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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长脚一直很抱歉，其实我们都很爱他，他性格像个女人，一米九五的身高脱光了形同蜘蛛，我们爱他所以要欺负他，和工厂里的其他疯子不一样，其他人纯粹就是欺负他，并不爱他。趁着他抹眼泪的工夫，我们看了看他的老二，都他妈被抽红了，下手太狠了，很不应该。那时候我还年轻，不知道如何来表达同性之爱，抽抽鸡芭似乎是唯一的办法。现在我是绝不会这么干了。
那时候洗头，都是用洗头膏，有草莓味道的，菠萝味道的。之后出现了海飞丝，我是工厂里率先使用海飞丝的，因为我头发油腻，白蓝建议我用这种洗发水。那天为了安慰长脚，我就把我的海飞丝借给他用，他接过来，倒了小半瓶在手里，一半涂在头发上，一半涂在荫毛上。他这么浪费我的海飞丝，我也没说他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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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洗澡的时候终于发现，全厂最大的鸡芭不是长脚，也不是其他瘦子，而是元小伟。元小伟是鸡头的徒弟，前面说过，他每天被鸡头按到电门上，用220伏的电流打一下，这样他就成了个不怕带电操作的电工。他练出这种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非常神气，每天揣着个电笔，在厂里昂头挺胸地走来走去。这样的青工我们都不太爱理他，我们自己虽然是青工，但不是所有的青工都爱搭理的。
有关元小伟的鸡芭，已经大出了一般人的想象之外。用对比法来描述，虽然比不上我见过的GREAT，但也远远超出了黄种人应有的比例。据说这跟他每天挨电击有关系，我看过个电影，说李小龙就是用电击的方式锻炼力量的。元小伟电的是手指，长的是鸡芭，这一点也很神奇。
我们跑回电工班，对鸡头说：“我靠！元小伟的家伙太大啦！”鸡头不信，长脚就用手比划出了一个很不现实的尺寸。这时候六根在边上说：“我可以作证，真的很大哎。”鸡头抓了抓头皮，说：“勃起的时候要这么长，也算正常吧。”我们一起说：“软的！软的时候就这么长！”鸡头说：“操，他爸爸是黑人啊？”
六根不停地说：“太大了，太大了。”六根的小鸡鸡我们都见过，我们从来不去抽他，怕伤他的自尊，因为很难认准目标。鸡头安慰地拍了拍六根，说：“六根，不要自卑。大的家伙不一定派得上用场，主要还是看技巧。”六根叹了口气说：“我找谁去练技巧啊？”
自从发现了元小伟之后，长脚就很兴奋，长脚说，以后不用抽他了，改抽元小伟吧。我们瞪了他一眼，说：“长脚，你脑子清楚一点。你以为谁都能抽啊？”长脚非常苦恼地皱起眉头，他终于知道，我们之所以抽打长脚的鸡芭，并不是因为它大，而是因为它长在了长脚的裆部。我们不是疯子，只是比较爱他而已。
元小伟的事情很快传了出去，电工班发现新人类。不久，车间里的阿姨们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以前她们点名要电工，都是点我和小李，现在她们会对鸡头说：“鸡头啊，把元小伟叫过来换灯泡吧。”元小伟去了之后，阿姨们就用目光抽打他的荫部，他自己不知道。有几次六根和他一起搭档出去，六根是个手艺很好的电工，出去换灯泡是很伤自尊的，当然，和元小伟一起站在阿姨们面前，自尊更是成了狗屁。六跟回来以后非常生气，说阿姨们根本不理他，就围着元小伟说话。发生了这种事情，我和小李乐得清闲，鸡芭小就小吧，至少不用干很多活。
有关元小伟的问题，纯粹是出于好奇，当时我没见过什么世面，有一种格物的心情，格到活人身上，纯属幼稚。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性质就很恶劣了。
我们发现胡得力从来不去澡堂洗澡。工厂里，食堂分为干部餐和工人餐，但澡堂没法分，干部群众都是四点钟下班，下班之后就去澡堂泡着。工人可以吃得差一点，但绝不可能接受干部洗过的洗澡水。由于我们是和干部一起洗澡的，见识过很多科长科员的裸体，这些基层干部和中层干部中，唯独胡得力，从没有出现在澡堂。
