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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尔什维派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法西斯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在这个阶段以后，就是共产党的世界了！
社会民主党人则由于14年来同其他政党分享共和国的政治权力，为了维持联合政府作尽了一切必要的妥协，它的力量和热情已经消耗殆尽；他们的党已经仅仅成了一个机会主义的施加压力集团，只求为他们的力量的主要靠山工会争取到一些让步。有些社会党人说，幸运没有降临到他们的头上，因为不择手段和不讲民主的共产党分裂了工人阶级；经济萧条进一步打击了社会民主党，削弱了工会，使他们的党失去了几百万失业者的支持，后者在绝望之下不是转向共产党就是转向纳粹党。这话可能不错。但是社会民主党的悲剧是不能仅仅用运气不好来解释的。他们在1918年11月的时候曾经有过掌握德国政权的机会，按照他们一向宣传的社会民主主义来建立一个国家。
但是，他们缺乏这么做的果断决心。现在到30年代开始的时候，他们已经成了一个精疲力竭的失败主义的党，占支配地位的是一些心地善良而大多数能力平庸的老人。虽然他们忠于共和国到底，但是在最后过于慌张胆怯，不敢承当为了保卫共和国就必须承当的风险，当巴本派出一班士兵去摧毁普鲁士的合宪政府时，他们没有能够行动起来，＇186＇ 这就是一个明证。
在左派与右派之间，德国缺少一个政治上有力量的中产阶级，而这种中产阶级在其他国家如法国、英国、美国已证明是民主制度的中流砥柱。在民主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年中，中产阶级政党民主党、人民党、中央党一共获得了1200万张选票，仅仅比两个社会党派别少200 万张选票。但是从这个时候起，由于他们的拥护者转向希特勒和民族党，他们的力量日趋衰退。在1919年，民主党还有74名议员当选参加国会，到1932年时，他们就只剩下两个议席了。人民党的议席在1920年是62个，到1932年只剩下11个。只有天主教中央党自始至终保持了他们的投票实力。在1919年共和国第一次选举中，中央党在国会中获得了71个席位，到1932年仍旧有70个席位。但是中央党从惮斯麦时代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机会主义的政党，较之社会民主党有过之无不及，对于任何政府，只要向它的特殊利益有所让步，它就一律加以支持。虽然它似乎是忠于共和国，忠于共和国的民主制度的，但是，我们前面已谈到，它的领导人，在巴本和民族党人还没有抢过他们之前，就已经在同纳粹党谈判要把总理一职送给希特勒了。
如果说，德意志共和国缺少一个政治上走中间路线的阶级的话，它也缺少一个真正保守的政党在许多其他国家所起的稳定作用。德国民族党在1924年最发展的时候获得了600 万张选票，有103 人当选国会议员，成了国会中第二大党。但是在当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几乎所有其他时候也是这样——他们不论在朝或在野都不愿担负责任，唯一例外是他们在20年代所参加过的两次短命内阁。大部分把选票投给民族党的德国右派所希望的是推翻共和国，恢复德意志帝国，恢复他们在帝国中的一切原有特权。事实上，不论作为个人来说也好，或者作为阶级来说也好，共和国对右派是极其宽大的，而且考虑到右派梦寐以求的目的，可以说是格外容忍。我们已经谈到，共和国允许陆军可以保持一个国中之国，企业家和银行家可以牟取巨额利润，容克地主可以用政府贷款来维持他们经营不善的庄园，而这种贷款从来没有偿还过，也很少用来改良他们的土地。然而共和国这样宽大相待，并没有博得他们的感激或忠诚。他们竭力破坏共和国的基础，一直到最后同希特勒结盟把共和国彻底推翻，其心胸之狭隘，偏见之深固，眼光之短浅，即使在今日回顾起来，也不免使作者感到不可想象。
