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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母亲在湖岸北边的柳树下止住脚步。低垂的柳丝如透明的窗帘映着血红的残阳，把我和 母亲隐藏在柳阴深处。在西边草地上，父亲和一个女子正在散步。他们背对着我和母亲。但 我可以看见，那是一个留短发、穿黑裙的年轻女子。残阳在父亲和那个女子身上镀了一道起 伏不定的光环，勾勒出他们并肩远去的轮廓。我来不及分辨她是不是照片上的女子，她已随 着我的父亲融入城墙的阴影。那是宋代的城墙，它后来抵挡不住鬼子大炮的轰击，而首先受 到伤害的是我的母亲。母亲的身子颤栗着，目送父亲和一个年轻的女人在城墙阴影里远去。 我想大声呼喊父亲，母亲却把一颗辣味的糖果塞进我的嘴里。母亲的腹部已经隆起，我知道 我将会得到一个弟弟。弟弟在母腹里的心跳焦灼有力。
我和母亲又坐上刘响的“洋车”回家，留下了老蔡。老蔡缩着脑袋，坐在车斗上噙着烟袋， 漠然地望着空旷的湖面。我想他是在等候我的父亲。刘响向我母亲瞅了一眼，就架起车把， 一声不响地在回去的路上跑着，一路上没有哼歌儿，气喇叭也没有叫唤。只有一面三角形小 旗竖在车把上随风翻卷。他对母亲说，那是“人力车抗敌协会”的会旗，他是这个协会的会 员。
父亲回来时，天已黑了，母亲却“噗”地吹灭了灯。沉默使我感到了黑暗的沉重。黑暗中传 来父亲的声音：“我说过的，我只是与她道别。”沉默再次压迫着我。父亲又在黑暗中说： “不要多想了，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她也要随学校出去逃难，现在只有战争。”
从此，“战争”作为一个压倒一切的词语储入我的记忆，伴随着一个神秘的女性。这个女性 的影子时隐时现，笼罩着父亲的一生。
紧接着，我就在母亲的学校里看到了“战争”。
那天傍晚，我蹭上刘响的“洋车”去学校接母亲。学校却变成了一座医院，看不到一个学生 。刘响带着我走进校门，就呆了一下，说：“啊，伤兵！”我看到了一群肢体不全、军装 上染满血污的士兵。我的视觉第一次受到如此可怕的冲击，如同来到另一个充满恐怖的世界 ，满眼都是变样的人形。一条腿和半截胳膊的人，重叠地裹着绷带而变得头大如斗的人，浑 身血污、面色蜡黄、目光滞呆的人，脑袋像豆芽一样勾下来，没有声音、没有表情地横卧在 操场里，歪靠在墙壁上，如同被刀斧砍伐过、被烈火焚烧过、被野兽的牙齿啃啮过而失去了 知觉的一根根树桩。
教室窗口里却传来骇人的哭叫。刘响抱着我凑近窗口。我看见课桌已经并在一起，铺上了白 色的被单。一群头戴白帽、身穿白大褂的人正围着哭叫的声音忙碌。我忽地看见了一只没有 血色的大手，那是一只与人体分离的大手，连着一截沾满血渍的胳膊，由一个白衣人用白瓷 盘子托着，像是刚刚从树桩上撅断的一截树枝，断茬上挂着乱蹦乱跳的血丝。白衣人把这只 手丢在一个白色的搪瓷桶里，手却不愿离去，又从桶里伸出，青灰色的手指颤颤地扒拉着桶 沿。一个少了半截胳膊的人正在大声哭叫：“还给我，把手还给我，那是俺娘给我的呀！” 刘响哭了。恐怖使我把脸颊贴在刘响的肩上，但在大桶后边的墙旮旯里，我又看见一堆与肢 体分离的手和脚，血淋淋地堆在地上。我浑身发冷，我的手也不由自主地打起了哆嗦。我把 我的手交叉着夹到胳肢窝里，觉得那里并不安全，又急忙把手藏到背后。