假如从推理的角度来说，可能性有很多种，胡得力不爱洗澡，胡得力家里是开澡堂的，胡得力有裸体恐惧症，胡得力喜欢去桑拿房找个小姐给他洗。这都有可能。但我们当时武断地认为，胡得力的情况和元小伟正好相反，他太小，见不得人。后来我和小李去换灯泡，说起这个事，我站在梯子上，用圆珠笔在墙上写道：胡得力，没鸡芭。
小李大惊失色，说：“小路，你找死啊。”
我说：“怕个鸟啊，你也来写。”
他说：“我不写，小噘嘴会骂我的。”他那时候也和我一样，不再喊她杜洁的名字，冠之以绰号。
我说：“你怎么跟长脚一样胆小啊？”
小李说：“我不是胆小嘛，但是会被送去上三班的嘛。”
我说：“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
后来他在我的强迫下，也爬上去用圆珠笔画了个很袖珍的鸡芭，他没留笔迹，很聪明。我更无所谓，我会用三种不同的笔迹写字，那六个字是我专门用来写情书的笔迹，厂里没人见过。
那串字，以及那个图，被留在了仓库里的某一个电灯泡边上。写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有趣，或者很害怕，写过之后就发现什么都不会发生，不会有人去那里看我们写的东西，仓库里没什么人，而且写的位置很高，接近天花板，站在地上根本看不到。后来仓库粉刷墙壁，油漆工连看都不看，就把我们的作品给刷掉了。我想到厕所里去写，这样就能被很多人看到，后来我蹲在厕所里，发现四周的墙壁上写满了淫词艳赋，根本没地方下笔，于是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九三年厂里评先进，那是冬天了，我站在厂门口的宣传栏前面，我看到玻璃橱窗后面贴着很多照片，全是那一年的先进工作者。其中有白蓝，也有胡得力。第二天清晨，起着大雾，我很早就来到厂里，我揣着一支很粗的水笔，先在白蓝的照片边上画了一朵花，再在胡得力的照片边上画了一个鸡芭，并不袖珍，而是很大的，对着他的嘴。然后我返身逃入了茫茫白雾中。
我离开工厂之后，有很多个夜晚，都在稿纸上描述它。有时候我把它写得非常伤感，有时候则非常快乐。我从来没有写过白蓝，除了这一次。即使是在我三十岁以后，写到她，也只是一些断断续续的故事，我不能一次就把她说完。我做不到。在我有限的生命里，我将一次次地把她放下，又重新拾起。我用这种方式所表达的已经不是爱了，而是怀念。但是这种怀念来自于我身体最深的地方，是我血液中的一部分，不仅是白蓝，还有其他人。
每一个秋天，站在白蓝的医务室里，都能看到工厂外面的野花。那是一种没有名字的花，大多数是黄｜色的，还有一小部分是橙色的。这些低矮的野花沿着工厂的围墙，一直开到远处的公路两旁，它们非常绚丽，像很炽烈的阳光照射在地面上的颜色。连片的，绵延的，在阴暗的地方似乎要断绝，但在开阔之处又骤然呈现出一片盛景。这种野花的花期很长，从十月开始，一直到霜降大地，它们都出现在我的视线中，用一种骄傲而无所谓的表情。在它们盛开的季节里，有些路人随意地采摘它们，然后又随意地抛弃在路上，车辆碾过，黄｜色的花瓣被挤压得粉身碎骨。即使如此，也无损于它们本身的美丽。
我喜欢站在医务室的窗口，有时她不在，门没锁，我也擅自跑进去，站在那里。她进来之后发现我在，起初她不说什么，后来次数多了，她说：“小路，没有人的房间，除非是你自己的房间，否则不要随便闯进来。”我说：“你说话这么绕，我一句都听不懂。”她摇了摇头说：“跟你讲不明白。最近又被胡得力抓到了吗？”我说：“没有啊。我最近很老实。”每当说到胡得力，她就会再加一句：“你是个叛逆青年。”
我对她说，我不是叛逆青年。我做工人就是这个样子，迟到早退，翻墙骂人，诸如此类的坏事，每个工人都可以去干。假如我去写诗，那我才是工人之中的叛逆青年。我还说到我堂哥，那个收保护费的，他也不是叛逆，他们黑社会里面的规矩比厂里大多了，谁敢不服？假如他去考大学，那他就是黑社会之中的叛逆青年。这种叛逆很少的，它不会被人扁，只会被人嘲笑。我一直认为，被扁的理想是值得坚持的，被嘲笑的理想就很难说了。
白蓝听了这些，就说：“我没说错，其实你还是个叛逆青年。”我听了这话，无言以对。
