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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中大雨大漏，小雨小漏，盆盆罐罐错错落落排了一地，听水声叮叮咚咚，作画也如有万泉滋润，实在韵味无限，于是为画室命名“叮咚堂”；棚子里夏天奇热，我经常赤膊作画，又称之“赤膊屋”。冬天是最美的时光，头上煤球炉子的铁烟筒盘旋，身边烤白薯的热香缭绕，边画边咽着口水，如此“薯香斋”让我画完了总有享受，不觉就画他个风息雨止，暑消热退和腊尽春回。第二间画室搬到了单位底楼阳台上，名曰“三透斋”。那阳台三面破窗，透风，透雨，透雪。雨天共沧浪歌吟水天一色，风日听十面埋伏刀兵鏖战，雪后看纸里纸外精白世界熠熠生辉，说不尽的美意，偶尔有楼上冲墩布，水泻画室，淋得我一头污水，洗净就是。只可惜那人造的黑龙飞瀑泼污了不少画作，吁嘘一番，接着再画。最后的画室确实是画室了，又亏得姓蒋的领导“可怜见儿”，腾了一个办公室给我，我就在这里放肆。一日画马，画得银蹄翻飞，红鬃飘扬，兴之所至，题《八骏图》，辞曰：“半生文场似疆场，春来秋去总匆忙，魂魄狂奔旅程远，心儿系在鞍鞯上。口衔马铁凝血痂，身受鞭笞伤叠伤，一声嘶鸣逐鸟翅，几笔飞白自画像。”画完了，题完了，真的学几声野马咴咴嘶鸣，神畅气舒，险些不知天高地厚。于是自命画室为“嘶鸣堂”。
出自这三间画室的十年之作，毁起来很快的，莫非是我有了觉悟，“觉今是而昨非？”不，今日也未必能称“是”。今日之“我”，不定哪天，自己又看着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该撕碎了。也许艺术就是如此这般的殉道，艺术生命的过程就是干了毁，毁了干，直至垂下疲惫的双手？明明是十分悲怆惨烈的撕扯，不知为什么，我忽然觉得这才是世间真正美丽的悲剧和神圣的宿命。我们这些人总是去追随想望中美人香草的踪迹；总是为了“那一个”，否定“这一个”，见异思迁。我想，在这寂寂无声的夜里，我撕碎了自己的从前，在没人知道的情况下，也不妨自诩为是凤凰涅，是为了艺术生命的重铸和再生，坚决地洗心革面，扔掉昔日多余的行囊和赘肉，往前看，往前走。忽然又觉得今夜的“自残”和“自毁”，可以比做城市的旧房危房的拆迁，但愿拆过了，铲平了，能盖起一座梦中的宫殿。我就是用梦来证明自己还喘气儿，就是为梦才活着的。
我在奋力撕扯自己作品的时候，腆着肚子，还真弄出了点儿“孤注一撕”的“英雄气”来。有些画看看再撕，有些看也懒得看了，抓过来就扯。单宣纸薄，好撕，一撕到底，声音响脆明亮，速度极似磨快的厨刀割开皮肉。皮纸坚韧，要费些气力才行，我的两手扯着纸边，如扯带血的筋肉，声音嘶哑，绵软，颤颤的，好像画儿也在呻吟，在叹息。裱褙好的，强了骨骼，有时需要刀剪来帮忙。剪了口子，咬牙切齿地去撕，有断臂裂骨之势，咔咔折断的声音撼人心魄。无论撕画的时候怎样声如击磬，势如裂帛，疾似闪电；无论抛落的纸屑如何做天鹅之舞，我都没有快感，快不起来。这一个晚上撕了几麻袋，就急着去找把火烧一个干净。等到完事儿了，我顶着满头纸灰，独坐画室，对镜看着两鬓的白发，不免心中一阵阵茫然和惆怅。我就这样在顷刻之间，把十年的岁月撕了，把年轻的生命撕了，把自己的“孩子”撕了，把昨天的“自己”撕了？可是明天呢？明天的梦能涂在纸上保存下来吗？
我默默地为自己祈祷。
漂在重庆
巴 一
