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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想象她曾打算利用自己的身世出名，这只需跨出小小的一步。玛格丽特当时已发现自己已成为一个传奇人物，决定不让任何人“开发”她的传奇经历。她要自己写。我觉得这理所当然。她开始写道：“我已经老了，一天……”
除了扬，谁也不能更近地观察她，尤其是会写作的人。我又想起了她的另一句话：“我不明白你怎么能忍受我。一个作家是不能忍受另一个作家的。”
她暗示我我不是一个作家，因为我能忍受她，那么，她今天是不是把我当成一个作家了？因为她再也忍受不了我。我只认为她刚刚发现我不太懂得如何对待她了。她不再给我机会。
女友杜拉斯（60）
从此，她沉默了。我想念她。或者不如说我想念她的才能，她的意见，她可能会说的关于波斯尼亚或成年人对儿童性诱惑之类的骇人听闻的话。可她并没有主张，她只是幻觉。她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幻觉者。作为朋友，我还可能爱她，由于她是个幻觉者，她会明白这一点，她也会爱我。友情远远地持续着。那是始终不渝的。
对我来说，玛格丽特部分地生活在另一个国家。她从那个新国家里给我送来荣耀的迹象：她的每本书都像一条私人信息，我能从中找到她。我无需接近她就能比她的大批新崇拜者更了解她。无论如何，她和我在这场风暴中分手了。
在她最辉煌的时候我们突然闹翻，我对此并不感到惊奇。这荣耀一出现我就消失了。不是我愿意这样，而是我几乎在不知不觉中离开了。或者说她离开了我。当我的亲朋好友成名成家时，我不会有意躲开他们——他们当中有不少才华卓着——但一种首先是表面上的决裂出现了，并在数年中蔓延开来。在我的目光中应该有一种不适当的嘲讽的意味。然而，我并不讨厌荣誉。
她对着所有的麦克风都讲，对所有的摄像灯光都不避讳，我觉得她变俗了。但在这一点上我弄错了，我不再进行必要的纠正，玛格丽特仍然是最聪明的。
她开始戴上一顶鸭舌帽，并摘下了眼镜。她那几年接受的采访比她一生还多。档案资料泛滥成灾。最大的玩笑。上当受骗了，还是没有？她欣赏报纸头版自己的形象和自己的肖像，哪怕是最老相的。她嘲笑贬义的批评。现在，年龄过时了，她达到了另一种美。高傲的孤独她已经受够。不管怎样说，把自己当做名人总比在衰老中耗尽自己有趣些。
当别人攻击她时，我便保护她。在她做出过激的行为时，我几乎总能发现其中有一道微光，一种真相。她没有证据，没有准则，但她有直觉。总有一天，我会把那些都讲出来，这毫无疑问。她讲不了自己的传奇经历，这不以她的意志为转移。她死后将无能为力，这一点已经激怒了她。再也不能掌握什么控制什么，这个专横的人被惹急了。她放风说我很坏。30年来第一次。“坏”，这是孩子用的词，课堂里面用的词。世界上毕竟只有很少的坏人。人们有时也说她是坏人，我觉得这同样也是不真实的。玛格丽特不坏，她往水塘里扔方砖，因为她不能忍受和谐。尤其是任何湖泊都不能给人以幸福的幻想。这个世界一下就被毁了。爱情和友谊也如此。她必须不时地让别人知道这一点。
十二年，直到她去世，她一直对我关闭大门。她甚至不把门开大一点让我的孙子进去。我希望安托万还能记得起来，他曾见过那个以诗祝贺他出生的神奇女人。她没有回我的信。
晚上，我得给她打电话。我的大胆使她震惊，我的不敬又惹怒了她。我还可以让她发笑，但我没有这样做。远离，我最后感到挺合适：一个单独的地方，一个经过选择的地方，一个我所习惯的观察点。她是否关闭家门让我写作……她是否给我这些时间让我思考，让我慢慢地习惯她的消失……不，她不是一个关心我的利益的女慈善家。我妨碍了她，仅此而已，她没有好好考虑。
她很少盘算，以至于不能完全离开我。她希望我读某某书，看某某演出，某某电影。于是，扬打电话给我：“你得去卡图什里剧院。以她的名义打电话给迪迪埃·伯萨斯。那是她喜欢的一个电影导演……”一天，扬高兴地对我说：“对了，她想和你一起吃饭。《情人》的制片克洛德·贝里在一家大饭店给她开了个户头。她想在公爵厅请你吃饭。”
不一会，扬又打电话来抱歉地说：“我不该提前通知你她的邀请。她改变主意了。”
女友杜拉斯（61）