在这个前维也纳流浪汉身上，保守的阶级认为他们找到了一个能乖乖听话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目标的人。毁灭共和国只不过是第一步。他们所希望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极权主义的德国，这个德国在国内能够不再搞什么民主的“无聊玩意儿”，剥夺工会的权力，对外能够废除1918年的判决，挣脱凡尔赛和约的枷锁，重建一支＇187＇强大的陆军，以其军事力量恢复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这也是希特勒的目标。虽然他有着保守派所缺少的东西——群众的拥护，右派仍以为他将仍旧在他们的股掌之上。在联邦内阁中他不是居于3 对8 的劣势吗？保守派有这样优势的地位就能够（至少他们自己这么想）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又不致于让纳粹党实现其地道纳粹主义的暴政。按照他们的实际情况来说，他们的确是规矩正派、敬畏上帝的一些人。
霍亨佐伦帝国是靠普鲁士的军事胜利建立的，而德意志共和国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却是经过一场大战在协约国手中遭到的军事失败。至于第三帝国，既不靠军事的胜负，也不靠外国的影响。它成立于和平的时期，是由德国人自己用和平的手段建立的，既产自他们的软弱，也产自他们的力量。把纳粹党的暴政加在自己身上的，是德国人自己。这一点，在1933年1 月30日中午，当兴登堡总统按照完全合乎宪法的方式把总理一职的重任委诸阿道夫·希特勒的时候，很多德国人，也许可以说大多数德国人，都是没有意识到的。
但是，他们不久就要体会到这一点了。
第七章 德国的纳粹化：1933—1934年
希特勒在维也纳流浪时代所形成而从来没有忘记的理论是：革命运动取得政权的道路是同国家的某些有势力的机构结成联盟，这现在在实践中完全按照他预计的那样实现了。总统在陆军和保守分子的支持下，任命了他为总理。他的政治权力虽大，但仍旧是不完全的。同他分享这个政治权力的，有上述三方面的势力，正是靠这三个方面，他才得以上台，而这三方面却都置身于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之外，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个运动还是不信任的。
因此，希特勒的当前任务是迅速地剥夺他们的驾驭地位，使自己的党成为国家的唯一主宰，然后以极权主义政府及其警察的力量，实行纳粹革命。
他上任还没有满24小时，就采取了第一个果断行动，把自以为已经“掌握”
他的、老实可欺的保守分子诱进一个圈套，发动了一系列不是由他主使的就是由他控制的事件，在6 个月之后终于使得德国完全纳粹化，他自己也成为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统一和取消了联邦的一个国家的独裁者。
1933年1 月30日下午5 点钟，也就是宣誓就职5 小时后，希特勒召集了他的第一次内阁会议。这次会议的记录，后来在纽伦堡同其他成百上千吨缴获的秘密文件一起出现。它透露了希特勒在狡猾的戈林的帮助下如何马上巧妙地愚弄了他的保守派同僚。* 兴登堡任命希特勒领导的并不是一个总统内阁，而是一个＇189＇ 依靠国会内多数支持的内阁。但是参加内阁的纳粹党和民族党在国会583 个席位中只占有247 个席位，不足以构成多数。为了取得多数，他们需要中央党的70票的支持。在新政府成立后的头几个小时中，希特勒就派了戈林去同中央党领袖谈判，现在戈林回来向内阁报告，中央党坚持要求“一定的让步”。戈林因此建议解散国会，举行新的选举，希特勒立即表示同意。但是在做生意上尽管很成功而头脑仍旧像木头一般的休根堡，既不赞成让中央党参加内阁，又反对举行选举，因为他知道，纳粹党有国家力量作为后盾，在选举中可能赢得绝对多数，那样就可以不用他自己和他的保守朋友们的帮忙了。因此他只建议取缔共产党，把他们的100 个席位取消后，纳粹党和民族党在国会中就占多数了。但是希特勒暂时还不打算走得这么远，最后，他们商定，由总理本人在第二天上午同中央党领袖会谈，如果谈判没有结果，内阁就要求举行新的选举。
希特勒很容易地使谈判没有什么结果。他请中央党领袖卡斯主教提出了一张问题清单，作为谈判的基础，结果卡斯主教提出的等于是要求希特勒保
证按宪法来进行统治。但是希特勒却蒙骗卡斯和他的内阁阁员，向后者伪称，中央党提出了非份的要求，没有达成协议的可能。他因此建议，要求总统解散国会，举行新的选举。这样一来，休根堡和巴本就落入了圈套而不能脱身，他们只好同意他，虽然在同意之前迫使这个纳粹党领袖作了庄严的保证，不论选举结果如何，内阁组成依旧不变。新的选举定在3 月5 日举行。
