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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怕人嘲笑。“撒谎是可以的，先生们，”列宁曾经说过，“但是要有限度！”
谣言攻势连续几天。但是蒋介石被俘一周后，南京光是捏造这一轰动一时的事件的背景新闻已不够了。消息走漏了出来，漏洞越来越大，后来出现了大缺口。秘密报纸普遍刊登了八点纲领，在自由主义和进步人士中间争取到了拥护者，因为这实在是个资产阶级的自由进步纲领。公众开始认识到西北方面并不是要打内战，而是要制止内战。一般的情绪已逐步开始从为一个军阀的个人安危担心转变为为国家存亡担心，现在打内战不仅不能救蒋介石一命，反而会毁灭中国。
在蒋介石被俘的消息传来后，南京就开始了争夺政权的阴谋活动。野心勃勃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与国民党内亲日派政学系有密切关系，当时正掌南京大权，八点纲领主要就是发给他的，但是他竭力主张“讨伐”。在这一点上何应钦得到亲法西斯的黄埔系、蓝衣社、在野的汪精卫系、西山会议派、CC系和南京的德、意顾问的充分支持（“煽动”也许是个更确切的词，因为何应钦将军天生是个易受“煽动”的人）。他们都认为这是夺取全部军权的良机，可以把国民党内的开明派、亲美派、亲英派、亲俄派、统一战线派统统压下去，在政治上降到无足轻重的地位。何应钦将军马上动员了南京二十师军队，开到豫陕边界。他派了一队队飞机在西安府上空飞翔，派步兵向叛军阵线作试探性佯攻。有些南京飞机（为了抗日送给蒋介石总司令的“五十寿礼”）在陕西境内的渭南和华县试验性地投了几颗炸弹，据报道炸死了一些工厂工人。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他听到轰炸的消息，“很是高兴”。
但是蒋夫人显然并不高兴，她当时对局势比她丈夫要清楚得多。她对这种为“在尸体上开宴会”（南京的人当时认为总司令不可能活着出西安）的准备极感愤怒和震惊，于是去见了何应钦，要他解释。如果他开了战，他还能停下来吗？他能救她丈夫吗？她写道，她丈夫的安全“同国家的继续生存是不可分的”。他要杀死她丈夫吗？这位将军胆怯心虚了。她坚持要他停止战事，把他的才智用在设法争取蒋先生获释上。她要他活着回来。她的论点占了上风——至少是蒋介石自己的使者到达南京之前。
同时情况也很显然，如果大规模开战，西北不是没有盟友的！广西、广东、云南、湖南、四川、山东、河北、察哈尔、山西、绥远、宁夏的军政领袖都作壁上观，如果何应钦开战，他们几乎肯定没有一个人会举一个小指头出力协助。他们无论哪一个人，或者甚至他们全体都会靠向叛军一边。在最好的情况下，所有这些省份里的当权政治派系也会要求南京出高价才肯保持中立，他们每个人都想在这场冲突中设法增强自己的势力。这一点到二十三日就很明显了，当时有势力的宋哲元和韩复榘将军（河北和山东的统治者）发出通电，要求和平解决，明确告诫不要开战，清楚地表明对何应钦将军的计划毫不赞成。
现在问题是：蒋介石在西安身系囹圄，是否还能够在南京纠集到足够的力量防止爆发消耗力量的内战，这场内战很有可能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如果说不是实际生命——的完蛋。在南京和上海，他的妻舅、中央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他的连襟、代理行政院长孔祥熙，蒋介石夫人，把他的亲信召集在一起，竭力设法阻止南京方面更加反动的分子以“反共讨伐”的名义发动进攻。
同时，在西安也发生了迅速的回心转意。总司令在被俘以后不久就开始认识到，他的最大“叛徒”也许不在西安，而是在南京。考虑到这个情况，蒋介石想必作了决定，他不作殉难者，白白让何应钦将军或者任何别人踏着他的尸体爬上独裁者的宝座。他于是不惜屈尊从天上下来，立即开始以十分精明和现实的方式同操了他的生杀大权的凡夫俗子打交道。甚至同赤匪打交道。
①蒋介石夫人对这些谣言表示遗憾，她写道，“任何时候都没有提出过钱的问题或加官进爵的问题。”
三
蒋、张和共产党（上）
蒋总司令在西安蒙难的经过，已由总司令本人这样一个权威人士在他妩媚的夫人蒋宋美龄的得力合作下写了出来。①凡是没有读到过他们这本叙述中国历史转折点的这一插曲的引人入胜的书的，笔者竭诚奉劝一读。我不知道近代还有什么别的文件比它更加扣人心弦，更加富有戏剧性了，而且也不知道有什么文件，能够为对中国有所了解的读者，把中国的统治者的性格和心理集中在这么分明、这么生动的焦距上。
