庭、卢象升之间，他的立场基本搞错。
杀袁崇焕时，河南府推官汤开远上疏，批评崇祯不能善待臣子，及其性格缺陷。开宗明义，第一句“皇上急于求治，诸臣救过不给”就论得很透；崇祯君臣间的不解之结，大致就在此句中。以下具体论述，都击中要害：
临御以来，明罚敕法【整饬法令】，自小臣以至大臣，与众推举，或自简拔【指崇祯亲自直接提拔】，无论为故为误，俱褫夺配戍不少【稍】贷【宽恕】，甚者下狱考讯，几于乱国用重典矣。
皇上或以荐举不当，疑其党徇——四岳【尧有四大诸侯，分别主管东南西北四方，史书称为四岳】不荐鲧乎，绩用弗成【鲧没把事情办好】，未尝并四岳诛之也。
皇上又以执奏不移【指阁臣坚持己见】，疑其藐抗——汉文不从廷尉之请乎，亦以张释之曰：“法如是止耳。”不闻责其逆命也【张释之乃汉文帝的首席大法官，执法严明，多次拒绝皇帝的干预，反而敦请他以法律为准绳】。
皇上以策励【鞭策、激励，严苛的婉转说法】望诸臣，于是多戴罪——夫不开以立功之路，而仅戴罪，戴罪无已时矣。
皇上详慎【详，仔细；慎，自谨】望诸臣，于是有认罪——夫不晰其认罪之心，而概行免究，认罪亦成故套矣。
侵粮欺饷之墨吏，逮之宜也；恐夷齐【伯夷、叔齐，商代孤竹国两个独善其身、不肯用命的隐士，这里当是引申来指代比较个性化、有“自由主义毛病”的士大夫】之侣，不皆韩范【指韩琦与范仲淹，宋仁宗时两大直臣，曾共同防御西夏，时称“韩范”】，宜稍宽之，不以清吏诎能臣。
今诸臣怵于参罚之严，一切加派，带征余征【官员害怕处分，不敢违抗繁多的加重人民负担的旨意】，行【这样下去】无民矣。民穷则易与为乱，皇上宽一分在民子，即宽一分在民生。
而尤望皇上宫府【宫，宫廷；府，政府。代指君臣】之际，推诸臣以心，进退之间，与诸臣以礼。锦衣禁狱，非系寇赋奸冗【冗，游手好闲者，类乎今所谓“社会渣滓”】不可入。如是而大小臣工，不图报为安攘【安，安内；攘，攘外】者，未之有也。｛185｝
此疏对崇祯执政以来，君臣之间的问题做了很好的总结，着重批评崇祯“求治过急”，一味以严苛待臣工，殊乏宽容，甚至容不得臣工有自己的主张，或依其本分履行职责。奏疏认为，崇祯对士大夫和普通百姓，都过于严逼，这两个方面将来会有大麻烦——几年后，事实证明都言中了。其中，“皇上急于求治”、“不以清吏诎能臣”、“宽一分在民子，即宽一分在民生”和“推诸臣以心，进退之间，与诸臣以礼”这四句话，如果崇祯听进去了并在行动上切实注意，他应该会受益匪浅。
不过，从根本上说，我们为崇祯“有君无臣论”费这番口舌，意义不大。明之亡国，绝不亡于崇祯年间。君贤臣奸也罢，君臣俱贤或都不怎么样也罢，那亡国之大势早就不可逆转，能够有所不同的，无非迟速而已。
山穷水尽
暂将崇祯明瞀与否撇开不论，或姑且假设他是一个好皇帝，是明朝立国以来前所不见的有道明君，也一样无补于事。大明王朝到了崇祯时代，处境确非山穷水尽、四面楚歌不足以形容。国祚已竭之象，彰显无遗。
以大要论，必败之征计有四者：一曰外有强敌，二曰内有大乱，三曰天灾流行，四曰国无栋梁。
四大危机不独齐而并至，而且相互纠缠、彼此生发，紧密相扣、恶性循环，任何一种情形的恶化，都造成其他危机的加深加重，根本是无人能解的僵局，只能以“死机”了事。
辽东失陷以来，边事日急，边事急，不得不增戍；戍增，则饷益多，而加派随之沉重，导致民不聊生。文震孟《皇陵震动疏》把这种滚雪球效应，讲得比较清楚：“边事既坏，修举无谋，兵不精而自增，饷随兵而日益，饷益则赋重，赋重则刑繁【指因为征赋而频繁使用暴力，即如下文所述】……守牧【地方官】惕功令之严、畏参罚之峻，不得不举鸠形鹄面、无食无衣之赤子而笞之禁之，使愁苦之气，上薄于天。”｛186｝崇祯自己也承认，登基七年以来，社会现实基本是“国帑匮绌而征调未已，闾阎凋敝而加派难停”｛187｝。
民不聊生，遂啸聚山林。内乱既生，若在平时，征调精锐之师专意对付，或可控制局面，然而偏偏边境不靖，具一定战斗力的边兵无法抽用，只能以内地戍兵进剿，这些兵卒不仅毫无战斗力，本身军纪废弛，不但不能平定地方，转过来嚣扰虐害良民，文震孟一封奏疏反映：“今调官兵剿贼，本以为卫民也。乃官兵不能剿贼，反以殃民，以致民间有‘贼兵如梳，官兵如栉’之谣。”｛188｝以“平乱”始，以祸乱终，“乱”不能平，遂由星星之火而渐趋燎原。
动乱虽起，从历史上看，中国的百姓假设未被抛至饥馑之中，犹或惜命畏法，不致率尔铤而走险。偏偏天公不作美，灾害大作。秦、豫屡岁大饥，齐、楚连年蝗旱，和沉重的加派一道，逼得人民全无活路，只有追随造反——打家劫舍，犹胜等死——所以闯军所到之处，争先以迎。所谓“贼势益张，大乱由是成矣”｛189｝。局部社会动荡，于是演进为天下大乱，“流寇”遂由一部分敢为天下先的“豪杰”之所为，一变而成普通小民竞相加入的社会洪流。
