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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试验
在寿命不长的新秩序时期，德国人的某些行为与其说是产生于大规模屠杀欲，不如说是出于纯粹的虐待狂。也许对精神病医生说来，这两者之间才有所区别，但它们的最后结果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死亡的规模前者与后者有所不同罢了。
纳粹的医学试验便是这种虐待狂的一个例子，因为把集中营的囚犯和战俘当作豚鼠进行试验，在科学上得到的好处是极少的，如果说有任何好处的话。这是德国医学界不能引以自豪的一个恐怖的故事。虽然进行“试然”的是不到200 名的残忍的江湖医生——其中固然有些人在医学界的地位甚高——但是全国的成千上万名第一流医生是知道他们的罪行的，而从所有的文件看来，这些医生竟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最轻微的公开抗议。
在这种谋杀中罹难的不只是犹太人。纳粹医生也利用了俄国战俘、波兰集中营里的男女囚犯，甚至还有德国人。“试验”的方法各种各样。囚犯们被置于压力试验室，受“高度”试验，直至停止呼吸。他们被注射致命的斑疹伤寒和黄疽病毒。他们被浸在冰水中作“冷冻”试验，或者被脱光衣服放在户外雪地里直至冻死。他们还被用来进行毒药弹和糜烂性毒气的试验。在专门囚禁妇女的腊文斯勃鲁克集中营，被称为“兔子姑娘”的成百名波兰女犯受到毒气坏疽病的创伤，其余的女犯则被进行“接骨”试验。在达豪和布痕瓦尔德，吉普赛人被挑选来试验靠喝盐水究竟能活多长时间，是怎样活的。
在几个集中营，以各种不同的方法大规模地对男女犯人进行了绝育试验，因为正如一个党卫队医生阿道夫·波科尔尼有一次在给希姆莱的信中所说：“不仅要征服敌人，而且要使他们灭绝。”如果不能把他杀掉——如前所述，到战争快要结束时，对奴隶劳动的需要使这种做法成为疑问——可以使他［980 ］不能生育。事实上，波科尔尼医生告诉希姆莱，他认为他已找到了完全恰当的办法，就是用一种杯芋属植物。他说这种植物有永远绝育的效果。
［这个高明的医生在写给党卫队头子的信中说＇ 目前囚禁在德国的300 万布尔什维克可以使之绝育，这样，就可以使他们做工，而又不致于繁殖，仅仅这个想法就展示了远大的前景。
另一个胸怀“远大前景”的德国医生是斯特拉斯堡大学解剖学研究所所长奥古斯特·希尔特教授。他的专业同其他人的专业有所不同。他在1941年圣诞节写给希姆菜的副官鲁道夫·勃兰特中将的信中，把自己这一专业作了以下的说明：我们搜集了大量各个种族和民族的头盖骨。但犹太人种头盖骨标本很少……现在在东方进行的战争给我们提供了克服这个缺点的机会。由于获得了犹太族布尔什维克政治委员——他们是令人憎厌但却十分典型的劣等民族的标本——的头盖骨，我们现在有机会得到科学材料了。
希尔特教授不要已经死掉的“犹太族布尔什维克政治委员”的头盖骨，他建议在这些人还活着的时候，先把他们的头量一量。然后——在把这些犹太人弄死以后，不要损坏他们的头颅，应由医生割下他们的头，装入密封的白铁罐里送来。
希尔特博士答应，接到这些头颅以后他将进行工作，进一步作科学的测量。希姆莱高兴极了。他指示为希尔特教授“提供他的研究工作所需要的一切东西”。
希尔特得到了充分的供应。他的供应者是一个名叫沃尔弗莱姆·西佛斯的有趣的纳粹分子。他在纽伦堡的主要案件和其后的“医生案件”中，花了许多时间充当见证人。在“医生案件”中，他也是一个被告。西佛斯原来是一个书商，后来爬到党卫队上校和遗传研究所执行秘书的地位。这个研究所是希姆莱为追求他的许多疯狂想法之一而建立的一个荒谬绝伦的“文化”组织。据西佛斯说，它有55个“研究分支机构”，其中有一个称为“军事科学研究所”，由西佛斯兼任所长。此人目无定睛，表情阴险，还长着浓密的、漆黑的胡须。在纽伦堡，人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981 ］“纳粹蓝胡子”——“蓝胡子”是一个著名的法国杀人犯。像本书中许多其他人物一样，他也保藏着一本小心记录的日记，这本日记和他的一些信件都留存下来，对他走上断头台的末路起了不小作用。
