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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政府草创，可已经由里到外透着三权分立的影子。司法部长唐琼昌的位置，丝毫不下于政务院总理。因此唐绍仪当即礼貌地点点头，解释道：“当时凤阳刚刚占领不久，因清廷余孽尚需清除干净，地面并不太平。因此，每占据一处地方，均有一段时间的军事管制，即由当地最高军事长官兼管民政。我以为杨某当时应是身兼军事防务与该地最高民事长官两职。”
“既然杨某兼管民政，则当受政府民事方面诸法管束。总理所云此事实为军事而排除最高法院的管理权限，我以为……不妥。”一字一句地缓慢地从唐琼昌口中吐出，带有金石之音。结尾的“不妥”更是拉长了音，亦加重了音。
这些话表面上是在驳斥总理唐绍仪，但更多的是给对面的军方头子魏国涛说的。不要以为自己是今上手下头号大将，就可以为所欲为。一切，都有宪法约束着。
面对咄咄逼人的态势，上将魏国涛显然不想继续沉默下去，当即道：“宪法规定：军队与民政彻底分开。唐部长这样讲话，不知何意？我们开会是要解决问题，唐部长这样岂非将水越搅越浑？”
“此言差矣！”唐琼昌可是律师出身，论口才岂是魏国涛可以比拟的？二者之间的差距就好比是两榜进士与小秀才。“我们是什么人？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不是揣磨如何为皇帝拟制圣旨，而是商讨如何做才于民有利，如何使政府在正确的道上走，如何保证百姓的利益，如何主持公正。”
“杨某是军人，当然要执行军法！”军法处最高长官强调道。
有了顶头**oss支持，章太炎有了底气，立刻反驳道：“但这件事的实际情况是，杨某是以民政长官的身份，欺压百姓，奸**女，他所触犯的是临时政府的刑法。所以，理应交由最高法院进行审理。”
“我记得大帅曾讲：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能动则以国家利益以及紧急状态为名，去侵犯个人的宪法权利。杨某虽作奸犯科，但生命是他自己的，不能予小罪之人以过于严厉的惩罚。法律自有其运行规则，正如同法院从不会干涉军法处的运作一样。。。”
“巧言辞令……”军法处最高长官肺都快炸了。
恰在此时，被邀请列席的张佩纶觉着他该说点什么了。否则，军政双方的矛盾就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这对于政府来说不是什么好现象。“诸位，请听我一言！既然杨某身犯军法兼地方法律，而二者不能同时审判，又不能审两次。在这样一个民政、军政未能分开的特殊情况下，应该商议一个解决的办法。”
“张局长所言有道理，”唐绍仪觉得今天可以收场了，他不能把过多时间精力放在与学究们打嘴仗上。而张佩纶的一番话，恰巧给了他台阶，也给了所有人一个台阶。“民政、军政未能分开是特殊情况，但在战乱之时，这种情况不能立即消除，因为残敌未肃清之前，军队对维持地方治安是有效的。此时民政官员未能及时到位，对平民犯法方面，可使地方法院尽快参与这方面请司法部、监察院鼎力配合。但此时对自己的军人还是应执行军法，以肃纪律。从严约束自己的队伍，在百姓中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这对争取新加入的有志之士有利。不然，人家看我们对自己的军队这么宽纵，还以为是封建军阀的部队，还不都跑啦？”
不待唐琼昌反驳，唐绍仪已经下了定论：“好啦，今天就讨论到这里，我会尽快让民政人员到位，请司法部长支援一些得力人员，并尽快将地方法院建立起来。监察院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要加大监察力度。”
争论结束了，办事的时候开始了。
杨荣光死了，在无数的声讨声中，作为负面典型，被传檄各地。可司法部长唐琼昌回到自己的办公厅之后，却愤怒地嚷嚷道：“对最高法院来说，今天是个黑暗的日子！”
也许许多人不以为然，但是静下心来一想：最高法院的权威是什么？宪法又将决定这划分的权力给了哪一方？可以预见的是，今后此类事件绝对不会少。
（继续送9oo，随性而写，写多少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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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七无独有偶（上）
