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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一把钥匙很容易弄丢了，想找个什么东西系上，却一直没做。她记起在梳妆台的抽屉里有一段红流苏，原先是一个中国结的一部分，后来那个中国结不知怎么散开了，留下一段流苏，碧蓉非常喜欢，舍不得扔掉，就将它放在梳妆台的抽屉里。碧蓉将那段流苏找出来，小心翼翼地从顶端抽出两根丝线，一道一道地绕在钥匙孔上。系紧扎好后，碧蓉先是放在手心轻轻地捋摸，然后又拿起来细细地端详。她发现系上了流苏的钥匙很像一只金鱼，古铜色的钥匙柄是金鱼的身子，红色的流苏则像是金鱼的尾巴，碧蓉抖动了一下，那金鱼尾巴就热烈地摆动起来，像是在跟主人撒欢一般。
城东不斗少年鸡
李国文
作者简介
李国文：新时期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短篇小说集《危楼纪事》、《没意思的故事》等。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近年致力读史随笔和散文写作，著有《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等。其小说较早地以时空交错的宏大结构反思“文革”历史，反映改革开放；其随笔谈古论今，犀利辛辣，深受读者喜爱。
这是苏东坡的一句诗，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老子不想奉陪你们，懒得跟你们这班小人玩了。”当然，这是对大师的妄议，但他用了“少年鸡”这个典故，百分之百地含有这层意思，谅不会错。
据《苏轼诗集》卷十九诗注：“《东城父老传云》：贾昌年七岁，明皇召为鸡坊小儿长，至元和庚寅，年九十八矣。语太平事，历历可听。自言少年以斗鸡媚上，上以倡优畜之。”“五坊”，是唐代为皇帝饲养宠物的官署，同时，也豢养了一批为非作歹，蹂躏市井，糟蹋百姓，坑害良民的衙役。在韩愈的《顺宗实录》中：“贞元末，五坊小儿张捕鸟雀于闾里，皆为暴横，以取钱物。”因此，“少年鸡”者，即为人憎恶的小人也。
试想，一位诗人，被小人陷害，扣他一个“以诗忤上”的骇人罪名，在大狱里关了一百三十天，最后，“摘帽”，或者“改正”，终于获释，走出牢门。可以设想，汴京城的拂面清风，灌汤包的扑鼻香味，马上就要过大年的愉悦气氛，以及他的追星族蜂拥而至的热烈拥趸，能不令他食指大动吗？能不令他诗兴大发吗？于是，就有了以上为题的诗句。
全诗为：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堪笑睢阳老从事，为余投檄向江西。（《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二首》之二）
北宋亡后，政府南迁，汴京文档，散失民间，幸亏南宋的朋九万这位有心人，悉力搜罗收集，我们才得以看到苏东坡收审刑供的实录。由于元丰二年（1079）的这桩文字狱案，是由御史们发起的，而乌台是都城开封御史衙门所在地，于是这本小册子遂名之曰《乌台诗案》，版行于世。这样，我们也就得知苏轼笔下的“少年鸡”为：一，监察御史里行何大正，二，监察御史里行舒，三，国子博士李宜之，四，御史中丞李定。还有五，那位著《梦溪笔谈》的翰林学士沈括，至少在这次案件中，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
后人在阅读大师的时候，也会在夹缝中看到这些小人的名姓，时过境迁，这些曾经张牙舞爪，不可一世的整人狂，像蠹鱼一样，干瘪得只剩一层皮。我估计，后来的整人狂，命运未必会更好。所有制造文字狱的小人，都会钉在文学史的耻辱一页上，任人哂笑。
但我更钦敬诗人的一点，因诗入狱的他，出狱后的第一件事，竟是先做出两首诗来，宣泄心头这股鸟气，敢于向自古而今，入狱只许规规矩矩，出狱不准乱说乱动的法则挑战。这胆识，这器度，值得为之鞠一大躬。
因为，很惭愧，如我之类的文人，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倒霉以后，说来不怕见笑，不但没有了硬骨头，连软骨头也没有了，整个成为鼻涕虫。所以，在别人打了屁股以后，连阿Q的“怒目而视”也不敢有，还磕头如捣蒜地感谢这顿屁股打得及时，打得有理，打得应该，打得无比幸福云云。那一份水裆尿裤，相比之与前人，真是很赧颜的。
