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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离婚女性这样讲到她和前夫的关系：“我丈夫很单纯，特别顺从。我说在上就在上，我说在下就在下。他有时也想主动，但没有我的同意他不会做什么。他的个性压抑得很厉害。我当初就是觉得这样对他不公平，所以才同意和他结婚的。”
一位城市出身的女性嫁给了一位农村出身的男性，据她说，她常常是主动的：“我感情上挺满足的，因为我知道他心里对我特别好。我希望他感情冲动拥抱我一下，可他的作派是农民式的。所以老是我主动。”
观念的转变——女人也有享受性的权利一位女性讲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观念变化：“我过去从来没有主动要求过，觉得一个女人去要求男人，太可耻了，臊得慌。
我后来这个伴儿说过：男的需要女的主动；我说，哪有女的主动的，那太下贱了，太坏了，只有坏女人才会有这种要求，我只是附和他。直到跟这个男孩好了之后，我才觉得有了这种需要。“
有的女性从自己的经历中得出这样的看法——男人喜欢女人有点主动性。一位女性说：“结婚那么多年，我就主动过一次，那次我们做完后，我对他说，你还能再来一次吗？他高兴极了。”
“我认为女人可以主动提性要求，这是女人的权利，不会显得低下，当然要提得艺术一些，让对方能够接受。”
有的女性是从对比中了解自己享受性的权利的：“和丈夫做事时有种感觉，他太把女人当成工具了，总是这种姿势那种姿势地摆，我感觉很不好：而我的情人是个特别照顾对方感觉的人，他总是尽量做得让我感到舒服。他更知道怎样让女人感觉舒服。”
有些女人则将男人分为只知满足自己和也懂得满足对方的两大类，一位前后有过两位性伴侣的女性这样说：“我的两个性伴侣都属于让我也高兴的类型。”
有一位女性从自己与男友的交往中得到男人其实特别看重给女人带来快感这样一个结论：“我男朋友说过，他认为男人最大的快乐就是能给女人带来快感。”
据调查，有些夫妻之间是不能讨论性问题的，或因为羞于开口，或出于兴趣缺乏。但如果要男女双方都能享受性的快乐，就这一问题的交流是很有必要的。
这一点似与教育程度有关，一位女性这样说：“他的文化层次比较高，可以交流，可以谈开——你觉得怎么好，哪些部位刺激时觉得怎么好——什么都可以敞开谈。我们俩之间的关系不像一般人那样，女人总是被动的。我们两人都是主动的，两个人都在那儿忙活。他也特别注意照顾我，不是仅仅满足自己。”
“一般是双方差不多。他每次求我我都同意；我提出来的时候他多数也同意，但如果他特别累就不行。”
“我的观念是，男女双方的权利应该是相互的，不应当仅仅是女人为男人服务，仅仅是男人从女人那里得到快乐；女人也可以得到同样的快乐。”
“我现在意识到在这件事上双方都应享受。一开始时，我只是感到恐怖，跟那个时代的教育有关系，那个时代的教育是害人的、扭曲人性的。当时做这事时总怕怀孕，怕没法交待。”
一位自认观念新潮的女性提出这样一种看法：“有些不得不和男朋友分手的人说，我这几年什么人也没跟，我都给了他，他对我这样不应该。我觉得这种说法不公平，因为在两个人的关系中，不是你为他怎么样了，而是双方都enjoy（享受）了。”这位女性还对女性的性权利和性关系的主动被动模式作了更细微的区分，在性权利方面她的观点是：“女孩也可以玩弄男性，虽然我自己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但我喜欢双方都enjoy”。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规范要求妻子根本不应对性事感兴趣，而只能对做母亲感兴趣；女人也不应该从性茭中得到快乐；女人只是被动地做出牺牲，满足丈夫的欲望；如果女人主动要求性茭或对性茭有兴趣，那就成了惊世骇俗之举，是令人厌恶的。（哈斯等，第20页）在性的问题上，心理分析学派的大师弗洛伊德（Freud）和性学家埃利斯（Ellis）都持有男主动女被动的看法，他们关于男人是活跃的、富于攻击性的，而女人是被动的这一观点一直没有受到过认真的挑战。直到非常晚近的时期，社会调查还在不断重复和肯定这一观点：在我们的社会中，成年人异性恋活动频率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男性在这一活动中的活跃程度。例如，美国近期的调查表明，有一半的夫妻仍为丈夫主动；有14％的妻子更主动；其余约三分之一是夫妻的主动性差不多。（哈斯等，第223页）对此，女权主义提出的疑问是：那么女人的欲望到哪里去了呢？
