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窒蟮娜分档霉刈ⅰＲ蛭桓鋈嗽�20岁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学习上。如果他要读硕士和博士，那么他至少要用21年来读书。学习占据了除睡眠之外90％的时间，假如它真的带来那么多烦恼，那么烦恼就不仅控制着孩子的时间，它肯定还控制着孩子的精神。
当父母斥责他们的不肯熬夜做练习题的孩子“不能吃苦”的时候，一定是忘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孩子是因为不喜欢才会烦恼，不是因为烦恼而不喜欢。事实上，每一个孩子都有为了自己喜欢的事情而废寝忘食、甚至通宵不眠的经验。他们都在期待着学习也能有这样的魔力，都在期待着有一个与他们的天性相吻合的学习环境，都在期待着学习给他们带来快乐。他们希望学习自己热爱的东西，并且希望父母和老师和他们有同样的愿望。
潘正磊就是在这样的希望中读了12年书，却一直没有能够如愿，然后她到美国读大学。多年以后回想刚刚来到美国的情形，她是这样开头的：“当时可傻了，真的是傻傻的。”其实这女孩子不仅一点不傻，还很聪明。只是在中国读书多年，每天跟着老师和教材走，让学什么就学什么，从来不用自己决定事情。当她走进华盛顿州立大学的时候，立即发现，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来选择。
在美国的大学里，选择是学生的家常便饭，甚至是学校的一种制度。新生入学后，第一件事情就是选择学什么课程。每一门课程都会安排在不同的时间，所以你又要为自己选择什么时间学——是在每天上午还是下午、是在这个学期还是在下个学期。每一门课程都由不同的教授来讲授，比如华盛顿州立大学的“微积分”，有6个教授讲，所以你还要为自己选择教授，可以选择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可以选择一个默默无闻但却真有学问的人。不同的老师在讲授同一门课的时候，可以使用不同的教材，教学方法也不同。如果学生在两周之内发现自己不喜欢这个老师，那么他就可以拒绝再去听课（这有点像中国人说的“炒老板”），而且不用交学费，直到自己选择了一个新老师为止。课程结束之时，每一个学生不仅可以从教授那里拿到自己的成绩，还有机会来评价教授，而学生的评价都将记录在案，作为教授业绩评价和升迁的依据之一。
第33节：第三章 我到底要什么？（8） ↑回顶部↑
潘正磊说她“始终对教育很感兴趣”，因为“教育是一个人能改变自己的唯一方法。”但是她怎么也不会想到，教育竟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改变她。有时候想起自己在中国读书的那种方式，比如背那些政治课，她“觉得很可笑。花了那么多时间，一次一次地考过来，对你的成长有什么好处呢？”可是学生没有选择的权力。课程不是自己选择的，每个学期第一天，学生把课本领回来，然后是课程表，不管喜欢不喜欢，都得跟着学。“我从小就是每天跟着老师做功课，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喜欢什么，从来没有一个自己的喜好。从教育来说，我觉得那时候学的很多课程根本是在浪费时间。”
在美国，她看到一些完全不同的学习方法。这让她更自由，也有了选择的权力。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她意识到，选择是更富有挑战性的境界。“我记得一个项目课，让我做得半死。”课程开始的第一天，教授不是说自己想讲什么，而是问她：“你想做什么？”她说她要做个自动售货机，教授问她“怎么做”，她花了几天的时间来回答“怎么做”的问题。然后教授找来两个学生做她的顾客，告诉她，“顾客”将是她的自动售货机的“购买者”，她要让他们满意，最后的“产品”要由他们来验收。结果就像她自己说的，这门课程让她做得“半死”，但她成绩突出。然而她得到的东西不只是分数，她真正理解了什么叫“选择”。
大学本科毕业后她来到微软，在这里一气工作了9年，这中间有很多机会去继续读书，像卡耐基梅隆这样的名牌大学已经录取了她，但是她选择继续留在微软。“我觉得这个环境很好，我学到的东西比任何时候都多，为什么还要去读书呢？”几年过去，她已成为微软公司的开发总监，有些很要好的同学拿了博士学位回来，她也不羡慕。“我想的就是我喜欢什么，我想要什么，而不是别人有了什么自己也要有什么。”她这样说。