到1943年6 月，西佛斯在奥斯威辛搜集到一些男人和女人，供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希尔特博士作“科学测量”的骨胳之用。西佛斯报告说，“总共处理了115 人，其中有79名犹太男子，30名犹太妇女，4 名‘亚洲人’和2 名波兰人”。他要求柏林的党卫队总部把这些人从奥斯威辛运到斯特拉斯堡附近的纳茨维勒集中营去。纽伦堡的一位英国检察官曾经问到“处理”这个词究竟包含着什么意义。
西佛斯回答道：“人类学的测量。”
“在他们被杀害之前，他们要经过人类学的测量？这就是处理的全部过程，是吗？”
“还做了模型。”西佛斯补充道。
以后的情况是党卫队上尉约瑟夫·克拉麦叙述的，他是奥斯威辛、毛特豪森、达豪和其他集中营的一名老刽子手，曾经以“贝尔森野兽”之名而威震一时，后来被一个英国法庭在卢纳堡判处死刑。
斯特拉斯堡解剖学研究所的希尔特教授告诉我，有一批囚犯正从奥斯威辛运来。他说这批人将被送往纳茨维勒集中营的毒气室用毒气杀死，尸体将被送到解剖学研究所供他使用。他给我一个装着约半品脱盐——我想那是氰化盐——的瓶子，并且告诉我，大概应当用多少份量去毒死那些来自奥斯威辛的囚犯。
1943年8 月初，我收到了80个囚犯，要我用希尔特给我的毒气杀死。第一次，我在晚上带着大约15个妇女乘坐一辆小汽车驶往毒气室。我告诉这些妇女，她们必须到室内进行消毒。我没有告诉她们将被毒死。
这时，纳粹的技术已经十分完善了。
［克拉麦接着叙述道］在几个党卫队人员的协助下，我把那些女人的衣服剥得精光，并把她们赤条条地推进毒气室。
门一关上，她们就开始尖声号叫起来。我通过一条管子把一定数量的毒盐送入室中……从一个窥视孔看室内发生的情况。这些女人只呼吸了大约半分钟便栽倒在地上。我开了通风机以后，把门打开。我发现那些女人都已死在地上，混身都是粪便。
克拉麦上尉作证说，他这样反复做了几次，直到80名囚犯都被杀死，他们的尸体也都“按照要求”送给希尔特教授了。当检察官问他当时的感觉时，他说出了一个令人难忘的答案，这个答案揭露了第三帝国的一种极难为人理解的现象的本质。他说：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毫无感觉，因为我是奉命用我已告诉过你的办法杀死这80个人的。
而且，我正足按照这种方式训练出来的。
另一个证人亨利·赫里皮埃尔供出了下一步所发生的情况。他是一个法国人，在斯特拉斯堡解剖学研究所希尔特教授的实验室中当助理员，一直到盟军进驻该地时为止。
我们收到的第一批材料是30个妇女的尸体……这30具女尸到达时，身上还没有完全冰凉。她们的眼睛睁得很大，而且还在发光，眼珠通红，充满血丝，而且都从眼窝里突了出来。鼻子和嘴巴周围有血迹，尸体还没有完全僵硬。
赫里皮埃尔怀疑她们是被人弄死的，偷偷地将刺在她们左臂上的囚犯号码抄了下来。他说，其后又运来了两批囚犯，共56个男尸，情况和第一批的完全一样。在希尔特博士的技术指导下，他们被浸在酒精里。但是，这位教授对这件事有点心神不安。他对赫里皮埃尔说：“彼得，如果你不能守口如瓶，你就会像他们一样。”
但希尔特教授还是进行了他的工作。根据西佛斯的信件，教授把死者的头割下来，并且，如他自己所写的，“把这些过去从未得到的骨胳收集在一起”。但是，出现了一些困难。在听到希尔特博士申述这些困难以后，本人并没有医学或解剖学的专门知识，但是仍担任这个遗传学研究所领导的西佛斯，于1944年9 月5 日向希姆莱报告。他说：由于科学研究的工作量很大，分解尸体的工作至今尚未做完。分解80具尸体需要一些时间。
而且时间不多了。正在挺进的美、法军队已逼近斯特拉斯堡。希尔特要求“对如何处理这些收藏，予以指示”。
［西佛斯代表希尔特博士向总部汇报说］可以把尸体的肌肉剥掉，使人们辨认不出他们究竟是谁。但是，这就意味全部工作中至少有一部分是白做的，科学将失去这一批独特的收藏，因为剥掉肌肉以后，就不能再做石膏模型了。
这样的骨胳收藏是不会引人注意的。肌肉部分可以就说是在我们接管解剖学研究所时法国人留下来并准备送去焚烧的。在以下3 种建议中，应实行哪一种，请予指示：（1 ）全部收藏都保存下来；（2 ）销毁一部分；（3 ）全部销毁。