清晨，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了酣梦中的我。
“喂，我找巴一。”一个听起来并不清脆的女中音。
我忙说：“我就是。你谁呀？”
“连我你都听不出来啦？”电话的那头，显然有些惊异地提高了嗓门：“我在你的楼下，下来接我吧。”是谁呢？我一时诧异地张大了嘴巴。朦胧的睡意荡然无存，放下话筒便去抓衣服。可我又犹豫了，脑海里“大弦嘈嘈如急雨”般搜寻着关于这声音的记忆。无论如何，我都对回响在耳际的这毫不客气的语句感到陌生。
确切地说，我来重庆整整十个年头了。从夹着个破手提包到处跑医院推销药品，到如今坐在富丽堂皇的“总经理”室决胜千里，结识了不少的好朋友，自然有男有女。生意场上的，行政机关的，文学圈里的，用不着通报姓名，哪怕是咳嗽一声都能分辨出他们活生生的音容笑貌来，怎么突然间对刚才电话里的声音就没有一点记忆呢？
莫非是我安徽老家来的人？不可能，他们不会说这么标准的重庆话。谁呢？
“下楼来没得？我等起的哟！”她又打来了电话催我。
顾不上三七二十一，我趿着拖鞋跑向了楼下。当我的目光与面前这位短发齐耳面孔端庄的女性对视的刹那间，我一时竟喊不出她的名字来！“您好”两个字反复重复着，却十分窘迫地叫不出她的姓名想不起哪儿见过她。好像，她并没有觉察到我的内心活动，上下打量我一番说：“胖了，比原来胖了点！”
走进我的住室，她换了双拖鞋，微笑着环顾四周问：“夫人在吗？”我回答她：“没有。我一个人住。”她马上说：“那，可不可以参观？”我说：“如果不嫌太乱，请随便看吧。”她兴趣盎然，果真向一个一个房间里走去。
她是谁呢？我脑海里浮现着电影上一个个“女间谍”、“女神探”的美女来，不可能，这么一个清秀的女孩怎么可能是那些“反面人物”呢？我一次次否定着自己。尽管百思不得其解，还是礼貌地取出纸杯，给她泡上了茶水。
“你还是一个人在重庆啊？真不容易。”退出我乱糟糟的寝室，她坐在了我对面的沙发上。我应承着，尽量放松我紧张的微笑。终于，我憋不住了：“你能告诉我怎么知道我的住址的吗？”
“你猜呢？”她歪着头，两眼一眨不眨的。
我说我猜不着。她“扑哧”笑出声来。“还记得九年前那个冬天的早晨吗？你在招待所的七楼饿了三天，是我给你的方便面，知道了吧？”
就这么一句话，宛若一颗炮弹，顷刻间炸开了我封存多年的记忆；顷刻间使我的狂妄和虚荣灰飞烟灭。我颤抖的手燃着了香烟……
那一年，我26岁，那是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第二年。穿着藏青色的司法制服，神气十足地回到农村老家时，院子里站满了黑压压的人群。见我一脸的愕然，邻居们才告诉我：祖母已经死了。我扑向堂屋，父亲、二叔、三叔都跪在祖母的遗体旁嚎啕大哭。我明白了一切。握着祖母冰凉的双手，望着她已合上的凹陷的眼睛和干瘪的嘴唇，痛不欲生。在姊妹排行中，我是老大，从小学到中学，祖母几乎是天天晚上在煤油灯下陪我写作业，读大学和毕业分配后，祖母天天求神拜佛，祝福我能有出息，不再在村子里受欺负，不再像上几辈人那样枯守在农田里……祖母对我恩重如山，什么时候她患的病我都不知道。她怎么就突然间死了呢？擦着眼泪，我开始责怪起父亲来。父亲说，祖母患病后，她一直不告诉任何人，更不允许他们写信告诉我。待她病重晕倒在门口时，她才说请医生来看看。祖母的手勾着，面部斜向了一边，村子里的医生说祖母中了风，要花很多钱买很贵的药才能治好。听到这些，我父亲就和他的兄弟凑钱给祖母治病。可是，父亲把猪牛鸡全卖了，那点钱两三天就用完了。他们在村里到处借，可村里人担心父亲以后还不起这笔债……