因此，这里所提供的事实，浅意只是作为这位行政院长兼总司令及其勇敢多才的夫人的大作的些微补充。他们认为西安事变是个暴行，有损于他们感情极其激动的口口声声要实现的个人使命，因此给我们提供了这部关于他们经历的主观记述。但是由于这些事件严重地危及他们自己的生命，自然使他们极其谨慎克制，如果是在私下，他们大概会第一个承认，由于政治的原因，由于必须保持所处职位的尊严，他们不得不把许多有价值的材料略而不提。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中国人是一个实用主义者的民族，大多数中国人评断西安事变基本上不涉及伦理道德观念。中国历史上当然充满了类似的事件，特别是在描写封建斗争的旧小说中，这是中国将领几乎每个都背得滚瓜烂熟的。而且近代的先例也不少。一九二四年，“基督将军”冯玉祥把当时的中国大总统曹锟逮捕幽禁，强迫他接受他的政治要求。冯玉祥在公众心目中的人望迅速上升。他今天是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最近的其他例子是蒋介石本人提供的。他在不久以前“扣留”了已故的胡汉民，后者是他的“把兄”，国民党中的长辈和劲敌。另一个例子是绑架李济琛将军。蒋介石把他扣留在南京一直到把他的政治势力搞垮为止。
其次，必须记住中国还不是个民主国家，在政治斗争中常常恢复到纯封建手段。在报纸遭到完全控制，人民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情况下，人人都知道要向南京进言或者改变它的政策，只有一个有效办法，那就是武装示威，即中国人所说的“兵谏”，这是中国政治斗争中公认的一种手段。把感情暂且撇在一边不说，可以认为张学良对独裁政权头子采取直接行动，是选择了最人道的、最直接的办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化的生命损失最少，流血最少。不错，这是一种封建的方法，但是张少帅要对付的人物是一个凭直觉就能了解他自己在半封建政治中的枢纽作用的人物。他的行动是根据极端现实主义来考虑的，今天一般人都认为，这一行动的客观历史效果是进步的。
但是蒋介石的生命是不是真的有过严重危险呢？
看来是如此。不过危险不是来自张少帅，也不是来自共产党。有可能来自杨虎城。但是最可肯定的还是来自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少壮派军官，来自有着不满情绪的桀骜不驯的士兵，来自有组织和武装起来的群众，他们都要求在如何处理总司令的问题上有发言权。少壮派军官通过决议，要求公审“卖国贼”蒋介石和他的僚属。部队的情绪肯定是造成把总司令干掉的。奇怪的是，如今却要由共产党人来说服他们饶他一命！
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政策始终没有明确地解释过。许多人认为，共产党为了要报蒋介石对他们进行十年无情战争之仇，现在一定会得意洋洋要求把他处死的。许多人认为，他们会利用这个机会与东北军和西北军勾结，大大地扩大自己的地盘，与南京进行新的争夺政权的大决斗。实际上他们一点也没有这么做，他们不仅力主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而且还主张由他回到南京去担任领导。甚至蒋介石夫人也写道，“同外办看法恰巧相反，他们＇共产党＇并不想扣留总司令。”但是为什么不想扣留他呢？
上文经常提到共产党要求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南京建立民主的政体。这些口号是绝对诚实的，原因很简单：这些口号符合一切客观条件迫使共产党采取的战略的内在因素。不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总之，在一切方面，他们都真正需要和平，真正需要一个代议制的、多方面参加的民主政体，来实现他们当前的目标。他们清楚地看到，这样一种民主政体，是唯一令人满意的结构，可以团结整个民族，对日本进行反帝斗争，谋求独立。而且他们充分相信，必须先有这一斗争，然后才谈得上进一步努力在中国实现社会革命，它们两者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前者必须同时带动后者。他们通过切身经验了解到，在势必要灭亡整个民族的外国威胁面前，继续进行革命战争不但会进一步削弱全民放的抗战力量，而且也会随之埋葬革命本身的潜在力量。
