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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策
2003年夏天，刘策接到四份录取通知书和四份博士学位的全额奖学金。它们来自美国的三所著名大学，麻省理工大学计算机系、卡耐基梅隆大学自动化学习中心、卡耐基梅隆大学机器人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系。刘策选择了麻省理工大学计算机系，这时候他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已经工作了19个月。
“他是我迄今为止见到的最棒的学生。”在写给美国几位著名教授的推荐信里，沈向洋如此这般介绍刘策。
有个中国记者听说了这件事，就问沈向洋是不是在夸张。
“不，一点也没有。以他现在的成就，不要说去读博士学位，就是申请美国大学的教授，都没有问题。”沈向洋说：“这个人将来一定是大师级的人物。”
沈向洋这样说，无论是出于老师对于学生的偏爱，还是老板对雇员赞许，都不是偶然的。事实上，刘策在中学和大学期间都是他的老师的骄傲，也是很多学生的偶像。
不过，刘策对自己迄今为止的受教育历程，另有看法。
“从小到大，给我影响最大的，不是课程本身的东西。”他这样说，“当然课程也是需要的，可它缺少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启发式的东西。”
作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助理研究员，刘策的研究领域是“图像的认知”。每天沉浸在数字的世界里，工作之余闲下来的时候，他喜欢静静地欣赏自己的画作，那都是国画，而且很大。有一幅长四尺，画面上浩浩苍山，气势磅礴；有一幅长六尺，画面上潺潺江水，苍凉沉静。这些画是他在中学时代画的，现在全都装在电脑里，成为他的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他说他将把它们带到大洋彼岸去，可以经常看看。他喜欢绘画，在国画的技巧方面有很深造诣。你看他的画，很难想象那是出自一个孩子、一个业余画手。但是对于刘策来说，作画不仅仅满足了他的兴趣、不仅仅是一种技能，甚至也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它还有着更多的东西。
那是他从小学画、渐渐悟出的东西。
刘策进入上中学的年龄时，我们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已有12年。在他出生之前彻底摧毁了的那些东西——漫长的学制、灌输、背诵、重复、考试、竞赛、分数、名次、升学率，现在伴随着他的成长全都恢复了，而且还变本加厉。不论这教育制度有何长处和短处，父亲和母亲都把自己当初“破碎的梦想”寄托在儿子身上，也把自己当初“砸烂的枷锁”加在儿子身上，而他是他们唯一的孩子。
父亲在四川大学做教授，母亲在一个企业当会计。父母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出生在截然不同的时代里。父亲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早期。那个年代的孩子，只要家里有钱就有机会完成大学学业。而母亲的命运大不一样，这一代人在自己最需要接受教育的年龄里砸烂了学校，赶走了老师。对于那些往事，凌小宁至今记忆犹新：“那时候毛泽东说‘教育要革命’。很多人已经认识到教育有问题，希望有所改变。最后失败了，是因为‘教育的革命’被劫持到另一条路上去了。”在微软，凌小宁是属于“老一代”的，他与刘策的母亲同年出生。这一代人的脑子里面有些东西是永远不会磨灭的。“其实，现在教育制度中很多让人深恶痛绝的东西，”凌小宁说，“都是那时候我们反对的。”
刘策出生在大学校园里，从小生活在学生、老师和老师的孩子中间。在这样一种气氛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几乎没有不专心读书的。沈向洋的那个切肤感受，“人是很难不受环境影响的”，在刘策身上再次得到验证。
“我不断地念书，我想生活环境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刘策说，“如果当初不是生活在大学校园里，现在也可能会走另一条路，不会选择做学问。”