唐绍仪有意的偏袒，并未得到起码他认为理想的效果。就在枪决杨荣光之后的第三天，另一起在籍军人的案子摆在了他的案头。而这一次，从司法部长唐琼昌坚毅的神色中，唐绍仪知道，这事儿恐怕不能善了了。
不同于杨荣光，伍斌本是北洋淮军的小军官。甲午那会儿，随着叶志一路逃亡，最终被关东军收编。之后，进了辽阳军事学院深造，到如今已经是一名少校副营长。而他的故事，却也是跌宕起伏。
天下初定，在籍军人紧绷了数年，也该是松松弦的时候了。于是在总参的授意下，在籍军人开始分批次放假，准许其回乡探亲。而伍斌已经三十出头的年纪，几年前就成了家。当然是归乡心切。
他的家在安徽的一个小山村里，全镇几乎一半姓伍，但因是山区，彼此居住很分散，也只是在赶集时和同族开大会时，能见上一面。回家心切的他才没功夫去见什么族叔族兄，只想搂着自己老婆美美睡上一觉。
他的美梦一下子被自己家床上那对赤身**的男女打碎了。
三年的军事生涯，过硬的搏斗能力，加上怒不可遏的气势，使他没费多大气力，就将妻子和忘恩负义的族弟打得只有跪地求饶的份儿。他当然没有就此罢休，但也不会打死他们，他将二人用绳子缚起，押到宗族祠堂，请族长给个公道。
族长立即召开了全族人大会，声讨这对破坏军婚的男女。按照当地族规，他们很快被判“浸猪笼”。四百来号族人众目睽睽之下，二人被丢到了江里，没有人出来为他们求情。
流完了眼泪的伍斌将全部份内的土地捐给族里，作为祠堂的供奉用，自己默默回到部队，誓再也不回故乡了。
事情过去一个多月，他的生活都很平静，只是他身后的家乡却掀起来一场波澜。
在安徽的监察院分部得知“浸猪笼”案件后，立即报告了北京的总部。一班士子秀才以及海归组成的监察部一听这还了得？！着即派得力干将组成调查组，奔赴湖南查办此案。
案情很简单，也很清楚，当地的涉案人员理直气壮地承认了此事。接下来就是监察院的大搜捕，将一干人犯拘捕，听后审理。因为此案规定由当定法院审理，伍斌被迫会到令他伤心的故乡，而且是要陈述极难启齿的由妻子不忠引起的案子。由于宪法的权利法案第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应由犯罪行为生地之公正陪审团予以迅和公开之审判。。。”审判中的陪审团由当地人组成，十二名陪审员中有六名姓伍。
其实这件案子的审理过程很简单，只是判决结果令震惊了府在犯罪嫌疑人全部招认的情况下，陪审团竟一致判决六名犯罪嫌疑人罪名不成立！
判决结果传到京城，立即引起了各界的震怒。每天都有人到法院鸣冤，监察院也用最短的时间提交议案，要求最高法院重新审理此案。
为缩短审判程序，监察院将案件直接上诉到最高法院。一时间许多人排队挤到最高法院旁听几位法官的讨论，政务院、政协甚至最高军事当局都派了观察员坐在台下，好象要看一出包公怒铡陈世美的好戏。
最高法院的旁听席设计得的确象个戏园子，只布置稍有一些不同罢了。
最高法院中间的大堂是审案所用，中间有一个两丈见方的一样的用雕花围栏围了两层的高台，使下面二百个座位上的观众只能仰视上面的人。像戏台一样的高台上设有十二把椅子，中间是九把太师椅，列在长办公桌两侧，供法官使用。正对席法官的空地上有一张四临不靠的小凳子，供证人使用。在围栏边上的不显眼处有两个低台，是书记员的记台。
据说当初这样布置是为向世人全面展示最高法院的审理过程，以示所有案件的审理是完全公开的，这也是公正的重要一环。
这几天的天气真的不错，可是最高法院却笼罩在愁云之中。台上的几位法官如坐针毡，全没有了平日的安稳。
法官们明知此案若不重审将面临司法危机，但宪法中的权利法案第五条明文规定：“被陪审团一致判决罪名不成立即为终审判决。”
今上乃至于一帮子美国归来的海归，都希望建立起一种美国式的三权分立，民主共和制。包括现在通过的宪法、刑法，很明显都有着鲜明的美国痕迹。可问题是，美国有现成的案例。可是，我们是中国人。。。
虽然法官们明白这件案子最终是躲不掉的，但几位法官仍希望争取一些时间，因为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每个司法环节的审结期限。期是要给当事人赔偿的，那对最高法院来说是件很没面子的事，法官的面子就是他们的威望，连脸面都没有的法官怎么能在哪个位子上呆着？台下的唾沫太多啦！
最高法院将案件驳回，说明按司法程序，应先由在安徽省的联邦上诉法院受理上诉。