毛泽东说，“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是国际社会主义胜利的一部分，因为中国打败帝国主义意味着摧毁帝国主义最强大的一个根据地。如果中国赢得了独立，世界革命就会非常迅速地发展。如果我国遭到敌人的征服，我们就丧失一切。对于一个被剥夺民族自由的人民，革命的任务不是立即实现社会主义，而是争取独立。如果我们被剥夺了一个实践共产主义的国家，共产主义就无从谈起。”②
因此，基本上就是根据这一论述，甚至在蒋介石被俘以前，共产党人就向国民党提出了统一战线的建议。在危机期间，他们始终坚持他们的“路线”，这种坚定性令人惊讶，而且他们的冷静客观态度在中国的极度个人化的政治中是罕见的。尽管客观情况显然向他们提供了许多引诱，他们还是表现出党的纪律，凡是公正的观察家，一定会有很深刻的印象。从一开始，他们就看到了，西安事变对他们的中心意义是有了表示他们提出统一战线纲领具有诚意的机会。他们同逮捕蒋介石没有关系，他们同全国一样感到意外。但是他们对于逮捕的结局却起了不少作用。
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在听到事变的消息后，立即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支持八点纲领和参加联合抗日军事委员会。不久以后他们就发表通电，③表示相信“西安领袖此次行动出诸爱国热诚，希望迅速制订立即抗日的国策。”通电强烈谴责何应钦的讨伐，宣称“如发动内战，全国就会陷入大乱，日本强盗就会利用这个机会侵略我国，亡国奴的命运难逃。”为了要争取和平解决，共产党要求在不打仗的基础上开始谈判和召开各党派和平会议，讨论全国联合抗日的纲领。该电明确表明了张少帅请到西安去的共方代表要遵循的政策——在整个事变期间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他们为他在政治上出主意。
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一到以后就去见了蒋介石。④不难想象这次会见对总司令产生了什么效果。蒋介石当时身体犹弱，惊魂未定，据说见到周恩来——他原来的政治副手，曾经悬赏八万元要他首级——进了房间向他友好地打招呼，吓得脸色发白。他一定以为红军已经进了西安，要把他带了去当俘虏了。这样一种恐惧也使蒋介石夫人的标致的脑袋不安过一阵子，因为她说，她“觉得目标＇如果蒋介石被带出西安＇一定在红军战线后面的某个地方。”
但是周恩来和张少帅两人都马上解除总司令的疑惧，他们两人都承认他是总司令，坐下来向他解释共产党对民族危机的态度。蒋介石开始时沉默不语，态度僵硬冷淡，后来听着——这是他十年反共战争中第一次——共产党的观点，态度才慢慢地缓和下来。在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五日之间，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共产党举行了频繁的会谈。现在大家都已知道，蒋介石一开始时甚至不愿讨论叛逆的纲领。但是由于他不再受到亲信的包围，由于听到南京正在进行种种阴谋的消息，由于他对大规模内战的后果越来越担心，他不但开始比较相信当前俘虏他的人，而且也开始比较相信共产党人是真心反对内战，愿意在他本人的领导下协助和平统一全国，只要他提出一项积极武装抗日的政策。在这几次会谈中，也很可能讨论了最后成为南京和苏区休战基础的四点原则。
蒋介石在他自己的日记里自然没有记下这些讨论的详细情况，因为他的立场是——而且也不得不是如此——他从来没有为后来实现的和平进行过“讨价还价”。只能够“服从政府”。在张学良等人把他们的会谈经过的记录公布之前——鉴于目前的政治形势，这在相当一段时期里大概是不可能的了——这两个星期会谈的全部内容是无法弄清楚的。但是根据现有的材料，可以把十二日以后的事件的轮廓重述如下：
十二月十四日端纳先生的到达西安，是在朝向协议方面取得进展的第一步。这个澳大利亚人是总司令的“外国朋友”，他的非正式顾问，以前也为张学良担任过类似的角色。张少帅为什么邀请端纳而不邀请别人来亲眼看一看，向世人“保证他＇蒋＇的安全和舒适？”其中原因，对从侧面了解中国人的心理，颇有帮助。张学良知道，任何一个中国人在这样一场危机中担负这样的使命，他说的话是没有人会相信的，这南京也知道。但是如果是个外国人，由于是个“外人”，就可信了！
