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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三月十八日的子夜，即十九日的凌晨即将来临之前，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进入北京外城、内城，逼近皇城。千钧一发之际，走投无路的朱由检在紫禁城北面的煤山（即景山）自缢身亡。他的死，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老祖宗朱元璋在1368年建立的明朝，在这一年（1644）宣告寿终正寝。李自成虽然推翻了大明王朝，但是他的大顺政权在紫禁城的日子，不过区区四十天而已。由于招降明朝总兵吴三桂不成，他亲自率领主力前往山海关征讨，遭到满洲铁骑的突然袭击，溃不成军，仓皇退回北京。李自成进入紫禁城以后，迟迟没有举行登极仪式，到了大势已去之时，四月二十九日，匆匆忙忙在武英殿举行登极仪式，当了一天皇帝，第二天开始撤离北京。五月三日，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一行，在骑兵的护卫下，乘着銮舆，浩浩荡荡进入朝阳门，直奔紫禁城。于是开始了清朝皇帝君临全国的时代，这一年就是清朝的顺治元年。处在由明朝到清朝的改朝换代转折时期，崇祯十七年便有了特殊的意义。对于明朝的遗老遗少而言，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因而他们对于同样亡国的李后主所写的绝妙好词《虞美人》中的亡国之痛——“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充满了凄婉的共鸣，便不难理解了。清初，孔尚任的名著《桃花扇》上演时，离开明朝灭亡已经半个世纪了，据说，观众中那些依然留恋旧时代的人们被剧情感动得涕泪满襟，唏嘘不已，依然充满感伤。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实在是一个悲剧时代。按照王朝的周期性规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延续二百七十六年的明朝，算不上短命。整个明朝，犹如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永乐、宣德时期出现了第一个高峰，它的标志就是震惊世界的郑和下西洋，被西方学者赞誉为“发现世界”的壮举。此后逐渐走下坡路，到了万历第一个十年，由于内阁首辅张居正的改革，出现了万历中兴，使得万历时期成为明朝历史上最为富庶强盛的时期，缔造了明朝的第二个高峰。但是好景不长，皇帝为了消除张居正“威权震主”的影响，彻底否定了张居正的政绩，甚至以为他是“专权乱政”、“谋国不忠”。于是乎，万历后期政坛高层忙于朋党之争，忙于“窝里斗”，国事急转直下。到了天启时期，皇帝昏庸，朝廷大权落入大太监魏忠贤之手，形成“阉党”专政的局面，正直的官僚不是被革职，就是被杀戮，政局腐败透顶。朱由检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继任皇位的。他严惩魏忠贤及其党羽，清查“阉党逆案”，为遭受“阉党”迫害的官僚平反昭雪，拨乱反正，希望再次营建一个中兴局面。然而时势已经大变，东北的清朝羽翼日渐丰满，明朝与清朝的战争屡屡败绩，满洲铁骑多次越过长城要塞，威胁北京及其周围地区。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造反大军，已成燎原之势，驰骋中原。这两股势力，都想取明朝而代之。大厦将倾，狂澜既倒，崇祯皇帝和他的大臣们，企图挽狂澜于既倒，然而心有余而力不足，上演了一幕亡国的悲剧。在这一幕悲剧中，每个人都在演出悲剧，皇帝以悲剧谢幕，大臣们也莫不以悲剧收场。大明王朝无可奈何地走向灭亡，而且亡在一个颇想有所作为的皇帝手上，不仅明朝的遗老遗少，甚至清朝的顺治皇帝，都扼腕叹息。其悲剧性就在于，并非亡国之君的朱由检演绎了一幕亡国的悲剧。平心而论，朱由检在明朝诸帝中，绝对不是一个昏君，说他出类拔萃，也毫不为过。他上台以后，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由于问题积累太多，内部早已蛀空，颓势难以挽回。无可奈何花落去，巍峨的王朝大厦，轰然倒下。朱由检本人以自缢的方式殉国。这样的情节，怎不令人黯然神伤！它以悲剧的形式，向人们展示一个王朝走向灭亡的过程。我把这幕悲剧的细节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出来，目的是给予读者历史固有的深邃启示，并非只发思古之幽情。就好像我们观看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那样，不必站在哈姆雷特的立场上，而是以超脱的眼光来远距离观察历史。 19世纪独步欧洲史坛的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一大贡献是把历史学变成一门科学。