九三年春天，我曾经和她一起去参加过化工局的一次先进事迹报告，当时，每个厂派十个代表去参加，工会组织的。我在工会的名声还是不错的，工会的徐大屁眼选了几个优秀职工，后来想到我和白蓝曾经救过德卵，这也勉强算是一件先进事迹。徐大屁眼就把我喊过去，通知我星期六下午不用上班了，去局里听报告。我对报告不感兴趣，但可以不用上班，当然乐意，何况是和白蓝在一起。
那天我和白蓝骑着自行车，来到化工局的礼堂，里面挂着很大的红色横幅，灯光明亮，人头攒动，好像有一种开宴会的气氛。白蓝说，坐到角落里去吧。我不干，我要坐到第一排，她说我脑子有病，第一排都是领导坐的，那就第二排吧。我们坐在一个半秃的脑袋后面，我点起一根香烟，白蓝说这里大概不能抽烟，我返身一看，后面至少有十七八个工人都叼着香烟呢。听报告的时候，前面的领导也抽烟，台上的先进模范也抽烟，那时候没有所谓禁烟的概念，只要不在生产区，只要不会炸死人，香烟是随便抽的。
出乎我的意料，先进事迹报告会很好听。有人掉进污水池，另一个人去救他，那人救上来了，另一个人死了。有人勇斗歹徒，歹徒来厂里偷钢材，英雄拿着一个手电筒对付四个拿刀的，被捅成重伤，当然他的手电筒也砸中了其中某个歹徒。有人一年四季免费给厂里职工疏通下水道，老婆闹着要跟他离婚，因为他干这个有瘾，连家里房顶漏了都不管。有人看见毒气泄漏，非但不往外跑，还冲进去关阀门，群众的生命保住了，他自己被熏成了傻子。
我听了这些故事，对白蓝说，我一直以为自己救德卵很伟大，可以上台做报告，现在才知道这根本算不上个鸟毛。这些先进事迹太厉害了，你看过《圣斗士星矢》吗，他们简直就是圣斗士。白蓝说，闭嘴，什么神斗士的，乱七八糟。
后来上来了一个老头，是个老英雄，他为了修一台进口机器，把左手的四个手指头，连带小半个手掌全都轧掉了。他伸出左手给我们看，那只手上长着肉乎乎的四根东西。老英雄盛赞医生的再生手术，那个手术很神奇，就是在他的肋骨上开一个口子，把他的残手埋到肋部，缝上，这样子就像一个人总是在掏自己的钱包一样。过几个月再拿出来，残手之上就长出了一块肉，但这块肉是不分叉的，看起来就像藤子不二雄的机器猫多啦A梦，医生再用刀子把这块肉切成四条，好像削胡萝卜一样削成手指状，再包扎起来，就成了四根手指。当然，也可以切成八条，有八根手指也挺酷的，跟章鱼一样。
我听到这里，又目睹四根Rou棍，很后悔自己坐在第二排。太残忍，胃里不舒服。我扭头瞥了一眼白蓝，她聚精会神地对着老头看，还频频点头，很有兴趣的样子。我忘记了，她是医生，不是变态。
那天我还问白蓝，手指被轧下来到底该怎么办？我有一个女同学，在轴承厂工作，开车床的，他们厂里隔三岔五被轧掉手指，一年下来，能捧出一碗手指，非常吓人。我那个女同学不久前也把手指弄断了，当场疼昏过去，边上的工人把她送到医院，有个小学徒听说现在可以接手指，就把她的断指捡起来，泡在酒精里一起送了过去。医生见了那手指，二话没说，直接送去做标本了。白蓝翻着眼珠摇头，说：“怎么可以泡在酒精里呢？太无知了！”我说酒精不是防腐的吗，还杀菌呢。白蓝说：“泡在酒精里，组织功能全都坏死了。应该找冰块，找不到冰块就用雪糕棒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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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报告出来，已经五点多钟。我说：“以后这种报告我再也不来听了，本来是四点钟下班的，听个报告搞到五点多，不合算。”
白蓝说：“去吃饭？我请客。”
我们在街上找饭馆，我和白蓝没有固定吃饭的老地方，我说去吃面，她说吃面太寒伧，吃西餐吧。后来我们跑进一家牛扒城，闹哄哄的全是人，这是戴城唯一可以用刀叉吃东西的地方，桌子都是用大木板做的，有点像猪肉店的砧板，凳子也是他妈的条凳，只不过比面馆里的条凳更宽更长。服务员端着呲啦呲啦的铁板牛扒在人群中穿梭。有人不吃饭，对着一个二十九寸的电视机狂唱卡拉OK，唱的是张学友的《吻别》。这根本不是西餐厅，我在电视里见过西餐厅的，那里很安静，还点蜡烛，服务员穿得像新郎。白蓝说：“你说的那是法国西餐厅，这个是美国西部的西餐厅。”