除了同为女性，朱丽叶与潘正磊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的背景了，她是美国人，对中国的学校一无所知，但是她对教育的看法，却和潘正磊不谋而合。她在几年前是爱尔兰一所中学的教师，现在是微软公司自然语言小组的经理。她的儿子沃伦秉性聪慧，才14岁，就已完成高中学业，可以上大学了。2003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们和这母子二人在一起谈论“天才少年”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大多数中国父母都会很自豪地叙述孩子的成功，却不料这对母子竟有另一番看法。
“我不想让他现在就上大学。”朱丽叶说，“我想让他更多地享受童年时光。让他做他喜欢的事情。”
“学校也是这样的想法吗？”
“也是。学校只想让他保持对学习的兴趣。”
“我从来没有被强迫去学习，”沃伦说，“我只是学有兴趣的东西。碰到不感兴趣的东西，我就非常不爽。”
“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
“根本进不去，一碰到脑袋就弹回去了。”沃伦一边说，一边用手在自己的头上比画一个弹出去的动作。
“如果是他感兴趣的东西，就学得很快。”朱丽叶补充。
我们在朱丽叶面前写下四个单词：成绩、兴趣、快乐童年、道德。然后问她，“作为老师，你觉得什么对学生最重要？”
“兴趣！兴趣！”她用手指点着，毫不犹豫地说，“兴趣永远是第一。没有兴趣就没有一切。有了兴趣，伟大的成绩便随之而来。”
“那么，作为母亲，你觉得什么对孩子最重要？”
“兴趣，还是兴趣。”她犹豫了一下，说道：“我希望他有一个很快乐的童年。不过，兴趣还是第一位。有兴趣才有快乐。”
这时候沃伦插进来：“如果学生对他的功课没有兴趣，学校是不可能培养出一个天才的。”
热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无论是生活、工作还是学习。这一点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来说，没有什么差别。可惜在中国，大多数父母和老师并不这样想，无论在课堂上还是在家里，都很少有人谈到它。我们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激情虽然重要，但却是所有教育的场所最缺乏的。大多数人说到学习的时候，总是会从潜意识里冒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概念，几亿个孩子在小学的课本里读到“头悬梁，锥刺骨”的故事，老师和父母都在向孩子灌输这种境界，都在借助压力把数不胜数的知识塞进孩子的大脑。大多数学生也是把压力当作动力，他们最经常的感受就是在压力之下生活，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担心成绩不好，担心在学校里被老师排在后面，担心在家里遭受父母的白眼。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在拿到通知书之前的几个月里，他们心中的压力达到了顶点，焦躁、紧张、恐惧、神经失常，甚至自杀，通常都是发生在这个时期。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所谓“十年寒窗苦”的说法，表明中国的孩子多少年来都不能从学习中感受到乐趣。
但是在我们的研究对象中，没有一个人被功课占据了所有的空间。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在功课之外全都有着广泛的兴趣。张亚勤喜欢围棋、绘画；李开复喜欢打桥牌；沈向洋喜欢足球和桥牌。此外，喜欢绘画的还有王坚、刘策、郭百宁、高剑峰、徐迎庆。喜欢体育的还有朱文武、凌小宁、林斌、初敏、张黔、高剑峰。喜欢诗歌的有张峥。
第34节：第三章 我到底要什么？（9） ↑回顶部↑
每个孩子都有他特别喜欢的东西，也一定有特别适合他做的东西。只要他去寻找，就能找到，只要他找到了，就会感觉到有一种激情从心里往外冒。
另外一方面，父母和老师可以强迫孩子读书，可以强迫孩子得到100分，可以强迫孩子按照大人的愿望去拼命获得一张大学文凭，但是，你无法强迫他为此投入热情，你无法强迫他得到快乐。最后，就像沃伦说的，你无法强迫孩子成为“天才”。
对一个孩子来说，“热情的驱动力”特别重要，因为被热情驱动和被压力驱动有着重大的区别：一个是主动的，一个是被动的；一个目标明确，一个无所适从；一个再累也觉得快乐，一个即使很轻松也不快乐。前者将成为“E学生”；后者则只能停留在“第三级”，甚至有可能滑向“第二级”。
让我们体会一下，你内心深处的渴望和学习之间的关系有多么密切。你只要想一想哪一个早上你醒来时感觉到特别快乐，想一想那一天你的课程是什么，想一想那一天有没有一个瞬间触动了你的渴望。如果有，那是什么？
