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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熊汝霖刚到南安县，就以保境安民为由，组建南安县民团。团勇全从穷苦但安分守己的百姓中招募，地痞流氓一个也不要。他把这些团勇分为三班，每人每天只需当值四个时辰，其余时间仍可从事各自的营生。至于经费，暂时没有，但凡成为团勇者，可免全家徭役一年。
但仅凭这一条，来报名应征团勇的小伙子已经排起了长队，因为这个时代的徭役实在是太重了！一人入民团而全家免除徭役，对普通百姓来说，还是很划算的。
不到三天时间，熊汝霖就组建了一支五百人的民团。因为经费奇缺，暂时没有武器，只能用锄头、耙子等农具暂时替代。但这支队伍也有优势，那就是团勇性情淳朴，心很齐，对熊汝霖下达的命令，能不打折扣地去完成。
有了民团撑腰，熊汝霖便可放开手脚了。他的第一把火，首先烧向县衙的衙役。这帮人名为衙役，实则与地方恶势力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平时没少干欺压百姓的事，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
熊汝霖在同安县做典史的时候，就已经对这种现象有了很直观的认识。同安知县是个典型的张口闭口孔孟之道，对实际事务一窍不通的书呆子。他的任期只有三年，在任内出政绩，还得不得不倚重这帮人。而县丞、主簿等官员，本身就是同安当地人，都是和这些衙役穿一条裤子的，把当地弄得乌烟瘴气。
如果是别人，就算不与这帮人同流合污，也只好忍忍算了，毕竟典史只是最小的小官，得罪了上峰，肯定不会有好果子吃。但熊汝霖却不然，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却在暗中收集知县无所作为，县丞、主簿及下属衙役鱼肉百姓的确凿证据，一封奏章寄往京师。
本来按明旧制，可以上奏章的最小地方官员就是知县，知县以下是没有资格上奏章的。但朱由检登基以后，以“广开言路、清除弊政”为名，放宽了上奏章的限制，只要是朝廷命官，皆可上奏章。
但实行以来，低级官员上的奏章却是寥寥无几。道理也很简单，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朝廷的政令到了县乡这一级，往往已经变味，地方势力才是真正的主宰。低级官员与地方势力根本就是一回事，都是既得利益者，当然会闷声发大财，有什么事也都是私下解决，闹到府里已经是不懂规矩，更何况是上奏朝廷，直达天听？
所以熊汝霖这封奏章一上，朱由检相当重视，责成内阁彻查所奏是否属实。朝廷要彻查的消息传到同安，县丞、主簿等人既惊恐万状，又对熊汝霖恨之入骨，便铤而走险，雇了几个江洋大盗去刺杀熊汝霖，企图杀人灭口朝廷的调查无法进行下去。
孰料朱由检对他们这一套早有防备，他在泾阳时就见识过当地低级官员的卑劣行径，对熊汝霖这样年轻有为的官员，自然是要严密保护。刚刚看过奏章，朱由检就以飞鸽传书密谕福建锦衣卫他们派人手暗中保护熊汝霖。
自从扳倒魏忠贤以后，锦衣卫被朱由检整顿一新，现在各地的锦衣卫千户、百户全都更换为秦兵出身的军官。按照朱由检的旨意，他们平时相当低调，并不直接过问地方事务，但一直在做收集情报等工作，必要时也可奉旨缉人。
福建锦衣卫千户接旨之后，专门派了四名武功高强的锦衣卫，带队的还是一名百户，以仆人的身份来到同安县，对熊汝霖进行贴身保护。那几个江洋大盗虽然过去没少干杀人越货的勾当，但这次碰上锦衣卫，算是撞到枪口上了，三招两式便被全部拿下。
本来这几个家伙都是亡命之徒，也知道干系重大，既然行刺失败，便打算抵死不招。无奈他们是落到了锦衣卫手里，想撬开他们的嘴巴，那还不简单？不一会儿，几人就全招供了。
有了确凿证据，锦衣卫百户直接上门抓人，把县丞和主簿全部拿下。别看他们只有四个人，可一亮飞鱼服、绣春刀，谁敢不服？
县丞和主簿这两个家伙，在同安县代代为官，根深蒂固，别说是知县，就是知府想动他们，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可锦衣卫一出动，就代表着皇权，什么势力到这也不好使。等到锦衣卫把两名人犯移交给泉州知府的时候，这俩家伙早已全部招供，涉及各种恶性案件数十起，就连小时候偷看丫环洗澡这种事都招了。再想翻供，势比登天！
