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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楼内各处木柱上悬挂着的煤油灯，这一楼的大厅内的光线反而比外面亮堂的多了。大厅各处还有数个取暖用的大煤炉，炉上不仅烧着大壶的茶水，上方还有一个用铁皮打造通向楼顶的烟囱，用于排出烟气。这使得大厅内即暖和又干净，也让这间名为春水楼的酒楼成为了附近居民、士人在冬日最喜欢用于消磨时间的地方。
和其他地方的酒楼、茶楼有所不同的是，李氏酒楼的大厅内并没有安排招揽顾客的说书人，但这里却也并不是一个安静的地方。在一楼大厅的北面，虽然布置了一个高约三阶的木台，可是站在这木台上的却不是什么说书人，而是一个个来自大江南北的士人。
这些士人站在木台上可不是为了讲什么故事，而是就朝堂上的现状及国家颁发的政策，发表自己的看法。靠近这木台就坐的，也大多是未入仕的士人和一些低阶的京城官员。台上的士人若是说的颇有见地，下面这些听众必然会为之鼓掌叫好，当演说完毕的士人下台时，就会有人上前结交。可若是说的都是毫无新意的陈腔滥调，那么底下的听众也就自顾同朋友聊天，懒得理会台上人员的演说了。
这种士人之间新的社交方式，不仅给这间酒楼带来了极大的人气，也令的这间酒楼脱离了一般性的饮食娱乐行业，成为了京城极为出名的一家政见言论交流发表场所，也是外地士人入京后必来报道的几处地方之一。
这样的政见交流方式自然不是这家酒楼东家创造出来的产物，而是这间酒楼少东家仿效燕京大学辩论堂的操作方式，加以模仿建立的。
这位少东家之所以会想到这样一个点子，除了他本人就是燕京大学辩论堂的爱好者，每周必要前往燕京大学二、三次倾听学生们的辩论，以广博自己的见闻之外，他同样也看到蕴藏于其中的机会。
燕京大学所创立的辩论堂，虽然给于了学生和外地士子们一个辩驳明理的场所，但是辩论堂内所使用的课题，大多以自然科学为主，并禁止对国家政策及朝廷官员进行质疑，这也就使得外地的士子很难在辩论中出彩，也很难把自己的学问和政治见解联系起来，毕竟这终究还是燕京大学为本校学生准备的场所。
于是，这些外地入京赴考的士人，迫切的需要一个由他们主导发挥的这么一个演讲交流场所，以方便将自己的名声在京城传播出去。如果说科举是入仕的独木桥，那么名声就决定着这些士人今后在仕途上能够走多远的关键。
甚至于，即便科举连续不中，但自家的名声能够为天下人所闻的话，下一次考官也要顾虑风评而读一读他的文章，也就增加了这些名士的录取概率了。
当然，京城之中类似于这样提供给士人发声、交流的场所，并不仅仅只有李氏酒楼一家，但是在外地士子中名声最大的，却只有这里。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一是因为能够租住于酒楼附近的外地士人，基本都算是在家乡颇有财力和声望的世家之子。毕竟能够在京城内城租借一套或是一间房间住下的，一定不会是什么贫寒士人，而东城更是权贵之家云集之地，除了少数地段之外都不是普通人能够安家立户的。所以想要在东城借住，不仅要有钱还必须身家清白，甚至在地方上颇有名望才行。
也就是说，能够居住在东城的士人，都可以算是缙绅子弟，也即是地方上拥有话语权的家族。因此能够在李氏酒楼这里结交到意气相投的友人，对于这些外地士人来说，不仅可以扩展自己的名气，未来入仕之后也是有所帮助的。于是外地入京的士人，自然是不会错过这处地方了。
其二则是，李氏酒楼不仅仅存在了这样一个供士人交流出声的地方，在酒楼后院的三座园子里，还有一座园子是被钱谦益长年包下，用于京城新东林党人定期集会的固定场所。
自朝廷开放党禁之后，科学民主进步党、新东林党各自成立。一开始钱谦益还是按照过去士大夫结社的方式去管理新东林党，但是随着科学民主进步党在皇帝的干预下制定了组织纪律和定期集会等政党议事的规则之后，钱谦益很快就发觉自己领导建立的新东林党实在是太松散了些。
再加上，作为大明首辅和新东林党的党魁，他根本无法拒绝那些党内成员跑去他府上的求见。作为内阁首辅，钱谦益的日常事务本就非常繁忙，现在还要不断的应酬这些无所事事的士人，这就令他相当的烦躁了。
