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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带给这片土地上的首先是鞋子制造业，并且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鞋子出口国。一个万人的制鞋厂对于小小的台湾来说，那是不可想像的事情。但是地价和人力都比较便宜的大陆，给予台湾制鞋业提供了进军和占领世界运动鞋和普通鞋市场的可能性。台湾的制鞋企业保晨公司（音译）借助于大陆的劳动力成了世界最大的制鞋企业，它以1。2万名工人承担了耐克和锐步运动鞋的生产任务。
在起初的那些岁月里，台湾投资者的名言是：“把你那过时的机器运到大陆去，换得世界市场的出口合同和份额”。90年代中期，第一阶段的低技术含量投资的浪潮被第二阶段的高技术投资浪潮所取代。台湾的计算机和电子企业在大陆修建现代化的生产线。复制甚至大于其在台湾的母公司的复制线：台湾大型跨国计算机公司宏基在苏州建立了一个有6000名员工的生产厂。在几公里路处，声宝集团公司建立了一家计算机显示屏生产厂，而且同巨（Yageo）是为宏基、菲力浦、国际商用机器以及其他公司生产电阻的厂家。在珠江三角洲，普玛斯（Promax）在东莞修建了世界上最大的鼠标生产厂家，有3500名工人。台湾的计算机企业使大陆变成了一个重要的电子产品出口平台。
按照大陆的官方统计，到2001年底，台湾在大陆的投资部分达到300亿美金，而台湾人估计有600亿美金，而且这个数字只少不会多，因为许多企业基于台湾当局对于去大陆投资的掣肘态度，只得隐瞒自己在大陆的投资额，或者通过香港甚或通过拉丁美洲的维尔京他岛屿去大陆投资。与此说明相关的是，还有一份资料：中国统计介绍，维尔京他岛屿在投资名列中居于第六位。25万台湾人作为经理和工程师工作在大陆的4万家企业中。台湾企业家建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并行工业，并且在中国出口总额占有了12％的比例。
如同香港投资在广东那样，台湾的投资把福建从一个贫穷的农业省变成为富有的沿海省份。厦门市现在已经是一座国内享有盛名的高质量生活的城市。
台湾的投资也涉及到其他地区，也正是因此使得珠江三角洲的东莞变成了一个台湾城市。4万台湾人工作在这里的3000家工厂中。现在，长江三角洲，尤其是历史名城苏州的工业园已经成为台湾高新技术投资的热点地区。
也像如果没有港、台的投资及其管理知识，今日的中国是不可想像的一样，反过来，台湾经济的未来也不外乎是像香港那样，依赖于大陆，依赖于廉价的劳动力和巨大的市场。经济迫使大陆与台湾走向一起。
大中华现在已经是亚洲最大的经济权威。它在进出口、投资以及货币能力方面超过了日本。就调整社会生存而言，它的收购平衡力也远远地超过了日本。
2000年时的经济大中华
材料来源：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
海外华侨
围绕着经济大中华，把这些企业分为两个团体，即东南亚的华人和欧、美、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地区的华人。
在3300万海外华人中，有2700万生活在东南亚。在新加坡，华人以77％达到绝大多数。在东南亚的其他国家，华人属于少数，但是当这些少数的华人控制了零售业时，那些华人经济巨头们却控制着私人企业以及大型银行的大多数。在印度尼西亚，华人只占全国人口的3。5％，但是却控制着300家最大的上市企业集团的68％和10家大型私人企业中的9家。泰国四家举足轻重的私人银行全在华人手中，其中包括泰国最大的银行：曼谷银行。海外华人的企业也是以纯粹中国人的方式，即以家长式的方式领导着，而且都是通过某种网相互联系在一起的。96
东南亚华人在人口和股票资本中所占的比例
资料来源：按照澳大利亚外贸部1995年所发表的《亚洲的海外华人商业贸易网》一文的资料进行了整理。