父亲哽咽着说不下去了。我说，这些情况怎么不告诉我呢？父亲喃喃自语说，找你又有啥用？一个月40元的工资还不够自己用的，再说你读书时贷信用社的300块钱不知道啥时候才还得上，光利息也不知道长了多少……
听完父亲的话，我再也说不出一个字。为了供养我，他们倾尽了全部心血，忍受着贫困的煎熬，巴望着我能比他们强。如今到了城里，还自己顾不住自己，经常带家里蒸好的馒头在宿舍里吃。我是他们的希望，如今却丝毫也帮不上他们……想到这些，我恨自己的无能，恨自己的无奈……
为了救治身患重病的祖母，为了改变父母因贫穷而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的状况，我决定辞去苦熬出来的“铁饭碗”，做生意去！“我要赚钱”的念头，恐怕比当年高玉宝喊叫着“我要读书”还要强烈……
那个雪雨交加的晚上，我走向了离我们老家最近的漯河火车站，乘上了开往重庆的火车。
吭吭哧哧的列车，理直气壮地停在了菜园坝火车站。在拥挤着走出车站的旅客中，无论如何也不会有人想到，我这个身上只有90元的安徽农村人，决心要在重庆干出一番事业来。
扑面而来的麻辣味，完全听不懂的重庆话，衣着时髦热情如火的重庆人，一下子激发了埋藏在我心底的渴望和追求。原来在书本里读到过的红岩村、渣滓洞，在电影里看过的江姐、小萝卜头等等，都已近在咫尺。激动和憧憬，时时都在撞击着我的胸怀。在两路口一家叫做“铁二招”的旅馆住下来后，我便开始了我的漂泊生涯。
我问过一个擦皮鞋的老太太：“我是哪里的人？像个干部吗？”老太太停住了手中蹭鞋的旧布，望了我一眼，慈祥地笑着说：“你是北方人。如果是干部的话，也不过是个小集镇上的干部。”老人的话，给了我很多的启示。至少，重庆人是见多识广见过世面的人，在他们面前，你装不了什么假相。我又问手里拎个捧捧衣着不太讲究的“扁担”：“你看我像是干什么的？”“扁担”先是摇头说“不知道”，而后说：“你在哪里干活的？”于是，我便知道我的形象和他们差不了多少。我苦笑着，暗自估量着我在举目无亲的重庆是几斤几两……
至今，我丝毫不怨恨当初求职时将我拒之门外的一些人，因为我没理由责怪他们。在吃了一次次闭门羹之后，我灰心过，犹豫过，甚至想能在马路上扫拉圾、在公司里端茶倒水我都愿意。可是，他们害怕，怕我这个“北方”来的愣头愣脑的小伙子是坏人。自信是成功的基石。我没有气馁，一路上哼唱着“我的未来不是梦”，哼唱着“一无所有”四处寻职……
辣得让人回味悠长的火锅，湿乎乎滋润人肌肤的空气，匆忙忙你追我赶的忙碌……让我无时不感到重庆这座城市的新奇与独特。1990年4月的一个上午，我在谢家湾看见了“广州白云山制药厂驻重庆办事处”这么一块招牌，我走了进去。一位年长的老者操着重庆话问我：“你找哪个？”我学着说了句：“耍。”老者笑了，打量了我半天，说：“耍啥子？”我说：“耍着玩。”老者抖落着手中的一张“招聘启事”，说：“你是来应聘的就不是来耍啥！”这时，我才留意了那张启事上招聘业务员的文字。就这样，我成了白云山制药厂重庆地区的销售代表。我的义务是帮助联系购买单位，销售出去药品便能拿到工资，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机会，同时也是一种挑战：对医药我是一窍不通的呀！