刘策从小就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特别讨厌一些课程，比如语文和政治，这一点和大多数孩子都一样。他还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把很多精力用在喜欢的事情上，这一点在孩子们中间已属少见，但也不算希奇。刘策身上的最奇特之处，是他同时喜欢两样东西：数学和绘画。他在这两个领域里投入了无限的热情，而它们的技巧却是风马牛不相及，思维方式则又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学校对他来说是个“数学的世界”，他在那里参加各种数学比赛，成绩优异。他觉得世界的奥秘有很多是在数字里。但是在学校之外，在家里，情况就完全不同，那是一个“绘画的世界”。他的绘画训练在整个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始终持续着，有十几年，其严格系统的程度，较之今天美术学院里的任何一个高才生都不逊色。他有专门课程，有教材，有名家指点，每天投入很多时间，还有一个固定的学画地点。当然他也利用家里狭小的空间，把纸铺在地上作画。
90年代初期，城市里的家庭已经时兴对孩子进行多种技能的训练，绘画也是其中之一。不过，无论是老师、教育专家，还是每一个家庭的父母，都倾向于把美术作为一种“课外的教育”，或者叫做“素质教育”。这个词语背后的含义是：“有用的但并不是必须的。”
可是，刘策对于绘画的执著不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那时候他想的是：“将来我要么当数学家，要么当画家。”
父亲不画画，但在绘画方面并非完全外行，他的专业有时候需要制图，所以也经常使用线条、颜色一类的技巧。他特别喜欢看到儿子画画时的专注神情，觉得那才像是自己的儿子。母亲也喜欢儿子画画，不过她更信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两相比较，还是觉得儿子对数学的喜爱更符合自己的想法。她的办法是每天交给儿子5道数学题，要求儿子在开始画画之前先把这些习题作完。
第56节：第五章 大脑的成长（3） ↑回顶部↑
“先做完你必须做的事情，再做你想做的事情。”她总是对儿子这样说。
尽管家里并不富裕，但爸爸和妈妈还是愿意拿出很多钱来供儿子学画。纸张、毛笔、颜料，还有各种教材，在儿子的眼里都很贵，要花好多钱。等到长大以后回忆起那些往事，他还明白了，爸爸妈妈支出的不仅是钱，更有时间和精力。儿子年幼的时候，他们把他放在自行车的横梁上，骑上车走好远的路，把他送到少年宫，又等在外面，直到他完成当日全部的绘画课程，再把他放在自行车上带回家。等到儿子稍微大些了，就每天到公共汽车站上送他和接他。那时候还没有实行“双休日”，周末只有一天，爸爸妈妈有很多家务事要做，但是每个周末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带着儿子出去写生，或者去看画展。
他是从7岁开始学画的。很多孩子都是在那个年龄里对画画发生兴趣，甚至更早些，但是他们很快就觉得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所以不再画画。刘策的幸运在于，他的学画从未间断。“大多数孩子的兴趣都不是从课堂上来的。”他这样说，“初中那几年我的这个感觉特别明显，因为一到初中，无论老师还是家长都在强调升学率。”似乎只有他是个例外，画画占了很多时间，也占据了他的精神世界。
有时候你会发现，看父母是不是无条件地支持孩子的兴趣，只要知道在学校考试之前他们说什么就可以了。刘策从来没有听爸爸妈妈说“画画是好事，但不是最重要”，或者“都什么时候了，还在画画”之类的话。
不过，母亲也曾对他说：“要想进入重点大学就必须先进入重点中学；要想进入重点中学就不能偏科。”就像所有的母亲一样，她也希望儿子能在关键时刻多花一点时间在学校的课程上，只不过忍住不说。敏感的儿子还是意识到妈妈也有某种期待，但他的脑子里面全是他的数字和他的画，所以照例我行我素，即使在初中毕业面临中考的那一年，他仍然要把很多时间用在画画上。
他开始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这一年，他没有考上重点中学，事实上他后来读的那所学校非常普通，既非“市重点”，也非“区重点”。这让全家人感到失望：他把太多的热情倾注在画画和数学上，其余课程大都学得很糟糕。最糟的是，他的脑子里面只有他喜欢的东西，完全不能了解考试分数和重点中学都是关系未来命运的大事。
大多数中国家庭都认定，孩子成长的道路上有几个关口最重要，中考是第一关。现在，在妈妈看来，儿子这“第一关”就没过去。
那些日子，家里充满了沮丧的气氛。无论这个家庭多么脱俗多么标新立异，也不能不感到社会的压力。父母对儿子的期望和别的家庭是一样的，没有本质的不同。母亲知道公认的教育标准是什么，信奉“要上大学，就一定要选择清华”的风尚，而且相信，画画的天赋无论如何也不能引导儿子走上名牌大学的道路。
