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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计划经济
斯大林的计划经济是通过牺牲农业和普遍的节衣缩食，从而把国家的全部物力财力集中到建设重工业上来。这种模式从一开始就可能形成一种绝对的工业化，并创造出类似于发射人造卫星、宇宙空间卫星站这样令人自豪的技术成就，并在西方引起震动。美国经济学家卡尔文？胡佛在1957年警告说，苏联经济将在70年代初超越美国。赫鲁晓夫也相信这一点，他1960年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用鞋使劲儿的敲着桌子，并威胁道：“我们要把你们送入坟墓！”就在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瓦斯理？利昂铁夫在内的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都对苏联模式的优越性坚信不疑时，这种模式走到了尽头。
用计划经济的形式尽管可以建立一种工业，但是无法形成经济效益型企业。平均分配方式压抑个人的积极性和成就意识。经济增长率不是通过提供生产力而实现的，而是通过不断的资源投入：人力、技工以及更多的投资。但是，增加资源的投入不可能是无止境的，一旦到头，那增长也就停滞了。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代逐渐地进入了停滞阶段，到90年代初开始了萎缩。
靠出口作为驱动力的日本模式
60年代，当苏联模式的光彩逐渐消失的时候，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这就是日本的模式。这种模式由东亚几条小龙，尤其是韩国，随之是东南亚的几只小虎所接受，并且对邓时代的中国改革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尽管也像在苏联模式中那样，日本模式中的国家也属于“驱动发展的动力源”，但不同的是，在日本模式中，国家不是通过国有化企业来完成此任务，而是通过私有企业。国家创造一种环境，它鼓励国民竭力节约，随之又在部委的精英官僚与大型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精诚合作中对工业项目共同进行“战略性”选择，并引导人们把这些节省下来的资本投入到这些“战略性”选择出来的增长性工业和出口性工业中去。作为标志性的工业，日本在70年代中期以来把重点放在电子和汽车两个领域。在这些战略性工业中，企业在银行和政府的帮助下，建立起了远远超越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其目标就是抢夺世界市场。在规模生产方面，赢利的思路对于当时的情况而言，根本就不值一提。企业也就根本不考虑负债问题，经营管理人员唯一的指导思想就是，增加生产能力，抢夺尽可能多的市场占有部分。这种日本模式中潜含着一种企业过度超额投资和超额负债的趋势。
这种模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发展得不错。在掠夺世界市场方面，日本在从1960年到1990年的30年中，成为世界上富有成果的工业化国家。到80年代末，日本工业似乎成为世界高技术工业的领导。美国和欧洲以及日本本土的许多观察家都赞成一个这样的说法，那就是：日本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就会超越美国，并成为世界经济的一号。尽管这个预言为许多人所认可，可是日本经济的增长现在却一下子就停滞了。这种模式不灵了。支持其发展的外部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也显示出来，通过不断的增大出口和财政补贴来促进经济增长只能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也就是当日本在世界经济整体中所占比重比较小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而今的日本已经升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当年为了刺激外贸以提高经济增长率而实施的出口财政补贴，已经远远的超过了世界市场所能承受的程度。此外，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人不准备再配合日本了。
