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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是护士受伤了？”他转过身和担架并排走了几步，向卫生兵问道。
“是啊，”卫生兵回答。
“她伤得厉害吗？”
“厉害，”卫生兵说。“你有烟吗？”
“有。”
卫生兵放下担架，红军战士用冻得不能蜷曲的手指给他们每人抓了一撮烟叶。他们便动手卷起烟卷。
“你们怎么把她放下？不会把她冻坏吗？”
“不要紧，马上就抬起来，”一个卫生兵说。“怎么，你认识她？”
“河没有上冻的时候，是她送我们过河，”红军战士说。“心肠很好的护士，只是年纪还轻。”
他们抬起阿尼娅又往前走。当他们已经快到雪橇路开始的孤洲的时候，阿尼娅也许是因为冷，也许是由于担架的吱吱作响的晃动，突然醒了过来。她睁开眼睛，看见上面漆黑的天空，她从眼角看出来，旁边的一切都是白的，白的。在最初一瞬间，她明白伏尔加是冻结了，人们正抬着她走过伏尔加。但是她的思想马上就混乱了，乱做一团，她觉得，这不是别人在抬她，而是她抬着什么人，像平时一样说道：“小声点，亲爱的，快了，马上就到了。”实际上，说话的不是她，而是听到德机嗡嗡声的卫生兵。他们说着：“马上就到了”来互相安慰，而她却以为，是她在说话，她心里竭力要更小心地抬担架，别让它这样晃动。后来她觉得担架上躺的是萨布罗夫，她是在对他说：“亲爱的”，但是她还不认识他，他也不知道这是她阿尼娅。这时她想对他解释，说了些什么，但是他听不见。于是她又说了些什么。她的思想完全紊乱了，她又失去了知觉。
“唉，可怜的，哼得真厉害。”卫生兵说。
可是这时飞机在伏尔加河上绕了几圈，投下一枚照明弹，刹时间照得一切雪亮，接着又投了炸弹。炸弹落在抬担架的人的左右。照明弹还没有熄灭，冰上可以看到一个个黑窟窿，河水涌上来，淹没了冰面。起初，第一枚炸弹爆炸的时候，卫生兵们把担架放在冰上，自己卧倒，到后来，又有几枚炸弹爆炸，飞机嗡嗡地响着又在绕圈子的时候，他们就不约而同地站起来，抬起担架，跨着匆忙的人的大步，在冰窟窿中间往前走。
离孤洲已经不远了，前面有人大声叫道：“到雪橇这边来”，在第一条雪撬起点的小丘后面，可以听到雪橇滑木的吱吱声和马的嘶鸣。
第二十四章
伏尔加沿岸的草原上笼罩着一片１１月的浓黑。下午５点钟天一黑，立刻就分辨不出——这是晚上，是半夜，还是早晨５点钟，因为持续１４小时的长夜，始终是同样地漆黑。寒风仍旧在草原上呼啸，雪似乎猛然想起它很久不来了，纷纷扬扬地落个不停。卡车车轮和两轮车的铁箍在压光的冰层上老是不断地发出吱吱的响声，军车调度员带着自己的小提灯在十字路口默默地转动。
这一切都是单调的，时时如此，日日如此，只有忽发奇想要在从埃尔顿和卡梅申通斯大林格勒的这些道路中的一条上接连站上一两个昼夜的人，才能懂得这种单调的全部伟大，才能懂得这些日子在接近前线各条道路上所发生事件的全部令人生畏的寂静。
也像一年前，１９４１年１１月，连续不断的列车载着步兵和炮兵驶向莫斯科，没有到达流血的前线就溶化在莫斯科近郊的树林里那样，——这里的情形也是如此，从１０月下旬起，军队一夜一夜地先是沿着前线泥泞的、然后是雪封的道路，在暴风雪中，在冰上前进，有篷汽车、总司令部预备队的套着套子的庞然大物的大炮、低矮的“Ｔ—３４”型坦克，和跟在卡车后面在小丘上跳跃的小小的反坦克炮爬行着。
有时德机扔下的照明弹在夜的黑暗中照亮一个白色圆点，在白点里的卡车就从路上拐到旁边，人们都四散，俯伏在地上，可是炸弹轰的一响在泥和雪之中爆炸了。后来一切重又变成漆黑，道路上的交通中断了几分钟，等清除被炸毁的卡车碎片，将死尸拖到一旁，一切才又开始向原来的方向爬行、行驶。所有这一切，部分是从卡梅申和萨拉托夫开往斯大林格勒以北的草原和森林茂密的峡谷。另一部分人员、大炮和坦克从埃尔顿开往伏尔加，隐藏在中、下和上阿赫图巴河的河湾，再从那里南下。
在这人员、汽车和武器的洁涪荡荡的运动中，在这一切移动的情形中，以及在这一切没有到达斯大林格勒便停下的情形中，可以感到一年前在莫斯科近郊已经一度以其全部几乎是超乎人力的沉着所表现的同样的意志力和性质。