渴望是建立在热爱的基础上的，并且有你自己的成就和自信来滋润。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张亚勤的一个观点：“选择是你的自由。放弃了这个自由的学生，很难体会什么是真正的兴趣、激情和成功的快乐。”
美国孩子按照意愿读书，中国孩子把读书当志愿
如果一个美国孩子不喜欢学校的课程，而更喜欢画画，爸爸妈妈也会说：“他有他的自由。”
——张益肇
14岁那年，益肇要决定自己到哪一所学校去读高中。
他知道台湾海峡两岸的孩子在这种时刻个个紧张万分，都希望去一所好高中，这在台湾叫“明星高中”，在大陆叫“重点高中”。他也知道美国的教育不同于中国。在美国，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教育制度，每个州有不同的办法。每个城市有不同的学区，学区的权力非常大，学校的权力也非常大，可以制定自己的规则，设置自己的课程，可以用自己的方式选择学生，只要不违反基本的法律（比如不能在课堂里进行宗教教育），就没有人来干涉你。
这样看来，在美国，选择学校的意义更加重大。可是，当益肇开始考虑这件事情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美国孩子的心里根本没有什么“明星高中”或“重点高中”。
从教育制度本身来说，美国实行“12年义务教育”，所以无论从政府还是从家庭来说，都有让孩子读12年书的义务。孩子们初中毕业以后去读高中，本来不存在淘汰的问题。孩子不去念高中的唯一原因，就是他本人不愿意。有些孩子选择不去读高中，因为他觉得在家里学习比在学校学习更自由，也更有效。另外一些孩子则不喜欢学校的课程，他们更喜欢画画、音乐、艺术，或者体育。他的老师和同学们都会尊重他的选择。爸爸妈妈也会说：“他有他的自由。”
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孩子的很多梦想与接受良好教育并不吻合。他们崇拜的那些体育明星，歌星和好莱坞影星，往往都是很糟糕的学生，可是却都名利双收。他们的成功之路，对很多孩子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不过，谁都知道在这条道路上走着的人少之又少，对大多数人来说，接受良好教育仍是一个获得稳定工作和收入的途径，所以读书的动力存在于广泛的人群中。事实上，美国的人均在校读书时间，要比中国人多很多。
这样看来，美国孩子与中国孩子的差别，不在于他们可以不读书，而在于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读书。中国孩子中那种“择校”的概念，在大多数美国的孩子中间是没有的，他们的爸爸妈妈也没有。没有一个美国家庭会不顾一切、跨越好几个街区去选择一个心目中的好学校，花上一大笔钱，然后让孩子每天把好几个小时花在路上。
这倒不是说美国的学校不分好坏。学校总有好坏优劣之分，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益肇在一所公立学校读初中的时候，总觉得公立学校不够好，而私立学校要好得多，那里的设施好，老师好，课程的设置也好，但读私立学校要花很多钱，一般家庭无法支付。益肇小小年纪，已经发现只有华人家庭和印度人的家庭，才会把孩子送到很远的学校去读书，而美国家庭总是让孩子就近在自己社区的学校读书。
这个国家的特色之一，就是学校的教育水平通常与社区的档次相一致。高级住宅区里总会有好学校，而下层社区的学校通常也都质量不高。你在“购房指南”上寻找房产信息，就会发现，房主通常会把房子附近学校的优劣作为吸引买家的一个指标。所以，一所好学校能把周围的房价大幅度抬升，一片豪华住宅也能吸引优秀老师来举办一所好学校。这也说明美国的家庭不是不关心孩子的教育，只不过，他们不像中国的家庭那样为这件事情那么焦虑，那么兴奋，那么费尽心机，那么生死攸关，那么不惜一切代价。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区别，所以益肇仍然觉得有必要进行调查。这个高中学生发现，美国的高中也有指标，比如加州“教育网”上，把从小学到高中所有的升学率都统计在册，还可以查出哪个学校在哪次考试当中表现如何，可以看到高中的毕业生都进入了哪一所大学。不过，校长在表述他的成就时，不用“升学率”这个概念。他们不是说“我们毕业生中有90％考入大学”，而是说“我们这个学校90％的学生毕业后都选择去读大学。”听上去好像是，“只要你喜欢，就可以去读大学”，而不是“只要你努力，就可以去读大学。”
第35节：第三章 我到底要什么？（10） ↑回顶部↑
