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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假大豆》。。。。。。
在黄果树瀑布的旁边有一大片的红色盖住了喀斯特地貌上的红土。那次只为了采访一个农民，我们手脚并用地爬了三个半小时的山路，当时爬了几座山，翻了几道梁一概记不清了，只觉得是进了地球的肚子里怎么走也走不出去。到了目的地，陪我们一起采访的当地的一位县长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地说：“说实在的，我到这个县做县长已经三年多了，还从来没有到过这样的地方。”记得当时闻听此言，本来已累得浑身快要瘫软的我，立即直起要折掉的腰，回首我们走过的崇山峻岭，心里还升起当年红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走泥丸”、“腾细浪”般的豪迈和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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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那本涂满了蓝色和红色的《中国旅行交通地图册》就在我伸手可及的地方，成为我的案头书之一。闲暇时，我喜欢翻开它，那上面的蓝色和红色，就像是一只只美丽的蝴蝶，带着我的思绪舞动飞扬。以后，那耀眼张扬的红色还会随着我的足迹不断地扩张，继续记录着我的酸甜苦辣的故事。至于那上面的蓝色就权且把它们看做是生活留给我的蓝色的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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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从十四楼开始／李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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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焦点访谈》记者组的办公室，在中央电视台这个蓝色大楼的十四层。是一间不到五十平方米的比较方正的屋子，位于十四层的东北角。那时还没有中华世纪坛，从东窗望出去可以看到军事博物馆，从西窗望出去可以看见玉渊潭公园。
这个办公室曾是《观察与思考》栏目的办公室，《观察与思考》栏目为中央电视台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新闻评论部现任的五位领导中，就有四位是从这个办公室中走出来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焦点访谈》是在《观察与思考》的基础上，借《东方时空》的力量组建起来的一个栏目。当时的《焦点访谈》有两个记者组，人员组成主要是《观察与思考》的原班人马和我们这些刚被招聘来的电视新生，两个记者组和后期的合成机房都在这个办公室里办公。
当时在这个办公室的南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我们面对着四千万双眼睛。这句话是当时那间办公室里最引人注目的东西。因为据当时的收视调查，《观察与思考》栏目有四千万名观众。在1994年3月初，当我走进这个办公室时，《观察与思考》还没有停播，当我第一眼看见这句话时，我感到震撼，更感受到了一种责任——一个电视新闻人的责任。
这个位于中央台十四层东北角的办公室，后来成了《焦点访谈》记者一组、二组的基地和后期的合成机房。《焦点访谈》开播不久，大部分人都搬到了工运学院的图书馆去办公。工运学院位于海淀区增光路上，那儿附近的小饭馆成了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环顾目前在访谈一线工作的编辑记者，在那儿做过节目的人已经所剩无几。
那是一间巨大的办公室，有二、三百平方米，它被很多灰色的高大的书柜分割成宿舍区和办公区。在宿舍区，每个单人床之间仅有一个书柜相隔。一些家在外地、北京没有住处的同事就住在这个办公室里。有人戏称那是《焦点访谈》的同居时代。