“你为什么要剥掉尸体的肌肉，证人？”在寂静无声的纽伦堡法庭上，英国检察官问道，“为什么你建议把责任推到法国人身上？”
“我是个门外汉，对这件事可说不出什么意见。”这个“纳粹蓝胡子”回答道，“我只不过是转达希尔特教授的一个问题。我和屠杀这些人的事情毫无关系。我只是起了邮差的作用。”
检察官反驳他说：“你仅仅是个邮差，一个杰出的纳粹邮差吗？”
许多纳粹分子在受审时总是拿这个漏洞百出的理由为自己辩护。这一次，也和其他多次一样，一下子就被检察官抓住了。
缴获的党卫队档案透露，西佛斯于1944年10月26日曾经汇报：“斯特拉斯堡的收藏已按照指示全部销毁。从整个形势看来，这样处置最好。”
后来，赫里皮埃尔描述了没有完全成功的焚尸灭迹的企图：1944年9 月，盟军向贝尔福特挺进，希尔特教授命令朋恩和梅尔先生把这些尸体切成块，送到焚尸炉里烧毁……第二天我问梅尔先生，他把所有尸体都切掉了没有，朋恩先生回答道：“我们设法把全部尸体都切掉，尸体太多，干不完。我们留了几具在储藏室里。”
一个月后，当美国第七军团的部队以法国第二装甲师为前锋进入斯特拉斯堡时，一个盟军工作组在那儿发现了这几具尸体。
新秩序的主子们不仅搜集骨胳，而且还搜集人皮。不过在后一种情况下不能用“为科学研究服务”作借口。集中营中囚犯的人皮、特别是专门为了这个残忍目的而处死的囚犯身上剥下来的人皮，只有装饰的价值。有人发现它们可以用来制造极其精美的灯罩，其中有几只是专门为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长官的老婆依尔斯·科赫夫人制造的；囚犯们给这个女人取了个外号叫“布痕瓦尔德的娼妇”。文身的人皮似乎最受欢迎。一个名叫安德烈阿斯·法芬伯尔格的德国囚犯在纽伦堡谈到这个问题。……所有文身的囚犯奉令须向医疗所报告……对囚犯们检查以后，其中刺得最好、最具有艺术价值的，就用注射毒药的办法杀死。
然后将尸体送往病理学部门，把一片片符合要求的文身人皮从尸体上剥下来，并作进一步的处理。成品送给科赫的老婆，做灯罩和其他家具上的装饰品。
有一片人皮显然最为科赫夫人所喜爱，上面刺着“汉斯和格丽特尔”字样。
在另一个集中营达豪，这种人皮常常供不应求。一位名叫弗朗克·勃拉哈博士的捷克被囚医生，在纽伦堡为此作证时，就曾这样说过：有时我们得不到足够的有着好皮的尸首，腊彻尔博士就说：“没关系，你们将会得到尸体的。”
第二天我们就会收到二三十具青年人的尸体。他们都是颈部中弹或头部被击碎致死的，这样可以不弄坏皮肤……这种人皮一定要从健康的囚犯身上剥下来，而且要完整无缺。
正是这个席格蒙·腊彻尔博士似乎应当首先对残忍已极的医学试验负责。由于在党卫队中流传腊彻尔夫人在48岁以后还生育了3 个子女的新闻，这个可怕的江湖医生引起了希姆莱的注意。因为希姆莱一心要培育繁殖优秀北欧人的后代。事实上，这3 个孩子却是腊彻尔夫妇每隔一个时期到孤儿院去拐骗来的。
1941年春，腊彻尔博士参加德国空军在慕尼黑举办的一个特种医学训练班时，突然异想天开。他在1941年5 月15日写信给希姆莱，谈到他这个狂想。他说他吃惊地发现，关于飞行高度对飞行员影响的研究工作已陷于停顿，因为“一直找不到人来进行试验，因为这种试验非常危险，没有人自愿来做”。
你能否提供两三个职业罪犯来做这种试验……受试验者当然会死掉。
这种试验将在我的合作下进行。
党卫队头子在一个星期内就复信表示：“自将乐于提供囚犯供高空飞行研究之用。”
于是便拨来了一些囚犯，腊彻尔博士开始进行工作了。他的工作成果可以从他自己的以及别人的一些报告中看到，这些报告都在纽伦堡和其后审讯党卫队医生的法庭中出示过。
腊彻尔博士自己的研究报告，在乱用科学术语方面称得上是典范之作。
为了进行高空试验，他把慕尼黑的空军减压室搬到达豪集中营附近，那里有活人随时备用，当做试验的豚鼠。从这个装置里，把空气抽掉，使其中的氧气和气压近似在高空中的状态。
然后，腊彻尔博士就进行观察。下面是一个典型的观察情况。
第三个试验是试验人体在相当于29400 英尺高空时的失氧反应，受试验的是1 个37岁的健康的犹太人。呼吸继续了30分钟。4 分钟以后，受试验者开始出汗和扭动头颈。