从本次调查可以看出，大多数的男女性关系是男主动女被动的，不仅如此，还有人认为，性关系应当仅仅是女人为男人提供性服务。从仅为男人服务到自己也享受性的快乐，女人的观念发生着很大的变化。但是这种观念的转变又是充满犹豫与痛苦的——怀疑自己主动享受性活动是不是“坏女人”的行径；怀疑自己有没有要求男人为自己服务的权利；怀疑女人究竟有没有享受性快乐的权力；等等。女人要拥有作为一个人的完整的权利，就绝不应当放弃自己享受性快乐的权利。这无疑是男女平等的一项重要内容。
说“性就是女人为男人服务”，显然是一种缺少女权意识的说法，在一些没有现代观念的女人和男人那里，这种观念还很深厚，这是可悲的，持有这种观念的人应受点启蒙教育。60年代以来，性的问题逐渐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成为一个公众和学术话语的题目。在性的问题上，西方女权运动的关注点在于性与两性平等的关系。
性与两性不平等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女权主义内部最富争议性的问题。大多数女权主义者都认为，男性在经济和社会上的权力影响到他们与女性的性关系；女人在性的权利和权力上与男人是不平等的；双重标准的问题普遍存在。妇女运动向传统的性观念提出挑战。传统性观念认为，如果一个男人与许多女人有性关系，那么他只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可如果一个女人同许多男人有性关系，她便失去了身分和尊严。这种男女双重标准对女人显然是不公平的。此外，妇女运动最常提到的一个要求是，“男人不应当把女人当作仅仅是一个性对象（sex ob…ject）”。
女权主义向男性压迫与女性屈从的秩序挑战：过去一向是男人控制女人的性，男人“播种”，女人则应准备接受痛苦，被“耕耘”，被穿透；男人就像拥有土地和财产一样，也拥有妻子的性、生育能力以及她子宫的产品。
女权主义关于性机制是如何导致压迫的问题有大量的探讨。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有一个相当惊世骇俗的说法，她说：“做一个女人就是做一个被操的人。……男人操女人；主语一动词一宾语。”（Mack innon，124）在她看来，这就是女人最现实的状况，这就是这个社会中在性别问题上的最后真理。性别就是女人的性的客体化（sexual objec…tification）的结果。换言之，所谓性别身分就是男性把自己的性要求强加在女性身上。两性的差别成为女性屈从于男性的借口。“这种差异就像戴在统治铁拳上的一双天鹅绒的手套。问题并不在于这种差异是毫无价值的；问题在于它是由权力来定义的。无论这一差异被承认还是被否认；无论差异的性质被褒扬还是被贬抑；无论女人因此被惩罚还是被保护。”（Mackinnon，第219页）按照麦金农的观点，社会上的人被划分为两群：操人者和被操者（fuckors and fuckees）。当然，在她看来，这一划分并不是天然合理的或是由自然秩序造成的；并非因为一群人长了男性生殖器，也并非因为女人要生育，这一划分就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女人不可逃避的命运。这种性别认同的规范是社会强加给人们的，而不是由两性生理的差异自然形成的。总之，她对性非常看重，她有一句被人广泛引用的名言：性在女权主义中的地位就像劳动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
在性问题上，女权主义者分成了两派，激进派和自由派。激进派持有如下观点：性自由所要求的是伴侣之间的性平等，双方都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最重要的是要扫除父权制机制，其中包括淫秽Se情品制售业，父权制家庭，卖淫，强制性的异性恋；同时要反对男权主义的性实践，例如虐恋（S/M），猎艳式的临时性关系，童恋，以及阳刚阴柔（butch/femme）角色的划分，因为这些实践会导致女性的性的客体化。
自由派的观点与激进派针锋相对，她们认为，性自由所要求的是与激进派观念完全相反的实践，她们鼓励超越社会所认可的性行为规范，坚决反对将性行为划分为政治上正确和不正确的两大类，反对把性行为限制在所谓政治上正确的界限之内。
她们借助于从弗洛伊德、马尔库塞到马斯特斯和约翰逊（Mas…tersandJoh nson）的理论提出，男女两性的性的基本不同点在于女人受压抑，因此释放女性的性能量比压抑男性的性能量更为重要。