上诉案的审理大家可能知道一些，即如果没有新的证据及要求，就不会开庭审理，只将第一审的诉讼程序及所适用法律评审一遍，看是否有违法之处。这样一审，最高法院真的可能妥清静了。
最高法院的动摇，并没有让监察院退缩。监察院认为调查组未能办好案子，遂另外组成了新的专案组进行上诉。
调查组下去了，没多久，他们向上诉法院所提出的第一条上诉理由，就是当时的陪审团成员中有明显的宗族背景，是涉案的当事人的利害关系人，因此不是合格的陪审员。
对此，上诉法院对案件生地区进行了调查，现该地区的伍姓民众实在太多。因为那个镇较为偏僻，居民的血缘关系盘根错节，几乎所有的永久居住居民之间都有些许亲戚关系，根本无法区分哪些是有利害关系，哪些没有。在那里，族长的话甚至比镇长的话还要顶用。
按照诉讼法，陪审员的名字是不能记录在案的，案子一经宣判，陪审员就应全部退出，各自回家，而且再无关系，因此宣盛们调查陪审员的背景很困难。
更头疼的是，山野多刁民。当调查组向居民进行调查时，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围攻，几乎酿成血案。年轻人组成的调查组当然不会就此罢休，他们动用了当地用来维持治安的一个营的关东军来弹压闹事的居民。抓了二百多人后，形势平静了些，调查也就只好作罢。
弄不到陪审员的确切资料，监察院就以居民闹事为理由，向法院提出当地的居民根本没有法治意识，没有资格当陪审员，据此要求将案件转移到其他地方重新开庭审理。这一举动立即召致当地居民的规模达到数千人的示威游行。此时调查组仍要求关东军驻军进行弹压，却遭到了该部驻军的拒绝，据说是军部来了公文：在没有总参调令的情况下，禁止连级以上规模的军队调动。
宪法规定是不能随便抓人的。迫于压力，调查组对那些示威者进行了起诉，但很快被法院以示威自由为理由宣判其无罪释放，监察院面临被起诉侵犯宪法权利的境地。
初审的地方法院也强硬起来，拒绝提供陪审员的背景资料，并伸明当时遴选陪审员是完全按照法律程序所办。调查组调阅了陪审员遴选过程卷宗后，也没有找出其中的纰漏。
因为没有确切证据表明陪审员与当事人之间的利害关系，上诉法院驳回了宣盛们的第一条理由。
调查组并不灰心，他们的准备不可谓不充分，早在上诉时，他们就一口气向上诉法院呈交了三条上诉理由！
意欲扳倒初审判决的第二条理由是：陪审团未按照刑法进行判决。
临时政府建立不久，其各种法律都在建立之中，难免有法律未及订立的情况。好在临时政府实行的判例法，即以以前的判例作为以后的判决依据。中国的悠久司法历史在那里，虽然众多的案例中也包含许多封建时期旧的东西，但杀人者获罪是历朝历代之共识。本案的犯罪嫌疑人虽始终不认罪，但都承认了将死者抛入江中的事实。既然是杀了人，怎能不判其有罪？“天理难容！”
被告的辩护者是一位旧时的状师。老状师拿出多年以前的一些案例，说明当地早有此例，他们是按自己的族规处理，且清朝时期对族规的效力也持默认的态度，因此该族规曾多次执行，并未受到当时官府的反对。
调查组大叫“清朝时的案例怎能用在全新的政府？！”但老讼师反驳道：“我朝应用的同前朝一样的判例与法典并重的法律原则，现在没有现成的本朝判例，如何不能援引前朝判例？宪法没有规定前朝的案例不能引用。而且前朝的判例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难道本朝就不尊重啦？！”说到此处，老讼师竟当庭嚎呼起来，大叫“官府不尊重百姓风俗习惯！”消息传到街上，一时间许多人围在法院四周，局势再次紧张起来。
上诉法官考虑了许久之后，认为根据宪法之权利法案第八条，即对联邦机构的限制权之规定：“本宪法未授予大中华共和国临时政府也未禁止各地区行使的权力，分别由各地区或由个人保留。”
据此，法官认为：既然临时政府刑法未有成文刑法，且未对案例援引作任何限制，在没有本朝案例的前提下，引用前朝的成熟案例未尝不可，但上诉法官也同时认为该条应妥加商阙。谨慎的上诉法官没有自己创造新的司法案例，他认为既然监察院没有确实的法典或案例作为依据，该理由也不予支持。
调查组依旧不气馁，他们好象早已知道老讼师会有这一手，他们的最后一支利剑就是针对那些案例而来第三条理由：本案的陪审员有封建礼教的杀人倾向！
监察院认为：陪审员判决所援用的“奸夫**人人共诛之”的当地宗族的族规，是对宪法中权利法案第五条中“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条款的违背。根据“违背宪法的任何规定均无效”的宪法原则，该族规应明令予以废除。那么，根据该族规所作出的判决是无效的。