海外华人少数的经济巨头和他们在经济上的网络关系，在占多数的本土民族中引起了妒忌和仇恨。以致于不断发生对华人的报复行为，1998年亚洲经济风暴时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就是一例。许多华人取了当地人的名字，以便保护自己。泰国甚至把取当地人的名字作为规定。而报复的结果就只能使华人更加抱团、接成网，并且使他们把希望寄托于让中国强大成为亚洲的代表。他们多样化的进行投资，并使中国在90年代成为投资的重点。香港是东南亚华人贸易和网络的中心。那些大企业在此建立了它们的分公司和银行：像马来西亚的郭氏集团；印度尼西亚的沙林集团和力宝（Lippo）集团；泰国的正大（Charoen－Pokphand）集团以及陈氏（Sophonpanich）集团。它们以这些子公司为基础，自80年代末以来，向大陆投资了几十个亿。
除了这个东南亚华人圈之外，还有另外的一个圈，它包括北美的五六百万华人，西欧的94万和澳大利亚及大洋洲的54万海外华人。重要的团体是美国的华人，尤其是加利福尼亚的华人，在那里生活着数百万华人。大部分的美国华人已经在那里生活了一代或者数代，而且美国化了，他们对于前辈的故乡已经不那么特别的热心了。但是其他的，尤其是许多在经济、科学领域工作的华人，他们与大陆有着密切的联系。华人的硅谷企业在大陆建立了子公司，那些华人研究人员和教授们定期地访问大陆，举行讲座、参加学术讨论。
全世界的华人企业每两年举行一次全球华人企业家大会（华商大会），大约有数千名华人企业家参加，其中有来自于香港、东南亚的华人经济巨头。经济大中华以香港为海外华人的中心城市，以此形成了全球华人网络的中心。这个世界经济一体化不是汇入了某个新美式的21世纪，而是引入到一个中国人的21世纪。
一种全球化的中国文化
与华人经济网络并行的是，一种全球化的中国文化正在形成中。世界上的中国知识分子日益增进联系，并且重新开始了那在19世纪末期所开始的需求现代中国文化的探索。两种思路对立并存：北京、上海和新加坡的知识分子提出了一种现代儒家文化和一种政治并存的社会体系，即技术官僚和等级制度，而且所考虑的是秩序等级。这种观点与香港、台湾以及剑桥、哈佛、巴黎等的不同政见者团体的思路相对立。后者所追求的现代中国文化，是一种多元化的文化，而且是以西方为榜样。与高层次文化讨论并行的是，一种中国大众文化已经在音乐、电影和小说中传播开来。香港和台湾已经发出了他们的共鸣。此种群众性文化是美国式的、个性化的，也是享乐主义的。此由港、台电视、香港的电影以及港台流行歌手们推动着，而且席卷大陆城乡直到村镇。广州、上海和北京的音乐生产商以及北京、上海和西安的电影制作厂家尝试着逐步冲破这种港台垄断。共产党针对这种流行文化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予以还击，要通过集体价值高于个人价值、通过爱国主义和禁欲主义生活态度来深入人心。
在所有思路中，无论是阳春白雪还是流行文化，有一点是统一的，那就是：对中国辉煌的历史的自豪感。即便是共产党强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仔细阅读起来，首先更多的是儒家的道德希望要求。
第三十七章 中国能成功吗？
中国同时进行着三个革命：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向市场经济的转化。1997年，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儒家的关系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进入了第二阶段，也是关键的阶段。邓那只有赢家的改革已经走到了头，不可避免地使江进入到面对“带着泪水的改革”的阶段，也就是要对现代化和自由的社会过渡支付代价的时刻，即面对：失业、不平等、贪污腐化、无所适从、犯罪。21世纪的中国进入了其重新腾飞起来过程中最艰难、风险最大的历程。
在我们展望未来之前，先回顾一下历史上被中国克服了的问题：
人口过多：这是第一个，也是所有问题的根源。中国疆域辽阔，但是大部分为山脉和沙漠所覆盖。人口主要拥挤在东部平原，其中以南部沿海地区和四川盆地为主。2000年中国统计有12。7亿人。尽管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但是现在人口增长依然保持在0。9％的幅度，也就是说，在40年里，人口将增长到15亿。
失业危机：这是人口过多所直接引起的无法避免的问题。