5 分钟以后，出现了痉挛状态；从第6 分钟到第10分钟，呼吸急促，受试验者失去知觉。从第11分钟到第30分钟，呼吸减慢，每分钟只吸气3 次，到这段时间终了时，呼吸完全停止……停止呼吸后大约半个钟头，开始解剖尸体。
在腊彻尔博士办公室内工作过的一个奥地利囚犯安东·巴霍莱格也描述了这些试验，不过不是那么有科学味道而已。
我曾亲自从减压室的观察窗中，看到里面的囚犯站在真空中，直到他的两肺破裂……他们会发狂，扯掉自己的头发，想努力减轻压力。他们在疯狂中用手指和指甲抓破自己的头和脸，伤害自己。
他们用手和头撞墙，高声号叫，努力减轻耳膜上的压力。这些情况总以试验者死去告终。
腊彻尔博士对200 名左右囚犯进行这种试验之后，才结束了他这个工作。从“医生案件”的证词看来，这200 人中约有80人当时被害，其余的人则是为了灭口而在后来被处死的。
这个特殊的研究计划于1942年5 月结束。当时，德国空军元帅埃哈德·米尔契向希姆莱转致了戈林的“谢意”，感谢腊彻尔博士的首创性试验。不久以后，在1942年10月10日，空军军医督察希伯克中将为了“达豪的试验”以德国空军医务和研究部门的名义向希姆莱表示“由衷的感谢”。
然而，他认为这些试验中遗漏了一项，他们没有把飞行员在高空所面临的严寒考虑在内。他告诉希姆莱，为了弥补这个缺陷，空军正在建造一间“有着全套冷却设备和相当于10万英尺高空条件”的减压室，他还说，“各种方式的冷冻试验仍在达豪继续进行”。
试验确实在继续进行，而且又是腊彻尔博士带头的。但是，他的医生同行中，有些人已开始感到不安了。基督徒应当做腊彻尔博士正在做的事情吗？
德国空军中的少数军医显然开始产生了怀疑。希姆莱听到这种情况，非常震怒，立即写信给米尔契空军元帅，抗议空军中的“基督教医学界”所引起的麻烦。他要求这位空军参谋长解除腊彻尔在空军医务队中的职务，以便把他调到党卫队去。他建议他们去找一个“应该有科学家的声望的非基督教徒的医生”来继续腊彻尔的有价值的工作。同时希姆莱强调指出，由他亲自负责从集中营提供只配一死的社会渣滓和罪犯供这种试验。
腊彻尔博士的“冷冻试验”有两种：第一种是，观察一个人最大限度能忍受多冷的气温，超过这个限度才会冻死；第二种是，找寻经受了极端寒冷而尚未冻死的人重新回暖的最好办法。他选用了两种冻死人的方法：把人浸在一桶冰水里，或者在冬天将人脱得精光，赤条条地放在雪地里过夜。腊彻尔写给希姆莱的关于“受冻”和“回暖”试验的报告连篇累牍；这里只举一两个例子就可以说明其大概。最早的一次试验是在1942年9 月10日进行的。
受试验者穿上飞行员服装，被浸入水中……头上蒙了罩子。让他们穿着救生衣以免下沉。试验时水的温度在华氏36。5度至53。5度之间。在第一组试验中，脑后根留在水外。在第二组试验中后颈和小脑淹在水里。胃部的温度低至79。5度，肠部低至79。7度，都由电表记录下来。只是当脊髓和小脑都冻得冰冷的时候才会死亡。
在解剖这种死尸时，总会发现脑壳内的空处充满了大量的、多至一品脱的淤血。心脏的情况总是右心室极度肿胀。受试验者只要体温降到82。5度，就不免要死亡，即使施以各种急救也无法复活。
这种解剖结果明显地证明，在目前正研究制作的泡沫护身服上有一个保温的头部和颈部保护装置是很重要的。
腊彻尔博士的一个附件中包括6 份“死亡病历”，它们注明了水温，受试验者出水时的体温，死亡时的体温，在水中浸泡的时间和致死所需的时间，最强壮的人能在冰水中维持100 分钟，最弱的只能维持53分钟。
集中营的囚犯瓦尔特·奈夫曾在腊彻尔博士手下担任护士，他用外行话给“医生案件”提供了一份描述水冻试验的材料。
这是一次最残忍的试验。两个俄国军官从战俘营中被押解出来。腊彻尔把他们的衣服剥光，赤身浸入水桶。1 个钟头又1 个钟头地过去了，这一次，这两个人呆了整整两个半钟头还能应声答话，而一般情况是，最多只呆上60分钟就会失去知觉。他们恳求腊彻尔给他们注射安眠剂，但怎么恳求也不答应。在快满第3 个钟头时，一个俄国人向另一个说道：“同志，请你跟那个军官说，开枪把我们打死吧！”另一个人回答道，他不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