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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床-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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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王之乱”的惨痛教训,似给建藩实封盖棺论定,以后历朝都不敢采取这办法。但却又被朱元璋拣起来。

朱元璋不是不知它的危险和害处,所以拣起来,一是无奈,二来是太过自信。

无奈,是指他既然想定所有声望隆著之开国元勋必须除尽,则不得不以建藩巩固基业,寄希望于诸子同心协力,拱卫帝室;他以为,骨肉之亲将自然达成一种对共同利益的认识,结成紧密集团,而排斥一切试图对此利益加以觊觎的异姓势力或集团。

关于自信。朱元璋不单自视为有史以来最勤勉、最努力、最负责任的君主(关于这一点,他无数次对子女和臣下自夸,很为骄傲),而且自视为天底下最善教子治家的严父。在史料中,我们一再发现朱元璋酷爱以伟大父亲自居,在这方面留下的记载比比皆是。从严于教育而论,确实没有几个皇帝比朱元璋动了更多脑筋,费了更多精力,想了更多办法。

他不仅以最纯、最正宗的儒家思想为教育内容,而且为诸皇子择师亦慎之又慎,皆为学问、人品俱佳的一时之选。《明史》说:“明初,特重师傅。既命宋濂教太子,而诸王【皇子】傅【教师】亦慎其选。”{2}这些教师笃诚职守,原则性很强,诸皇子若不听教训,教师不仅会加责备,甚至敢于体罚。其中有个叫李希颜的教师,就以“规范严峻”著称,诸皇子顽劣不学的,“或击其额”——不是一般地打打掌心,而是敲其脑袋,这未免有犯皇家尊严,朱元璋起初都难以接受,不过,他最终能够理解李希颜目的在于严教,反升了他职位。{3}

诸皇子除了从书本和老师那里接受正统儒家教育,朱元璋还以多种形式培养他们的“正确世界观和人生观”,我读相关记载时每每觉得,朱元璋别出心裁所搞的办法,当代人所能想到的——如“开门办学”、“革命传统教育”之类——似乎也不过如此。他经常命诸皇子穿上草鞋,出城下乡,接触农村生活,规定路途中骑马行二程,徒步行一程。那情形,很像我这代人小学时光常常搞的“军事拉练”,背上背包,到城外行军一二十里,目的是培养“两不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每次脚底板都磨出血泡。最远时,诸皇子要从南京一直行至老家临濠(今安徽凤阳)。1376年,在送别诸皇子时朱元璋说:

今使汝等于旁近郡县,游览山川,经历田野【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因道途之险易,知鞍马之勤劳【锻炼吃苦耐劳品质】;观小民之生业,以知衣食之艰难【访贫问苦】;察民情之好恶,以知风俗之美恶【认识现实】。即祖宗陵墓之所,访求父老,问吾起兵渡江时事【接受“历史和传统教育”】,识之于心,以知吾创业之不易也【忆苦思甜,不忘本】。{4}

我所作夹注,着意摹为当代语,也都说得通。可见,朱元璋对于子女的“反腐防变”不唯抓得紧,也确实有自己的一套,放在今天也还不落伍。他曾经亲领世子走访农家,察看农民居住饮食条件和日常生活。{5}他在大内辟地种菜,召来诸皇子进行现场教育,告诉他们“此非不可起亭馆台榭为游观之所,今但令内使【宦官】种蔬,诚不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耳【指宫内蔬菜自给】。”{6}一次外出,朱元璋路见一小僮,小小年纪供人役使,奔来走去,汗流不止,就领进宫,把诸皇子都叫来,指着这孩子说:“此小僮与尔等年相若,已能奔走服役。尔曹不可恃年幼,怠惰不学。”{7}……类似故事比比皆是。

中国大大小小几十个王朝,这样来搞皇家教育的,只有朱元璋。

虽然他不曾亲口说过,但我揣测关于如何使“皇图永固”,朱元璋经过思考有两点结论:第一,必须不惜一切扫除任何可能令江山易手的因素。这一层不是揣测,而是付诸实际的行动,包括杀光功臣、废相、军队指挥权收归皇帝、严禁内官干政等做法和手段,皆为此而生。第二,权力彻底集中到皇帝手里,虽然最大限度抑制了各种威胁,但帝室终究也变得颇为孤单,缺少屏障,缺少帮衬,怎么填补这个空虚?就是建藩。