他的名言——历史的叙述应该是客观的、冷静的、无色彩的——是一个难以企及的境界。我想尽量向它靠拢，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接近历史真相，而与形形色色的“戏说”划清界限。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戏说”之风由来已久，人们一批评，编导们就借口“我们不是编历史教科书”来回敬。人们当然喜欢看有趣的戏，而不是乏味的教科书演绎。但是总不能老是让大家看“关公战秦琼”啊！如果听之任之，那么长此以往，就会在观众中形成一种“话语霸权”，把戏说信以为真。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到了那个时候，可就麻烦了。当然，历史学家也应该检讨，为什么历史著作老是写得枯燥乏味，令人望而生畏？波诡云谲、风雷激荡的历史本来是有声有色的、生动活泼的，历史学家完全有可能把历史写得有声有色、生动活泼。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一个典范，他无须“戏说”，照样引人入胜，十分“好看”。近来很畅销的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jontn ）著作的中译本《王氏之死》、《曹寅与康熙》、《皇帝与秀才》等，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他用“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介绍他的研究成果，把史料融会贯通，以生动的文笔表达出来，眼光敏锐，视角深邃而又独特，却又十分“好看”。由此可见，追求“好看”，不一定非“戏说”不可，也就是说，“好看”不必以牺牲历史真实为代价。历史作品的生命就在于真实，没有了真实，再“好看”也是没有意义的。这也可以说是我写本书所遵循的原则。书中所写的都是真实可信的，也就是所谓信史，都有历史文献的依据，都有案可查。但是作为大众读物，不必引经据典，一一注明出处。这样就可以减少许多障碍，在生动的情节、流畅的文字中，感受的乐趣。如果在轻松的之后，各位可以从一个王朝走向灭亡的悲剧中，获得这样那样的启示，那是历史本身的魅力。我只不过是把这种魅力传达给各位而已。从朱常洛到朱由校朱由检，明朝的末代皇帝，即明思宗，因为他的年号是崇祯，所以也被称为崇祯皇帝，出生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当时他的祖父朱翊钧（明神宗）在位，他是皇太子朱常洛的第五个儿子。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二日，朱翊钧去世，八月初一日，朱常洛继位（明光宗）。朱翊钧由于宠信郑贵妃，很想传位给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遭到朝臣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对，才不得不传位于太子朱常洛。在宫廷内部权力斗争阴影下成长起来的朱常洛，长期受到压抑而谨小慎微。登上皇位，对于他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他的父皇朱翊钧，晚年为疾病所困扰，很少临朝听政，中央政府几乎处于瘫痪境地。他接手父皇留下的烂摊子，力图整顿紊乱的朝政，摆脱困境，日理万机，事必躬亲。然而，他自幼羸弱多病，成年后又沉迷于酒色，一旦超负荷运转，身体难以承受。父皇的遗孀郑贵妃，颇有政治野心，希望自己的儿子朱常洵能够取而代之，不怀好意地送来一批美女，供他享用。每天退朝后的夜宴，宫女奏乐，翩翩起舞。就寝时，龙床上常常是两名美女轮流“御幸”。本来单薄的身体，哪里禁得起如此折腾，朱常洛终于病倒了。郑贵妃指使原来在她身边侍候的亲信太监、现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御药房太监崔文升，让朱常洛服用通利药——大黄，致使病情加剧，一昼夜腹泻三四十次，进入虚脱状态。以后，又在郑贵妃的授意下，让朱常洛服用称为仙丹的红色丸药。九月初一日五更，朱常洛一命呜呼。这位明光宗，在位仅仅一个月，成为明朝最为短命的皇帝。郑贵妃原本指望乘朱常洛之死，再次为自己的儿子朱常洵谋求帝位。然而，依然没有成功。朱常洛把帝位传给了长子朱由校。九月初六，朱由校仓促继位，这就是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即位时虚度十六岁，父亲虽然是皇太子，却连遭厄运，作为皇长孙的他，当然没有可能接受良好的“豫教”——执政前的系统训练，学识才干比父亲大为逊色，说他不学无术，似乎也毫不为过。明清史专家孟森说，朱由校是一个“至愚至昧之童蒙”——愚蠢之极蒙昧之极的儿童。传记文学专家朱东润说得更加彻底：朱由校是朱常洛的“文盲儿子”，“一字不识，不知国事”。