我们坐下来，在一群女中学生之中，大家都坐在一张条凳上。有个女中学生胸部特别大，她图方便，把两个胸就放在了桌子上。铁板牛扒端上来之后，呲啦呲啦的全都溅在她的胸上，她尖叫着跳了起来。我看得好玩，白蓝拧了拧我的胳膊说：“不许朝人家看，小流氓。”
我哈哈大笑，我想起李晓燕奶奶的事情，当时我妈也是这么对我说的。后来我想到李晓燕的奶奶已经死了，心里有点难过，我就不笑了。这件事情我一直希望它没有发生过：我没有看到过麻袋片，或者，她没有跳楼。这样我都能过意得去。
我和白蓝是并排坐着的，这么讲话很不方便，后来我骑在条凳上和她讲话。她没法骑，她那天穿着一步裙，就算不穿裙子，她也未必愿意骑着凳子和我说话吧。
她说：“小路，你自己知道吗？你和别的青工不一样。”
我问她：“不一样在哪里？”
“我说不上来，你以后也许能去做点别的。”
“做什么呢？”
“你不要用这么弱智的方式和我说话，可以吗？”她瞪我一眼。
我说，我来告诉你吧，我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我的数学老师说过，我是一个悲观的人，我以为这个世界上这种人比比皆是，后来发现不是这样。悲观的人很少很少，有些人本来应该悲观的，可是他们打麻将唱卡拉OK，非常快乐。我身边全都是这样的人，我不知道自己应该用什么方式来看这个世界，悲伤的，还是乐观的。我小时候认为，一件事情要么是快乐的，要么是悲伤的，它们之间不具备共通性。可是我终于发现，悲伤和快乐可以在同一件事情上呈现，比如你咬了王陶福的老婆，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件好玩的事，都笑死了，但我却感到悲伤。我悲伤得简直希望自己去代替你咬她，这样就不会那么难过了。这就是我和别人的不同，仅仅是微小的不同，不足以让我去做点别的。我和我身边的世界隔着一条河流，彼此都把对方当成是神经分裂。
那天我在吵吵闹闹的牛扒城，用很低的声音说，白蓝，我爱你。但那地方太吵，连我自己都听不清。说完这句话，她没有任何反应，我想放亮嗓子再大声说一次，但我又觉得，这件事情连做两次是很傻逼的，第一次是为了爱她，第二次纯粹只是为了让她听见。我就当自己什么都没说过。
后来，我吃完了一盘黑椒牛排，感觉像什么都没吃，这牛排还不如我们厂里的猪排呢。我也不想吃下去了，没心情。我发给她一根香烟，她摆摆手，说：“我们走吧，闹死了。”这时候，卡拉OK里开始放黑豹的Don’t Break My Heart。这次是原唱，很好听。
出门之后，我们自然而然往新知新村方向去，先是推着自行车走，走累了就骑上自行车。我给她讲些班组里的笑话，长脚，六根，元小伟。她有时笑，有时皱眉头。
在新知新村，她停下自行车，我习惯性地调头回去。她说：“你上去坐一会儿吧，我有个东西要给你看。”我就停好自行车，跟着她往楼上走，楼道里黑乎乎的。那时候我不知道上楼要走在女士前面，我只知道跟着她走，一步裙很性感，我眼睛正对着她的裙子，虽然楼道里很黑，还是看了个一清二楚，躲都没地方躲。
如今让我回忆白蓝的家，我能想起来的是：那是一套两室户的老式公房，房子的质量大概和农药新村差不多，没有客厅，阳台很狭窄。这套房子几乎没有装修过，水泥地坪保持着毛坯房的本色，窗框是木制的，刷了一层绿漆，已呈剥落之状。她就独自住在这套房子里。她拉亮电灯，到厨房去烧水，我独自坐在朝南的房间里。不久之后，她端着一碟瓜子进来，说：“在烧水，等会儿泡茶。吃瓜子？”我说我不吃，但是可以抽烟吗。她说：“你随便，烟缸在书桌上。”
她的家具非常简单，几近于宿舍。唯一有点特色的是靠墙放着个书架，里面有几排医书，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书，烹调，外语，古代诗词。趁她去倒茶的工夫，我抽出一本《妇产科病图鉴》看了看。那本书里面一张照片都没有，全是用素描手法画出来的器官，还打上阴影。等白蓝端着茶进来的时候，我正翻到葡萄胎那一页，以我当时的智力，怎么也想不通好端端的一个孕妇怎么会生出一串葡萄。
她从我手上呼地抽走了那本书，用鄙夷的口气对我说：“你看这种书做什么？”
我说，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