虽然建藩在历史上副作用极大,屡酿巨祸,但朱元璋认准了两条:其一,帝室和藩王说到底是一家人,同祖同宗,血管里流一样的血,在根本利益和重大关头,大家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终归较任何外人可靠;其二,他觉得过去建藩结果之所以大坏,不在建藩本身,关键在教育失败、家法不严,或转过来说,只要他这个“老祖宗”抓好子女教育、厘清规范,防弊在先,建藩之举必定能收良效,成为帝权的真正保障。

朱元璋这个人,有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虽然留下了不少专制暴戾的记载,但他始终确信自己是“根正苗红”、艰苦朴素、勤政爱民的伟大君主。这种道德优越感,使他对道德、个人品质的意义产生迷信(实际上是自我崇拜),以为只要给人打造出好的道德、好的品质,提高人的思想觉悟,就可以抵制各种邪恶欲念的侵蚀。在这种道德乌托邦的幻想之下,他拒不认识极权体制本身的内在法则,抑或索性认为思想品德教育对后者足以战而胜之。所以我们看到,建国后迄于死前,他的政治方针一直在两条线上齐头并进,一条线不断将权力集中和牢牢控制在君主手中,另一条线就是高度重视对诸皇子的道德品质教育、反腐防变、把他们培养成合格的接班人。他无疑觉得这是相辅相成、万无一失的完美方案,甚至历来帝权不稳的死结,到他这儿终于彻底解开。

不能说朱元璋毫无成效。他的教育方针在太子朱标和太孙朱允炆身上,可算修成正果。可惜,未待继位,朱标过早走至生命尽头。倘非如此,洪武之后大明王朝的历史或许上演另一番故事也未可知。但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除了太子一支,朱元璋的教育在其他诸皇子那里一概不灵,“尔等受封朔土,藩屏朝廷”,只是他自负而且想当然的一厢情愿,当第四子朱棣统率大军攻入南京时,他那个基于血亲的狭隘的有关权力基础的设想,被证明是愚不可及。

这个骄傲的、至死都以为自己非常成功的父亲,被儿子无情地欺骗了。他们顺从、匍匐在他的权威之下,将他的每一句话尊为真理,俱是一副孝子贤孙的模样儿……朱元璋陶醉在“伟大父亲”的权威中,对儿子们的忠孝丝毫不疑,说“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此必“为久安长治之计”{8}。临死前不久,他在给朱棣的一封信里还这么说:“秦、晋【指皇二子秦王朱樉、皇三子晋王朱棡】已薨,汝实为长,攘外安内,非汝而谁?……尔其总率诸王,相机度势,周防边患,乂安黎民,以答上天之心,以副吾付托之意。”{9}全然你办事我放心的口吻,殊不知,诸王背地里早就勾心斗角,潜蓄异志者大有人在,而头号危险人物正是这个皇四子燕王朱棣。朱元璋非但浑然不觉,反以无限信任致“托付之意”,望其“总率诸王”、“攘外安内”,岂非与虎谋皮?

早在洪武九年,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就预言了“靖难之役”一类动乱必然发生。那年因为“星变”(天文异象),朱元璋照例下谕求直言,山西平遥“儒学训导”(教育局长)叶伯巨应诏上书,内容直指朱元璋“封建诸子,为国藩屏”的政治路线。他很不客气地挑战“骨肉论”:

议者曰,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虽广,立法虽侈,岂有抗衡之理?臣窃以为不然,何不观于汉晋之事【这两个朝代曾因分封诸王引起大乱】乎?

随后历数汉、晋故事,说:“援古证今,昭昭然矣!”这且不算,叶氏索性直截了当就现实做出预言:“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怨望;觖,不满足】,甚者缘间而起,防之无及矣。”{10}

反对“骨肉论”,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叶伯巨还指出,朱元璋依赖私亲的立场根本就是错的,国家政治的希望还是在于“用士”,要依靠“忠臣义士”。

这恰恰击中了要害。朱元璋读后气急败坏,大叫:“小子间吾骨肉,速逮来,吾手射之!”后来叶伯巨总算未遭朱元璋亲手射杀,而是瘐死狱中。祸从口出,是古今知识分子不改的命运,毕竟读书多,又以独立思考为乐,一旦觉得自己胸中有真知灼见,就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据说叶伯巨上书之前曾对友人说:“今天下惟三事可患耳,其二事易见而患迟【担心迟迟不能解决】,其一事难见而患速【担心它来得太快】。纵无明诏,吾犹将言之,况求言乎。”“一事难见而患速”指的正是建藩之害。他完全可以闭嘴不说,但就是忍不住,自取灭亡。但他恐怕并不后悔。他上书时的洪武九年,“诸王止建藩号,未曾裂土【实封并且之国】,不尽如伯巨所言”,但他却预先窥见如不及时制止,将来趋势定会重演“汉晋之事”,因为自信绝对正确,或因见天下所未见而自喜,就连性命也不在乎了,非说出来不可。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可笑和可爱之处。史家这样评论叶伯巨:“燕王……后因削夺称兵【起事】,遂有天下,人乃以伯巨为先见云。”{11}有这句评价,叶氏在地下也可欣慰了。

