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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脚虽然窝囊，但还是我们的结拜兄弟，我和小李跟在他身后，一直追到桥上。长脚趴在桥栏杆上，对着河中的货船掉眼泪，喉咙里发出呃呃的声音，好像要噎死过去。我们怕他跳河，就抱着他的腰。我奶奶说过，撞墙抱头，上吊抱脚，跳河抱腰，都是拯救自杀者的办法。长脚却不肯离开，双手抓住桥栏杆，双脚抵住桥沿，好像一张弓一样被我们拉开，这就更不能放手了，因为一松手就会把他弹到河里去。最后小李把手伸到长脚腰眼里，点了一下，他就松了劲，我们把他扛到街上，长脚坐在马路牙子上，像个女人一样啜泣。
我和小李一左一右护住长脚，防他再跳河，长脚脸上哭出了深一道浅一道的泪痕。路过的工人对我们喊：“路小路，李光南，你们俩又欺负长脚！”
长脚哭够了之后，对我们说：“我要辞职！”
“去哪里啊？”
“不管去哪里，我就是要辞职。”
“可是你去哪里呢？”
长脚说不出来，我们也说不出来。九三年，坐在河边，河很宽，河水是黑色的。去哪里这种问题是不能想的，假如我去想，就不免要问再自己，我从哪里来？我是谁？这他妈不是一个电工该想的问题。长脚是不可能辞职的，他只会做管工，我甚至还不如他，我只会拧螺丝拧灯泡。后来厂里跑出来一个车间管理员，指着长脚说：“长脚，修管子去！”长脚已经哭累了，只能站起来，老老实实地跟着他走了。我坐在马路牙子上，点起一根香烟，等烟燃尽了，我拍拍屁股，和小李一起去换灯泡。
我曾经问过小李，你技术不错，又很年轻，为什么不到三资企业去撞撞运气。小李说，三资企业管得很严，动不动就被开除掉，国营企业虽然操蛋，但它不能开除职工，除非你真的去打车间主任。
我那时候对三资企业没什么概念，只知道是香港人、台湾人以及外国人开的厂，至于它们和国营企业有什么区别，大概就是工资比较高吧？小李给我算过一笔账，在糖精厂，我们一天干两个小时的活，其余六小时闲着，在三资企业一天马不停蹄地干八个小时的活，工资却不会高出四倍。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后来我遇到个高中同学，他在一个韩国人的厂里做流水线，他说，一天至少干十个小时，连小便都要登记挂号。
九十年代，戴城开发工业园区，到处都是土方车，在大街上横冲直撞。这些土方车从农田运来泥土，把另外一些农田填平，造厂房。六根说，他们村里来了一些穿西装的人，说是免费给农民挖鱼塘。农民开心死了，养鱼比种地挣钱。于是挖土机就开进了村子，日夜不停地挖鱼塘。六根的爸爸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家的菜地全都变成了四方形的大坑，足有三米深，掉进去根本爬不上来。等到他爸爸回过神来，已经晚了，他们家的房子仿佛耸立在一座山丘上，四周全是深坑。下过雨之后，他家就成了个孤岛，得坐在木桶里游出去。六根爸爸没办法，只好放了鱼苗来养。有一天，村里的小化工厂放污水，鱼全死了。
六根家的菜地，最终变成了工业园区的地基。我们嘲笑他：六根，你家好大的游泳池啊，可惜全是深水区。
那时候，戴城的工业园区，据说是新加坡投资的。全市的干部群众都很紧张，新加坡人就要来了。我以前不知道新加坡，据说是一个国家，据说是一个城市，后来知道这个城市就是这个国家。戴城的报纸上说，新加坡是一个花园一样的城市，又干净又安全，而且很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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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年的时候，我鬼使神差地听过一场报告。有几个领导跑到新加坡去考察，然后召集了一些青年去听报告。我们坐在一个小会堂里，看了好多幻灯片。领导说，以后戴城会成为一个劳动力奇缺的城市，因为很多外商都会到这里来开厂，以后就再也不用担心找不到工作了。