最后是到了1986年，日本这时也许必须进行一场根本性的结构改革，以便通过国内消费来实现经济增长。但是，就解决这种与老的体系胶合在一起的利益问题来说，日本的政治家显得太软弱。他们取代改革而在1986年到1990年间，推行了一个特别优惠的投资政策。可是现在所形成的生产能力以及刚刚落成的这些高层商贸大楼，至今却找不到客户。1990年，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上的梦幻气球爆破，经济大地震发生。自此以来，日本陷入持续通货紧缩和经济持续衰退状况，政府通过庞大的巨额国家经济扶持项目也许可以扭转这种下降趋势，至少可以变成为经济的零增长。80
邓的局部市场经济
不同于日本模式的是，在邓的工业化模式中，登台表演者并非是受政府官员“指导”的私人企业，而是党、政管理干部自己和国企的经理们。
中国行政划分为27个省、自治区和4个相当于省级的“重型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大约700座城市、2000多个县、4。5万多个乡和70万个村庄。直到80年代初，党委书记、省长、市长、县长、社长和村长们在所有这些单位都响应邓的号召，解放农业生产力。他们所有人都以巨大的精力投身于这项新任务，所有人都围绕一个目标：引导他们属下的单位焕发出最大的经济增长率。
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农村，干部们在村庄、乡镇创造了大规模的轻工业，它们成为与城里的国有企业齐名的第二大工业。这个世界上演了一幕令人瞠目结舌的戏剧。可不，共产党的干部变成了市场企业的奠基人。他们鉴定投资的可能性，寻找能人，并在国有企业中挖掘工程师，在离退休干部中返聘，尤其是在能干的农民中招贤；他们通过干部关系网挖掘技术；他们想方设法地让地方银行分行提供贷款；他们保证新企业获得税收优惠，等等。这些由农村干部所建立的企业最初属于村镇集体企业。这些干部也给予地盘上的私人企业以保护，并接收他们的“红包”，而这些私人企业对外也就惯以集体名义。当然，对那些公开宣布的私人企业，甚至对那些小的家庭企业（个体户）来说，干部们扮演着保护者的角色。地方的主要领导干部负责抓企业。村、镇变成了多样化的企业。1993年，江苏省华西村集团的工业产值达人民币10亿元；天津大邱庄村集团以其拥有固定资产33亿元人民币而成为中国最富的村。
在城里的国有企业的经理们也像政治领导干部一样，依据他们企业的大小而评为不同的级别，丝毫不落后于农村的干部。他们追加投资、扩大生产，根本不考虑企业承受能力，也不考虑市场的现实需求。当然，为了提高他们单位的工资，在北京的部委以及各省的职能厅局没少在商海方面投注精力。铁道部在1993年就有大约4。6万个“创收”企业；外经贸委，一个专门负责外贸和经济合作的职能部委，一个与有关部门一起决定外国企业投资权限的部委，下设有外资企业投资咨询公司和外企高级管理人员中介公司。
党的机关和群众团体也像国家部委一样。工会至少拥有13万家企业。国内最大的企业当属人民解放军的企业，他们不仅建立兵工厂、参与武器出口，而且也建立日用品生产厂、组建贸易公司、开设宾馆、夜总会。在邓的经济增长号令下，党、政干部以及军官们纷纷变成了企业家：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地方领导干部、国家管理人员以及军队干部们都追求着同一个目标：生产能力的增长率。所有这一切大同小异，因为这一目标使得邓的局部市场经济在最终的结果上与日本的增长模式殊途同归。
盲目增长
邓创造了一个如此巨大的经济增长动力，就像创造了一台强大的经济增长机器。但这是一台没有方向盘的机器。邓的市场经济只是半个。市场规定着需求和价格，但是它无法规定投资和资本的分配。这随之自然由政治来调节。