后来我们又搬到了军事博物馆，后来又回到了十四楼，后来又搬到了中央台西门对面的科技情报所，后来就搬到了中央台的十八楼，也就是我们现在办公的地方。无论是从南搬到北，还是从北搬到东，再从东搬到西，无论搬到哪里，中央台的十四楼都是我的起点，也是很多人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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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祸／吕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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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到《焦点访谈》工作时就有一个想法，在一张中国地图上，把我采访去过的地方用小红旗一个一个都标出来，看看多长时间可以将小红旗插遍全中国。现在10个年头过去了，我的地图没有完成，但我的足迹实际上已留在了祖国大地的几乎每个角落。这几年来我平均每年出差都在200天以上，不是在天上飞就是在地上跑。不了解的人可能会很羡慕我们能天南地北地跑来跑去。可实际上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除了工作还是工作，根本没有时间去游山玩水，常常连走马观花都够不上。许多的名山大川经过多次也不得一见。时间对我们来说太宝贵了，由于我们采访的经常是交通不便的地方，从一个地方赶赴另一个地方，赶路占了我们大部分时间脑子里经常转着的是航班时刻或列车时刻。所以我们的程序经常是下了飞机上火车，下了火车上汽车才能到达采访地点。一次到青藏线上采访，来回10天，跑路就用了8天。或许有人会问：你们外出采访会不会很危险？是的，出门的时间多了，在路上时间长了说不定就会遇上什么情况。交通事故应该是最大的危险，《焦点访谈》的记者中没有遇到过车祸的很少，而我可能是车祸出得最大的一个。
1999年2月2日，我和刘涛在山西灵丘县完成春节前的最后一个采访后从山西乘汽车返回北京。途中要翻过太行山脉，有一段很险的盘山路中河北易县境内，被称为“十八盘”。就在我们走到十八盘的最后两盘，就快上京石高速路时，一辆运送蔬菜的大货车在拐弯处强行超越一辆农用车，正好与下山的我们撞个正着，我们的车正好撞在大货车的加大油箱上（要知道那里面是满满的180公升汽油）。那一瞬间，只听到司机大喊一声：“完了！”，四面就响起一片撞击声，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一团火球从车前方冲进了车箱。所幸车上的四个人在撞击中都还是清醒的。着火了！我和刘涛坐在后排，我想推开左手的车门，但在撞击中车门已严重变形，根本打不开。正当我准备用脚踹开车门时，感到右侧坐位上的刘涛已出去了！我本能地用手去摸身边的摄像机，可什么也没摸到？没有什么可考虑的，我用脚一蹬左侧的车门，整个人躺着就窜出了火海。我落在地上时身上也有火，就顺着山路向下滚。我刚站起身，就听到刘涛喊：“你身上还有火！”于是又滚了一段，才将火压灭。这时，想到我的摄像机还在车上，我想去找，可上哪找？眼前是十几米高的火焰，三辆汽车全都湮没在火海里了。万幸的是，三辆车上的八个人都从火球里逃了出来。惊魂不定地站在一旁。我们车上四个人的伤都比较重。刘涛右臂耷拉着不听使唤，一定是骨折了，我脸和手都是火辣辣钻心的痛。正当我们还试图将后背箱里的磁带取出时，一串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起，就好似美国大片里的特技镜头，我们的车彻底完了。
冲天的黑烟和爆炸声音引来了附近的农民。当他们一听说是《焦点访谈》的记者出事了，立刻拦车车送我们上医院。路过的几辆车都不停，农民急了，就拉成人墙拦住了一辆天津牌子的小车将我们送到最近的一家战地医院。这一感人的一幕至今还让我们念念不忘。
不幸中的万幸，我当时身上穿了一件皮衣，为我挡住了溅在后背上的汽油。我的主治大夫说，如果不是那件皮衣，我身上的烧伤面积可能就不是7％，而是70％了！可惜那件救命的皮衣实在是被烧得不成样子，一股刺鼻的汽油味，找不到一个可以保存它的地方，只好扔掉。
由于及时，刘涛的骨折和我的烧伤都得到了有效的处理，没有造成严重后果。转回北京后，此后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我们先后都出了院，身上都留下了光荣的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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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的二、三陋习／法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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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做了六年的《焦点访谈》记者，做这个栏目的记者，每个人都会有许多采访中遇到的难以忘怀的故事，我最难忘的，有时甚至时常浮出脑海中的有这么几件事，事情虽小，也能折射出访谈记者的生活工作特点吧。
一、不良的卫生习惯