①总司令和蒋介石夫人合著的《西安事变》（一九三七年上海）。②在保安接见斯诺时的谈话。着重体是斯诺用的。③《召开和平会议的建议》，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保安。④蒋介石自己的记载中没有提到同周恩来的谈话。
三
蒋、张和共产党（下）
端纳于十五日回洛阳，打电话向南京提出报告。蒋介石还活着，受到很好的待遇。他还传出话来说，蒋介石派了蒋鼎文将军（他的被俘幕僚之一）带了一封亲笔信给南京的军政部和政府。这个消息大大加强了蒋夫人对付主战派的力量，因为她现在不仅有具体证据，证明她的丈夫还活着，而且有（除了战争以外的）“其他方法”，象端纳所说的那样。和平解决有了可能。
十八日那天，蒋鼎文将军带着总司令的信到达南京，此信命令军政部长何应钦停止“讨伐”。蒋鼎文将军还有一个偕同南京一些代表回西安的困难任务。作为“代表”的第一个人选，张学良自然提议孔祥熙博士，总司令的那个颚下垂肉重重的连襟，他当时不仅是财政部长，而且在蒋介石缺席期间，还是行政院代理院长兼国家首脑。孔博士表示犹豫推辞，因为“医生劝孔博士不要飞赴西安，”蒋夫人这么说。不过南京其他的人也劝他不要去，因为他一去就肯定会被大家认为是开始正式谈判，何应钦将军坚持，为了政府的威信，这是必须避免的。因此，作为折衷，蒋介石的妻舅，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留学的宋子文代替孔博士前去。宋子文属南京的开明分子，即国民党中所谓“欧美派”（他们极其反日，现在赞成统一战线运动），他在西安是个受欢迎人物，因此是最佳的调停人选。同宋子文飞西安的还有顾祝同将军，他是除了何应钦军政部长以外的南京将领中没有在政变在被俘的唯一重要将领。
宋子文于二十日飞抵西安。到这时，“原则上”的总协议似乎已经达成。总司令没有提到它，但是张学良少帅在十九日向外国报界发表了声明，从下述摘要可以看出，至少他是认为解决方案已几乎完全求得了：
总司令在此久留不是我们的责任。端纳先生上星期一到达后，总司令的气愤和不愿谈话的心情稍减，他心平气和地讨论了我们面前的问题，至星期二已原则上同意我们所提各点，以便采取明确国策，实行改革，使全国能够在政治上和物质上合理地和自由地发展，符合孙中山博士的遗志。
我因此打电报欢迎南京方面派任何人来听总司令的意见，并与他安排必要措施以防止内战的发展。总司令自然强烈要求释放他回南京，我个人虽然完全相信总司令会履行诺言，但不能贸然让他在回南京后被人劝说继续内战……他同意这一看法，此后他即与我们一样等待南京派有权处理此事（即提供适当保证）的人员前来，以便总司令能回京，但迄今并无结果。
情况就是如此。如此贻误，实在令人奇怪。若派员前来，他几天前就早已可以回去……
张学良。①
但是东北军少壮派军官中间发生了严重问题。他们在张学良的军事委员会中已取得了直接的有力的发言权，他们的意见现在很重要。他们受现在在西北广泛开展的强大群众运动的情绪的影响，起先反对在南京方面开始执行八点纲领以前释放蒋介石，实际上，他们大多数人坚持要召开群众大会，对蒋介石举行“公审”，要他的命。
这种当众蒙耻的可能性，蒋介石也想到了。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西北蓬勃发展的运动可能干出些什么事来，因为一九二七年一次类似的起义几乎推翻了他。蒋介石的整个生涯就是同他称为“暴民”的那种骚乱因素进行斗争，不让他们打乱他的如意算盘。“公审”的话甚至挂在他周围岗哨的嘴上。蒋介石写到他听到门外囚卒谈到他的下场的话：“我听到‘人民的判决’的话，我就明白，这是他们要用暴民作为借口来杀害我的恶毒阴谋。”
但是在这里，共产党代表团起了极大作用。在他们自己与蒋介石会谈后，他们已从他那里得到足够的保证（除了现在看来显然是从客观情况得出的保证以外）可以相信，他如果获释是会停止内战的，而且总的来说，是会执行全部“统一战线”纲领的。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保持蒋介石的地位，必须让他在威望无损的情况下回南京去。因此他们清楚地看到，如果他在什么协议上签了字，让人家知道了，或者如果他受到“人民审判”之辱，这些事情会无可挽救地损害他，破坏他的领袖地位。更糟的是，如果他被杀，内战不可避免地会大规模爆发，国共内战的十年僵局就会大大延长，要实现抗日民族阵线的希望就会变得渺茫。这样的前途，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吃亏的只是中国，得利的只是日本。至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