刘策仍然徜徉在自己的世界里。初中毕业那一年，他在成都举办了个人画展，是这座城市里小有名气的“少年画家”了。他自己也觉得拥有绘画的天赋。在这个孩子的心里，绘画已经不仅是一种爱好。“这就是我一生要去追求的东西。”他看着自己的画展，在心里想。一想到能做个画家，就无比快乐。只不过，这一切看上去和他的升学毫无关系。
可是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那之后，妈妈和儿子都没有想到，神秘的绘画能力要求一个人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使用大脑。而刘策这种在数学世界和绘画世界之间来回跳跃的学习方式，竟会让他以难以置信的方式成长起来，让他的大脑变得如此与众不同。
在我们继续叙述“刘策学画”的故事之前，先回过头来，看一看人的大脑究竟是怎么回事。
“神经树”
人的大脑隐藏着无限的可能性。
——张亚勤
1968年，凌小宁16岁，徐迎庆9岁，张宏江8岁，李开复7岁，王坚6岁，郭百宁5岁，朱文武3岁，张亚勤和沈向洋只有两岁，李世鹏一岁，张益肇和马维英刚刚出生，而刘策还要等到9年以后才会出生。正是这一年，生理学的领域里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罗杰·斯贝瑞公布了他对人类大脑功能的研究结果，并且因此获得诺贝尔奖。
在此之前，科学家对人类大脑的理解一直是“重左轻右”的。他们认定，人的语言能力、逻辑能力，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种种能力，都是由左脑来实现的。人的大脑就这样被区分成“聪明”部分和“笨蛋”部分——“聪明的”、“主要的”、居于“支配”地位的左脑，以及“沉默的”、“次要”的、居于“服从”地位的右脑。这种说法在过去200年里一直占据着脑科学领域的主要地位，直到最近还在盛行，最后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都在歧视右脑。教育系统和科学系统似乎全盘忽视了右脑的智慧，有个科学家甚至把右脑当作一个“退化的器官”。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父母拼命纠正孩子的使用左手的习惯，老师也绝对不允许学生用左手来写字。而所有人都知道，左手是由右脑来支配的。
现在，罗杰·斯贝瑞令人惊讶地证明了，人的两个大脑拥有同样复杂的智力机能，而且同样聪明。人类使用大脑也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一种是语言的、逻辑的、分析的和连续的，拥有判断是非和辩明利害的能力；而另外一种是非语言的、直觉的、形象的、刺激性的和突发的，是一种不分是非、不管利害的想入非非。每个人都可以从一种思维方式转换到另一种思维方式，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
第57节：第五章 大脑的成长（4） ↑回顶部↑
“尽管我们总觉得我们是一个人，一个独立的个体，但我们有两个大脑，”贝蒂·艾德华这样解释罗杰·斯贝瑞的理论，“每半边大脑都有自己认知和感知外在真实事物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两种智力，两个意识，通过两个脑半球连接着的神经纤维不断融合。”
这样，人的大脑在处理外来信息的时候便有了两种模式：左脑模式和右脑模式。左脑让我们分析、提炼、计算、描述、计划，以及根据逻辑做出的理性陈述和判断；右脑使我们具有想象力、创造力，理解事物的象征性，看到梦幻中的图像，以及只有精神的海洋里才存在的一切。正因此，贝蒂·艾德华和所有那些相信“斯贝瑞理论”的人都认定：“了解你的两边大脑是释放你创造性潜力的重要步骤。”
如果这一理论不错，那么人的两个大脑，一个是数学家，语言学家，科学家；一个是梦想家、发明家和艺术家。很明显，在我们的学校教育中，数学家、语言学家和科学家受到特别的青睐，而梦想家、发明家和艺术家在很大程度上被压抑，被改造，被埋没。我们的课程设置——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生物、历史、地理、政治，几乎全都建立在训练左脑的基础上，我们的考试制度——无论是“3 2”还是“3 X”，只不过是在选拔那些左脑发达的学生。
然而事情还远不止如此。
我们的大脑表层被至少140亿个脑细胞覆盖着，数量巨大。这些脑细胞中真正与智能相关的，只有大约5亿个。在普通人那里，它们被叫做“智力”；在生理学家那里，它们被叫做“神经细胞”，也叫“神经元”。