1998年，我从中央广播电台来到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虽然之前，我做了十年的广播记者，算上去也是一名老记了。可是访谈高强度的工作节奏，我还是没有预料到，尤其是做舆论监督报道，从早上一爬起来，到晚上倒下睡着，满脑子高度紧张，几乎没有什么空闲时间。这一下子出了大事儿了。从来皮肤光滑如少女的本人，脸上一下子冒出了几颗巨大的痘痘，一个下去了，又一个出来。出镜反打的时候，摄像杨明泽有时竟然找不到一个光滑的侧脸。
晚上休息的时候，杨明泽严肃地跟我谈，脸上这样子痘痘聚会，还怎么干电视呀。这样一来，我就更紧张了，可是也不知出了什么事情，如何解决才好。
第二天采访正在高速公路上行车，忽听明泽高声叫道：“停车！”司机停下，这位老兄走进路边的高粱地，一会出来后说：“出恭了。”突然他想起了什么：“这几天与你同屋同行，好像没怎么见到你出恭呀？”
经明泽这么一提示，我方大吃一惊：“哎呀，真的，忙得忘记了！”
老记者杨明泽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就是你脸上长痘痘的原因啦！新来的，告诉你，做一个访谈记者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是不管有天大的事，只要想出恭，什么事都可以靠边，否则，你永远没有时间出！”
依言所行，第二天，我脸上的痘痘全没了。
现今在《焦点访谈》，脸上长痘痘的基本上是新来的。
后来，当我成为一名访谈的老记者后，没有我不能出恭的时间和地点，印象深刻的有这么几次，在云南一农村的猪圈里与两头猪一块拉过巴巴；在贵州一处盘山路，手拉一棵树，悬在悬崖上出恭一次；在甘肃古长城脚下，提起裤子后，发现两条白花蛇正从脚下的洞口向我怒目而视……
反而是我出恭的导师，后来不如我大气了。我和明泽最后一次合作是冬季到辽宁拍片，夜宿农家院后，我顶着室外零下42度的温度去了一趟农家野地简易茅厕。回屋后，我跟明泽说：“外面贼冷，你备个小棍上厕所吧，边上边敲才行！”这位老兄没吭一声，裹被入睡。第二天采访了一天，夜晚十二点冒雪赶到辽阳，入住了一家暖气十足的宾馆，喊明泽吃夜宵，这位老兄在卫生间里高喊：“你自个去吧，我要出恭！”原来，他生是憋了两天。
二、不良的生活习惯
去年年底，全体体检，我和同事们居然大多数都检查出有脂肪肝，望着同事们日渐粗壮的体型，真是哭笑不得，外人还以为我们是如何贪吃贪喝，才得上了脂肪肝呢。
其实，饮食不规律，才是患上脂肪肝的祸首，访谈的记者在外出采访期间，午饭很少有规律可言，要么在暗访的兴头上，错过饭点；要么刚找到当事人，不赶紧采访完，他转眼就不见了。等到忙活完了，往往就是三、四点钟了，此时吃午饭能不饿吗？饿了能不多吃些吗？晚上的晚饭倒是准时，因为天一黑摄像机无法拍摄，可午饭、晚饭挨得如此近，晚饭后累了一天早早就休息，时间一长身体就有问题了。
首先是体型，据说在日本，相扑运动员的体型全都是锻炼一上午，空腹到下午猛吃一吨，晚上早早入睡炼成的；我们的生活习惯和相扑运动员一样，体型能不朝着他们的方向发展吗？脂肪肝自然也无法避免了。
其实，除了脂肪肝，身体上其他的毛病渐渐都冒出来，如胃炎、胆囊炎。都是饮食不规律所致，而腰、颈椎的毛病，大致是长期趴在编辑机前编片所致。问到其他同事，身体的毛病竟然是惊人地一致。这样的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的疾病，恐怕很难避免了。
三、不良的娱乐习惯
刚到访谈的时候，看到有人采访间隙去蒸桑拿，很是反感，总觉得《焦点访谈》的记者去蒸桑拿，有点那个。1999年冬季，我和记者刘文去齐齐哈尔松花江沿岸采访灾民安置的事情，经过1998年的大洪水，那年冬天，松花江上游格外的冷，足有零下42度，各位看官估计很少有人知道零下42度是个什么概念，反正是人一呼吸，鼻子里感觉全是针，这是水气在鼻孔里冻上了冰的缘故。用手扯扯脸，脸皮跟没揉过的生牛皮一样，全是硬硬的，毛细血管急剧收缩的缘故。
那一天，在这样的温度下，我们拍片拍到了天黑，由于一半时间在室外忙，回到齐齐哈尔，我感到腰痛。直接想到的是想蒸个桑拿，把寒气逼出来，夜深了无处可去。第二天赶到哈尔滨，仍然没有机会。
晚上飞回北京，在家里我急忙放了一浴缸热水，泡了进去。晚了！腰完了，直到今天，我在不管多热的夏天，吹空调时腰上都得戴上一个“大围脖”。奇怪的是，那一次刘文的腰一点事儿没有，听说是老记者都皮实，这都是日常到桑拿房锻炼出来的热寒适应力。
自打腰坏后，我再也不反感蒸桑拿了！
四、不良的消费习惯
访谈记者有些人看上去很奢侈，买房、买车、下馆子，钱不当钱，有些败家子的味道，初时也看不惯，像个爆发户。其实呆了一段后才知道，大多数人是负债贷款消费。时至今日，我也习惯贷款消费，手里留不住几块银子，究其原因，当几年访谈记者自会理解。
访谈记者几乎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外采访的，车船马上走多了，难免都会有一些死里逃生的惊险故事，老记者甚至都有救生的经验。