在2000到2010年之间，中国新生的劳动力增长数额超过7000万，这不包括由于其他原因而离开原工作位置的人。这就是说，中国每年最少需要创造700万个新的工作位置，那么它在五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劳动位置数目就相当于整个德国的工作位置。除此之外，还有随着公有制行业的裁员而下来的人，这就还需要每年额外增加大约500万的新工作位置。就是这些也还没有囊括所有需求。到2010年，由于每个农户只有0。55顷耕地，它远远不足农民耕作的需求，从而由村经济中将分离出来7500万劳动力。在1984年到1996年之间，新生的农村工业企业和服务性企业创造了数量巨大的劳动位置，但是，1996年时这种大爆炸结束，在1997年到2000年之间，农村工业中的就职人数减少。在2000到2010年这10年中，农村企业至少要安置2000万无田可耕的农民，那么在农村还有大约5000万人没有工作。
在毛的时代，按国家规定，户口是在出生地，因此农民就固定在农村。即便是到了农村迅速发展的辉煌时期，农村工业也无法把所有缺少耕地的农村人都安置下来，因此寻找工作者就不顾户口规定，外出进城去寻找工作。9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流动工已经形成了一股潮流。现在，至少有1。5～2个亿的农村人口，以非法的身份或者以暂住证的方式待在城市。他们作为建筑工、工厂工人、餐馆工人、马路清洁工、保姆，简单地说，他们做那些使城市美化的工作，所获得的是数目少得可怜而且得不到应有尊重的待遇，处在没有社会保险，子女们没有学校可上，没有法律保护，也没有人关心的境况。
除这个流动民工群体之外，在城市里还有另外的一个无产者群体：失却了国家铁饭碗的城市人。1996年以来，这个人数每年以五六百万人的数目在递增。其中半数的找到了新工作，或者在私人企业，或者自己单干。而另外的一半就靠最低生活保障，这些钱是不死不活，即便如此，这一点儿钱也并非总能获得。
官方统计，城市失业率是3。1％，但是它只统计了那些注册登记了的失业者，并不包括那些下岗、继续待在家里的人员，这些人不仅收入很少，而且他们原来的企业还未必总能保证按时发下岗津贴。它也不包括那些进城的流动民工，因为从统计角度讲，他们生活在农村。它也不包括那些刚刚成年，但是还没有找到工作的年轻人。观察家估计，城市的失业率在20％以上。而在上海、北京和广州这些私人企业发展比较快的城市，情况稍微好一些。在北部和西部那些在此之前只有国有企业的城市，情况就糟糕多了。
中国怎么样去为它那十多亿而且仍在持续增长的人口创造工作位置呢？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最遗憾的是，中国在由贫乏救济进入供大于求之后，它在创造劳动位置方面的经济实力确实在严重下降。在1986到1990年间，社会总产值的每个百分点都带来151万个新的工作位置，但是在1991到1995年这个时期，也就只能带来85万个新的工作位置。97即便是8％的增长率也就刚刚消化了那些新增长的劳动力，还不完全能消化那些已经失业的数字。农村企业所创造的那个就业奇迹，再也不会出现了，而世界经济一体化迫使工业行业提高劳动生产力。
环境破坏：这是第二个根本性问题，一个与人口过多的问题密切相关的问题。98中国的城市无不沉陷在工业污染和汽车废气之中。中国的农业用地在被侵蚀和荒芜；中国的河流、湖泊由于污染和大型的排水管而坏死；黄河每年有几个月的干涸季节。缺水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的一大难题。农业需要水，工业需要水，城市也需要水。由于过量的使用，使得北方的地下水水位疾速下降。1999年北京的水位下降了3。5米，这是指靠地下水补充北京需求的2/3的那部分水。在东部和东北部平原，水井经常必须钻到深达70米的程度，以便提取地下水。这费用之高以致于农业耕作得不偿失。为了保证救济、政府不得不大幅度提高水价，但是这同时也就像在德国把汽油价格提高到5个马克一样。尽管政府已经关闭了一些污染环境的工厂、或者在长江上游禁止砍伐等有效措施，并且把国民总产值的1％用于环境保护，但是被破坏的环境尚未完全恢复。对于进一步的经济增长来说，中国面临水源、土地和空气枯竭的危险。