乡镇和城市干部们的目标就是：投资、再投资。通向票子和升官的途径导致了对个人所管辖地区经济增长和创造劳动位置以外的东西的追求。以同样的方式方法，国有企业的经理们也创造了本企业最大的经济增长（但不是赢利！），以便在仕途上更上一层楼。这些干部同时也以多种方式使自己在经济上也获得增长，并富有起来。至于企业究竟是否赢利，这样的问题也像何以造成增长的原因一样，在干部们的思想中并不是首要的问题。在此就显示出私人资本主义与局部市场经济的区别：私人企业家投资之目的是赢利，以自己的钱来冒风险；干部企业没有自己金钱上的风险，却从经济增长中获益，但不是从赢利中获益，因为赢利不是他的。他所要避免的不过是，自己所管辖的企业集体不要亏损到让他陷入到没有支付能力的境地，那样的话他就得宣布破产。大型企业的经理们绝对不会遇到这样困境，因为他们可以放心，国家会把他们的亏损补上的。
最大限度的投资，而非最大限度的赢利，这是邓工业化模式中的驱动力，正是它生成了经济发展的高强度增长。它从而与日本的东亚经济增长模式殊途同归。不同于日本和韩国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不是由中心向外推动的，而是由数千个地方性中心驱动的，它们之间没有统一协调，并且相互制肘。在开设新企业方面，村、镇、县、市以及省竞相攀比。各个县、市争相在本地区建立最大的经济开发区，以便落户新企业，并尝试着去吸引外资。没有人对这种经济开发区进行实际的统计，据估计，在90年代中的高峰时期，全国就已经有1万个经济开发区。在此之后，还建立了不少。
每个省市、每个大城市，差不多都投资于同样的工业领域。以日本为先例，位于第一位的是“战略性增长的工业”，在中国被称之为“先导工业”，它包括：电子工业和汽车工业。24个省和几个省级市都把电子工业确定为先导工业，而22个省区把汽车工业规定为先导工业。1996年底，中国有325家汽车制造企业，它们的汽车总产量达到145万辆。平均起来每个企业的生产量为4461辆汽车。其中绝大部分的汽车厂年产量达不到一千辆。其中只有一家在1996年达到20万辆，也就是刚刚达到了一个效益性汽车生产企业的最小生产量。这家企业就是上海的大众汽车制造厂。其他所有汽车制造厂都处在赤字状况下。
汽车工业所面临的状况也是其他绝大部分工业所面临的，那就是：在全国各地，在几乎所有各省里，企业都生产着同一类型的产品。其中的绝大多数从规模上属于“非理想型的”，也就是从效益性角度讲规模实在太小了。1700家钢铁厂在1996年平均年产量为5。4万吨，其中半数以上远远低于这个平均数。56家电视机生产厂家在1991年时的总产量相当于韩国三家企业的生产量。
各省、市之间相互保护自己的市场。上海规定小出租车只能使用排气量在1。6以上的汽车。这显然是为上海大众汽车生产的中型桑塔纳汽车确保市场，因为其他城市生产的小型汽车借以就被强行排除在外了，尤其是抵制了天津与日本大发公司合资生产的夏利小车。而武汉则对桑塔纳实施特别税和特别手续费，甚至高达百分之百，以便保护当地的雪铁龙型小车，这个型号是当地一家集体企业与法国的标致合作生产的小车。81邓的局部市场经济模式带来了一个经济上“军阀混战”的副作用。清朝被推翻后的军阀从政治上割据了中国，此刻的问题是，这种经济上的军阀是否会把国内市场割据成为许多各自为政的地方性保护市场。
这种状况显然不能再继续了。1997年2月17日，邓去世前两天，《中国日报》发出了警报：“大量的重复对经济发出挑战”。许多省份，这家报纸这样评述说，都拥有同样的工业结构，到处都是“重复”建厂，以同样的工厂生产同样的产品。有限的资源消失在创造多余的不经济的生产能力上。经济由于这种不理智的投资而完全失控。
确实如此！邓小平时代经济的特征就是繁荣与破产之间的大幅度螺旋式回旋：在繁荣时期，投资的40％和不少的社会产值都流到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里去了；资源的掠夺性使用导致了极度增加的通货膨胀。中央银行此刻只能紧缩贷款；随着经济的高度增长之后势必是一个衰退，而中国基于劳动力的疾速增加原本就应显示出4％的增长率，而这在工业国家同时也就形成了一种经济衰退。一个这样的经济增长断裂构成了1989年天安门危机的背后原因之一，而这种极度的通货膨胀在此之前已经有所预感。邓却宽容地把这种摇摆看作经济飞速增长难免的代价。
贪污受贿在蔓延
伴随着邓的局部市场经济的第二个难题就是：贪污受贿在蔓延。