我看见一个戴着大 口罩的人正向窗口走来，就踢着刘响说：“回家，我要回家！”我看见大口罩上有一双母亲 的眼睛，就“哇”地大哭起来。罩在白帽、白大褂下边的母亲使我感到是另一个人，但我听 见了母亲的声音：“快走，不要吓着孩子！”刘响把我抱走时，我挣扎着，向母亲喊叫：“ 手，你的手？”母亲伸出手说：“怎么啦？我的手怎么啦？”我看见母亲的手还在老地方长 着，只是戴上了橡胶手套。我又指着墙角，大哭说：“他们的手……死啦！”刘响抱着我离 开了窗口，又呆立在操场上，格格地咬着牙巴骨说：“小日本儿，狗娘养 的！”
刘响抱着我走出校门时，一群女子抬着几副担架急急跑来。我恍然望见了照片上的那个女子 ，她抬着担架的一角，从我身边一闪而过。一双忧郁的杏形的眼睛含满了迷茫和焦灼。还有 那颗显眼的黑痣，正随着喘息不已的嘴唇一起一落。
夜晚，我的手痉挛着，手指像鸡爪一样蜷起来。父亲一拉我的手，我就惊叫着把手缩回来。 父亲把我抱到胡同口一家小医院里，医生脸色阴沉，不知说了些什么。回来时，母亲正跟干 娘小声嘀咕。干娘说：“那是吓住了！”干娘拿着手电，掂起一把大扫帚，去到胡同口，又 把我的花兜兜搭在扫帚上，手电一明一亮地照路，扫帚在路上扒着扫着，一边往家里走，一 边拖长声音叫我的小名：
斑，斑，咱回家，小日本儿来了我打他，
大鬼儿、小鬼儿都不怕。
斑，斑，咱有手，
敢捡元宝敢打狗，
小日本儿叫咱牵着走，
“呼嗵”给他一砖头。
干娘嘴不使闲地念着小曲儿，一直把扫帚拖进了西屋，才把花兜兜揭下来蒙在我的身上。那 一夜，干娘用花兜兜裹着我，把我搂在怀里，用她粗糙、温热的大手揉搓我的小手，半睡半 醒地哼哼着“招魂”的小曲儿。我的手在干娘的大手掌里感到了安全，小曲儿撑起了火红的 幔帐笼罩着我，生命又回到了我的手上。
醒来的时候是早晨。我看见干娘的儿子来了。干娘的儿子叫麦穗儿。干娘说，那年夏天，她 去地里拾麦穗儿，肚子大了，不能弯腰，她就跪在地里捡麦穗儿。只捡了半篮麦穗儿，肚子 疼了，来不及回家，就在地头上生下了这个麦穗儿。我见到麦穗儿时，他已经是一个十二三 岁的大黑孩儿，进门就叫：“妈，我来接你回家！”干娘吵他：“你喊叫啥，你想惹他哭是 咋着？”麦穗儿就举起一个柳条编的小笼子，在我头顶上一晃一晃地逗我。我听见蝈蝈儿“ 吱儿吱儿”地在笼子里叫唤，就一跳一跳地追着麦穗儿抓笼子，总是差一点儿够不着笼子。 干娘说：“对，你叫他多蹦蹦，多抓两下，人长着手就得敢抓敢拿！”麦穗儿逗得我满院子 乱跑，干娘又吵他：“行了，别逗他了，今天我不能听见他哭！”麦穗儿就把小笼子递过来 叫我捧着，钻到厨房里舀了一瓢生水，仰着脖子喝了，又抓起大扫帚，“唰啦唰啦”地扫院 子。父亲正忙着往皮箱、网篮里装东西。母亲捧着隆起的肚子走过来，“穗儿，你歇着，都 到啥时候了，院子不用扫了。”干娘说：“叫他扫，日子该咋过还得咋过！”母亲说：“穗 儿，兵荒马乱的，你还记得你斑弟喜欢蝈蝈儿？”麦穗儿说：“俺家豆棵里有的是。”干娘 接话说：“小日本儿再厉害，小蚰子儿照样叫，不是么！”
中午，干娘在我脖子上围了“围嘴儿”，又要喂我吃饭。母亲说：“他自己会吃了，不用管 他，你跟麦穗儿好好吃一顿安生饭吧。”干娘说：“叫我再喂他一回。”说着，眼圈儿就红 了。父母亲都放下筷子，一声不响地望着干娘。那天吃的是饺子，饺子馅里有麦穗儿带来的 荠荠菜。干娘包饺子时，哼着一支好听的儿歌：“荠荠菜，包饺子，小狗小狗咱俩吃。”干 娘用筷子夹起饺子喂我，每夹起一个饺子，都要先放在自己嘴边吹了热气，再送到我的嘴里 。我吃得很香，不知道干娘为什么扯下头巾擦泪。