更令他感到郁闷的就是，当钱谦益开始习惯于自己身份上的转变时，这些新东林党内的党员们却依旧把他当成了原先的江南文坛领袖，依然以文人之间的往来对待他这位帝国最高权力的执掌者。
在过去，作为江南文坛的领袖，钱谦益需要文人和士子们的吹捧，自然对这些人有求必应，哪怕是跑来他这里打秋风的酸腐文人，家资丰厚的钱谦益也会赠送一笔程仪，令他们满意而去，以求他们回去之后，在地方上给他说些好话。
但是作为今日大明文官们的领袖，钱谦益已经不再需要使用这样低级的手段去扬名了。他更不想把自己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应酬这些无聊文人、士子身上，听他们千篇一律的恭维之言。更不想应承，这些人永无止境的贪婪**和越来越大的胃口。
钱谦益发觉，有些人不仅私底下尊重自己，更是把自己当成了他们可以用来敛财和揽权的工具。这些人仗着过去和自己相识，在外面大肆向那些企图升迁和调任的官员高调许诺，只要这些官员肯出钱，他们就会替这些官员引荐同自己会面，或是帮助他们升官或调任美职。
这些人在外的高调之举，甚至都引来了皇帝对他的告诫。而当他找来这些旧友质问时，却被他们好一顿奚落，说他这是一步登天之后就认不得旧朋友了。甚至还有人在外讥讽他，说他是只爱娇娘不认故旧的伪君子。
在出了这些事情之后，钱谦益在学生和柳如是的建议下，干脆仿照了科学民主进步党的方式，对新东林党进行了整顿。一是把党内成员分成了核心成员和普通成员，一些重要的党内事务只有核心成员才能予闻；二便是在李氏酒楼租下了一个园子用于党内的定期集会，从而阻止了普通党员毫无顾忌跑去他府上拉关系的行动。
经过了钱谦益的这一番整顿，开除了行径最为恶劣的几人之后，新东林党的风气总算是稍稍好转了一些。不过过去习惯了松散而无约束力组织纪律的新东林党成员们，并不认可钱谦益的这番党纪整顿，甚至有人还将其这番举动同当前的改革联系了起来，认为两者都偏离了夫子所提倡的正道。
不过在李氏酒楼定下了这个定期集会的场所之后，对于新东林党来说也并不是没有好处的。党内的诸多成员通过这种定期的集会，进一步加强了内部成员之间的沟通。而也正是因为新东林党成员经常出入李氏酒楼，使得外地入京的士人在此发表演说，若是见解颇有可取之处，自然会引来新东林党成员的关注，甚至于被引入参加新东林党的定期集会。
虽说参加一两次新东林党的定期集会算不得什么，但是在现今的朝堂之上，地方缙绅之家出身的士子，只要不是崇尚新学和实学的，靠拢新东林党乃是再正确不过的举动。因为新东林党成员大多是前东林党人出身，不管是政治倾向上，还是家庭出身上，都同这些士人相近。而新东林党魁首钱谦益又是现任首辅，对于新东林党成员来说是一个极有力的靠山。
于是，李氏酒楼在外地入京赴考的士子眼中，地位就非同一般了起来。再加上现在的会试已经从三年一次变成了每年一次，虽说录取名额有所下降，但是留在京城的外地士子已经成为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团体，这处士人交流的地方也就方兴未艾了。
第794章 京华烟云四（）
随着天色渐渐昏暗下来，酒楼内各处的灯火也纷纷点亮了起来，而大厅内也有七、八成座位都坐上了客人。在这一席席客人杯酒密语之间，李氏酒楼迎来了一日中最为热闹的晚宴时间。
当楼外的自然光线完全消失，只余下一片黑暗的时候，整座李氏酒楼在楼内灯火的衬托下，就好似一座金碧辉煌的天上宫殿降落在凡间一般，让人望而生叹。而到了这个时候，大厅内的士子也喝的有些微醉了，有人不免放开了怀抱，登上了大厅北面的台子，对着众人演说了起来。
此时上台的士子，仗着几分酒意壮胆，一改白天谨小慎微的作风，说着说着就不免直接指名道姓的对朝中或是地方上的官吏批评了起来。当然根据现在京城的政治形势，十个人上台，倒有七、八人都是在控诉河南巡抚王琦的。
这些士人咬牙切齿的斥责这位河南巡抚，批评的内容其实都是大同小异，去掉那些不能证明的琐事，这位王大人最大的罪状就是盘剥地方大户、掠夺民财和冒犯宗室这几条。
虽说也有一二士人为王琦辩解，认为其身为河南巡抚，在当时的状况下为了保住地方上的社会稳定，采取这样的措施乃是从权，并不算是什么大的过错。而且对方也没把这些粮食和物资收入自己的口袋，而是拿出来赈济灾民了。因此这些上台批评王琦的士子，恐怕有些过于求全责备了。