下面的青年听得很受鼓舞。领导忽然又说，但是，戴城群众的素质有待提高，新加坡的法律很严，谁要是随地吐痰，就会被拉进去用皮鞭抽，这皮鞭可不是你们爸爸的皮带，而是特制皮鞭，并且像鞋子一样有尺码，按照各人的体重挨不同规格的鞭子。小孩有小孩的鞭子，女人有女人的鞭子，退休工人有退休工人的鞭子。这一鞭子下去就变成半残废，得在床上躺一个月，养好了伤，再拉进去抽第二鞭子，如此循环直到抽完。最重要的是，新加坡是个法制国家，不可以托关系走后门，你要是犯了事，就算你爸爸是公安局长都没用。领导说完这个就对着我们奸笑，我心想，他妈的难道我们国家就不是法制国家吗？
我当时没什么法律常识，听到这种胡诌，吓得要死，以为那个南洋的花园国家会向戴城派遣行刑队。这些行刑队会站在街上，戴着红袖章，凡是看见不文明的行为，就一鞭子抽过去，连罚款都不需要，因为他们有钱，不稀罕人民币，他们的嗜好就是抽人。由于他们的文明水准特别高，所以看不顺眼的东西也特别多，像我们厂里的人几乎个个都可能挨鞭子。我心想，谁要是敢抽我，我肯定一板砖拍过去。后来领导又说，他们不但敢抽戴城人，连美国人都敢抽。我心里不禁又开始佩服他们。
这场报告听得我一头雾水，假如马上就有鞭子等着我们，为什么大家还那么鼓舞？后来白蓝说我脑子有病，听报告时候断章取义，就听出这种效果来。
我对工业园区和三资企业抱有恐惧感，就是从这场报告开始的。后来，新加坡人来参观戴城，全市发动进行爱国卫生运动，连我们农药新村都在大扫除，还灭鼠。我妈妈问街道主任：“新加坡人会到我们这里来吗？”街道主任说：“我也不知道，但灭鼠很有必要，万一老鼠跑到宾馆去呢？”灭鼠运动之后，老鼠没见少，农药新村的鸡鸭被毒死了一大片，又不能吃，只能任由它们在草丛里发臭。那时候新加坡人已经不干了，工业园区投资到了另外一个城市，死鸡死鸭没人管。
有关三资企业，对一个戴城人而言，始终是奋斗目标之一。另外还有两个普遍的奋斗目标：考上大学，开个杂货店。除此以外就没什么了。坐科室那是梦想，不是目标，奋斗了也没鸟用的。当时，糖精厂里暗流涌动，很多人都想去三资企业碰碰运气。我以为小李会去，或者是长脚，没想到第一个吃螃蟹的竟然是六根。
有一天六根对我们说，他要去一家台资企业做电工。我们都很吃惊，说：“六根，你辞职啦？”六根说：“我没有辞职，我有一大把调休，可以歇三个月。我打算去台资企业干三个月，干得好就辞职，干不好再回来嘛。”我问他：“不调你档案啊？”六根说：“三个月试用期，不要档案的。知道什么是试用期吗？”我还真不知道，糖精厂没有试用期的，进厂就签合同。六根说：“小路，你要多见见世面，三资企业很现代化的，管理也是现代化的。”我们就夸他聪明，六根最喜欢别人夸他聪明。
后来六根就去了。过了一个礼拜，六根又出现在我们面前，他鼻青脸肿，嘴上结着血痂，看这样子是被人打过了。
六根告诉我们，台资企业在很远的镇上，每天早上五点钟，那个厂里有一辆破破烂烂的中巴车，把员工接到镇上去上班。更多的员工是住在厂里的。六根很看不顺眼，三资企业的厂车竟然是一辆中巴车，而且那么破。中巴车也奇怪，不给进厂门，是停在马路上的，工人得在门口打卡，然后才能徒步走进去。
六根第一天上班，下了中巴车，打了卡，趾高气扬往厂里走。他发现台资企业很奇怪，工人走进厂门都是安安静静的，没有人交谈，更没有人说笑。工厂门口站着八个穿武警服的保安。这种武警服在地摊上都能买到，是农民工和小流氓穿的，六根也就没在意。他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上班时候要在门口站八个保安，糖精厂最多就站一个胡得力嘛。另外，这家台资企业才两百个工人，就要用八个保安，而糖精厂几千个职工，也才配备了五个厂警。这莫非是劳改营啊？
六根很犹豫地站在门口张望，后来有个保安走过来，操着外地口音对他说：“你这个傻逼在这里看个鬼啊？”六根一听就生气了，六根是电工，虽然长得难看了点，但手艺很好，糖精厂的厂警从来不敢对他这么凶的。六根指着保安说：“你他妈说什么？”话音未落，忽然屁股上挨了一脚，接着当头又挨了一拳，然后他就被十六个拳头包围在中间。八个保安围着他，像打狗一样打他。周围的工人依然静悄悄地走过，没有人围观，也没有人劝架。