当集团军司令和马特维耶夫几次在紧要关头向战线司令部请求增援的时候，每次都遭到断然的拒绝。只是从越来越多地集中了炮队和近卫军追击炮团的伏尔加左岸，毫不吝惜地用炮火来支援在斯大林格勒奋战的各个师。只有两次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战线司令部经大本营准许，每次给了一师人。这两个师从行军中直接被调往斯大林格勒，一星期中完成自己的任务，和原来在那里奋战的师融合在一起，人数也和他们相等了。
在萨布罗夫默默地闭目躺在自己的掩蔽部里，两个卫生兵抬着阿尼娅在不坚固的冰上走过的那一夜里，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马特维耶夫徒步在伏尔加河上绕了一个大圈，来到普罗岑树的掩蔽部，在那里关上门（如果可以这样叫那双层叠着的雨布帘），和他作了一次长谈。
马特维耶夫晚上从对岸的战线司令部回来，普罗岑科已经是他这一夜访问的第二个师长。前一天马特维耶夫被召到战线司令部的时候，他是打定主意要描述集团军处境的全部困难和再度要求增援去的。他到了战线司令部，坚决相信他将要请求给他一个师，并且一定会要到手，因为一个师对他是绝对必需的。他预料到照例要碰钉子，但是他认为这一次他的理由更有力。
然而，结果却恰恰相反。司令部战线军委会委员先都静静地听完他的报告，再听了他的请求，破例竟没有立刻就说给，也不说不给。后来，停顿了好一会，他们相互望了一眼，战线军委会委员连人带椅子一同移近上面摊着一张战线地图的桌边，他把两手都放在地图上，说：
“马特维耶夫同志，我们并不要拒绝您的请求，因为您的请求是合理的，但是我们非常希望您自己能拒绝自己的请求。可是为了做到这一点，您至少需要哪怕是有一点点感到将来要发生的事。”
他注意地看了马特维耶夫一眼，在他瘦削、善良而朴质的脸上露出了微笑，这是一个知道一件使他无限喜悦的事情的人的微笑。
“如果我们对您说，马特维耶夫同志，我们没有一个师给您，或者甚至两个师都没有，那我们就是说假话：师团我们是有的。”
马特维耶夫心里想，这是在这种场合下所说的惯常的开场白——说什么军队是有的，可是要留做后备，斯大林格勒固然很重要，但是除它之外，还有从黑海到巴伦支海漫长的战线，这一切只有在手头有空闲军队时才能捍卫。
但是这些话战线军委会委员对马特维耶夫一句话也没有说，他的双手在地图上移动了一下，使马特维耶夫不由注意了他的动作，他把手停下——一只手停在斯大林格勒的南面，一只在北面，然后把双手向前移动，移到离斯大林格勒很远的地方——在地图上，那里是绥拉菲摩维奇、卡拉奇以及顿河流域的其他一些城市——然后以坚决的动作合起双手。
“就是这样，”他说，这时在他的语气里有一种得意的声调。“就是这样，”他又说了一温。
马特维耶夫非常清楚明晰地牢记住这句话和双手在地图上的这个动作，后来他在和别人谈话，他自己想起这件事，特别是在这个手势所表示的事情已经发生的时候，他有多次回忆起这一切。
“您是这么想的吗？”他激动地问。
“是的，我是这么想的。目前我只能对您说这些。”战线军委会委员停顿了一下，补充说。“为了让您自己感到这一点，并在剩下的困难日子里让自己人感到的当然不是我们的计划，而是：‘我们街上也要有喜庆的事’这句话，——这句话并不是指遥远的未来。现在我们再回到师的问题上来。就是说．您非得要一个师才能支持下去？”
“不，我们并没有这样提出问题，”马特维耶夫说。
“那好。可是您需要一个师吗？”
“不，我们并没有要它。”马特维耶夫说。
马特维耶夫怀着这样的感情，在这种感情的影响下，甚至没有取得集团军司令的同意，就拒绝了这一师人。他回到集团军里，和司令谈了，然后去各个部队。他担负起一个艰巨的任务——在一夜去两个和主力切断的师里去。到普罗岑科那里已经是第二处，他又是疲倦，又被冻僵了。