“骨肉论”,跟中国四百年后搞的“血统论”、“出身论”、“成分论”一样,明显荒谬。朱元璋所以笃信不疑,当有人指其荒谬时他还暴跳如雷,究其原因是被自己所蒙蔽。

他太崇拜自己,太迷信自己的榜样、感召力、权威和精心规划的蓝图,他以为自己已然做到尽善尽美,一切尽在掌握中,“以后子孙,不过遵守成法以安天下”,别人没有理由也不可能不照他的安排行事,孙猴子本领再大也跳不出如来佛手心。完全主观,无视客观——自视为伟人的人,常常犯这毛病。

朱元璋希望,流他人的血来缔造朱家王朝的安全,而靠血管里流同一来源的血来维系“大明”的稳定。他从错误起点出发,来解决他的难题,结果,难题非但未曾解决,反倒成为一个死结,一种轮回——他死后短短一两年,难题很快重新回到起点。

公元1399年,血,殷红的血,再次成为大明王朝鲜明的主题。只不过,这一次流淌、飞溅着的,不是异姓功臣的鲜血,而是朱氏家族自己血管里的鲜血。血光迸溅之际,朱元璋的“骨肉论”彻底破产了。

燕王登基

1399年,对西方人来说是新世纪来临之前的一年。而在东方,在古老的中华帝国,这一年,当今皇帝的亲叔父,那个强悍的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从北平发动战争,似乎也试图宣告他将迎来一个新的世纪。

此时,距朱元璋“龙驭上宾”不过一年零两个月。

“靖难”的意思,通俗易懂地讲即是“平定乱事”。朱元璋死前,不是曾致信朱棣,“攘外安内,非汝而谁”吗?这句话正好派上用场。泥腿子皇帝朱元璋终归还是在语言问题上吃了亏,他没有想到,同样一句话,他自己说的是一种意思,经别人解释就会是另一种意思。他还犯有一个错误,即他以为,对从他这位成功伟大的父亲嘴里说出来的话,儿子们必将奉为神意、顶礼膜拜,不敢有半点违拗,更不用说妄加曲解。但事实给了他一记大嘴巴——他充分信任、委以重托的皇四子朱棣,这个因为几个长兄皆已亡故、现居宗族之长的朱家老大,带头随心所欲地对待“祖训”,将其玩弄于股掌之间。“攘外安内”,明明是让他尽忠扶保侄子朱允炆,现在,却变成了他起兵造反的依据。

撇开朱棣歪曲、利用朱元璋的嘱托不论,“靖难之役”的祸根的确是由朱元璋一手种下的。朱元璋打造帝权的办法,犹如中国古代用“内外城”建造皇城的思路:比如北京,单有一座宫墙将皇宫围护起来,犹觉不安全,还要在整个城市周遭再高高筑一道城墙作为屏障,古时候管这道墙叫“郛郭”。如果说,朱元璋对朝中军政权力的调整相当于筑内城,则他的建藩措施就是意在收到加筑外城之效。他想象,在这样“内外城”的双重保障之下,朱家皇权应该是固若金汤、无人可撼了。可是他偏偏忽视了一点,坚固的城墙固然可以成为安全保障,然而在某些时候它未必不会变成对自己的禁锢和围困,变成插翅难逃的深渊。那城墙,愈造得高大、牢不可破,这种相反的恐惧感亦愈甚。