不平等：在前面两个基本问题之后，现在到了由快速救济发展所带来的最艰难的问题。首先是增长的不平等：中国社会内部的不平等；沿海城市与内地省份之间的不平等以及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发展势必带有“不同的增长速度”：让少数人先富起来。邓从一开始就看到了这个矛盾差异，并且认可其存在。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不平等性属于一种新的经验感受。几千年来，他们生活在一个平等主义的农业社会里：在广大民众之上的只有极少数的政府领导上层，也就是皇帝和他的两万大臣以及地方那些由念过书的先生们、占有土地的地主们以及商人们所构成的中层。在毛的时代，绝对的平均主义盛行。随着邓的市场改革，中国社会以迅猛异常的速度开始分化。至今为止已经出现了一个相对于整个人口来说作为极少数的百万富翁，在他们的车库里停放着奔驰600和红色法拉利。有一个大约包括3亿人的中上层和那些进出于咖啡馆、迪斯科舞厅的城市公子哥儿们群体，同时也有一个包括大约3亿人口的社会最底层，一个至今为止还没有被经济增长真正顾及到的阶层，其中包括那些从国有企业下岗的工人，以及改革中的没有受益者。另一方面也得承认，在克服绝对贫困方面，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确实取得了胜利，这是不可抹煞的事实。
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也使大陆各省份之间的发展出现了分化。在过去二十余年的发展中，那些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沿海省份远比内地诸省要快，况且它们原有的基础就高一些。故此，西方的一些观察家们就夸大这种分化，并预言中国会分裂。要知道，内地的不少地区在增长率上还是相当高的，它们从总体上也在前进。政府现在所采取的措施，也就是通过基础设施以及教育投资把经济增长率向中部和西部推进的政策，将会控制这个东西差异问题。在经济发展快的沿海省份，没有人想着从大陆中国政体中分离出去。对于他们来说，内地省份不仅仅是销售市场和廉价劳动力的储存地，更重要的是千年来的这种国家统一的观念在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
而更为危险的问题是城乡之间发展的分化。按照官方统计，1985年时，农村人口平均年收入只有城市人均可实际支配收入的54％，而到了2000年，这种比例下降到36％。在收入发展方面，农民没有办法做到同步，这就造成了一个增长的苦果。
道德的空白地带：这是一个由于发展的速度所带来的问题。它对人们提出了过高的要求。它把人们拉出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但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却不能提供取代这些传统的新的价值观。一种精神的空白迅速形成。许多人除了对钱的渴望以外别无所求。党组织试图用爱国主义以及对中国儒家历史的自豪感来填充这种空白。许多人返归教会门下，佛教、道教、基督教和其他教派，甚至法轮功经历了它们的大规模扩张时期。
精神的空虚也就意味着一种道德的空虚。城市里刑事犯罪骤增。城市人把这归之于农村流动工的罪责。这些属于一种新的现象。几千年来，人们生活在他们出生的村庄的范围内，现在这种固定的规则被取消了，1。5～2个亿的农村流动人口进入城市，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看到了环绕在自己周围的纸醉金迷。这一切造就了刑事犯罪的土壤。
贪污腐化：对于政治稳定来说，党政干部中所蔓延的贪污腐化是最危险的因素。它可是引发其他问题的导火索。在中国长期的帝制历史上，它总是不断地重复发生，而且在今天的环境下，它有可能重新发生。这就是江泽民和朱熔基何以严厉打击贪污腐化，不惜对高级干部动以死刑的缘故。
危及稳定的因素在增长
在这些社会问题的压力下，农村的不稳定在令人担忧的增长。在城市，尤其是在东北和四川，老工业基地不断出现工人抗议活动。绝大部分的抗议活动都是以“上诉”的方式进行，他们聚集在市府门前，并持着类似于这样的牌子：照发工资、退休金；恢复工作；惩处贪污腐败的管理人员或者政府依法办事。市长常常对请愿者尽力好言相劝，让他们回家，并允诺，他将着手解决他们的问题，安慰他们，也就是允诺拖欠的工资和退休金照发。
但是有时也发生暴力冲突。2000年2月，在距离北京400公里的一座东北煤矿城，两万名工人与警察持续了三天的马路冲突。工人不满的不仅仅是失却了工作位置，更重要的是不满高层管理人员在企业关闭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