午后，干娘又把我抱到小西屋哄我睡觉。母亲嗔怪说：“快四岁的孩子了，你还要抱他？” 干娘说：“你别管，我就是要抱他。”麦穗儿哥悄悄跟过来。干娘却叫他坐在小板凳上，靠 着墙角打盹儿，又给我扇着扇子哼歌儿：“小狗小狗睡觉吧，小日本儿来了我打他！……” 扇子越扇越轻，干娘的声音渐去渐远，额头上“噗”地热了一下，有什么东西落下来。母亲 说，干娘把一切能够给我的都给我了，最后给我的是一滴豆粒大的眼泪。
我醒来时，干娘不见了，麦穗儿也不见了。只有小笼子还挂在窗棂上，孤独的蝈蝈儿正在拉 着锯齿叫我。
次日，我就开始了童年的逃亡。
离开西小阁时，我哭闹着要干娘，哭哑了嗓子，发高烧昏迷不醒。母亲说，我是找干娘去了 。老蔡换了一辆架子车，拉着我和蝈蝈儿。刘响也用“洋车”拉着他的老母亲到乡下避难。 我依稀记得，人和车拥挤着出了胡同。刘响的八哥儿笼上套着一个黑布罩子，在车斗上不停 地打着滴溜。刘响说，世道乱了，不能叫八哥儿看见听见，免得乱了鸟心、脏了鸟口。八哥 儿却在黑罩子里沙声喊叫：“刘响，他妈的警报！”
七年以后，我们从陕西逃难回来。十一岁的我跟着十五岁的大哥找到了“西小阁”的小院。 门楼变小了，房子变小了，树也变小了，一切都使我感到陌生。小院阴沉着脸，已经不认识 我。门楼里增添了一盏红灯笼，站着一个浓妆艳抹、手指间夹着一支烟卷的女人。她向我大 哥的脸上吐了一个烟圈儿，我和大哥就从烟圈里钻出来，惶惶地折身而逃，拐到老蔡和刘响 住过的门洞里，那里也换了主人，再也听不见八哥儿的叫声。
我和大哥在开封北郊的一个村子里找到了麦穗儿。他已经变成大人，正骑在房脊上给他的草 房补窟窿，看见我和大哥，就愣了一下，从房坡上跳下来，说：“是斑、是瑟吧？”他声音 变粗了，黢黑的脸上粘着泥浆和麦草，已经看不到生动的表情。大哥把一篮油馍杠子递给麦 穗儿。他默默接过去，低下头说：“走，叫俺娘先吃。”他把我和大哥领到村外，在沙土窝 里走着，越过一道黄沙岗，来到一个小小的坟包前，把油馍篮放在地下，对坟包说：“娘， 斑、瑟来看你了。”我和大哥都失声哭起来。麦穗儿背过身子，望着灰蒙蒙的天空，脸上淌 着无声的泪水。那天风很大，黄河滩上的黄沙铺天盖地扑过来，拍打着荒凉无助的村庄，小 坟包上涌动着细细的沙浪，像干娘脸上的皱纹。我听见了蝈蝈儿在沙棘草里的叫声，是七年 前的蝈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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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洋人大笑
蝈蝈儿伴着我钻出古都开封的城楼，投入一望无际的原野。
我好像一只刚刚钻出笼子的家兔在原本属于自己的世界里东张西望。四个木头轱辘的牛车正 在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车辙里爬行。云朵携着巨大的阴影如大鸟张开翅膀从大平原上掠过，原 野上陡然掀起了嘁嘁喳喳的喧哗。一个个村寨躲在平原擎起的一片片绿阴下，用它们的炮楼 向我瞪着黑洞洞的眼睛。豫东大平原推出凝重的风景走进了我的记忆。
母亲说，古代的杞国就坐落在这个大平原上。我长大以后，曾试图为那位“忧天倾”的杞 人分担忧虑。我发现，杞国的天空没有山岳的支撑，杞国的陆地没有丛林的庇护，杞国地处 封闭的内陆平原，没有宽阔的河流与海港可以让杞人扯起风帆远去。杞人一览无余地把自己 袒露给天空，他忧得有理。