如此看来，难道朱由校是一个白痴？其实倒也未必。他是一个心灵手巧的颇有创造能力的人，最大的爱好就是做木匠、泥水匠。当时的野史，如李逊之《三朝野记》，这样描写心目中的皇帝：除了喜欢骑马看戏之外，最大的爱好就是盖房屋，亲自操作斧头、锯子，加工木材，技艺之精湛，能工巧匠都望尘莫及。他使用的一些器具，都自己制作；而且性情急躁，早晨开工，晚上一定要完工。当时的宫内太监刘若愚耳闻目睹这一切，在回忆录《酌中志》中说得更为具体：朱由校制作了一种以水为动力的大型玩具，构思与造型都精美无比：“用大木桶、大铜缸之类，凿孔创机，启闭灌输，或涌泻如喷珠，或澌流如瀑布，或使伏机于下，借水力冲拥圆木球如核桃大者，于水涌之，大小盘旋宛转，随高随下，久而不堕。视为戏笑，皆出人意表。”
第四百九十四章 皇帝的迷茫（）
站在后人的角度，再来看这场关系明清双方最终命运的松锦大决战，明朝之所以败得这么惨，其实是有好几方面的原因的。首先来看清朝方面，皇太极在李啸扫灭金州、斩断清朝龙脉，以及活埋了清朝龙兴之地赫图阿拉全城的百姓，皇太极都坚定的不为所动，死死地盯住最终目标，就是要夺占辽西，消灭那十三万明军。这战略目光和坚忍毅力，连死对头李啸，都不得不为之佩服。而在松锦大战中，皇太极对战略打击目标的选择，作战时机的掌握，用兵方略和临阵指挥等方面都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最为突出的是：他善于以已之长攻敌之短，如利用八旗精兵良将善于奔袭野战之长，为了避其不长于攻坚城之短，因此在松锦大战中，始终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诱取明军主动来战，最终不仅消灭了洪承畴率领的十三万援军，而且困逼松山、锦州、杏山的明军守将献城投降，摧毁了明军经营多年的宁锦防线，为进取中原铺平了道路。而对于明朝来说，这次松锦大战失败，后果就实在是太过严重了。此次战役失败，致使关外明军精锐尽丧，松锦杏三城俱失，造成这种惨败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明廷的政治腐败，在此战役中反映尤为突出的有以下几点：第一点，便是盲目催战。当时崇祯皇帝、兵部尚书陈新甲等人，偏信“原属刑曹，本不知兵”的辽东监军张若麒轻敌冒进之言，一味催战。因此，洪承畴“轻进顿师，进不能突围，退不能善后，形见势绌，……遂使重臣宿将选率骁骑，十万之众，覆没殆尽”。第二点，便是督监不和。蓟辽总督洪承畴根据关外兵力和锦州守将祖大寿“逼以车营，毋轻战”的意见，主张且战且守，步步为营，逐步向前推进以解锦州之围。而监军张若麒却反对，“振臂奋袂，扶兵之势，收督臣之权，纵心指挥”，于是明军“但知有张兵部，不知有洪都督，而督臣始无可为矣”。总督和监军两者互相掣肘，明军不知所从。第三点，则是指挥失误。洪承畴虽然精通兵家权谋，由于考虑到个人的得失安危，所以屈从于陈新甲、张若麒等人的权势。当“陈新甲趣之，未免轻进以顿师。”时，他就孤军深入；当“张若麒惑之，倏焉退师以就饷”时，他就率军南逃。因此，洪承畴在指挥作战上，表现出犹豫和动摇，这就必然导致明军失败。第四点，则是将官畏死。明军在松山与清军对阵时，兵员和火器都胜于清军，本应决一死战以解锦州之围，但是一些明军将领畏死，却弃战南逃，如总兵王朴为了自己活命，不顾全军安危，违约先遁，造成明军松山大败。又如明廷为了解救洪承畴，命顺天巡抚杨绳武、兵部侍郎范志完率军赴松山解围，可是“皆敛兵不敢出”。＇1＇以上四点，最终导至了明朝在辽西的悲惨结局，自天启至今苦心经营的防线毁于一旦。松山、锦州、塔山、杏山四城失陷，祖大寿举城投降，致使“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粮刍，尽付一掷，竟莫能续御，而庙社以墟矣！”京师大震，王朴以“首逃”之罪被逮捕，法司开庭审讯。御史郝晋发言：“六镇罪同，皆宜死。”“三桂实辽左之将，不战而逃，奈何反加提督”。兵部尚书陈新甲覆议，“但姑念其（吴三桂）守宁远有功，可与李辅明、白广恩、唐通等贬秩，充为事官。”独斩王朴，崇祯十五年五月十九日处死王朴。职方郎中张若麒被处以死刑，兵部职方主事马绍愉给予削籍的处分。吴三桂受到降级处分，镇守宁远。松锦大战标榜着明朝在辽东防御体系的完全崩溃，明朝在辽东的最后防线仅剩下山海关的吴三桂部。从此，明朝山海关外，仅剩下宁远一座孤城，关宁锦防线彻底被摧毁。在此次战役中，虽然明军由于上层指挥的失误而遭遇惨败，但广大明军将士“视死如归，鲜有乞降者。拥荷其将，立于海中，伸臂冀蔽，俾不中箭，不失敬礼，死而后已”＇10＇，蹈海死者以数万计，展现出了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时人谈迁评价道：“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粮刍，尽付一掷，竟莫能续御，而庙社以墟矣！”《皇清开国方略》谓：“太宗神谋勇略，制胜出奇，破明兵十三万，如摧枯拉朽，指顾而定。”崇祯十五年九月十二，京师，乾清宫。皇帝象一个木偶一样，呆坐在龙椅上，仿佛一名耗尽了全身力气的人一样，瘫坐在龙椅上。