刚去访谈没多久，和老记者明泽租了辆北京吉普进横断山区，刚出漓江城，就被一辆从山上冲下来的桑塔纳撞进路边的沟里，我四脚朝天躺在车里面，人都傻了，只听明泽轻声说：“大家别动，我先下去！”当时心中不悦：“这不是逃生在先嘛？不够意思！”只见明泽蹑手蹑脚地下车后，绕到车前，双手死命抱住保险杠说：“快，车稳住了，快下来！”我们仓惶下车，心中顿生感激之情。
后来得知，这已经是该老兄的第N次车祸了，只不过命大福大，没伤一根毫毛罢了！
不过别人万没那么幸运，访谈记者因车祸与死神擦肩而过的计有，谢子猛所乘小车在山路上冲出路面，车卡在树丫上方没翻下悬崖，命捡了一条，小白脸却因撞上挡风玻璃，开了花，缝了针。
最危险的还有刘涛、吕少波从山西回京所乘小车撞上大车油箱，俩人从冒火的车厢里逃生后，都受了重伤。
几乎每个访谈记者，都是过类似的经历，其实，只要你还干这个职业，危险总会伴随着你。时间长了，面对危险你就会浪漫一些，据说老记者林风安翻车后，满脸是血的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用纸擦了擦皮鞋。
如此，高风险的职业，难怪访谈记者的消费观比其他部门的人都豁达，只希望看到他们不太良好的消费习惯时，您千万不要胡思乱想，如果你明天不知道会面对什么样的生命历险，不知能不能回到家人身边，你一定也会有消费上或其他方面上的浪漫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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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女编导们一起工作的日子／张予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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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访谈》今年将迎来十周年纪念，我作为其中一分子，伴随着它一起度过了我三十岁到四十岁的青春岁月。回想起这十年的光景有光荣与梦想，千辛与万苦，悲伤与喜悦，胜利与辉煌。许多工作场景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现随意记录下几个片断，以示纪念。就在我拿起笔的瞬间，突然想起这是“三八”妇女节的前夕，那么我更有理由说说和女编导合作拍片中的一些幕后轶事，算作对他们的节日祝福。
和女编导合作，首先体力上就要比和男编导合作辛苦，因为好像访谈的所有摄像都比较怜香惜玉，又有男子汉大度风采，都是自己又提摄像机又拿三角架。而从不让她们沾这些体力活。这是苦的一面，而更多的是几份责任，自己的年龄比她们都大，自觉不自觉地就充当起大哥哥来，处处保护着她们，爱护着她们。。。。在工作中不断的出主意，想办法，帮她们设计镜头，共同解决意想不到的问题。工作之余就要和她们聊一聊天，讲讲笑话，让她们开开心，以解除疲劳，缓解一下工作压力。这样又有快乐的一面。反过来这些妹妹们的工作态度，生活情趣也感染着我，激励着我。别看她们年龄二十多岁，但个个胸怀大志，斗志昂扬。对工作，对生活充满了无限的热爱。
记得有一年深秋，和傅雪松（现已是采访部制片人）这个刚大学毕业不久，说话还脸红，一副很腼腆样子但采访干练果断的女记者去重庆统景县采访，县里唯一的交通工具是摩的，两元钱坐遍全城。晚上住的地方叫什么山庄，名字好听，可空空如野，没有任何取暖设备，睡觉十分寒冷。我们拍的是一期科技扶贫节目，说的是农民靠政府派来的技术员，所种的柑桔比以前又好又大。怎样体现呢？就要靠对比，于是我就设计了这样一个镜头：让小傅在衣服兜里，左右各放一个桔子，当然是一大一小，从桔林里走出来，拍的是移动镜头，边走边掏边说：这个大橘子是怎么怎么一回事，而以前的样子就像这个小桔子（大意）。镜头就是这样完成的。回来之后，大家在看素材的时候，都忍不住笑了起来。可能是被小傅的表演逗笑了，也可能是为我拙劣的镜头设计，大家的笑是善意的，我们不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吗？
还是和小傅，是在一个夏季去广西平果县采访，是关于农民在种植甘蔗中遇到的问题。我们是在南宁包租了一辆出租车奔赴县里的，就在快到县城的时候，我们看到许多农民都在田地里收割甘蔗，我们立即下车拍摄和采访。一切都很顺利，但就在我们想拍一个串场时，天公不作美，突然的下起了雨，我们就到车里避雨。雨一停，我们就出来拍，刚一拍雨又下，反反复复三四次，老天就像故意和我们做对似的。最后不得已冒雨拍完了这个串场。而时间也过去了好几个小时。几天过后，在我们结束全部的采访回到北京之后，刚一进办公室，同事们就哈哈大笑起来，还有人冲小傅挤眼睛，弄得我们俩一头雾水。原来是在我俩采访期间，县委宣传部往办公室打过电话核实身份，在身份得到确认后，对方还说了如下一段话：“一男一女，来了以后，不和任何人打招呼，就一头钻进了甘蔗地，天还下着雨，好长时间才出来。。。。”你说这都哪
跟哪啊，难怪大家以这般笑声来迎接我们。（有乐吧！）
下面说说一个长发飘逸，时刻洋溢着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