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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主要的是，毛时代的经济增长是靠增加资源投入而实现的：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投入到了生产过程中，同时不断延长农民的劳动时间，国民经济的投资率持续增大，而资源的开采和利用效益却很低。整体生产效益，即通过劳动时间和资本投入来提高生产，在毛的时代平均每年下降0。8％。
毛的计划经济，自1958年以来一直是垄断经济，效益很低。具体情况如下：
对于集体化的农业经济来说，它的生产与人口增加不相匹配，1976年中国人均生产的粮食还没有1957年多；
对于农村的社队企业来说，大多数生产都是亏损的，直到邓的改革创造了新的条件后，农村企业的极大潜力才被发掘出来；
对于国有企业来说，重工业企业组成了巨大的、一体化的工厂联合体，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小城市，工人和职员队伍庞大，而且从生到死都由企业负责到底。1964到1971年期间，毛让许多重工业和装备工业的大工厂建立在中国内地的深山里，以防外国军事进攻。“三线计划”起源于对美国，1969年后对苏联进攻的防御考虑。因此，中国一部分大企业由于地理位置的偏远缘故至今仍然被认为没有竞争力。
经济增长仅仅靠不断提高资源投入，而生产效益却不断降低，那么这种增长是不会保持长久的，同时资源的投入也无法持续不断地增加。1976年，毛去世后这种现象就出现了：农村1/4人口的生活降到了水平线下，处于极度贫穷；国有企业的效益问题越来越严重；投资也无法提高。党的领导在毛去世时说经济面临崩溃的危险，这绝不是凭空捏造。
当国有企业自邓小平80年代改革以来被推向市场而失去了垄断地位后，它们没有效益的情况就更加突显出来了，许多企业不但不能创造利润，反而在浪费资本。生产所用原材料的价钱超出了产品的本身价格。
毛的接班人从工业中所获的资本价值比起对它的建设投入来说要少的多。这样毛时期的经济增长率是有局限性的。许多毛留下来的国有企业在邓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产值呈负数，持续亏损，致使中国国民经济到90年代中期陷入深渊。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负担都来自毛的遗产，此外受过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极度缺乏。1965年，企业中工程师和技术员占工人总数4％以上；“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十年的教育空缺，到1976年技术人员所占的比例降到了2。6％；十多年后，即到1987年重新达到了1965年的水平。
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直到邓时期的很长一段时间也都很难控制。如果说古老的中国文化最高境界是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话，那么毛是领导群众同“自然斗争”，这可以说是受非中国式的外来思想的影响。
而且，毛使中国的人口问题尖锐化了，他拒绝接受任何计划生育的建议，甚至在60年代期间还推行鼓励生育的政策。他常说：“人只有一张嘴吃饭，但有两只手劳动”。在毛的时期，中国人口几乎增加了一倍，接近10亿。如果他的接班人继续推行这个政策的话，中国的人口在今天，即在21世纪初，就不仅是12。5亿，而是18亿，或许因人口爆炸而早已混乱一片？
毛确实留下了一笔沉重的遗产，然而这笔遗产也为邓小平时代中国经济的惊人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毛破除了古老的儒家文化，这样也就清除了中国经济发展上的障碍。他曾经热情洋溢地说道：中国的农民群众是一张“白纸”，在上面可以画出共产主义天堂最美的图画。他确实留下了一张白纸，邓小平在它上面谨慎地、一步一步地绘制着一幅市场经济的建设蓝图。
第四部 现代中国的诞生：
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1978～1997）除去大型和赢利的集体企业的工人）来说几乎没有福利保障。他们生活在早期的雇佣与解聘的世界里。不论工人失业，还是独立经营的企业者破产，都只能回到自己农村的家里。
从其他方面说，乡镇企业也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工业。它是中小型企业的世界。相反，国有企业是按照苏联的模式建造的，有上千个大型企业，生产着2/3的产品。
中国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出现的经济奇迹是农民和乡村干部的杰作，这一点西方很少有人知道。当国家给了他们搞生产的自由时，生产马上就起来了。首先是农业收成连年创记录，然后从1983年开始乡镇的工业和服务性行业迅速发展，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为30％，提高了国民生产总值。世界所关注的中国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主要是乡镇企业的增长率带来的。
农村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同样也是体制转型的动力。乡镇企业从基础上改变了城市里国有企业的生存条件。它们从受计划经济保护的领地中被赶到了竞争经济的自然猎场上。农民们破坏了计划经济，他们也改变着政治体制。久而久之或许会出现这种情况：几亿个体农民和几百万私营乡镇企业（包括越来越多的城市个体企业）将会统领这个国家的工业。
第二十二章 城市改革
（1984～1988）
农村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84年农业创记录的收成再次展示了它的辉煌，同时也从政治上鼓舞着邓搞城市改革，城市改革经历了初期的蓬勃发展后停了下来。