揣着他们提供的资料，我开始起早贪黑地乘上公共汽车毫无方向地寻找医院和诊所。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把握好这难得的机会，努力做到让老板高兴和满意。“天生我材必有用”、“莫愁前路无知己”等等，诸如此类的诗句我不知厌倦地念叨着，“走过了一村又一寨”……
当一家客户终于被我的真诚打动以后，他接纳了我这个“外乡人”。这位“上帝”这么给我说：“重庆人耿直，若你真心对人，那么他就会耿直地对你；若你耍心眼，重庆人理都不理你。记住，做到了这一点，你就能在重庆站住脚了。”朋友的点拨和支持，掀开了我闯荡重庆的新一页。
一天晚上，我回到了四人一间的招待所，喊服务员开门时，小姐交给我一张单子：那是楼下总服务台摧交房费的。我应承着，走进房间。摸遍了口袋后，才知道我身上只剩下一块六角钱了。我一下子紧张了起来。当服务员过来再次催我下楼交房费时，我答应着，又补充了一句：“明天早上交吧。”我知道我不能再出去了，一块多钱怎么个花法，花完了怎么办，成了我的首要问题。
去跟客户借钱？千万不能，刚刚才认识别人几天啊，就去借钱，不说你是骗子才怪呢！去白云山办事处借钱？不，我还没给他们创造一分钱的效益，怎么好意思张口？
忍着，整整一天，我都躺在床上，腰背都要睡酸的时候，电视里响起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音乐。同屋的旅客说：“该吃饭了，你真能睡！”我不能给同屋的旅客说我身上没钱吃饭，那样他们会小心他们的东西而防备我。洗了把脸，我下楼花5角钱买了袋方便面。回到招待所大厅，总台里的服务员喊住了我：“你是703房2号床的客人吧？你的房费早该交啦。”我故作镇静地“噢”了一声说：“是吧？好，一会儿交。”回到房间后，用牙刷往嘴里扒着方便面，担心着服务员再来催我交房费。
第二天，中午，我饥肠辘辘，实在睡不下去的时候，又走下楼来。几乎是以最快的速度、最轻的脚步溜出大堂，惟恐总台小姐再把我喊住。门外下着瓢泼大雨，我还是一头钻进了雨雾中。去哪儿呢？我停住脚步，看着一家面包店久久发呆。对了，身上的一元钱足够买两个面包的，于是便壮着胆子去买了面包。我自己对自己说，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最难熬的，就数第三天了。双手攥着茶杯，不时地一口一口地喝着，其实明明知道一点都不口渴，还是时不时地吹着热气，琢磨着怎样去填填肚子。车到山前必有路。对，先下楼再说吧。其实，跟谁再说呢？我心里一片茫然。
招待所的大门外，灯火通明，各种形状的广告灯箱七彩纷呈，明明灭灭，闪烁跳跃。我这时又仿佛没有了饥饿感。我猜测着每句广告词的意思，比较着广告字的大小，又在搜索着每个广告词的同义词、近义词或者换上我想像的那句广告词会不会恰当……独自品味着，不时还为自己的突发奇想暗自窃喜……
这时候如果有摄像机将我的表情录下来的话，说不定真是精神病患者的临床症状……
我又走近了这家面包店。老板正和他夫人争吵着他的眼镜掉在地上摔破了镜片的责任。
我问：“你这副眼镜好多度数？”老板看我也是戴眼镜的，反问道：“你的呢？”我说：“400度，你能戴？”我取下眼镜递给他。他马上高兴地接过来说：“我们的度数一样的！”他试戴了一下说：“你这镜片比我的值钱多了。”“值多少钱？”我问。“二三百块钱不止吧？”他又仔细瞅了瞅，还给了我。我说：“一百元卖给你呢？”他见我一副认真的样子，连声说：“不行不行，我买了，你怎么办？”我跟他说实话，我说我要饿昏了，用这副眼镜跟你换面包吃，再给我10元钱坐车就心满意足了！他同意了我的请求，用塑料袋给我装了满满一袋面包，还多给了我20元钱。