因此，这两派的区别又可以概括为，自由派更看重释放女性的性能量；而激进派则致力于压抑男性的性能量。两派在对待性的看法上的分野实质上是赞成性（pro…sex）和反对性（anti…sex）两种态度。前者对性持肯定态度，对各种形式的性表达，包括淫秽Se情品，同性恋，虐恋，以及女同性恋中的模拟男女角色（阳刚阴柔）关系，全都持容忍或接受的态度；后者则对性持否定态度，反对淫秽Se情品的制作和消费，反对性关系中的暴力及统治与服从关系等等。前者强调男女双方共同探索性的自由；后者却持有男性的攻击性性行为是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的看法。前者支持中性的立法程序；后者反对中性的立法程序。
前者接近于法理社会的个人价值；后者则接近于礼俗社会的社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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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持有一种关于享用性快乐的理论，它主张，女权主义应当把性快乐作为一种权力，因为如果总是把性作为一种控制手段来谈论，会令人感到性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在西方社会的观念中，女性的肉体既是低贱的，又是神圣的。女人们对性行为怀抱着一种羞耻、窘迫和害怕的感觉。她们讨厌自己的Ru房，因为它们要么太大，要么太小；她们不喜欢自己的荫毛和臀部。对于青春期的性行为，男孩子受到鼓励，女孩子却受到训诫和禁令；女人因此认为性是危险的、神秘的、不可言传的东西。成年妇女免不了性冲动，却又必须隐瞒它。凡此种种，导致了许多青春期少女和年轻女人学会了对自己性欲感到恐惧，并讨厌自己的肉体。（爱森堡等，第51页）自由派关于享用性快乐的立场可以追溯到妇女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其代表人物是高德曼（Emana Goldman）。她以性的自由表达作为中心议题。她认为，性解放不仅是个人的实现，而且是人从剥削和私有财产制下的解放；
她坚决反对男性对女性的性占有和性控制，反对贞节观念。她对性问题的看法虽然影响并不太大，但却较早注意到了这个被主流女权主义运动忽略了的问题。伍德胡尔（Victoria Woodhull）也曾公开主张妇女的性独立和性自由，她在一次讲座中宣称：“是的，我是一个主张Xing爱自由的人。我有着不可转让的、宪法赋与的、也是天赐的权利，我想要爱哪个人就可以爱哪个人，想要爱多久就可以爱多久。只要我愿意，就可以每天换一个情人。”（转引自凯查杜里安，第560页）在60年代的妇女运动第二次浪潮中，自由派的主张更加明确，那就是，应当将女性寻求性满足当作女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目标。
然而，在艾滋病恐怖出现之后，自由派的观点受到挫折。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性伦理，即有节制的性伦理。人们把性当成一种恐怖的事情（panic sex），性的文化价值和性行为方式都有改变，一反过去盛行一时的乐观主义的性解放和快感政治学（the politicsof ecstasy）。在这个性传染病的时代，人们惊恐之余作出的反应是：安全的性行为，对身体的控制和管理，以及持续监视的美学（aesthetics ofperpetual surveillance），因为性现在已经同死亡和疾病连在了一起。有的女权主义者抨击了这种貌似有理的道德主义回潮。女权主义者伊丽加莱说：我不赞成这种观点，因为这等于是说，性是罪恶和疾病，无论是什么力量，只要能起到限制性活动的作用，就是对人类的拯救。为此我们还要感激艾滋病，因为它将从诱惑中拯救我们，引导我们到智慧去的路。（Irigaray，第61页）有一种最为激进的自由派观点，是从社会革命的角度来看性革命的。在福柯以前，法国新左翼的知识分子达尼埃尔。盖兰就成为这一激进立场的代表人物。
他主张，对于社会的压抑结构，应当诉诸“对准所有企图妨碍生命源流自由喷发的东西的战斗”。他指出：自由的性是保护自我的最有效的同时也是最无害的手段之一。在高度组织化的、高度计划化的、高度机械化的、高度集体化的社会里……