城市是计划经济的世界，是国有企业和党政机关体制所管理和控制的世界，同时也是实行改革极其艰难的地区。改革者们在这里遇到了党和政府中强大的利益集团的阻挠，这些人感到自己党内的地位、个人的地位和特权受到损害。
在农村改革取得了辉煌成就的情况下，不赞成改革的人失去了机会。邓小平让他的总理赵紫阳和赵的有自由思想的智囊小组制定国有企业的改革纲领。在邓的支持下，赵在1984年10月的中央会议上通过了这个纲领。
国有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
城市改革的中心是国有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赵紫阳按照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样板搞企业经理生产责任制。过去对国有企业只搞一些被动的改革。各专业部委对下属的企业做出规定，哪些产品达到什么样的质量标准可以生产，销售价是多少，全部利润都上交国家。国家对企业投资，并承担风险。生产不景气的企业靠效益好的企业养活，“大家都在吃大锅饭”。对效益好、搞革新的生产单位没有任何物资奖励。
现在，改革赋予了企业经理对生产、质量、价格和投资的决策权。企业不再像以前上缴全部利润，只需照章纳税。经理可以随意使用税后利润，部分可发放职工福利补贴或支助有关的福利机构。企业可以用它剩余的利润或银行贷款来满足它的资金需求和资本需要。
各个企业必须按照约定的价格提供约定的生产计划数，除此之外所有的产品都可以推向市场。这样就产生了计划价和市场价的两级价格制。只要产品缺乏，市场价就会高出计划价，有时会高出很多。企业一旦完成了计划指标，就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交易，既可以出售超计划的产品，也可以换取必要的原材料和配件。由于计划生产预先确定产品的数额，所以市场和它的价格将决定企业的经济行为。这是改革的一个理论问题。
为了确保企业经理的决策自主权，改革将企业中党的书记的领导地位与经理的管理权限相分离。人们可以想像得到，赵紫阳在这方面克服了多大的阻力。企业里党的书记和党支部只限制于做思想工作这个范围，企业经理成为最有权威的老板。
从计划中走出来
与管理体制改革息息相关的是，赵想使国有企业从计划经济中一步一步地走出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冻结计划的总额。在国有企业生产增长的同时，不断地下调计划生产在总生产中所占的比例，同时也迅速减少了计划生产占国民经济总量的比重，因为乡镇企业生产的增长率从开始就在计划之外。这种做法产生了效果，计划生产占国民经济总产量的比重从1984年的80％下降到了1991年的16％，在邓时代的最后几年降到了零。大多数商品和服务性行业的价格都由市场决定。
私营企业合法化
1984年，中央委员会公开承认“个体企业”是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补充部分”，之后很短的时间内城市里也出现了街道两旁的商品销售点和小饭馆，小旅店，不久出现了卡拉OK厅，建立了各类修理点和手工产品生产点。毛时代萧条的城市又重新恢复了活力。个体企业职工数限于7人的规定通常也不严格控制了。我对中国的务实主义有亲身的感受。我从与一个省的“个体企业”协会主席谈话过程中获悉，我的谈话对象总共雇佣了24个工人。我困惑不解地问道：“但是您只允许雇佣7个人呀？”回答是：“是的，但是我有4个企业。”这就是中国！
1988年官方取消了只准雇佣7人的限制，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可以合法经营了。然而私营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一人企业、家庭企业和小型企业的世界。500人以上的大型私营企业直到90年代中期还是凤毛麟角。我们将在第三十六章继续讲述此方面的发展情况。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城市改革随着农村工业的迅速发展从1984年起进入了一个5年的轰轰烈烈的发展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率1984年和1985年分别是15。2％和13。5％，1986年回落到8。8％，1987年和1988年又重新上升到11。6％和11。3％。在这种繁荣的景象中，1987年10月第十三次党代会召开，赵紫阳任新的党总书记。赵在取得欢欣鼓舞的成就中继续推行改革。他在工作报告中要求全党“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并用邓的思想告诫全党：“发展生产力是我们的中心工作……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者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68
赵公开与保守派进行辩论，后者指责邓的改革是“搞资本主义”。针对这种指责他提出了新的理论，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任务就是补上发达国家19世纪所经历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马克思曾经强调，社会主义必须要以资本主义阶段为基础。
赵也公开承认，改革的最终目的必须是搞市场经济，“新的体制必须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它与用什么样的经济手段来调节资源配给的问题毫不相关”。
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是赵的胜利。当然主要是邓的胜利，此时的邓就地位而言仅次于当时的毛。赵在他的报告中讲到，在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60年的历史中有两次大的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中国的伟大复兴之路找到了，这条路与赵主持的党代会所指出的路是一致的。共产党将会在这条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第二十三章 对外开放