六根被打昏了过去，醒来发现自己被扔到了国道边上，衬衫（已经完全是布条了）口袋里塞着一张开除通知单。六根没搞明白，自己还没上班，就莫名其妙挨了一顿打，然后就被开除了。国道上全是风驰电掣的汽车，六根伸出手想拦车，那些车发出巨大的噪音从他身边开过，没有一辆减速的。六根沿着国道往回走，走得很慢，他感觉自己的腰被人打断了。太阳下山的时候，他看见一片波光粼粼的水面，水中央有个岛，岛上有几幢农村的小楼房。他知道自己到家了。
六根被暴打之后，我们都断了去三资企业的念头。无处可去也是一种快乐，还是老老实实拧灯泡吧。叔本华说，一切幸福都是消极的。没事的时候，我们几个青工就坐在花坛边上，看工厂里形形色色的人。比如说，王陶福的老婆追打王陶福，他们从生产区打到办公楼，从澡堂打到食堂，很像一部叫做《猫和老鼠》的美国动画片。王陶福是档案科的，其人精瘦，因为阿芳跳楼跳烟囱的事，我们都叫他诱奸犯。他老婆追打他的时候，手里拎着各种东西，有时候是扫帚，有时候是钢管，凶神恶煞，大呼小叫，锐不可挡。王陶福则是一声不吭，闷头逃命。工人看到这种情景，总是拍手叫好，还给他们加油，干部看了，往往是皱着眉头，嘀咕一声：“不成体统。”
后来王陶福的老婆发展出了另一项技能，扔砖头。她追不上王陶福，就在手里揣着板砖扔他，这就不是夫妻打架了，因为扔砖头会把人砸死。但是，可爱的是，他老婆从来砸不中他，有时候追得非常近，砖头几乎可以直接拍在王陶福的后脑勺上，但她还是会砸偏掉，砖头从王陶福的耳边嗖地飞过。照鸡头的说法，他老婆简直是故意的，这种打杀都快成为一档节目了。由于她乱扔砖头，厂里的玻璃窗碎了好些，大家都在玻璃上贴着透明胶带，防止玻璃碴子崩到脸上。
有一天王陶福被他老婆追到了死胡同里，当时他非常绝望，前面是一堵墙，后面是他老婆，他老婆后面是一群看热闹的工人。我都怀疑他是不是渴望长出一对翅膀，可以飞到天上去。王陶福停住脚步，做了个暂停的手势，走到他老婆面前，劈手扇了她一个耳光，然后就抱头蹲在地上，任由他老婆发泄。那婆娘真不是个省油的灯，挨了耳光之后，大叫一声，一脚踹翻王陶福，坐在他胸口，然后从脑袋上摘下一根钢丝发夹，她就用这根发夹在王陶福的脸上划了一个血淋淋的“井”字。
我小时候种牛痘，胳膊上有个“井”，后来看到有人把牛痘种在自己男人脸上，这个事情叹为观止。“井”字伤疤就留在了王陶福的脸上，过了一些日子，这伤疤褪去了一半，变成一个“牛”字，操，每当看到王陶福，我们就会想起他老婆的牛逼。
除了看夫妻追打，我们还会看到干群对打。有一天，废品仓库的方瞎子把保卫科长推到了茅坑里。方瞎子不是真的瞎子，只是绰号如此，一般的解释是认为他不长眼睛，见谁灭谁。那天保卫科长走过生产区，想要小便，来不及回办公大楼，就在附近找了个厕所，恰好方瞎子在大便。方瞎子是蹲在小便池上拉屎的，这非常恶劣，后面来小便的人必须注视着他的屎。保卫科长见了，非常生气，就骂了一句。身为保卫科长，对这种行为提出抗议，这也很正常，一般工人也只能接受。后来拉屎的人抬起头来，保卫科长倒吸一口凉气：原来是方瞎子！
方瞎子对保卫科长说，你不要走。他擦好屁股，拉上裤子，走到保卫科长面前，然后就把那张用过的草纸按在了保卫科长的脸上。趁着保卫科长惊慌失措之际，他又把他推进了茅坑里。这一切发生得非常快，如电光火石一般，据说这就是高手。等我们跑过去看热闹的时候，一切都结束了，唯有地上一串粘着屎的脚印，无声地诉说着发生过的事情。
我们当时不明白，保卫科长身高一米七五，很壮，而方瞎子身高才一米六，还有点驼背，凭什么方瞎子就把保卫科长按到了屎堆里。鸡头说，你们还不知道方瞎子吧，他当年拉过电闸。因为一件小事扣了他的奖金，他也没闹，也没威胁谁，独自跑到生产区的配电房，一把拉下了全厂四个车间的生产电路，轰的一声，糖精厂忽然鸦雀无声，马达不转了，锅炉不叫了，反应釜不反应了。甲醛车间上百万的原料，在炉子里电加热，就此变成一堆废料。
我以前听老牛逼说过，有人牛逼到敢去拉电闸，没想到就是方瞎子。我说我知道，听说他还扛着炸药包去厂长办公室。鸡头说，不是炸药包啦，是雷管，拉电闸是犯法的，本来保卫科要把他抓进去的，搞破坏至少劳动教养，谁知方瞎子全身绑着二十根雷管冲到了厂长办公室。当时的厂长快退休了，都吓傻了，没有人愿意干一辈子革命工作在退休之前被炸死，这种死法太冤枉。就这样，方瞎子没被抓进去，厂长也没被炸死。方瞎子这么个破坏狂人，最后被调到废品仓库当闲差，那儿全是些破烂玩意，他想砸什么就随便砸吧。