没有多久，上诉法院判决：本案的陪审员有封建礼教的杀人倾向，其判决依据与宪法相违背，因此宣布初审判决无效，判决回原审法院，重新组织新的陪审团进行审理。
伍氏宗族不服上诉法院的判决，将案件上诉到最高法院。
因为涉案双方再没有提出新的证据及诉讼理由，最高法院决定不再询问当事人，即不开庭审理，只作合宪性审查。
因为有许多旁听者，且其中不乏新闻记者，会对讨论结果大肆宣传，法官们对自己的言都很谨慎。连续数天，大家都在一些微末细节上表评论。各大报刊都评论说法官们十分无能，连这样一个小案子都无法决定，纷纷向往若是包青天出来审理会怎样怎样。
到如今沸沸扬扬好多天，法院依旧没有作出终审判决。沸腾的民怨已经如流水一般涌了过来，甚至已经开始冲击整个临时政府。唐绍仪这个政务院总理，不得不为其从前认为八竿子打不着的司法部想辄了。他甚至在昨天晚上拜会了今上，想从其口中讨教一些办法。
最要命的是，今上居然优哉游哉地道：“这是法院的事儿，凡事不是有宪法么？要是万事都是我做主，那我还不如当皇帝呢。”
而今，头疼政府形象的唐绍仪，不得不再次请来了张佩伦，向其讨教，今上的一番言论，到底是何意。
张佩伦略微沉思了一会儿，已经笑开了。“总理啊，大帅不是已经指明了道路了么？”
唐绍仪纳闷了。“幼樵，此话怎讲？”
张佩伦凑过去，低声道：“第一，这是法院的事儿；第二，法院办案子当然得依着宪法了……”
唐绍仪略一思索，已经领会其意，当即击节兴奋道：“不错！法院办案当然得依着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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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八无独有偶（下）
京师，最高法院门外。
“老儿快滚下来，没本事审案就不要坐在上面！”一位忍受不了最高法院几名法官拖沓的听众，终于忍不住要往台上扔香蕉皮了。维持秩序的法警立即冲上去，将其强行架出大门之外。
而就在法院里面，一个小型会议室里，愁云正笼罩着年轻的司法工作者们。
“诸位，”唐琼昌无疑希望打破这种局面，“这件案子还是要审结的，而审结此案的不是包公，不是大帅，更不是其他的什么人。我们是宪法的捍卫者，我们是终审法官，百姓让我们做在这里，宪法给予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我们解决问题的。”
“可是部长，您意以为该怎么审？宪法规定陪审团的无罪判决是终审判决，可目下各方面都要我们判他们有罪。”年轻些的法官针唇反驳。
“我们是包青天，只不过我们不是一个人。”
没有人肯说出肯定的观点，因为所有的言都要记录在案。也没有人要求司法部长替他们决定，因为那就意味着自己的无能。无能的法官是会受人鄙视的，这关乎自己一生的名誉。
又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最高法院决定暂时休庭。
好象是要凑热闹，眼瞅着乱子越来越大的今上处来了钧令。
“目前监察院所负责的工作过于复杂，本长官认为实有将其分成数个部分，以分管治安、对政府的监察以及反贪污**等事务的必要，因此着请最司法部长、政务院总理、政协大会等集会商议。”
唐琼昌仔细看完邀请函，将信交给最近的法官供大家传阅。看过信函的法官彼此应眼神交换着意见。
有总理在，事情很可能对司法部不利。前车之鉴，今天是断不能由唐琼昌一个人去的。
最后一位法官阅毕，唐琼昌笑着说：“看来这件事，我们不需要讨论了。”
“杨助理，看看你的手笔如何？”吴俊法官转身向一旁的席助手杨思怡笑着问道。
杨思怡作为少数海归的知识女性，自打进入临时政府，虽以其聪明灵秀而深得各位法官的宠爱，可是，独立给今上复信，可是异数。“我．．．这恐怕不合审议程序。”
“只是一封信嘛！从这可以看出两点问题，第一是你对何帅的信的理解还不透彻，第二是老吴想收你当干闺女了！”“哈哈！”大家报以轻松的笑声。
另一位助手李景对书记员说：“这几句不要记录。”
杨思怡竟蹙了一下眉头。几位上司这样拿她打趣，虽表面上是呵护倍至，却也是在告诉她：在最高法院，她还是一个小娃娃，远未到参与决策的火候。“这帮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