益肇如此这般调查一番，到头来发现全都没有意义。因为他那个社区有四所初中，却只有一所高中，所以把500名初中毕业生合并到一个高中，就算完事大吉。没有任何升学的动员，没有任何“战前演练”，没有“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也没有中国学生所谓“一模”、“二模”和“三模”，更没有那“最后的一博”，这些都没有。焦虑，期待，兴奋……这些也都没有。还是这些学生，大家一起走，一起来，只不过换了一个门，他就成了高中一年级学生。
但是益肇心里明白：“这所高中每年大概有20多个毕业生进入美国最好的大学。”这数字满足了这个华人家庭的某种心理期待。
“几年以后，我将成为这20多人中的一个。”益肇这样想。
排队的文化
我每次去见女儿的老师，都要问：“她是第几名啊？”老师就是不告诉我。我也没有办法，因为美国的家长都是不问这些的。
——李开复
“我是中国教育制度中饱受摧残的一代，‘填鸭式’的教育、一级一级地考上来。”韩这样说。
韩现在是微软公司的部门主管。也是一个中国人，他出生在北京。他说他经过了一个“没有快乐的童年”：从清华附小，到清华附中，然后是清华大学。这样一个学生，一定对“分，分，学生的命根”这句话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懂得那是他获得社会认可的唯一标准。可是，他后来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遇到的一件事情，彻底颠覆了他的这个观念。
那一天，学校里的一群学生发动了一场投票运动：决定是否需要向招聘者提供毕业生的成绩。结果超过三分之二的学生反对公布自己的分数。老师们为此不满，在他们眼里，这学校一直是美国最好的商学院之一，过去几十年里，出了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所以他们一直为学生的优秀而自豪，也乐意向招聘者公开学生的成绩。尽管如此，校方还是不能不尊重学生的决定，对外宣布：今后学校将有义务为学生的成绩保密，招聘者也不得过问学生的分数和名次。
韩对这种事情闻所未闻，甚至无法想象。事实上，他在那天投了赞成票。他认为自己是个好学生，所以从不担心公开分数。恰恰相反，他担心，如果不说明分数优秀、名次靠前，将会影响自己未来就业的机会。让他惊讶的是，那时候美国大多数商学院已经采取不公开学生成绩的制度，更让他惊讶的是，他毕业之后几次应聘，人家果然不问成绩，而且这个制度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就业。这时候他才发现，分数在一个学生未来的道路上，真的不能决定什么。这同韩在中国积累的那些教育经验，真有天壤之别。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教育文化是一种“排队的文化”，这一文化后面包含着两个东西：
1。大家都必须遵循同一标准——分数。
2。大家都想得到同一个东西——大学录取通知书。
高考前的三个月里，“排队的文化”放射出最耀眼的光彩，你不仅要知道你在班里是第几名，以及在学校里是第几名，还要能够计算出，你在你居住的城市是第几名，甚至在全省是第几名。然后所有的父母都带领他们的孩子酝酿“志愿”。志愿表上有十五栏是空着的，所以在理论上你可以填写十五所大学和专业。这时候，“名次”让人兴奋也让人悲伤，而且无论多好都不能让人心安。如果那“名次”能够上一所普通大学，父母会想：为什么不是重点大学呢？如果能上一所“重点大学”，父母会想，为什么不是清华北大呢？如果能上清华、北大，家长会想，还有那几个最热门的专业呢，还有哈佛麻省呢！
可是在美国，无论是学校、社会还是家庭，衡量一个孩子的标准都是很不同的。有些家长注重孩子的数学，有些家长注重孩子的演讲。有些学生毕业后去了哈佛麻省，大家都知道他很好。有些学生去了一般的大学，大家也不觉得他有什么不好。有些孩子不想上大学，父母不会强迫他上。美国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有一个A就会觉得很光荣，可是中国家长要孩子全部都是A，才会说你好。那些在美国读过书的“微软小子”，有一个共同的经验：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成绩是第几名。等到他们成了父母，又从来不知道自己孩子的学习成绩是第几名。
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朱丽叶和她14岁的儿子沃伦这里来。
有一天，有个中国记者告诉他们，在中国，学校有时候会把学生的成绩排出名次表，张贴在墙上，这位美国母亲闻声惊讶不已：“怎么会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