各自以各自的方式进行爱的自由是留给我们的最后的权利、最后的奇癖之一。
对他来说，社会革命与性革命是同一种东西，“不存在性的自由这一问题，存在的是全面自由的问题。”（转引自安田一郎，第148一153页）
第三十四章 女性地位问题
对于我们的社会中两性究竟是否平等的问题，被访问的女性也持有很不相同的看法，主要可以概括为两大类，一类人认为在她的生活环境中男女是平等的，自己并没有因为是个女人受到歧视；另一类人则感觉到了男女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既有外在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也有内在的感觉上的不平等。
男女是平等的一位女医生说：“我听到很多女人说，来生不愿再做女人。可我觉得作为一个女人，我没有受到什么歧视。我们医院，女职工占五分之四，医学院也是女生多。因为我们是女性为主的单位，各科科长女的占一半以上。当然，男干部比起他们在单位的人数比例还是要大一些。”
“我认为我们的社会在男女平等方面做得很好。作为女人没感到受到什么压抑，也没有自卑心理。我们家从小宠女孩，我外公就是喜欢女孩，父母又是喜欢女孩。我接触的夫妻都是女的比男的强，心理上都跟我差不多。当然，要是有人想照顾我，我也很乐意。”
“我从小所受的教育就是，男孩能干的事，我们都能干，甚至连体力劳动也不甘落后，一点也没有表现自己女性特征的意识。下乡劳动时，男的挑多少稻谷，我也要挑多少，还觉得特别自豪。”
一位在单位担任基层干部的女性说：“我们单位是女的多，最近才调来一个30多岁的女的当一把手。在单位倒不一定看是男是女，主要看会不会搞关系。有很多人都是靠拍马屁上来的，靠送礼。我这个人太直了，所以总是到不提实在说不过去的时候才提拔我。”
“‘文革’期间，我中学毕业后分到建筑工程队，正赶上宣传‘男的能干的女的都能干’。队里搞‘三八女子泥土班’，我们就成了第一批女泥工，爬脚手架等等什么都干，没有禁忌。男孩干的活我都干，没有女孩意识。和男孩唯一的区别是不骂脏话。”
有的女性并没感到受压抑，但她们不是把这种处境归因于男女平等，而是归因于自己没有去和男人竞争：“我没感到因为是女人受到什么压抑，可能跟我自己不求当大官飞黄腾达有关，我没有干大事业的欲望。”
女性在家里的地位同她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关系紧密。一位女性这样谈到这二者的关系：“我丈夫劝我要在单位争取仕途，或者争犬钱途‘。于是我就开始追求在单位被提拔，管钱，争取多拿奖金。我结婚后一直工资比他高，他对我就比以前好多了，不会太’大男子主义‘了。”
“在我家里是男女平等的。我俩的家务分工不是封闭性分工，是开放性分工，谁有时间谁就做。”
不少女性认为，男女大体上是平等的，但在某些不太重要的方面，略有不平等的感觉：“我在工作中没觉得男女有什么区别，主要看自己的能力。只是在调动工作时能觉出来男的容易女的难。”
一位离婚女性说：“过去我没觉得有不平等，尤其我们单位女同志多，所以没觉出来。可离婚以后，别人都同情我，好像一个女的没有个男的就不行似的。现在谁一跟我提这个我就反感。我的婚姻失败就是因为我太依赖男的了。别人的同情在我看来就是不平等。”
也许正因为不少中国女性对自己的生活环境没有男女不平等的感觉，所以她们对于女权主义的看法似乎总带点否定意味，这一点已引起一些西方女权主义者的注意，她们对其中的原因疑惑不解。在我访问的女性当中，有些人对女权主义的理解就有偏差，以为闹女权就是要女人掌权来统治男人，例如，一位女同性恋者说：“我赞成女权主义。我觉得女人应该统治男人。”她还说：“男人自私、肤浅。我看到的男人都不行。”另一位女性虽然观点与她相反，但二者对女权主义的理解似乎是一致的，她说：“我不赞成女权。我觉得女的闹女权显得没水平，一点生活的情趣都没有。但也有例外的情况——如果有人每天挨打受骂的，搞女权我也赞成。”
男女不平等女性对男女不平等的感受可以分为社会不平等、家内不平等和心理气质上不平等几类。首先看她们对社会不平等的感觉：一位中年女性讲了她母亲那一代人遭受的不平等和她们的反抗和追求：“我妈刚生下来的时候，我外公在帐子里露了个头，问了一句话：男孩女孩？一听说是个囡囡（南方话：女孩），就说：溺死她。姥姥听到她劈里扑噜在马桶里挣扎，怪可怜的，就抱她出来。后来哥哥们都上学去了，家里就是不让她上学，她就一直在教室外面偷听。家里看她那么执着，终于同意她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