普罗岑科看马特维耶夫来了，很高兴。最近一星期里，他有时要费很大的劲才能和集团军司令取得电话联系，此刻，他向马特维耶夫详细报告了这一时期师里发生的一切之后，他初次感到，他把部分重担从自己肩上卸到了别人的肩上。
马特维耶夫仔细听了普罗岑科对他说的一切，提出了几个倾向于一个方面的问题：普罗岑科以他现有的兵力可以支持几天。然后做了一个手势，好像把他们方才谈的一切撇在一旁，问普罗岑科怎样理解斯大林说的“我们街上也要有喜庆的事”那句话。
普罗岑科被马特维耶夫这样突然一问，对他的脸看了一看，在他的发亮的黑眼睛里看到一种兴奋的神情，在战争中，有人自己已经知道一件将要到来的、美好的重要事情，可是还不能对别人说，他们就会产生这种兴奋的情绪。
“我是这样理解这句话的，”普罗岑科回答说，“斯大林同志在１１月７日说这话，就是说，它应该很快实现，反正是在２月之前。”
“为什么在２月之前？”
“因为要是过了２月，——他就会在２月２３日说，如果在５月之后，他就会在五一节说这话。在战争中这种话是不能早说的。”
普罗岑科有所期待看了看他，从他的回答的目光中，他明白，马特维耶夫对这件事也有同样的看法。
“怎么样？我说得对呢，还是不对？”
“对。不过要坚持到底。”
“坚持到底？”普罗岑科反问道，好像他觉得这话带有侮辱性。“军委会委员同志，我个人是不想活到德国人到我们坐的这个地方来的那个时刻的。只要我活着，这种事就不会发生。”
马特维耶夫微微皱了皱眉头：他觉得普罗岑科的话过分夸大。
可是普罗岑科说的是真心话，说完，他立刻就转到目前的日常事务和请求上。
目前的事务是补充弹药（这是马特维耶夫答应了的），夜间有更多的“Ｙ—２”式飞机飞来（这也是马特维耶夫答应了的），最后，从集团军的预备力量后派几名指挥员来（这件事，马特维耶夫以他特有的当机立断当场拒绝了）。
马特维耶夫很满意，固执而狡滑的普罗岑科居然非常机智，立刻就懂得马特维耶夫的来意，同时又没有固执地向他询问详情。因此，虽然已经该往回走了，马特维耶夫还是同意多待一会，喝了两大杯浓茶，爱夸口的普罗岑科不知为什么说，这是锡兰花茶。
“花茶就花茶吧，”马特维耶夫同意说，“主要的要烫。”
普罗岑科送马特维耶夫走到河岸，回来后吩咐沃斯特里科夫拿地图来。沃斯特里科夫拿给他一张师参谋部手绘的阵地要图。图上画有师团最近据守的５个街区。
“要地图，不是阵地要图！”
于是沃斯特里科夫拿来一张斯大林格勒图，图上可以看到沿伏尔加河绵延６５公里的城市的全貌。
这一次普罗岑科笑起来了：
“不是的，不要这张。要一张大地图。它还是好好的吧？”
“哪一张大的？”
“整个战线的那张大地图。”
“哦……还是好好的。”
沃斯特里科夫在箱子翻了好久，寻找那张很久没有拿出来的地图。
正因为沃斯特里科夫找了这么久，使普罗岑科想到他是怎样把全部思想都一心一意地放在斯大林格勒上，最近关于其他的一切想得那么少——少到甚至整整两个月没有取出战线地图。
沃斯特里科夫在他面前的桌上摊开上面有着还是９月做的旧记号的地图，普罗岑科用手把它抚平，弯下腰来看着，沉思起来。他开始用目光寻找城市、河流和以前阵地的标志，不禁产生了一种感觉，仿佛他是脱离了自己的这些房屋和街区，脱离了斯大林格勒。看到整个地图之大，他才完全清楚地感到斯大林格勒的意义，虽然在这张很大的地图上它只不过是一个点，——但是其他所有的城市，所有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最近两个月正都是和这个点——斯大林格勒，尤其和这５个街区以及他，普罗岑科所在的掩蔽部，息息相关的。他怀着新的兴趣看了看地图。他的双手不由得也像战线军委会委员的手那样在地图上移动，然后在西面离所大林格勒后面很远的地方合拢。
在这个动作中不仅有偶然的巧合，也有其规律性，因为战争中最重大的战略决策的依据往往是清楚明白，人人都能了解的，因为它们的简明性乃是产生于正确了解形势的铁的逻辑。
离天亮不远了，但是普罗岑科怀着仍旧可以让大伙趁黑回去的打算，召集了各个团长和营长。