现在纳粹党第一次——也是德国最后一次比较自由的选举——能够利用政府所拥有的一切力量来赢取选票。戈培尔兴高采烈。他在2 月3 日的日记中记道：“现在继续斗争就容易了，因为我们能够利用国家的一切力量。电台和报纸都可供我们使用。我们要给大家看看一个宣传杰作。而且这一次，当然不愁没有经费了。”大企业界人士对于新政府要叫有组织的劳工安分守己、让资方随心所欲地去管理自己的企业这一点感到很高兴，因此2 月20日在戈林的国会议长府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要他们踊跃输将时，他们很乐意慷慨解囊。这次会议是由沙赫特博士出面召集的，会上，希特勒和戈林向二三十个德国工业巨头说明了他们的方针。这些＇190＇ 巨头中有一夜之间变成了热烈的纳粹党人的克虏伯·冯·波伦，伊·格·法本企业的包许和施尼茨勒，联合钢铁公司的伏格勒。这次秘密会议的记录后来保存了下来。
希特勒在开始他的长篇讲话的时候，先给工业家尝了一点甜头。他说：“私人企业在民主的时代里不可能维持；只有在人民对权威和个人有正确的认识时才有可能？？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财富物资都是上帝的选民努力的结果？？我们绝不能忘记，任何文化的好处，都必须或多或少地用铁拳来传播。”他向企业家们保证，他将“消灭”马克思主义者，恢复国防军。后者同克虏伯、联合钢铁公司和伊·格·法本企业这种工业关系特别大，如果重整军备，它们是肯定有好处的。希特勒最后说：“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最后一次选举了。”他并且向他的听众保证：“不管（选举的）结果如何，决不会有任何让步。”如果他在选举中不能获胜，他也要“以其他手段？？用其他武器”继续执政。戈林所谈的比较联系实际问题，他强调有必要作出“钱财上的牺牲”，“如果企业界认识到，3 月5 日的选举将肯定地是今后10年中最后一次选举，也很可能甚至是今后100 年中最后一次选举，他们承担＇ 这种牺牲＇ 一定会容易得多了”。
所有这些话，在场的工业家是听得很明白的，对于讨厌透顶的选举、民主和解除武装将告一结束的诺言，他们的反应很热烈。据蒂森的材料，军火大王克虏伯在1月29 日曾要求兴登堡不要任命希特勒，这时马上站了起来对总理“给我们看到这么清楚的一幅图景”，代表企业家们表示“感激”。沙赫特博士接着就开始请他们认捐。他在纽伦堡回忆说：“我募集到了300 万马克。”1933年1 月31日，即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的次日，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同元首一起开会时，我们定下了对赤色恐怖进行斗争的方针。目前我们暂不采取直接的对抗行动。必须先让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尝试爆发出来。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就要采取行动。”
在竞选运动逐步展开的时候，尽管纳粹党当局的挑衅行动越来越多，但是仍然没有爆发革命的迹象，不论这一革命是共产党的革命还是社会党的革命。到2 月初时，希特勒政府已经取缔了共产党的集会，封闭了共产党的报纸。社会民主党的集会不是被禁止举行，就是受到了冲锋队打手的捣乱阻挠。
社会党的一些主要报纸一次又一次不断被勒令暂停出版，即使天主教中央党也没有逃脱纳粹恐怖。天主教工会领袖施特格瓦尔德想要在一次集会上讲话，遭到了褐衫队员的殴打。在另外一次集会上，冲锋队员打伤了好几个人，勃鲁宁不得不要求警察保护。在竞选运动中总＇191＇ 共有51名反纳粹分子被谋杀，纳粹党方面声称他们也有18人被打死。
戈林兼任普鲁士内政部长一职的重要性现在开始为人所注意到了，他不管他的名义上的上级普鲁士总理巴本的约束，解除了普鲁士的好几百名共和派官员的职务，而代之以纳粹党人，其中大部分是冲锋队长和党卫队长。他命令警察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同冲锋队、党卫队、钢盔队为难，但是在另一方面却要无情对付那些“敌视国家”的人，他要求警察“使用武器”，并且警告说，违令者将受到惩处。这等于公开号召占德国2/3 面积的一邦（普鲁士）的警察开枪打一切反对希特勒的人。为了保证无情地完成这项工作，戈林在2 月22日成立了一支辅助警察部队，总共5 万人，其中4 万人来自冲锋队和党卫队，1 万人来自钢盔队。因此，普鲁士的警察力量就基本上操在纳粹党打手的手中了。只有没有头脑的德国人才会向这种“警察”要求保护，抵御纳粹恐怖分子。