在毛的计划经济中，那是一个大家都贫穷的时代，贪污受贿的机会极其有限。如果处在一个这样的状况下，那就是那些手中握有政治权力，而同时又控制着经济大权的人，难免不先从突突喷出的金矿井里，给自己捞上一把。故此，这种现象蔓延极快，以致于它在邓的晚期已经变成了中国社会体系的一个构成毒瘤。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的程度，不妨以90年代末期贪污受贿状况为例，下面是几段摘要：
政府在1999年8月份公开了国家财政部的一份调查，该调查发现，上半年有2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4亿美元）被官员贪污，并转到私人账号上去了。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在1998年上半年发表了一条消息，国家财政拨款中有1200亿元被挪用，这笔数目相当于中央政府税收的1/5。
1998年，一个由朱镕基委派的检查组发现，在1992到1997年间，巨额粮食收购款的40％被吞没或者被挪用。粮食收购部门的亏损一年比一年高，这也就丝毫不令人奇怪了。农民把粮食卖给国家后，得不到全额现金，手中拿着白条，以致于引起农村的不安定。
私吞和挪用的不仅仅是粮食收购款，而且还有日常的公款。铁道部、邮电部离退休金部门的负责人员仅仅在1999年上半年就盗用了人民币10亿元，而煤炭工业系统挪用的离退休金高达60亿元。甚至扶贫款的被挪用问题也不容忽视。在2000年7月，《羊城晚报》披露，财政拨出扶贫款专款488亿人民币，而其中有43亿，也就是10％，并没有用之于扶贫；这些钱却被以假发票转走了。
福建有一个走私团伙，数百名党、政干部同流合污，他们在过去的几年中未经海关而偷运进中国的货物价值达150亿美金。为了把2200辆汽车从俄罗斯和韩国偷运到中国，北海舰队动用了战舰。海关估计，由于偷运使海关每年至少损失1000亿元（相当于120亿美元）。独立观察家估计，国家每年的开支也就是300亿美金，这才是1997年登记进口额的1/5。
1998年，重庆的一座大桥断裂，不少人掉下深谷。大桥的建筑公司与建设部门的官员勾结，使用廉价的建筑材料，而把规定的高质量建材的资金装入自己的腰包。建筑工业和建筑部门官员的贪污受贿问题尤为严重。据估计，由于使用不合格的建材以及粗制滥造的建筑工程，使得每年经济损失达1000亿元人民币。
如同清朝末期一样，卖官的事情重新出现。一个县级党组织负责人事的领导，在两年内出售了不少于200个政府官员职务。在另外一个县，县委书记公然出售反贪局局长的职务，要价26万元人民币。而这个大价也说明，这个位置的油水有多么大。
我们在国有企业的财产流失中已经看到，这些总经理通过种种方式把国有企业收入的部分甚至全部挪为己用。据官方估计，到1997年底，已经有12％的国企资产被他们的老总变成了私人财产。在国企和集体企业拍卖中，买主支付“佣金”是司空见惯的，而且佣金甚至达到合同总额的10％。
裴敏欣（音译）在一篇题为《中国要变成印度尼西亚第二吗？》82的文章中估计，每年由于贪污受贿给国家所造成的损失已经达到国民总产值的5％。贪污受贿所导致的实际损失恐怕远比这个数目还要大，因为贪污受贿助长了经济的非有效经营性发展，尤其是由于它使得政府订单到了那些不具备生产水平、能力的企业，从而假冒伪劣的产品得以出现。
贪污受贿的一个主要源泉就是纳税或者合理的不纳税。邓时国家不设税收确认和征税管理机构。国家获得的税收很低。地方公共事业开支的60％，而农村的则是80％，要靠纳税和手续费来填补。
政府职能部门建立“服务公司”，它们向任何一项能够想到的服务都征收手续费：谁想就某项法则做一些了解，或者获得某项行政管理条例，就得给这个政府职能部门的有关服务公司付费。尤其是地方管理部门出于多种目的在许多方面征收费用。其中有些费用是合理的，但是有些纯粹是为了让一些当官的发财致富，为了保障他们丰盛的宴席，为了让他们去购买豪华小轿车，营造豪华别墅，提高补助津贴等等。中央政府的一项调查发现，地方管理部门所增加收费名目中，有90％是未经批准或者完全违法的。其中至少有3000余不同名目的收费条例是违法的。在农村和乡镇，这些非法的收费经常引起农民的强烈抗议。也正是因此而使一些私人企业迫于地方干部强加的额外税收而关门、破产。而国有企业也不免遇到这些地方性额外的税收，但是他们能痛快的支付，因为国家银行会把他们的损失补上的。
这种贪污受贿危及到他改革的中心目标：它蚕食经济增长；它危及政治稳定和共产党的领导。在他的文章中，裴敏欣就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