苏轼一生，可谓坎坷，中国历史上的文人，不幸者也算多了，但如东坡先生这样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忽冷忽热，忽喜忽忧者，还真是比较少的。他的境遇是从神宗熙宁二年（1069），另一个同等量级的大文人王安石，从金陵来到汴京任神宗相那刻开始，便倒霉，而且一直倒霉到徽宗元符三年（1101）死时为止，一倒就是32年。比起我们这干当了22年“右派”的作家诗人来说，大师的不幸可谓甚焉。然而如此，一辈子犯小人，一辈子在不幸当中，一辈子在他们的折磨下为文求生的苏轼，所留存下来的不朽，却是我们永远望洋兴叹，瞠乎其后的。在他所创造的文学世界里，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我们连给大师拾鞋的资格都不配。
他的诗，包罗万象，上追唐代的“李杜”；他的词，挥洒自如，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他的古文，纵横豪迈，同欧阳修并称“欧苏”，他对我国的文学发展，其贡献之巨大，影响之深远，一直到今天，像一块兀立不动的基石，支撑着中国文学史。时隔一千年后，在中国识字的普通人口头上，能够马上想起来的古人诗句，十句之中，定有东坡先生的一二句。因此我想，大师的万古长青的文学生命力，绝不是一些“轻薄为文哂未休”的人，所能抹煞得了的。
但是，苏轼是文学家，也是政治家，他把他的文学，他的政治，和这个国家，这块土地，以及这块土地上的黎民百姓，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中国自有文学以来，自有诗人作家以来，从跳汨罗江的屈原开始，就在血管里流动着这种忧国忧民的基因。当我们回过头去，历数苏轼的倒霉史，会发现，他在政治上总是采取“右”的立场，更多是为人民大众着想，因此，才受到过激势力的清算、排挤、镇压和处置的。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变法，应该说苏轼从来不是坚定的反对派，他也是一贯主张剔除弊政，力主振兴的改革派。但新法的措施峻刻，行急伤民，加剧矛盾，制造动乱，对一个积弱积贫的国家，有害无益。因此，诗人秉着良知，多次上书神宗，不要“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以免“欲速则不达”（《苏轼文集》）。结果，不听，被迫外调，作杭州通判，先后转知密州、徐州、湖州。
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罢相，他日子也不见好过，原来投机新法的分子，并不甘心失败，继续结党营私，倾轧报复，耿直敢言的苏轼，成了他们的眼中钉，元丰二年（1079），遂有“乌台诗案”的发生。于是，降职贬往黄冈。
元丰八年（1085），神宗病逝，高太后临朝听政，次年改元元。起用旧党司马光执政，苏轼被召回汴京，任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职，似乎要扬眉吐气了，可他并不因旧派的重用，而改变对于新法有其可行之处的评价。这位认死理的诗人，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不为主政的司马光所喜。元元年到元八年（1086—1093）期间，苏轼遭到新旧两党的夹击，并陷入于朔党、洛党、蜀党的无休止纷争中，处境艰难，日甚一日。于是，自动要求调离京城，跳出是非之地，知杭州，后辗转于颍州、扬州、定州，为地方长官。
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新党再度上台，来了一次反复辟斗争，对“元党人”进行报复迫害，苏轼大倒霉，又成当局整肃对象，一贬再贬，到广东惠州，到海南儋州，直到元符三年（1101），宋徽宗即位，大赦，才得以北归。不久，于归途中在常州病逝，享年66岁。
所以，从王安石行新法起，他的命运就卷进了政治斗争之中，每一次重新洗牌，因为他本不是一个转舵飘蓬、朝秦暮楚的投机者，更不是任人俯仰、阿从屈服的应声虫，他宁可“难以追陪新进”（《湖州谢上表》），一甩袖子开路，也要保持“挺挺大节”，做一个正直的人，而不肯“稍自韬”（《宋史本传》），自然要被一茬一茬的政敌谋算，而一败再败。
其实，变法之初，苏轼在政坛上，与王安石并不是旗鼓相当的。如果，王安石只是一位政治家，作为文学家的苏轼，日子也许好过一些。如果，王安石是政治家，又是文学家，也无妨的，只要在文学的量级上略胜苏轼一筹的话，大师的麻烦会有，也许不至于这样一路倒霉下去。