当此天人交困、内外并扰之际，国不得人，是又一深深悲哀。面临虎狼之秦，赵国有幸出来一个蔺相如，暂渡难关。刘备走投无路，此时说动诸葛亮出山，情势立刻改观。苻坚驱百万雄兵而来，晋人自己都感觉不能当其一击，但只因谢安在，运筹帷幄，竟然在最不可能的情形下击败前秦大军。澶渊之盟时，辽强宋弱，辽军势若破竹，直抵黄河北岸的澶渊（今濮阳），距东京不过二百里，志在必得，宋朝举国惶惶，纷论南迁，全赖寇准审时度势，智性应对，遂以澶渊之盟换来百年和平……这些都是危难之际，国得其人，而挽狂澜于既倒的例子。我们看崇祯时期，前后两位主事者温体仁和杨嗣昌，一个鄙劣奸恶、唯知忌人有功不说，自己除了玩弄权术一无所长，另一个虽不特别小人，却是一个典型的夸夸其谈的马谡式人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史惇《恸余杂记》历数列位大帅：“内阁督师，只孙恺阳【承宗】少【稍】见方略耳。命刘宇亮，而宇亮以赏罚不中败矣。命杨嗣昌，而嗣昌以襄藩失守败矣。命周延儒，而延儒以受将帅赂又败矣。至命吴患葱小Ｃ罱ㄌ闯鼋鼙蠢Ｉⅰ！保�190｝全不中用。本已摇摇欲坠的时局，托付给他们掌握，真可谓“破屋更遭连夜雨，漏船又遇打头风”。说到这一点，崇祯用人错误，难辞其咎；假设袁崇焕不被杀，又假设洪承畴以守为主的战略构想被尊重，辽事并非不可能出现另一种局面。
内忧外患，天不佑彼，而人事上又一错再错。试问这样的政权，何得不亡？
两个叛投者
把明王朝送上绞架的，不是一只手，是两只手：闯军和满清。他们不单合力促成此事，而且对成果的分享，也很公平、有趣——李闯攻下北京，先在紫禁城享受权力，不满四十日，仓皇出走，将金銮殿让与满清，由后者稳居二百六十年。这个结果其实是合理的，默默反映着他们各自对于推翻朱明王朝的实际贡献的大小。
关于这两股势力之崛起及发展的全过程，在此不可备述。我们只希望，于全部经过之中，找出一两个令人瞩目的瞬间，供读者形象地了解明朝是怎样彻底败在他们手下。而历史非常善解人意，它提供了这样的瞬间，且以接近戏剧、小说的令人惊讶的高度巧合的方式，加以演绎。
我们将讲述的是，分别出现在闯军和清军营前的两个叛投者的故事。
据《明史·熹宗本纪》，天启六年（1626），“八月，陕西流贼起”。越两年，崇祯元年十一月，事态扩大，白水、安塞、汉南均有起事者，称“闯王”的高迎祥即在其中。明廷初未予以重视，直到崇祯三年，始以杨鹤（杨嗣昌之父）为三边总督，专任“平乱”事。行动颇为顺利，刘应遇、洪承畴分别奏捷。但适逢去岁皇太极率大军破关而入、逼围北京（乙巳之变），各地以兵勤王，京城解围之后，山西、延绥、甘肃等几路勤王兵因无饷发生哗变和溃散，一路嚣扰西归，本来已控制住的民变，借此反而由衰转炽。这似乎是明末内乱的一大关键，计六奇所谓“流寇始于秦之溃兵”｛191｝，是当时历史作者的普遍看法。
此后，民变明显升级，陕晋两省起事队伍，有所谓“三十六营”，二十余万众；张献忠、李自成均于此时露其头角。
在大约十年左右的光景里，镇压与反镇压之间，事态起伏不定。农民军曾经摧枯拉朽，也曾经一落千丈。官军方面，也是剿抚彷徨，首鼠两端。单以战局来论，时而你占上风，时而我居强势，很难看清哪一方终将获胜。
但是，崇祯十年｛192｝发生的一件与战局无关的事，却为结局预写了注脚。
其时，河南连岁旱饥，而朝廷加赋不止，许多百姓背井离乡，流浪乞讨。
却说开封府杞县有个举人，名叫李岩，人因乃父李精白官至督抚、加尚书衔，都恭称他“李公子”。家富而豪，好施尚义，在左近一带很有名。眼下，人民困苦过甚的情形，李岩实在看不下去，遂面见县令宋某，冀望以李家的影响，稍舒民蹙。他提出两个要求，一是“暂休征比”，一是“设法赈给”。宋某的回答是，第一条根本办不到，“杨阁部【杨嗣昌】飞檄雨下，若不征比，将何以应？”至于第二条，也推得干干净净，“本县钱粮匮乏，止有分派富户耳”。不过，宋某所说其实也是实情，征派是上面的命令，而赈灾之事，县里穷得叮当响，无力顾及。
李岩无言而退，在他看来，“止有分派富户耳”这句话，分明是冲他来的。看来只好如此，“从我做起”。他愿意带这个头——“捐米两百余石”，不是小数——希望别的富户能够跟进。
然而，愿望落空，无人响应。
饥民愤怒了。在他们看来，李岩之举除了证明他是个有良心的人，还证明了一点，即当成千上万的人将成饿殍之际，另外一些人的庄院里，却堆着小山一样、自己根本吃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