这天晚上，我吃得很饱，心满意足地早早睡了。当深更半夜被服务员叫醒的时候，我才知道那位卖面包的老板费了很大功夫找我来了。我跑到楼下，一脸疑惑地问这位老板：“怎么啦？眼镜有问题？”保安和总服务台里的小姐都笑个不止。老板说：“兄弟，你误会了！知道你没钱了，送面包给你吃，我愿意。我也是经常出门在外的人，谁没有遇到困难的时候呵。一分钱有时候就能难倒英雄汉。”他把眼镜还到我手上的时候，我的心头一热，喉头涩涩的，泪水模糊了视线……
总服务台里的小姐在喊我。我走过来，看清是那位催我交房费的小姑娘时，禁不住感到尴尬。
“我们经理刚才说了，你这段时间的房费一分钱也不收了，还有这几包方便面，送给你吃吧。”小姐笑盈盈地把方便面递了过来，我不敢多看她一眼，连声的谢绝。“行啦，你想装大款呵？等你以后真成了大款，别忘了我们重庆人就行了。”小姐的话像一缕和煦的春风，复苏了我的希望……
这之后，我和面包房的老板成了好朋友。在药品推销方面，我渐渐摸索出了经验。时时心里感激的，就是那家招待所给予我的温暖和情义。服务台那位小姑娘说得对：“别忘了我们重庆人。”
1992年之后，由于我工作成绩突出，被派到云、贵、川三地发展业务去了。面包房的老板告诉我说，那天晚上招待所值班的那位小姑娘叫潘渝盛。远在云南和贵州的日子里，我与潘渝盛保持着书信来往。读着她的信，就会想起当初来重庆时那刻骨铭心的三天！遗憾的是，我无论如何挖掘想像，就是怪当时太激动，没能记清潘渝盛的模样……
1995年秋天，我回到了重庆，已过而立之年的我，在重庆成立了公司。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寻找到那家招待所的旧址时，招待所已不存在了。虽然再也寻不到当年那个服务员潘渝盛的消息，但对她的那份感激却时时荡漾在我的心灵深处。
终于，靠朋友的支持，靠刻苦勤奋的苦心经营，我的公司在重庆有了知名度，同时，我在文学创作上也有了收获。报纸上有名，电视上有影，广播里有声……荣誉、赞誉接踵而至，它既是对我埋头苦干的肯定，也是我这个漂在重庆的“外乡人”为重庆尽自己绵薄之力的验证。
我又点燃了香烟，凝望着对面这位清秀的女性，忽地豁然开朗。“你就是潘渝盛吧！”我如梦初醒般站起身来，恨不得一下抱住她。她很平静，微笑着点了点头，示意让我坐下。
“这么多年你去哪儿了？”我急急地问。
她告诉我，她1994年去了日本，她的父亲是名心血管专家，现在全家都在日本生活，只是她天天思念着故乡重庆，因此便不顾劝阻，毅然回到了重庆。去年十月，她在日本读到《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关于介绍我的文章，这样才找到了我的住处。
“这么多年了，对重庆的感觉好吗？”潘渝盛的眼睛闪烁着问号。
我怎么回答呢？用一个“好”字是表达不了我对重庆的情感的，一千个“好”字，一万个“好”字也是表达不完的呵。
潘渝盛看着我，会心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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