但王安石之所以十分在乎他，百倍提防他，想方设法压制他，用尽心机排斥他，我认为，是文人的嫉妒心理，使得这位权臣，不但将苏轼视为变法之敌，更视为文学之敌。一直到最后，他下台了，他的余党，他的精神上的徒子徒孙，还搞了一次文字狱，想借神宗的手，要砍掉他的脑袋。所以，文人相轻，只是斗斗嘴皮子的事情，而文人相嫉，就很难预料会演变到什么地步了。
在中国文学史上，这种双峰对峙的局面，是经常出现的。
由于人类最原始的感情——嫉妒在起作用，等量级的文人能够成为融和并辉的双子星座的可能性，是极小的。过去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凡势均力敌的两位文人，同时出现在一条地平线上，必然要参辰卯酉，互不相能，不是彼此作对，就是互为仇雠。
而其中的某一方，小人程度高一点者，必然要拉帮结伙几位在智商才华成就潜力各个方面低于自己的二流文人，为左膀右臂。然后，张龙赵虎们，又网罗联络若干位在智商才华成就潜力各个方面更逊的三流和四流文人，结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文学圈子。说实在的，“乌台诗案”中的打手舒、李定之流，在王安石如日中天的时候，不过如时下文坛上那些立足未稳，探头探脑，乱抱粗腿，见神磕头的小玩闹而已。但别忘了，舒是一个擅长小令的词家，李定也是与作《梦溪笔谈》的沈括，经常唱和的诗友，也是冠盖斯文，骚人墨客之流，求名之心，争胜之意，对于名震海内外的苏轼，那由嫉而恨，由恨而整的感情，与王安石是一脉相承的。
别看这些蚊子小咬，臭虫跳蚤，没有什么杀伤力，但其骚扰的讨厌程度，也是挺令人头疼的。苏轼遭遇的这次“乌台诗案”，在中国文祸史上，是个异数，是件很不典型的案例。因为，历来文人的厄运，或关或杀，或流放或充军，都是先把皇帝老子惹火了，才有整肃文坛之举。从秦代的焚书坑儒，到明清之际的文字狱，无一不是皇帝在起主导作用。也许，有人告密，有人出首；也许，有些流言蜚语，有些阶级斗争新动向；也许，皇帝老爷子觉得文人屁股翘得太高，对他不敬；于是，或小试牛刀，或大开杀戒，总之，是皇帝在玩知识分子。
这一次，却是这四位其实也一把胡子的“少年鸡”，加上那似乎不应是小人的沈括，联手起来，要除掉这位大师。他们急了，要是这棵大树长到顶天而立的地步，还有他们的活路吗？小文人要算计起大文人来，那绝对是面不改色心不跳，将刀一直攮到心窝里，使其立即毙命的。
文字狱，文字狱，就是要从文字中找出罪证来送进牢狱。
舒，是行家，在列数苏轼罪状后，说：“按轼怀怨天之心，造讪上之语，情理深害，事至暴白，虽万死不足以谢圣时，伏望陛下用治世的重典，付轼有司，论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为人臣子者。”这就是建议神宗对苏轼用极刑了，小人之心，其毒可知。
李定，明确提出苏轼该杀的四大罪状：“轼先腾沮毁之论，陛下稍置之不问，容其改过，轼怙终不悔，其恶已著，此一可废也。陛下所以俟轼者可谓尽，而傲悖之语，日闻中外，此二可废也。鼓动流俗，言伪而辨，当官侮慢，行伪而坚，此三可废也。陛下修明政事，轼怨不用己，遂一切毁之，以为非是，此四可废也。”（以上均引自《乌台诗案》）
沈括，也是一个很能出卖朋友的家伙，据《年谱》：“括先与先生同在馆阁，先生论事与时异，补外。括察访两浙，陛辞，神宗语括曰：‘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括至杭，与先生论旧，求手录近诗一通，即签贴以进云：‘词皆讪怼。’后李定论先生诗置狱，实本于括云。”由此看来，受神宗之托的老朋友都靠不住，那么，苏轼出狱后“城东不斗少年鸡”的觉悟，不和你们玩了，说明大师通过这次教训，对他身边小人的认识，可谓既深且透。
小人，是一个很古老的词汇，据《颍川语小》这部书考证：“君子小人之目，始于大禹誓师之词，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盖谓废仁哲，任奸佞也。”看来，远古洪荒时代的夏商周，还是物质贫乏，民智未开的原始社会，就有小人为祸。元丞相脱脱著《宋史》，在《苏轼本传》里，有这样一句话，是抓住了这位诗人一生倒霉的本质的：“（苏轼）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立于朝廷之上。”