她改变主意没有任何意义。对于她的出尔反尔，我只一笑置之。我发现，她做出的任何举动都不能再动摇我的爱。玛格丽特要么热情如火，要么冷若冰霜。她不是一个普通的朋友，她像一座灯塔，照亮了我的生命，不管狂风暴雨，都放出自己的光芒。
1986年，灯塔可能要熄灭了。玛格丽特又濒于死亡，深度昏迷了几个月。我在没有她的乡村，在我们曾一同走过的墓地来来回回地走着。有一天，她曾给我留下过类似遗嘱的东西。她说，当一个作家死了的时候，只有肉体去了。因为他已在自己的每一本书中慢慢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而我却慢慢地继续自己的哀伤。
1989年，她打电话给我。我的儿媳瓦莱莉因车祸身亡。她问我关于孩子们的情况。我寥寥数语，很奇怪，不想回答她。我怀疑她是否真的悲伤。我本来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尽力博取她的同情。恰恰相反，她自愿在电话里讲了那么长时间，我却爱理不理。
听到她的声音，我并没有激动，只对她重新采取主动感到高兴。我从心底里感谢她在我们之间设了这段距离，它迫使我更加独立。
1991年，我去了越南，印度支那的战争痕迹和她度过童年的地方同样使我好奇。我不是去抒思乡之情的，而是想在瓦莱莉死后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我去了沙甸，去了永隆，我在湄公河边的阳台上过了一夜，听机帆船的隆隆声，在轮船间捕捉渡船，它们像蚂蚁一样活跃。但根据《情人》拍摄同名电影的让…雅克·阿诺德却用深蓝的色调来重新描绘“层层都有平台、四周围着栏杆的大别墅”。深蓝或鲜红的屋子镶嵌着马赛克。人们在河上组织水上竞赛，就像威尼斯的狂欢节一样。确实有个副领事全副武装，在岗亭里朝远处的女人们开枪，还有一些空旷的网球场，我乐意向她描述，但所有可能集中在她的小说里的东西，玛格丽特都认为是偷来的。
我并没有因为去了越南而对玛格丽特有更多的了解。她写的比我能看到的更精彩，我也没有听到任何关于她的佚事。我不去听别人对她的追忆，只希望自己的回忆能因年久而产生某种色泽，从此永不磨灭。
我并不比她的读者更清楚她写的东西是完全真实、有点真实还是完全虚构。她本人知道吗？当人们写作的时候，人们最终会更相信自己所写的东西，而不是自己所经历的东西。她真的和她哥哥睡过觉吗？又是和哪个呢？是诱惑人的无赖皮埃尔还是听话挨打的保尔？她在医院里发谵妄时，曾打电话告诉我说她哥哥真的死了：“你知道，是小约瑟夫。”
总之，“那是一段永远不会结束、不会有任何结果的爱情，它是不真实的、难以存在的、受人诅咒并肯定要遭到噩运。”
我没有问她。皮埃尔还是保尔？完全虚构的事情？我相信她所说的一切。没关系。关于这种乱伦的爱，只有作品让人相信。
“所有写出来的东西都是真实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任何东西是真实的。”
对于那个“世界性”的情人也如此。他真的很有钱，是个中国人吗？他回来看望过她吗？或仅仅是有这么个人而已？我对此一无所知。朋友间所说的任何秘密都不能代替作品。
“我的身世并不存在。我写的东西都合乎逻辑，但又全都是假的。”
女友杜拉斯（62）
在我们共同度过的那些年头，玛格丽特没有明确向我讲明任何事实。或者说法不一。甚至地名、她母亲隐居的村庄和她父亲的出生地，她也含糊其辞。我从来没有想到要问她。真假问题与传记作者或参加文学考试的人有关，与从事精神活动和小说创作、生活在变幻不定的领域中的作家无关。她的前夫罗贝尔·昂泰尔姆写过一本书，叫《人类》，讲述自己被流放的经历。她说：“他写了一本书，写他以为在德国经历过的事。”这“以为经历过的事”使拥护历史真实的人大为惊讶，甚至使他们不满，但对玛格丽特来说，没有作品与生活间的这种神秘就没有作家。
对她来说，完全真实的书，甚至是传记故事，应该出自暗处，出自经过提炼的记忆。这种记忆不过是一团雾，一种关于有利于阴影和怀疑的记忆的记忆。人们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