又败了，又是一场地惨不忍睹的彻底大败。十三万精锐，就此彻底折损，关宁锦防线彻底被摧毁，关外仅剩孤城一座，而诸如洪承畴祖大寿等明朝文臣武将，大批降清，让明朝原本就奄奄一息的实力，更到了几乎崩溃的边缘。崇祯几乎恐惧地想到了，在这些精锐大军被清虏彻底消灭后，那原本就猖狂肆虐的流寇，可能再无人能制了。这一刻，他突然想起了在四川因为抵抗流寇不力，畏罪自杀的前礼部尚书，号称杨阁部的杨嗣昌，崇祯暗想，也许，杨嗣昌在的话，一定会极力劝阻自已不要去兴兵救援锦州，以至十三万大军全军覆灭。这一刻，皇帝突然老泪纵横。他不会知道，在崇祯十七年初，当李自成的农民军从陕西渡过黄河，横扫山西时，崇祯皇帝在一次高级官僚参加的御前会议上，面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显得悲凉而无奈，感慨万分地对他的大臣们道出了思虑已久的心里话：“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将何面目见于地下？”“朕非亡国之君”，寥寥六个字，发自肺腑，是对兵败如山倒，无可奈何花落去，内心有所不甘的自然流露。平心而论，在明朝十七个皇帝之中，他不但算不上是最为昏庸的一个，而且完全可以和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相媲美，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正如他自己所说：“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清朝国史馆编撰的《明史》也对他高度评价：“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厉，殚心治理。”由此可见，他的自我评价“朕非亡国之君”，并不是文过饰非的夸张之词。但是，明朝恰恰在他手上灭亡了，于是乎历史让他背上了“亡国之君”的恶名，似乎有点不太公平。人们只能感叹他生不逢时，进行委婉的解释。《明史》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那意思是说，明朝灭亡的祸根是万历皇帝朱翊钧一手种下的。明清史一代宗师孟森在《明清史讲义》中，把上述观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说：“熹宗（按：即天启帝），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按：即崇祯帝）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这种鞭辟入里的分析，既揭示了历史的真相，也反映了历史的无情，让并非亡国之君的崇祯皇帝上演了一幕亡国的悲剧。这不禁使作者想起了，俄罗斯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中有一句名言：“皇帝是历史的奴隶。”在一般人看来，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权力无边的，可以向任何人发号施令，似乎也可以向历史发号施令。其实不然，正如托翁所说，人类有意识地为自己而生活，却在无意之中，成为达成全人类历史目的的一种工具，皇帝也不例外。历史是人类无意识的共同集团生活，将皇帝生活的所有瞬间，当作达成自己目的的道具，只为自己而利用这个道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皇帝是历史的奴隶。崇祯皇帝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然而大势已去，回天乏力，所以向大臣们吐露了自己的内心独白：“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在临近王朝末日的紫禁城里，他常常暗自叹息：“朕不自意将为亡国之主！”明朝灭亡以后，遗老遗少们回首往事，不免感慨系之，但是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崇祯皇帝不是一个亡国之君。复社诗人吴伟业的《圆圆曲》，以“鼎湖当日弃人间”的诗句来缅怀皇帝的逝去。他的史学名著《绥寇纪略》对逝去的皇帝崇祯皇帝给予高度的评价，大意是：皇上焦劳十七年，作风恭敬俭朴类似弘治皇帝，英毅果断类似嘉靖皇帝。处理公务机敏迅速，手不释卷，喜好读书、写字，书法逼近欧阳询，有文武才，善于骑射，力挽强弓，每发必中。他勤于朝政，黎明即起，一直工作到疲惫不堪才休息。上朝时仪表端庄，给人留下目光端正，姿势庄重的感觉。这样一位恭敬俭朴、英毅果断、能文能武的君主，落得个亡国的下场，不免令吴伟业这样的遗老遗少嗟叹不已。《甲申传信录》在“睿谟留憾”的标题下，如此评价崇祯皇帝：英毅果断，继承万历、天启的政治遗产，拨乱反正，革除前朝弊政，打击邪党，励精图治，勤于朝政，希望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