结果不出三天，以县丞、主簿为首的同安县犯罪团伙便被连根拔除，逮捕了上百人，其中很多都是县衙的衙役；同安知县则因为失察，被革职为民。熊汝霖孤身一人，对抗地方势力大获全胜，虽然有朱由检为他撑腰，但他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精神，以及心思缜密、明察秋毫的特点，也让朱由检大为赞赏。
所以，朱由检交给熊汝霖一个的任务：在郑芝龙的老家，对付郑芝龙！
1524章 初战告捷（）
朱由检之所以信任熊汝霖，可能还要从熊汝霖恩科最后一场的策论说起。【←八【←八【←读【←书，。2↘3。o彼时谈论起国家大事，几乎考生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辽东建虏，或是流贼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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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熊汝霖观点独特，认为东南海疆防御薄弱，是大明的心腹大患，其危害甚至可能超过建虏。他还特意在试卷中提到，有些海盗表面上接受招抚，实则仍然我行我素，朝廷不可不早图之。虽未提名道姓，朱由检自然知道他说的就是郑芝龙。
所以在熊汝霖到南安赴任之际，朱由检也用密诏对他交了实底。那时候郑芝龙还未与叛军勾结，但朱由检已经下定决心，要铲除这股最大的海盗势力。但郑芝龙尚未公开反叛，朝廷四处用兵，也确实没有余力，所以朱由检叮嘱熊汝霖，要在郑芝龙的家乡南安县密切郑芝龙的动向，设法削弱他在大陆的势力。
熊汝霖接诏之后喜忧参半。喜的是，皇帝虽然年轻，却是高瞻远瞩，不但非常重视东南海疆，还认清了郑芝龙的真面目。此时的朝廷，从上到下没有一个官员主张打击郑芝龙，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皇帝是采纳了熊汝霖策论中的意见。这就叫知遇之恩，熊汝霖怎能不感激涕零？
而忧的是，南安与同安完全不同。在同安县，他可以仅凭几个锦衣卫就扳倒当地势力，因为当地势力就是再大，也不敢与朝廷对抗。可南安县就不同了，郑氏一族已经在当地经营多年，除去郑氏本身外，南安县的很多人也受到郑芝龙诱惑，跟着他出海当海盗去了。其时福建海防形同虚设，这些人来去自如，官府要么根本不知道这些人的现况，要么即使知道也不想管。
也就是说，这些人是根本不服朝廷管束的。如果熊汝霖仍然只凭一己之力对付郑芝龙，轻了无人理睬，重了的话，比如又用锦衣卫逮捕郑芝龙的党羽，那说不定这些海盗就会公然劫牢反狱。锦衣卫就是能耐再大，毕竟人数太少，寡不敌众，后果不堪设想，更糟的是还会刺激郑芝龙，与皇帝暗中制约的思路不符。
所以熊汝霖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先组建一支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力量，也就是民团。之所以不用卫所军或是衙役，是因为这些人本身就不干净。尤其是南安县的衙役，熊汝霖还在同安县时就听说过，他们收了走私船主的好处，不但对走私偷渡等行为视若无睹，还会在府县应付差事的巡视之前，给走私船主通风报信，结果自然是一无所获。
因此民团成立起来以后，熊汝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肃衙役队伍。他的手段说起来非常简单：让民团团勇偷偷跟着衙役，看看他吃的什么、用的什么，家里要花多少银子，然后把衙役叫到二堂对质：你一个月的薪水才有多少，怎能花钱如此大手大脚？那些银子都是从哪来的？
这些衙役平时作威作福惯了，怎么也没想到新来的知县大老爷刚一上任，就查到他们头上！有人便想抵赖，说这是祖产。熊汝霖倒也不刑讯迫供，只是对每个有问题的衙役都单独审讯，吓唬他说：如实招供者，只要数额不大且积极退赃，本老爷便不深究。如果拒不承认，也没有用，因为某某人可已经都招了。你若不招，也只是为他人顶缸而已。本来顶多只是打二十板子的事，你非要挺到死罪，那也随你。
这些衙役久在公门，自然知道此中利害。知县老爷懂断案的不多，一般都是刑名师爷代劳。这师爷和下面的龌龊事，那就不可胜数了。但看这位新任知县的架势，钱粮、刑名师爷，一概不用，审案全是亲力亲为，想通融也通融不了。