我还有太多的回忆，这我感觉到了。但在她沉默的当儿，我即席创作了，我甚至创作了一些疯狂的故事：事实上，那个中国人是她母亲的情人，而她，是这桩秘密结合所混血产下的女孩。她母亲只是一个好斗的妓女。当这个女人去世时，她身边有600只小鸡，床的四周有40平方米的小鸡，还有羊。至少她是个有怪癖的人，很可能有情人。
玛格丽特是否从这场通奸中继承了这张亚洲人的面孔，并且在她生命的最后日子慢慢地变成了一个汉族女皇？但我很高兴，很快乐，玛格丽特的书也有此倾向：车站的那种滑稽可笑和幻想。在她的书中可以找到一切，纯洁的和不纯洁的，通俗和诡辩，正如生活中的她一样：掩盖或提示空虚，两样都滔滔不绝。
最后，她烧了整座林子。尽管喉咙被刺穿了，她仍要让别人听见她的声音。但在这一点上，我感到很伤心。我再也听不出她的声音，也认不出她。这个朋友消失了，荣耀从我这儿把她夺走了。我只记得起来我过去爱过她。她对某些人来说才是“明星”，她还在歌唱，在她嗓子很漂亮的时候。现在，她打嗝了，人们跪着听她说话。她用伤心的声音给人以教诲，所有信徒都来者不拒。
扬，非常忠于她的人，对我说：
“你错了，她看见自己离去了，她很痛苦。不再活在世上了，这对她来说是不能容忍的。”
“她不再嘲讽人了。”
“你不再了解她。”
也许……我宁愿认为她死了。我已常常将她埋葬。几个月过去了。我已习惯她不再存在。
作家去世了，但人们可以永远喜爱他的作品。1996年，伊丽莎白·德帕迪厄、奥罗尔·克莱芒和雅克·斯皮赛尔在蒙巴那斯剧院演出《河流与森林》和《萨伽王国》。2月份，为了庆祝我的生日，我为十位朋友定了十个座位。看完演出后，我们举行了庆祝活动。扬也来了。他送了我一束花，非常漂亮，关于玛格丽特的健康状况，他显得很谨慎。他不能忍受她越变越小。他说她有时和他在一起时他仍觉得她“跟以前一样”，但她不想让别人看见她这副模样。他把圣伯努瓦大街的家门关得紧紧的。除了乌塔，对谁都不开。
由于我们刚在剧院里领略过她昔日的幽默，玛格丽特又出现在庆祝活动当中，那天晚上，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并决定再次聚会。
演出后的一个星期天，扬、伊丽莎白和奥罗尔来我家中吃饭。我们定了时间：3月3日。
刚好在那个星期天，1996年3月3日，演出结束后，演员们宣布：玛格丽特去世了。
女友杜拉斯（63）
我原以为她已经死了，但那是另一回事，又出现了另一种死。
那天晚上，扬大部分时间都不在，但伊丽莎白和奥罗尔在。我们一起追忆她。当人们开始追忆已去世的人时，昔日就像忧伤一样使人们心情沉重。我们也谈起了昔日的她，但我们照样笑。追忆玛格丽特不能不笑，不能不把痛苦与这种滑稽结合起来，它曾像酒精一样，帮助她忍受生活。
漂亮的塔蒂亚娜也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之中。她曾演过蒙巴那斯剧院的那场戏，现在与布鲁诺一道生活。布鲁诺是个可爱的摄影师，玛格丽特最初的那批电影就是他拍的。他忠于爱情，忠于友谊。那天晚上，她的一群朋友重新聚集在一起，就像在诺弗勒一样。十二年的不快之后，我又重新加入其中，几乎完全出于偶然。
我们永远分离了吗？现在，也许是这样。所以，为了不让她失去，我要写。至少，她在纸上不会死。正如她说过的那样：“写作永存。”
我不打算参加她的葬礼。我在圣伯努瓦大街她家的信箱里给扬和乌塔投了一封信。我甚至不敢上楼。
玛格丽特在世时不希望我再靠近她，我尊重她的意愿。
在马莱伊…勒吉庸，我本来可以再见到她的。但不是在圣日耳曼…德普雷，不是在教堂里，除了在已成废墟的瑞米耶日，我从来没见过玛格丽特上教堂，哪怕是在罗马。
安托万举行洗礼时，她说：“为什么不？一种赎罪的仪式……”但为了上天堂……我猜扬愿意上去看她。扬想象葬礼应该十分壮观。棺材后面跟着一大群人。就像为维克多·雨果送葬一样。
乌塔羞答答地提出异议：“我母亲不会喜欢这样的。”但谁都知道我们的送终习俗。
我的朋友维奥莱塔告诉我，在巴西东北部，所有接近过死者的人，哪怕只短短的一瞬，都必须聚集在死者的坟墓边上，以重新创造他完整的生命。
“哪怕你在她的生命中只占小小的一部分，你也必须出席。我和你一起去。”
我们提前到达了。教堂里已挤满了人。我们准备从旁边溜进去，但两个我在阴暗中没有认出来的年轻人过来找我：“你的座位已经预留好了，在前面，和家属在一起。”