我们几个小青工听得咋舌。鸡头总结说，所以啊，保卫科长不是输在体力上，而是输在气势上。
见识了方瞎子，我们对鸡头说，真是一山还比一山高啊，以前就知道老牛逼不能惹，现在才知道厂里有这么多高人。鸡头冷笑一声，说，你们知道个屁，真正的高人是谁，你们根本不知道。后来，鸡头指给我们看，那个扫地的老头，又瘦又干，皮肤苍白，长得有点像欧洲人。鸡头说，你们知道他是谁吗。我们一起摇头，这扫地的老头是个孤老，住在附近的毛竹棚子里，很少说话，也从来不正眼对我们看的。鸡头说，他是国民党的青年师师长，二十岁就当上了少将，黄维兵团的，淮海大战时候被我军俘虏，关了些年再放出来，就在我们厂扫地。老头伦敦留学，一口标准的英语。他还有好多部下都在香港台湾。据说老部下来探望他，要接他去享福，老头捏着扫帚只说一句话：“要听共产党的话。”
九三年，我在工厂里做电工，每天到厂里的澡堂去洗澡。那个澡堂在工厂宿舍区的正对面，一楼是男澡堂，二楼是女澡堂。男澡堂有一个大浴池，还有淋浴间，女澡堂则没有浴池。我一直以为女人也能蹲在浴池里泡澡，后来去过女浴室才知道，女人只能淋浴。我是去女浴室换灯泡，而不是偷窥。
九三年在宿舍楼抓到一个偷窥狂，这人拿着望远镜对着女浴室观望。我们厂的宿舍楼，是一幢极破的三层楼房子，木结构的，住着很多老鼠，平时根本没什么人愿意进去，一是怕房子倒了砸死在里面，二是怕着火了烧死在里面，三是怕被耗子咬了染上鼠疫。此人就蹲在三楼的走廊里，静悄悄的，看得很开心。后来，夕阳照在他的望远镜上，光线反射到女浴室的窗口，有个女工觉得很晃眼，朝那个方向看了看，心领神会，然后就跑下来喊人，抓流氓。
这个流氓是梁秃子的儿子，在甲醛车间做管理员的。梁秃子造了那么缺德的管道，现在终于有把柄被群众捏在了手里，本来应该把他们父子俩都吊在厂门口，剥光了衣服用新加坡皮鞭抽打的，但这个老东西非常狡猾，他竟然对厂长说，他儿子不是变态偷窥狂，而是对人体解剖感兴趣。他儿子的志向是要考医学院，结果呢，只能为医学院提供福尔马林，这就使他产生了一种医生情结，老想看看人体。厂里看在梁秃子是工程师的份上（也不知道他送掉了多少中华烟），居然不做任何处理，把他儿子放了。
当时我们很想不明白，操他大爷，一个对人体解剖有情结的变态狂，可比一个窥淫癖恐怖一百倍。我看过一个英国电影叫《开膛手杰克》，据说是确有其人，这哥们就是以解剖活生生的女人为乐趣。这种人应该马上关到精神病医院去，但厂里不这么想，我们也没办法。
出事的当天，我们几个人跑到宿舍楼里，那里很安静，夕阳都快落山了，几只耗子吱吱叫唤着从我们眼前走过。我，长脚，小李，我们三个很好奇，我们想从那个位置上尝试一下，是不是真的能看见女澡堂。我们站在窗口，那里离澡堂大概有三百米远，用肉眼几乎什么都看不到。
我们看不到赤膊女人，只能看看赤膊男人。洗澡的时候，我们几个很注意观察各色男性生殖器，从干部的到工人的，从退休的到在职的，黑的白的，有毛无毛，长短粗细。当时我是出于无聊，纯粹当游戏来玩，没想到养成了习惯。我现在在厕所里尿尿，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朝两旁的生殖器观望，我既不是同性恋也没有解剖癖，我就是习惯了看一眼。有次在宾馆里看到一个黑人，GREAT！我都想对他竖大拇指了。
另一个澡堂游戏仅限于我们几个青工之间，就是用毛巾抽打荫部，当然是抽别人的，抽自己那是抽打派教徒。长脚在这个游戏中成为了受害者，他长得瘦，根据我的经验，瘦子的老二总是显得大，既然它大，那就成为众人抽打的目标。长脚很可怜，有时候在淋浴房洗头，一脸的肥皂沫，眼睛都睁不开，忽然荫部被毛巾抽了好几下，等他冲掉肥皂破口大骂的时候，干坏事的人早就无影无综了。至于我和小李，我们是结拜兄弟，可以公然地抽他。起初长脚还反抗，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