朱元璋留给长孙朱允炆的政治遗产当中,最令后者不堪其重的,就是有一座过于强大的“郛郭”——他的诸位拥有重兵、不可一世的亲王叔父们。朱元璋两腿一蹬,满意放心地死去,可朱允炆却从此生活在焦虑之中。倘仍用“内外城”打比方,当时的情形是,外城过于高大强壮,内城却显得卑阜弱抑,似乎随时可被前者所压垮。这一点,朱元璋在世时显不出来,京城端坐着一位威仪照人的开国皇帝,他就像一根定海神针,有他在,一切风平浪静,世界匍匐在他的脚下。然而眼下京城已经易主,新皇帝年仅二十二岁,所有的亲王都比他长一辈,而且各自在封地都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其中燕王、宁王这几个重要的藩王,更在长期的边防生涯中受到军事锻炼,能征惯战;相比之下,朱允炆虽然在洪武后期由朱元璋安排,接手处理一些政务,但仅限于审阅奏章等案头工作,或就修改法律提出建议等这样一些很狭小的范围,对复杂而实际的政治他并无体验,朱元璋也从来没有委派他出外带兵打仗,在实践中培养他的领袖气质、自信心、才干和威望。同时,多年正统的儒家教育,把朱允炆造就成一个仁柔、文雅、理想主义、书生意气的人,这样一个君主,在他的人民看来是可爱可敬的,但在野心家眼里,却正好是良善可欺之辈。

一边是缺乏经验、文质彬彬、年轻望浅的“侄儿皇帝”,一边是历练已久、强悍不驯、兵强马壮的叔父们。这情形,想不出事儿都难。

朱元璋未死以前,即露出端倪。别的不说,我现就援引朱棣的御用文人撰写的《奉天靖难记》为证。在这本替朱棣涂脂抹粉的书里,为了垢污朱标、朱允炆父子,作者讲述了所谓朱元璋在世时朱标与晋王朱棡勾结陷害朱棣的一段事,说有“异谋”的实际上是朱棡,而朱标却包庇后者,嫁祸于朱棣。关于朱棡图谋不轨,文中写道:

时晋王闻太子失太祖意,私有储位之望,间【陆续】语人曰:“异日大位,次当及我。”遂僭乘舆法物,藏于五台山。及事渐露,乃遣人纵火,并所藏室焚之。{12}

这段记述,本意是丑化对手,但无形中恰好说明朱允炆继位后的削藩之举,理所应当。

为给自己篡国夺权找理由,《奉天靖难记》全然不惜一派胡言,任意编造。如这一段:

初,懿文太子【即朱标】所为多失道,忤太祖意。太祖尝督过之【责罚其过】,【朱标】退辄有怨言,常于宫中行呪诅【用巫言害人】,忽有声震响,灯烛尽灭,略无所惧【意谓朱标天良尽丧】。又擅募勇士三千,东宫执兵卫【暗示朱标有发动兵变之心】。太祖闻之,语孝慈高皇后【马皇后】曰:“朕与尔同起艰难,以成帝业,今长子所为如此,将为社稷忧,奈何?”皇后曰:“天下事重,妾不敢与知,惟陛下审之。”太祖曰:“诸子无如燕王【此语厚颜】,最仁孝【厚颜之极】,且有文武才,能抚国家【狐狸尾巴露了出来】,吾所属意【死无对证,可叹朱元璋只能由他胡说】。皇后慎勿言,恐泄而祸之也。”{13}

此节文字,堪称集天下不要脸之大成。它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不单信口开河,置基本事实于不顾,把众所周知的品行端正、性情柔和的太子朱标描绘成魔鬼样人物,不光拼命往自己脸上贴金,毫不害臊地自吹自擂;尤可耻者,是公然编造朱元璋“属意”于己,早已暗中决定将来应该由皇四子继位,并且还把这说成是朱元璋和马皇后的一致意见。

又一处说:

上【朱棣】容貌奇伟,美髭髯,举动不凡。有善相者【相面家】见上,私谓人言:“龙颜天表,凤资日章,重瞳隆准,真太平天子也。”{14}

当朱允炆削藩之举搞到自己头上,他朱棣不是一脸冤屈,大呼“朝无正臣、内有奸恶”,摆出“义与奸邪不共戴天”{15}、誓还自己清白的姿态,起兵“靖难”的吗?那么,他怎么解释在这个地方又鼓吹自己天生一副真命天子之相?一面怨别人诬陷他,骂别人是“奸恶”,并以此为借口发动军事政变,一面又赞美自己骨子里就该当皇帝,皇帝宝座早就该是他的——真不啻于自唾其面,又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靖难之役”的结果,又一次把“正义必将战胜邪恶”这句口号变成屁话。正义,诚然有战胜邪恶的时候;然若加上“必将”二字,把它变成普遍适用的人间真理和规律,却是不折不扣的屁话。朱允炆与朱棣这对叔侄,同为帝王家人,同是专制体制的代言人,本来不必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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