我的泪水突然涌了出来，终于，我被一个家庭接受了，而这是她的家庭。我认出了让…马克和让娜，我从他们后面走向教堂的唱诗班，这一回，我的头脑糊里糊涂的，好像这十二年并没有过去。十二年前，我没有哭。我年轻时就学会了对付忧伤，我突然感到十分幸福，这种让众人在此进行告别的仪式，把我带到了幸福当中，我因重逢而幸福得流泪。
女友杜拉斯（64）
扬和乌塔走在棺材后面，两个年轻人就像两张小小的纸。一本书中的纸。她曾写下这个可怕的句子：
“由于各种原因，我的一生充满了耻辱。”
亲爱的玛格丽特，我也为她的痛苦而哀伤。我听见她说：“痛苦就像是一种解除痛苦的方式，就像是第二次爱情。”
巨大的耻辱！谁能说出对自己如此无情的话来？也许只有另一个已故的朋友阿兰·坎尼能。他下葬的那天，几乎没有任何人参加。圣罗什教堂里没有部长，甚至没有演员为伟大的阿兰送行，只有剧场里为《金首级》1发出的雷鸣般的掌声。
我不像有的人那样酷爱葬礼，但我到了能将其作出比较的年龄。玛格丽特的葬礼是最简短、最混乱的。三月的阵雨倾盆而下，袭击着泥泞的墓穴。
我立即回到了诺弗勒，在她倒塌的屋子四周踯躅。几年来，我给她寄照片，告诉她房子该修了，屋顶塌了，树叶该修剪了。她很少放在心上，任百叶窗和画自行损坏。她命令乌塔什么都别碰，于是乌塔任蜘蛛张网，鲜花枯萎。甚至连插座也不能换。玛格丽特在阴间还在看：哪怕小小的一笔都会赶走此处的灵魂。
今天，这座神奇的屋子已经不能用了。它胜似博物馆，胜似作家的住所，玛格丽特已把它变成了静寂森林中的美人城堡。人们进入其中，将倒退无数个世纪，或者来到一个迷人、没有参照物、像她一样传奇的世界。乌塔在里面听莫扎特的音乐时，又在其他东西之后加了一棵仙人掌。
扬潇洒地消失了。我希望他在修道院或妓院里，但我相信他躲在别处。他在写一本我希望见到的书，而不是绝望地以酒浇愁。
当这个故事差不多结束时，我感到一阵悲伤。好像要跟玛格丽特最终告别似的。于是，我在我们共同的道路上又耽搁了一会。由于疏忽，一部分手稿被人偷了，我只得重写。我寻思怎么会这样，也许是她不愿意我写，但我像在《是的，也许》最后的对话中一样回答自己：
“为了以后的孩子们。”
1996年于诺弗勒城堡
译后记（1）
译完《女友杜拉斯》的第二天，我便匆匆飞往巴黎。这次赴法时间虽长，但主要与出版社谈业务，不准备采访太多的作家，但米榭勒·芒梭是一定要见的。
之所以要见芒梭，不仅因为我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一些人名、物名、地名和书名需要咨询，一些特殊的背景需要了解，更因为芒梭和杜拉斯亲如姐妹数十年，可以说是最了解杜拉斯的人之一。我译过杜拉斯的小说，写过不少关于她、关于她的书、关于她的电影的文章，编过亨利·莱里的《杜拉斯传——羽毛之重》，手头又刚好有一本在法国刚出几天、闹得沸沸扬扬、厚达600多页的《玛格丽特·杜拉斯》（劳尔·阿德勒着）。凡此种种，都促使我去见芒梭。
然而，阴差阳错，一系列的不巧使我们在一个月后才好不容易联系上。那天一早，我还没起床，她便打电话来，说：“终于找到您了。我下午两点的飞机去美国，两个月后才回巴黎。”她要我立即去她家。我那天上下午都有约会，晚上又要去德国，但还是抽中午的时间赶到她家。当时，她已收拾好行李，准备出发。
芒梭并不像我原先以为的那样，靠杜拉斯的荫庇成为作家。她出身名门，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60年代就开始出版小说。她曾在电视台当记者，写了大量的纪实作品，萨特还给她的书写过序呢！她的文字相当洗炼、流畅，语言平易而富有磁力，特别容易动感情，这些在本书中都表现得很充分。我很纳闷，这么一位出色的作家，怎么能忍受杜拉斯的反复无常，甘心陪伴杜拉斯数十年，随杜拉斯搬家，跟杜拉斯一同喜怒哀乐，让自己淹没在杜拉斯耀眼的光环之中呢？芒梭回答说：“我脾气好。”随即又补充了一句：“她很孤独。”的确，杜拉斯相当孤独，尽管她周围常常有崇拜者，但她的内心永远只对她自己开放，她的过去、她的爱情只属于她自己。“我总想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