不过这种理智的声音，很快就被倒王派士子的声音给淹没了。这些酒意上头满腹怨气的倒王派士子，大多数人所在的家族都是今年朝廷赈灾政策中的受害者。不管是粮食配给制度还是粮食征购政策，加上向南方推行的土地改革政策，对于地方上的缙绅之家来说，都是奸邪小人制定出来打压他们这些君子的恶毒之计。
也就是朝廷中小人当道，皇帝才会被蒙蔽而颁下这种恶政。而这些小人又掌握着军队和官员任免的权力，使得他们这些君子完全无法把自己的声音传递到皇帝面前，因为天灾也无法依靠乡里的力量去对抗朝廷的命令，这才使得大家不得不咬着牙齿让朝廷在他们身上割肉。
可这并不代表，他们内心已经向朝廷的强权屈服了。粮食配给制和粮食征购政策等赈灾措施，虽然让士绅们极为反感，但是今年能够平安无事的渡过这样大规模的天灾，不能不说和这些措施无关。
因此这些士人们知道，在这个时刻攻击这些赈灾政策，不仅得不到皇帝的认同，即便是士绅内部和底层平民也未必会支持他们。但是河南巡抚王琦在开封赈灾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却给了这些士人一个很好的切入口。
王琦因为上半年反对朝廷制定的一系列赈灾措施，导致开封周边聚集起来的灾民人数超过了本地粮食的供应能力。这使得他在发现问题之后完全转向，转而实施了比朝廷赈灾措施更为严厉的临时政策，一边把开封地区的官民物资完全控制了起来，一边则对城外的灾民进行甄别。
这样的举措虽然勉强让开封地区支撑了下来，没有造成社会秩序的完全崩溃。但是对他个人来说，却等于是得罪了过去的支持者，毕竟他原本算是靠近清流及旧东林党人的一员。
对于那些清流和某些旧东林党人看来，背叛了他们投向朝廷当权者的王琦，那可比那些政敌更为可恶。现在如果能够借助王琦一案向朝廷发泄自己的不满，他们才不在乎王琦在开封实施的那些政策到底是不是必要。
他们只看到了一件事，朝廷若是处置了王琦，那便有可能对赈灾政策进行检讨，从而给他们机会纠正走上了歪门邪道的国策。而朝廷若是不肯处置王琦，经过他们这样一番宣扬之后，倒是能够把今年的天灾变为**，让受灾百姓把怒火转移到执政者身上，从而争取朝堂上执政力量的更替，为君子们上台创造机会。
在这样的局势下，屁股重要过脑袋，于是抱着理智为王琦辩解的少数士人，很快就被同仇敌忾的倒王派士人们骂的无言以对，不得不匆匆结账走人了。看着这些支持王琦的士人灰头土脸的离开，大厅内的士子们顿时兴高采烈了起来，似乎自己打了一个了不得的胜仗一般。
在大厅内这些士人开始喧嚣起来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注意到，二楼雅座的一间包厢轻轻的关上了面向大厅的窗户。
穿着便服的郑鄤关上窗户之后，还顺便将窗帘布也放了下来，于是大厅内的喧嚣声被阻断在了窗外，房间内便一时安静了下来。
郑鄤回头返回座位，口中不由感慨的说道：“如今就连这些入京待考的士人，对于王韩如一案都如此群情汹汹，两位年兄都是党内俊杰，难道对于此事还要继续沉默下去吗？”
郑鄤口中的两位年兄，正是坐在房间方桌东、北两侧的黄道周和倪元璐两人。他们三人都是天启二年的进士，私下间关系也相当不错，现在也都加入了新东林党，算是新东林党内的中坚力量。
今日三人在这酒楼二层包了一间雅座吃酒，除了作为日常的聚会联系感情之外，还有就是对朝堂政事和党内事务进行沟通，以达成三人在政见上的共识。
和仕途尚算顺利的黄道周和倪元璐相比，郑鄤的仕途就比较坎坷了。他先是因为上“谏留中疏“得罪了天启皇帝，被降两级赶回家等待候补。之后又为东林六君子作“黄芝歌“抱不平得罪阉党，不得不离家避祸。
等到崇祯登基阉党势力瓦解，他预备重新出仕时，父亲不幸过世，他不得不留在家乡守孝。父亲的孝期刚满，母亲又接着过世了，于是等到他再次入京时，已经到了崇祯八年，他自己也将近42岁了。
他的前半生除了得罪人和四处漂泊外，几乎就没干什么正经事。也亏得他的父族和母族都是官宦世家，加上和他同年的那一榜进士已经崭露头角，开始在朝廷各部掌握了重要的位置，所以他才能在远离官场近十年之后，一复职就留在了京城翰林院，而不用和那些后辈小子们一样，跑去地方上吃苦。