但是，尽管这种种恐怖，戈培尔、希特勒和戈林所等待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却没有“爆发出来”。要是挑衅的办法不能奏效，难道不能用捏造的办法吗？
2 月24日，戈林的警察搜查了共产党在柏林的办事处卡尔·李卜克内西大厦。共产党领袖在几个星期以前已经放弃这个地方了，他们有些人已转入地下，有些人已悄悄地溜到俄国。但是地下室里还有成堆的宣传小册子，这就足够让戈林在一份官方公报中宣称，搜获的“文件”表明共产党要发动一场革命。但是公众的反应，甚至政府中某些保守分子的反应，是持怀疑的态度。看来很明显，在3 月5 日举行选举之前，必须找到一些更加耸人听闻的东西来惊动一下公众。
国会纵火案
2 月27日晚上，德国4 个最有权势的人分聚在柏林两处晚宴席上。在伏斯街的外人不得进入的贵族俱乐部里，副总理冯·巴本在款待总统冯·兴登堡。在郊外戈培尔的家中，总理希特勒来吃便饭。据戈培尔的记载，他们当时没有谈公事，只是听听音乐，聊聊天。“突然，”他后来在日记中说，“汉夫施丹格尔博士来了电话：“国会起火了！’我想他一定是说假话，所以连提也没有向元首提起。”但是在贵族俱乐部进餐的人距离国会却只有一个拐角。
突然［后来巴本写道］我们看到窗外有一道红光，并且听到街上有人在［192 ］喊叫。有一个仆人匆匆到我身边低声说：“国会起火了！”，我马上转告总统。他站了起来。我们从窗口可以看到国会的圆尖顶，仿佛被探照灯照亮了一般。隔一会就冒出一道人舌和一团浓烟，使你瞧不清轮廓。副总理用自己的汽车把老总统送回家以后就匆匆赶到起火的国会。与此同时，戈培尔（根据他的日记）对普茨·汉夫施丹格尔的“假话”又想了一想，觉得有点不妙，打了几个电话以后知道，国会的确起火了。在几秒钟之内，他和元首就“以1 小时60英里的速度从夏洛登堡公路驰赴犯罪地点”。
他们一到火灾地点就马上宣称，这是一件罪行，这是一件共产党犯的罪行。
戈林比他们早到了那里，头上冒汗，嘴里喘气，兴奋得有点失常。据巴本后来说，戈林还赌咒发誓他说“这是共产党反对新政府的罪行”。戈林对新任的秘密警察头子鲁道夫·狄尔斯大声说：“共产党的革命开始了！我们1 分钟也不能坐待。我们要毫不留情地对付他们。共产党干部一经查获，当场格杀勿论。今天晚上就把共产党议员统统吊死。”国会纵火案的全部真相究竟如何，也许永远不能见诸天日了。凡是知道真相的人，今天几乎都已死绝了，大多数是在事后几个月中被希特勒害死的。
甚至在纽伦堡审讯的时候，这个案件的真相也不能完全大白，虽然有足够的证据可以相当没有疑问地确定，布置纵火以图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正是纳粹党人自己。
在戈林的国会议长府下面，有一条地下暖气管通道，通到国会大厦。一个以前在旅馆中担任过侍者的柏林冲锋队长卡尔·恩斯特在2 月27日晚上带领一小队冲锋队员经过这条地下通道到国会大厦，在那里洒了汽油和易燃化学品，然后很快地沿着原路回到议长府。与此同时，一个对纵火有特殊癖好的头脑愚钝的荷兰共产党人马里努斯·范·德·卢勃也偷偷地潜入了这所黑黝黝的陌生的大厦，放了几把火。这个没有头脑的纵火狂真是上帝给纳粹党人送来的。他是在几天以前为冲锋队所发现的，他们听到他在一家酒馆里吹牛，说是曾经在好几所政府大厦中放过火，下一个打算要烧国会了。
纳粹党人居然发现了有一个神经错乱的共产党纵火犯决心要干他们自己决定要干的勾当，这样的巧合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193＇ 但是却有事实为证。放火这个念头，最初肯定是戈培尔和戈林想出来的。当时在普鲁士内政部供职的汉斯·吉斯维乌斯在纽纶堡作证说：“最初想到放火烧国会的是戈培尔。”秘密警察头子鲁道夫·狄尔斯在供词中还说，“戈林事先完全知道火是怎样起的”，因此命令他“在起火之前就准备好在起火后马上要加以逮捕的一批人的名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担任德军参谋总长的弗朗兹，哈尔德在纽伦堡追述，有一次，戈林曾经吹嘘过他的业迹。
在1942年元首生日的午宴席上，谈话的话题转到了国会大厦的建筑及其艺术价值。我亲耳听到戈林打断大家的话，大声他说：“真正了解国会大厦的，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是我放火把它烧了！”
说完，他还用他的手掌拍着大腿。* 看来很清楚，范·德·卢勃是受纳粹党人利用的。他们鼓励他去国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