邓改革的第二个支柱就是对外开放。毛坚持自力更生，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隔绝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是要防止社会主义的中国受腐朽的资本主义的影响。毛的闭关自守部分原因自然是由于西方的封锁而被迫所为，1960年以来又被迫与苏联决裂。
邓扭转了毛的政策，把中国溶入世界经济作为新的目标。他很清楚，没有国外的技术和资金中国实现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对产品进口、国外投资、科技交流和旅游“进一步开放”的政策从开始就是邓不变的改革政策，它直到今天仍然未变。
对外贸易
对于毛来说，对外贸易是祸害。他虽然未完全禁止，但要求尽可能少做。在60年代毛政策影响高峰时期，中国几乎没有对外贸易，出口和进口加在一起只有30到40亿美元。尼克松1972年访问中国后，外贸总额到1975年提高到了150亿美元。
邓掌权后进出口贸易得到快速发展。1978到1997年间，即到邓去世的那一年，外贸进出口额增加了16倍，从210万美元增加到3250万美元，2000年增加到4740万美元，是1975年，即毛在世最后一年的32倍。中国的外贸进出口经过1/4世纪从无到有发展成为世界第七大贸易国，对世界贸易市场的价格和竞争条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外贸* 1952～2001 （以10亿美元为单位）
*只是商品贸易，不包括服务性贸易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2年
如果把对外贸易（出口和进口）与国民生产总值联系在一起看的话，2000年对外贸易所占比重达到44％。这对于大陆的国民经济来说已经达到了较高的国际化程度。中国人喜欢列数据，列出21％的进口额，目的就是为了证明他们国家对贸易的坦诚。但是人们必须要对这个数据做出明确的校正，因为进出口贸易是按照世界市场价格交易的，而中国的国内价格水平远比世界市场价格低得多。如果不把以人民币为单位的国内生产总值换算成占统治地位的美元汇率，而是按照人民币和美元的同等购买力来计算的话，那么人们得到的生产总值是以美元为单位的，这个生产总值是按汇率换算后的3倍，因此2000年对外贸易所占的比重就降到了15％。这是按照美国的参数所做比较的一半。需要补充的还有，中国出口贸易中的一半几乎是建立在加工业基础之上的，即建立在进口原料和零部件的再加工基础之上的。在装配业方面，它的再出口额度也常常达不到20％。中国的原材料和零部件的进口以及再出口这两方面才使得贸易额增大。因此中国继续扩大对外贸易还是有许多空间的。2000年11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对中国积极参与世界贸易必将起到推动作用。
国外贷款
毛去世时中国没有任何外债。1978年，北京开始向日本和其他国外银行贷款，后来发展成仅次于印度的世界银行第二大贷款国。世界银行通过庞大的驻北京办事处和不断派遣项目代表团与中国政府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为其走市场道路承担着顾问的角色。
2000年初，中国向国外总贷款1540亿美元，净贷款740亿美元。这些贷款是以1620亿美元的货币储备（包括黄金储备）作为后盾的。它完全能够支付得起这些债务。这也使中国政府成为所有发展中国家中最安全的债务国。
国外留学
在毛的时代直到1960年，即与苏联决裂时共有7500名中国人到过那里的大学学习。1978到1999年期间，有32万大学生和科学工作者到国外学习。他们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属自费留学，其他一些人获得官方奖学金，一小部分人获得国外奖学金。许多学生已经在国内完成了大学的学业（大多数为学士毕业），然后在国外大学继续学习。超过一半的人选择美国的大学，居第二位的是在日本学习，然后选择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法国或德国。在德国目前有1万名中国留学生。
大多数中国留学生，特别是在美国就读的，主要选择工程和自然科学以及企业管理专业学习。通常情况下他们是班里最好的学生。加利福尼亚州的精英大学必须实行名额限制，目的是为了避免出现整个班级都是中国人和其他亚洲国家人的现象。
在32万留学生中，目前仅有11万，即1/3的学生返回中国。大多数学生学习结束后留在国外，特别是留在美国。工资待遇、研究条件和日常生活条件比在国内有更大的吸引力。这些情况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和韩国的留学生中是常有的事情，但今天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已经回去了，而且为台湾和韩国的科技发展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中国的留学生将来也会是这种情况，他们许多人同国内有紧密的联系，定期回去搞学术活动或者合作搞科学研究，美国的硅谷公司在中国的高技术园区设立有子公司。
今天，在美国精英大学毕业的中国学生回国的人数在迅速增加，他们在政府机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经济领域承担着重要的职务。如果说中国的顶级大学在此期间部分地达到了美国大学的水平，那么应该感谢这些从国外回来的科技工作者。在上海，从美国和其他国家返回的人员到2000年1月总共建立了758个企业，这些企业中的大多数都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等新兴的高技术企业。69
这样中国政府从1996年起通过担保的方式，努力促使那些享受国家奖学金的留学生按规定期限返回。对于那些移居美国的有才智的科技工作者，政府也不当作人才外流来看待，而是设立人才资源信息库，为中国将来动用这些人才资源做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