不过即便是如此，郑鄤好事和心直口快的性格依然没改。就算是加入了新东林党，他对于党内同志和党外的竞争对手，也是口无遮拦，得罪了相当一部分官员。能够容忍其脾气的，也只有黄道周等寥寥几人了。
对于郑鄤的感慨，黄道周和倪元璐两人都没有马上接话。同把人生大部分时间荒废掉的郑鄤不同，他们两人宦海沉浮十余年，自然不会如同郑鄤那般冲动，只是听了士人、清流的一些言论，就热血上头的想要声张正义去了。
倪元璐注视着黄道周，不由试探的问道：“幼玄，你是怎么看待王韩如在开封做的事的？党内现在倒是有着许多声音，有些人同情他，有些人认为他此次就是做的过头了些，还有些人则认为其已经背叛了本党的利益。听说钱首辅也是为如何处置他伤透了脑筋，现在干脆在家养病不出了。这个正月，恐怕真是不大好过了。”
黄道周原本还是面色平静的烫着酒，不过听到倪元璐提起了钱谦益的名字后，他眉头终于皱了皱，放下了手中的酒杯后说道：“这究竟有什么难的？朝廷自有律法，当初若是直接赏其功罚其过，天下人即便有所不满，也至多埋怨几句当道诸公，过上一两年也就无人问津了。
可这些当道诸公偏偏害怕担上这个坏名声，一天一个主意，生生把这样一件小事拖成了令朝野对立的大事。如今朝野上下各执一端，不管如何决断都有一大批人不满意。到了这个时候，如何处置王韩如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如何让朝野上下不要就这一问题决裂，才是真正的大问题。
否则天启年间的党争之祸，未必不会复现于今日啊。不知两位年兄以为然否？”
听到黄道周提及党争，郑鄤终于有些冷静了下来，不过他很快便颇为激动的说道：“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这一次必不能再让那些小人蒙蔽圣上，让他们继续霸占住朝堂上的位置，毁坏纲常啊。
这些小人当初联合魏阉蒙蔽先帝，对东林党诸君子进行打压迫害。圣天子继位之后，虽然放逐了魏阉等阉党贼首，但却并没有对那些依附魏阉的小人进行清理，导致这些小人依旧霸占着朝堂上的重要位置，使我东林党受迫害的诸位先贤无法平反正名，正人君子莫不哀痛于心。
愚弟以为，如今天下人都侧目于此案，若是我们能够借此清理掉一批朝堂上的小人，那么就可以乘机推举一批有德行的君子上位。如此一来，朝中的奸邪也就没这么容易蒙蔽圣上，从而有利于为先君子们平反正名啊…”
第795章 京华烟云五（）
对于郑鄤的想法，黄道周是不以为然的。虽然在崇祯刚刚登基的时候，他也曾经和郑鄤现在所想的差不多，认为应该趁着新皇登基的时节，借助皇帝和阉党之间尚未形成互信的关系，引导舆论攻击阉党，让新皇猜忌权力过大的阉党，从而出手刷新朝政，最终达到驱逐阉党出朝堂的目的。
可是他和其他士大夫们的梦想很快就破产了，崇祯登基之后虽然把魏忠贤和崔呈秀等阉党领袖驱逐出了京城，但却很快同黄立极结成了政治同盟，从而把阉党的大部分势力接收了下来。于是皇位更迭之际，朝堂上基本还是保持了稳定。
而之后崇祯虽然赦免了大部分因为党争而革职回乡的官员，但是却并不肯替东林党人翻案，甚至还再次打压了以文震孟为首的一批强烈鼓吹翻案的官员。从那个时候开始，如黄道周这样的年青官员便意识到，这位年轻的新皇帝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在政治手腕上却比天启皇帝老练而成熟的多了。
当崇祯一边推动着政治改革，讲着朝廷内部的团结时；另一边却开始鼓吹太祖高皇帝的丰功伟绩和天启皇帝对兄弟的友爱之情。这无疑就将想要翻案的东林党人和他们的支持者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处境，如果他们想要翻案就是在破坏朝廷内部的团结，这就等于是要直接打皇帝的脸。
更麻烦的是，想要替东林诸君子翻案，就不得不牵涉到对天启皇帝的评价问题。可在崇祯和那些阉党余孽的大肆鼓吹下，天启皇帝已经成为了一个表现兄友弟恭的模范人物，就连那些最为同情东林诸君子的江南市民，都发自内心的认为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