这些衙役虽然没少和案子打交道，但多是文盲，真正的律法条文，他们怎么也抠不过读书人啊。意欲撒泼耍赖死不认账，那些民团的泥腿子们却在一旁怒目而视，看样子只要知县一声令下，就得把他们打个半死。没奈何，只得招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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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如同一座并不坚固的堤坝，只要有一个招的，就像堤坝出了一个小小的溃口，很快就会全线崩溃。这些衙役减轻自己的罪责而互相攀咬，最后全县衙六十多个衙役，竟然没有一人不受走私船主贿赂。而这些船主的后台，毫无疑问就是郑芝龙。
熊汝霖当然知道这一切都和郑芝龙有关，但假作不知，只把矛头指向那些走私船的船主。那些衙役招供以后，熊汝霖把他们全关在县衙大牢之中，对外封锁消息，只提出几个熟知走私船出没规律的他们引着民团在海滩上埋伏。
结果这个伏击战打得异常漂亮，到了半夜，来了八艘二百料的武装商船，船上的几十名水手虽然都有鸟铳等武器，但谁也没想到在郑芝龙的老家，这个走私了多少年的地方还会出问题，因此都毫无警惕地下船交易。
与他们交易的则是南安县的走私商人，他们同样对熊汝霖抓捕衙役的事一无所知，赶着满载货物和银两的马车前来接头。结果五百团勇鼓噪而出，水手和商人们猝不及防，全被当场擒住。货物和银两均被视为赃银而扣押，但最大的收获，还是那八艘武装商船，和几十条鸟铳。因为朱由检在密诏中早有安排，知道熊汝霖根本没有家底，便许南安县凡是查获走私船只和武器，可先自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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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熊汝霖的民团初战告捷之后，便有了战船和武器，已经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了！
至于那些走私商人，到现在还没搞清楚状况。因为郑芝龙在名义上还是福建水师总兵，他们便赶紧把郑芝龙抬了出来，希望用郑芝龙的名头把熊汝霖吓唬住，然后大事化小，出点银子也就完了。
不想熊汝霖冷笑一声道：“尔等刁民，十分大胆！朝廷已开海禁，不是不让尔等出海，因何官府登记？不就是逃避税银么？单是走私也就罢了，还敢诬陷郑总兵大人！来呀，每人重责二十，看他们还敢不敢胡言乱语！”
1525章 南安市舶所（）
走私船主和商人受刑不过，只好承认是自己走私，与郑芝龙无关。熊汝霖要的就是他们这一句话，立刻把这些人全部收监。
当然，原来的那帮衙役也早关起来了，再从民团团勇中选拔正义感强、服从指挥、身体强健的，成为全新的一批衙役，共一百人。反正衙役并非官吏，明面上也是服徭役的，薪水还得知县老爷个人掏腰包。就算知县把他们全换掉，改用自己的人，也完全说得过去。
熊汝霖还故意派南安县丞、主簿二人，去泉州府汇报案情。其实从衙役的供词中，熊汝霖早就知道这二人也是走私的参与者，不过这两人既是朝廷命官，又与郑氏的联系比较密切。熊汝霖故意不抓他们，一方面是麻痹郑芝龙，另一方面也是欲擒故纵更多参与走私的势力暴露出来。
这两个家伙离开南安县以后，果然心急火燎地跑去给郑氏在福建的代理人、也就是福建都司副指挥使郑芝虎送信。那时郑芝虎还没有逃跑，但郑氏已在密谋接应叛军，郑芝虎的心思全在那上面了。
听完二人报信以后，郑芝虎也没当回事，还以为是二人办事不力，没笼络好这个新来的知县，把二人臭骂了一顿。俗话说“是官就有私，是私就有弊”，又有道是“当官不打送礼的”，官场风气皆是如此，这个姓熊的难道就能例外？无非是胃口比别人大了些而已。只要多送银两，再天天请他去花天酒地，找几个美貌女子相陪，不怕他不放人放船。
二人得了郑芝虎的指示返回南安，不过从南安到福州走旱路得四百余里，又多是山路，崎岖难行。这一来一回，已经用去了十天的时间。等回来一看，两人不禁彻底傻眼！
原来熊汝霖借着这十天的时间，已经做成了好几件大事。
第一，罚没了走私船主、走私商人的全部家产，将人犯全部发配到贵州去了。其实按照《大明律》，对走私的刑罚是非常重的，这样大数额的走私，完全可以论死。不过由于官府实际上并无能力有效阻止走私，所以基本上是一纸空文。尤其是福建这一带，过去官府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熊汝霖的这个判罚，相对于过去来说当然是非常重的。但《大明律》规定走私论死，熊汝霖没杀他们，还算是从轻处罚了，谁从明面上也挑不出毛病来。