在杞国的旧都，我们住在大舅家里。大舅打开一个方匣子，摇了拐把，一个黑色的圆盘开 始在方匣子上不停地旋转，一个歪脖子怪物在圆盘上探头探脑，高昂着脑袋的铜喇叭轰然发 出了惊心动魄的大笑。我觉得那是一个躲在方匣子里的疯男人向我大笑。没有来由的笑声经 久不息，又有男人和女人的笑声参加进去。笑声像一条条火舌在我周围的空气里上蹿下跳。 我心惊肉跳，浑身发抖，好奇心和自尊心又使我抓紧了自己的衣襟不肯离去。母亲说，那是 大舅从上海带回来的“洋人大笑”。
大舅的客厅里人来人往。当洋人向我大笑的时候，大舅跟杞国的人们正面带焦虑讨论杞国 的事情。直到洋人带着笑声远去，大舅才快步走来，关了方匣子，问我：“好听吗？”我摇 了摇头，问大舅：“洋人为啥大笑？”大舅好像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想了想说：“是笑 咱中国人不争气！”我听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却能感觉到大舅语气的悲凉。他延长了“气” 字的发音，使它变成了一声悠长的叹息。
我崇拜大舅。他身材高大，目光如炬，穿着据说是在上海读书时特意让一个洋裁缝为他裁制 的西装，在杞人忧天的地方来去如风。母亲把我领进了杞地的文庙，那是杞人祭祀孔子的地 方，现在是一位留德博士创办的私立中学的校舍。博士是我的一位舅妈的哥哥。大舅接受他 的委托，来这里当了一个领不到薪水的校务主任，代博士管理校务。
这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庙院，悠远的岁月如发黑的藤蔓悬挂在老槐树的枝头和大殿翘起的 飞檐上随风飘荡。学生们正在庙院里唱歌，是我在开封听过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母亲把我领到一棵老槐树下，说那是杞人的祖先在唐代栽种的槐树，树上悬着一块黑 板，黑板上挂着中国地图。在开封的家里也挂着这样的中国地图，父亲说它像一片美丽的海 棠叶，我们是这片海棠叶上的小小的露珠。而我把自己想象为在海棠叶上爬来爬去的一种名 叫“花豆娘”的昆虫，它裹着鲜红的杂以黑色斑点的外衣，那是我穿着花兜兜的样子。在杞 地文庙的这片海棠叶上，却插着一面面黑色的三角形小旗。大舅正在把又一面小黑旗插在海 棠叶上。母亲望着小黑旗说：“鬼子又占领商丘了么？”大舅说：“快到兰封了。”他抚摸 着皱裂的树皮和流过树血的疖疤，眼睛里跳动着黑色的火光。“耻辱！”他说，“每一天都 有一个耻辱！”
我听不懂“耻辱”是什么意思。但我看见小黑旗得意地迎风抖动，如一条条贪婪而肮脏的舌 头舐在海棠叶上。大舅发现我望着黑旗发愣，就抚摸着我的脑瓜儿问我：“你是个男孩子吗 ？”我就叉开腿站着，让大舅验明正身。大舅点头认可说：“好，长大了应该是一条好汉， 中国需要好汉。”又对我母亲说：“我们不能让天塌下来，砸在孩子们头上。”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成了一条好汉。但是我知道，这是大舅对我的遗嘱。四年以后，大舅就 不明不白地死去，没有坟头，没有尸骨。
但我还必须在这里延伸对大舅的记忆。
大舅也在忧天，而杞地的集市依旧喧闹。