在这种忌恶挤排的过程中，如果借助于权力，就叫做整。所谓“整人”，就是一个绝对强者，打一个不敢还手的绝对弱者。当时，朝廷就是权力，小人们利用包围住皇帝的机会，给这位文学史上的巨人，制造了一生麻烦。尤其那几位文人型的小人，对于东坡先生才能之大的嫉妒，声名之大的敌视，成就之大的反感，影响之大的抵触，以及他自谓的“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当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的达到自由王国的快乐之大，简直到了切骨仇恨的程度，因此，从牙缝里蹦出来的，只有一个字：“杀！”
幸好，宋神宗赵顼，还算清醒，刀是举起来了，但没有落下来。
也许在中国历史上，有宋一代，赵姓皇帝对于文人比较优容，也比较信任。以唐宋八大家为例，唐授韩愈、柳宗元的官位，也就是刺史、侍郎等职，而宋授欧阳修、范仲淹的官位，往往超过省部级，如司马光、王安石更是进入中枢决策层面的要员。虽然，说到赵匡胤，都会加上“行伍出身”四字，但历后唐、后晋、后汉至后周数朝，已成为豪门大户，贵族人家，对于文明的趋附识鉴，对于文化的感知呼应，对于文化人的亲和凝聚，是那些农民或流氓无产者为帝王者，所不具有的。因此，无论这几位卑贱小人如何蛊惑，如何煽动，如何上纲上线，如何夸大敌情，神宗就是不上轿，就是冷处理，就是要将这个人犯，处于他的特别保护之下。
要是换个皇帝试试，苏东坡早就没命了。所以，在《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二首》之一中，这位出狱的乐观主义者，如此写道：
百日归期恰及春，余年乐事最关身。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吵人。却对酒杯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
在中国文祸史上，乌台诗案，是惟一以喜剧收场的文字狱。如果，那些小人得手，如果，神宗真的被激怒，如果，中国文学史上没有了苏东坡的话，这座壮丽的文学华厦真有坍了一角的感觉。
货殖两题
韩少功
＇作者简介＇韩少功：男，湖南长沙人，现为海南省文联主席。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西望茅草地》、《归去来》，中篇小说《爸爸爸》、《女女女》，长篇小说《马桥词典》、《暗示》等，作品集主要有《韩少功文库》（十卷）。首倡“寻根文学”，每一部重要作品在新时期文学中都有开创意义和独到的价值，至今仍吸引着文坛和读者的广泛关注。
中国先人对经济事务并不鄙夷，亦非无知。早在公元前，“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司马迁语），其繁荣程度大概不在希腊和罗马之下。白圭、计然、朱公一类大实业家名声远播，连孔子的门徒子贡也很会做生意，商队有“结驷连骑”之盛，足与各国王侯“分庭抗礼”，事迹载于《史记》。墨子对于生产，管子对于流通，都留下过丰富知识和精深论述，可算中国最早的经济学，即“货殖”之学。只是这种经济学不那么物质主义和技术主义，更不像现代某些经济学家夸耀的那样“不讲道德”，而有浓厚的人本色彩。其中有“本末”论：倡“本”富、容“末”富、斥“奸”富，是就经济的手段而言；又有“齐民”论：“齐”者，均也，同也，共同富裕也，是就经济目的而言。北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是一部农业技术书，冠之以“齐民”，便是承前人货殖之道，坚持以民为本的人文方向。
笔者为文学作者，对文学以外事务力求慎言。然依中国文化传统，货殖既为齐民之术，与万民相涉，凡民便有建言资格，于是才有以下两则农村调查后的感想。
关于数据
一个全国著名的经济发达村，注册常住人口一千余，年人均利润数十万，全村居民住进了统建的小洋楼，享受了公费医疗、公费入学等社会福利，当然是骄人成绩。但深入了解一下便可知，这些利润并不仅仅是一千多人所创造，另有一万多外地民工在这里的企业中打工，只由于没有当地户籍，不进入当地人口统计，也就不纳入人均利润的核算，于是他们创造的利润便全部转移到当地户籍的一千多人名下。“人均”利润就是这样拉高的：至少拉高了十倍。
马克思以及大多数经济学家大概不会同意这样的统计，否则打工者的劳动创造将会被抹杀。当然，在正常情况下，打工者拿到了劳务费，但常识告诉我们，摊入成本的有限劳务费并不意味着利润分配。也就是说，在上述例子里，一万多人创造了利润，但一千多人享受着利润，享受着小洋楼、公费医疗、公费入学等等——可能的权力腐败现象尚不考虑在内。这样分配的合理根据，当然是上述那种至少拉高了十倍的人均利润统计，是把一万多外来打工者悄悄删除以后的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