夜里终于在伏尔加河的冰上拖来一列载着食粮和伏特加的雪橇，在普罗岑科的狭窄的掩蔽部的桌子上铺着报纸，放着几瓶伏特加、用截得整整齐齐美国罐头食品的空罐头代替杯子。两个盆子里放着切成厚片的香肠和热过的罐焖肉加土豆。正中放着一个碟子，炊事员存心要一显身手，用黄油做了一个花样，上面有涡卷和小玫瑰花。
普罗岑科坐在角落里，他平时坐的位子上。掩蔽部里火炉烧得很热。将军破例身上穿的不是军便服，而是从箱子里拉出来的干净制服，制服敞着，底下露出雪白的衬衫。今天夜间为普罗岑科烧了开水，客人到来前一小时．他就在这儿掩蔽部里，在镀锌的儿童小澡盆里洗了个澡，他在这个澡盆里洗澡已经不是第一次，可是这件事他无论对什么人都不会说出来。普罗岑科坐在那里，热得出汗，怡然自得，麻布衬衫使他感到舒服凉爽。
整个环境——狭窄的掩蔽部、长桌、坐在桌头制服敞开的主人，使走进来的列米佐夫产生了突如其来的联想。
“将军同志，您这里完全像在海上一样。”
“为什么像在海上？”
“像在军舰上的将校集会室。”
大家差不多都同时到来。列米佐夫以老军人遵守时刻的习惯，准１８·００时到，其余的有的早到两分钟，有的晚些。萨布罗夫最后来，迟到５分钟：他在交通壕里摔了一次，膝盖摔痛得厉害。
“将军同志，恕我来迟了。”
“没有关系，我们罚你一杯，下次就不会迟到了。”
“坐下，”列米佐夫在凳子上挪动了一下，请他坐，“和我一人坐一半。就这样，挤一挤，挺和气。”
“请大家斟酒。”
大家都斟了酒，一时静了下来，普罗岑科开始说：
“我今天召集你们来不是开会，只是让大家聚聚，互相看看。也许，我们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活到快乐的时刻（“快乐的时刻”这几个字他说得很庄严），可是我们的师团是能活到的！让我们为了，”他站了起来，大家都跟着他起立，“我们街上的喜庆日子快些到来，干杯！”
在他此刻说这句话的情景中，也有一种特殊的庄严的气氛。
祝酒之后，沉默起来。大家都起劲地吃起来，最近几天吃得很差，之所以没有注意到吃不饱，是因为大家实在太疲劳。后来又来第二次祝酒，在每一个尊重自己的师团里这已经成为传统，——预祝师团成为近卫军。
坐在普罗岑科对面的萨布罗夫，一直注视着他早巳熟悉的将军的一举一动。此刻他几次注意到，普罗岑科每次开始说话，好像要说什么重要的、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话，但是说了一半又停下，勉强克制着自己，把话转到别的话题上。
该散席了，普罗岑科又一次环顾了坐在案旁的人们。
“这里坐着列米佐夫，”他想道，“在他之前，团长是波波夫，——他不在了，波波夫之前——是巴布琴科——他也不在了。这里坐的是安年斯基，他当团长也许还嫌弱些，目前还嫌弱，然而他已经通过了被围的全部锻炼，团也通过了他，他毕竟是能够指挥的。这里坐着萨布罗夫，他坐在那里，并不知道，万一不幸列米佐夫，或是安年斯基，或是第８９团团长奥古尔佐夫负伤或是被打死，而他，普罗岑科，自己还能活到那一天，就要任命萨布罗夫当团长。周围所有的这些人都不知道，在战争中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命运，他们还要指挥什么，将要在什么地方作战，他们如果会死，不如会死在什么城市的墙脚下。”
很久以来，每天每天地不断为各种事务、奔走、战报、报告——战争的全部日常事务——忙得不可开交的普罗岑科，此刻看到他的集合在桌旁的全部指挥员，这些疲倦的人们，仿佛是以旁观者的身分看了看他们，突然初次感到一种令人激动的，使背脊发冷，使喉头噎住，将来历史上要大书特书，后人会因为没有亲身经历过而产生羡慕的东西。
告别时他想说些特殊的、令人鼓舞的话，但是事情往往如此，他竟想不出这样的话，就像在自己一生中其他最关控的、也许是最美好的一瞬想不出话来那样。他只是站起来，说：
“好吧，朋友们，该走了，早上要有战斗。”
大家都站起来。他和每个人握手．大家都接连走了出去。他只留下萨布罗夫。
普罗岑科决定要检验一下，大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