杞地有很好吃的“莫家酱菜”，那是杞人向历代皇帝上贡的贡品。还有“麻屋子，红帐子， 里头坐着白胖子。”母亲和姨妈们都会用近乎唱歌的韵味传播这首歌唱花生的童谣，却不 喜欢产生这个童谣的沙质土壤，母亲说，中国因为是“一盘散沙”才受人欺负的。母亲牵着 我的手，在扯起了布篷、摆满了地摊的集市上游走，越过一切与花生有关的叫卖声，为我寻 找“老虎”。母亲在一个老奶奶照管的地摊上找到了它。那是一只用杏黄色家织土布缝制的 布老虎，胖墩墩的，额头上有墨写的“王”字，还有一双圆瞪瞪的虎眼和六根放射状虎须。 母亲说，那年是虎年，中国人应该属虎。
在这里，我的记忆中第一次出现了敲锣的声音，那是一种 “”地向天际扩散，使心脏震颤不已的声音。集市上一阵骚动。一群中学生举着小旗， 用竹竿撑起写上了墨黑大字的被 单蜂拥而来。大舅走在最前面，与他并肩前行的是一个赤裸着上身敲打铜锣的男人。他用力 挥动手臂，脖子上暴起的青筋如蓝色的蚯蚓，在“”的锣声里边走边喊：“杞国的炎黄 子孙们，快快醒来吧！鬼子的炸弹已经从天上掉下来，插着膏药旗的坦克车就 要从地上辗过来，弥天大火正在从东边烧过来，天真的要塌下来啦！不愿做奴隶的杞人，起 来！有血性的兄弟姐妹们，起来！……”
锣声伴着呼喊，旋风一样远去。母亲热泪滚滚。
门楼里却有人说：“瞧，王疯子又在发疯了！”
但我从此记住了这个“疯子”，这是一个敲着铜锣、赤膊前行的杞人。他有着一张黧黑的 杞地农民的面孔，肋巴骨一张一合，就有重金属一般的声音从他口中铿铿锵锵地奔腾而出， 与锣声一起，敲打在杞国的天上。谁也看不出，这个“疯子”就是委托我大舅代理校务的留 德博士。他从汤恩伯将军的监牢里跑出来潜回杞地，在集市上敲锣呐喊以后又悄然不知去向 。四年以后，我又在流亡豫西山区的一所大学里看到了他。他与我的父亲都在这所大学里执 教。我深感遗憾地没有再看到他呐喊前进时裸露的胸膛和肋巴，却看见他穿着与偏僻的村寨 不太相宜的西装，而且从卖柴山民的柴捆里找到了一根具有天然花纹的手杖。手杖像魔杖一 样一起一落，敲打着村寨的土路，把一连串的轶闻趣事留在路上。
他是走出杞地的第一个“留洋生”，在德国苦读五年，得到了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同时也得到 了一位美丽的德国姑娘的浪漫爱情却又发现了她具有某种程度的纳粹倾向而断然离异。但也 有人说，导致离异的真实原因，是那位美丽而强健的德国女子也承受不了这位中国博士过于 高涨的性能力。后一种说法使得杞地的男人感到无比的自豪，乃至于导致了“日耳曼种族优 越论”的破产。一位管理大学澡堂的工友公布了他在澡堂里的发现：“你们看见过博士小腹 下边的那个东西么？希特勒那小子是绝对比不上的，东条英机也他妈的必败无疑！”
他从德国学成归来，曾被委任为豫北济源县县长，却又在上任第十几天或是第二十几天 挂冠而去。问题出在一个承审员正在拷打土匪，当了县长的博士走进审判室说：“你为什么 打他？他也享有人权的呀！”承审员说：“他不肯招供。”博士说：“我来问他。”遂问土 匪：“好端端的你，何以为匪？”土匪说：“家里穷，饿急了。”博士说：“这是社会问题 ，怎能怪你！”当即为土匪松绑，好言抚慰说：“回家吧，一路走好！” 土匪对县长产生 了依依惜别之情，离去时又向他“借支”了 一笔有借无还的路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