无论黄种人、黑种人还是白种人，无论高考状元还是落榜者，无论博士还是文盲，无论天才还是普通人，只要经过健康的发育过程，他们大脑里的“神经元”数量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既然决定人的智能的“神经元”并无明显差别，人类又怎么会有聪明和不聪明之分？
按照张正友的解释，“人的聪明不是靠神经元，是靠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张是毕业于巴黎第十一大学的博士，现在是微软研究院的研究员，他的业余嗜好之一是了解人脑的生理结构：“中国人有句俗话，三岁看老。这是因为，人脑的神经元在三岁之前就开始连接。你的神经元之间能不能很快地形成一条宽敞的通路，与你受的教育、接触的东西有关。有些通路，你不断地使用它，它就加强了，有些通路，你不使用它，它就萎缩了。”张根据自己的经验，认定“一个人到了15岁，神经元的连接就定型了。”生理学家的研究结果，似乎证明他说的不错。大脑并不是由互不相关的单个“神经元”堆积在一起的。事实上，“神经元”纠缠在一起，互相伸展，构成复杂的回路，它的形状犹如一棵棵枝杈繁茂的树，所以生理学家把它叫做“神经树”。人的智力的差距，与“神经元”互相纠缠伸展的速度和复杂性有关，而“神经元”的生长和连接，需要外部因素去激活。
然而我们大脑中的“神经元”还有另外一个特征，无论你是否激活它，是否发展它，它都会新陈代谢，都会死亡或者新生。实际上，我们每天睡觉的功夫，就会有至少10万个脑神经细胞死去，可我们还从来没有使用过它们呢。
这个事实令人沮丧：大多数人一生中只使用了自己大脑中10％…15％的神经元。
当然这一事实也令人激动。因为，你只要把沉睡着的“神经元”唤醒1％，就能让自己的智力出现飞跃。如果你能把“神经元”的使用率提高一倍，比如说达到30％，那就变成牛顿、伽利略、爱因斯坦那样的大天才。
有个叫做稻田太作的日本心理学家，以这些理论为基础展开了他的教育训练，其教育过程中包含了无数鼓舞人心的格言：
“自己不行，是因为自己让自己变得不行。”
“大脑只要能够合理使用，就能发达。”
“人有时会遭遇失败，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没有把自己的大脑更充分地使用起来。”
此人写了一本让人激动的书，叫做《头脑，原比天空更辽阔》。他在书里把人的种种智力因素汇集起来，叫做“头脑指数”，这有点像我们通常说的“智商”。
张亚勤是研究电脑的，不是研究人脑的，但是他显然非常了解人脑。
“人的大脑隐藏着无限的可能性，同时它又有自己的结构。我可以把大脑结构图给你画一下。”有一天他和一个朋友谈到记忆的问题，一边用手在桌子上面画，一边说道：“你记住了这个就要把那个忘了，这是记忆选择。好的教育方式是让你记住最重要的东西，不好的教育方式就是让你记住很多不重要的东西。比如做很多习题，做好几遍甚至几十遍，这就是让大脑僵化的过程，到最后连自己也糊涂了。”
脑子是可以被塑造成一种形态的
美国的孩子不会背诵乘法表，但知道乘法是什么。中国的孩子会背乘法表，但不知道乘法是什么。
——李开复
潘正磊在华盛顿州立大学遇到的第一次考试，有个情节，让她过了多少年还不能忘记：老师允许学生带一张纸进考场，并且可以在上面写任何东西。比如自己背不下来、而又有可能在考试中使用的各种公式、概念和数据。
“美国的老师不要你背，他们认为那是浪费时间。”她后来说，“你只要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你要的东西就可以了。考试不是考你的记忆能力，而这是考你的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58节：第五章 大脑的成长（5） ↑回顶部↑
李开复也曾谈到同一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教育不是灌输给孩子一大堆知识，而是塑造孩子的大脑。当然‘灌输’也是一种塑造。”然后他就谈到了自己的正在读小学的女儿：
有机会你应该看看我女儿的作业。现在我的小女儿也上学了。我也要教育小孩。我太太教不来的，她每次一教就要生气，因为她总要怪女儿，说“这个公式这么简单，怎么就记不住呢？”我每天晚上要到8点半才能回家。女儿有时候就要我教她功课，我问她：“你3点半到8点半这5个小时干什么去了？”她说：“妈妈教的我不懂。”我就让她先明白为什么，从头解释给她听，是怎么回事。还告诉她懂得了为什么，就不容易忘，就是忘了还可以想出一些理由，容易记起来。
这里面的一些情节，涉及到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方式。
美国的教育方式是要你先搞懂这是为什么，理解概念，然后才告诉你怎么去做，不是要你死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