第二，充分利用罚没物资，迅速扩大民团规模。本来民团只有五百人，抽出一百人做衙役之后，还剩四百人。但熊汝霖有朱由检的密诏撑腰，可以从罚没物资中提取十分之一，做为“办案经费”，船只和武器则全部拨给他使用。
这下熊汝霖一口吃了个胖子，要知道仅仅这一次走私，双方的货物和银两总值就将近十万两。熊汝霖从中拿出八千两，招募团勇，这次就不是白干了，而是每名团勇可得月薪二两。二两银子，已经足够普通人家全家老小一个月的开销，更何况还免除该户徭役，团勇每天只需出勤四个时辰，家里的活也不耽误。
这下百姓应征做团勇的积极性更高了，很快民团的规模就扩大到一千五百人。应征上的固然欢天喜地，没应征上的，除了羡慕之外，抱有“出洋挣钱”想法的人，这种念头也淡了不少。毕竟谁都知道大海茫茫，极凶极险，船毁人亡这种事实在是太多了。若守家在地便能丰衣足食，谁愿意冒这风险！
第三，开展海上巡逻。熊汝霖不是罚没了八艘走私商船么？他可没让这些船闲着，从第二天起，就组织团勇上船训练。训练了三天，便把这八艘船分为四组，每组两艘，沿着南安县的海岸线进行例行巡逻，四个时辰一轮换。
过去南安县根本就没有海防，如今就算是有了。虽然只有两艘船、二十条鸟铳，但已经震慑了本县的那些走私商人。前面那帮人刚刚被抄了家，人也被发配了出去，一时间还真是没人敢顶风作案。
第四，设立南安市舶所。市舶司是朝廷设立、负责海上对外贸易的专门机构，相当于现代的海关。但由于前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海禁状态，即使隆庆年间解除海禁，限制仍很严格。到了天启年间，整个大明只有浙江、福建、广东三个市舶司，海上贸易量虽然很大，但经过市舶司正规渠道，定额包税的贸易还是很少，大部分都是走私。
走私当然就不用缴纳税款了，只要用少量银子贿赂当地官府，别让官府抓了现形即可；或者干脆就不理官府，明目张胆地走私。如此一来，大明的对外贸易实际上处于失控状态，税银流失，走私商人却因此暴富。
就拿福建市舶司来说，整个福建地区，每年进行海外贸易的商船艘次数量难以准确估算，但至少在一千艘次以上，贸易额何止千万两。但福建市舶司收取的税银，连三万两都不到，少到了可笑的地步。
其实朱由检早就想推动大明的对外贸易改革了，这改革的第一步，自然是开放更多的口岸。但仅设浙江、福建、广东三司，这又是一条祖制，可不是轻易就能改的。即使大明与葡萄牙的官方贸易已经开始，朱由检也暂时没碰这条祖制，并未新增市舶司。好在官方贸易并不涉及税收问题，葡萄牙人的商船也来得很少，算是把这个问题绕过去了。
但改革总要试水，总要有第一步。朱由检把这个试点选在了南安，其实这也是熊汝霖在密奏中提议的。
要说起这个时代的人的智慧，朱由检也不得不佩服。熊汝霖在密奏中说，不是祖制规定只设三司，不得新增么？南安县属于福建省，福建市舶司设在省府福州。而福州在福建北部，南安在福建南部，两地相距四百余里，南安的商船到福州去办理手续很不方便。以此为理由，可在南安设立市舶所，名义上隶属于福建市舶司，算是福建市舶司的一个派出机构。实际上，该怎么干就怎么干。这不就不违反祖制了么？
1526章 南安市舶所 二（）
设立市舶所，是朱由检和熊汝霖早就规划好的一步棋。当熊汝霖以飞鸽传书急奏京师后，因为不涉及祖制等麻烦问题，朱由检又向温体仁等人暗示过，“温党”阁臣加上中间派阁臣，以及黄宗羲等中书舍人均对熊汝霖的想法表示。
而东林党人这时候仍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督师不力”的周延儒身上，对东南沿海一个偏远小县的事情，并无多大兴趣。所以很快内阁便出了票拟，同意在南安县设立市舶所。朱由检立即批红生效，心中自是大喜：这可是个的“判例”，以后也可以成为“旧制”了。
得到朝廷的批准以后，南安市舶所立即开始运作了。办公地点很简陋，就是在南安最大的河流晋江入海口处搭了个简易棚子，因为很多商船都是从晋江中启航。
不过，别看办公地点简陋，市舶所的权力却不小。此前虽有三大市舶司，但朝廷对每个市舶司的运作并未做统一规定，各市舶司都是各行其是。这就给了南安市舶所足够的空间，朱由检把这里做为试点，推出了与其他市舶司并不相同的政策。
市舶所的基本规则很简单：凡是南安县境内百姓，欲出海打渔或是贸易者，必须以船只为单位，在市舶所注册登记。只有注册过、有市舶所颁发牌照的船只，才允许出海，否则一律不准出海，抓到了就以走私论处，船即没收，人即收监定罪。至于南安县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