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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比成功更重要-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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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走出小岛。不管发生了什么,一定要走出去。”
  他已经知道,这座城市也只是他人生道路上一个临时的落脚点,就像漫漫征途上的一个驿站。他还要向前走的,越走越远。这信念在前面引导着他。
  此后三年,他没有为考试忧虑过。他从来不存侥幸心理,平时兢兢业业,考试时一丝不苟。但是在高考前夕,他生病了,别人都在做最后的冲刺,他似乎冲不动了。老师为他着急,可他反而一点不急。他有11年的积累,了解自己,觉得根本用不着冲刺。
  “我觉得高考不是用难度来衡量你的水平,它其实是在考你的心态,至少有80%取决于你的心态。有些题做错了,或者没做出来,并不是因为你不会,可能因为心态不对,太紧张了。要说我好,就好在心态上,我觉得自己一点也不紧张。”
  尽管如此,最后的结果还是让所有人意外。张波大大超越了自己平时的水平,而且超越了学校,超越了舟山。他去学校领成绩单的时候,一个老师冲着他喊:“你是第二。”
  “什么第二?全校?”他兴奋地问。
  “不……不……”老师更兴奋,一时竟说不全一句话。
  “全市第二?”他在心里想,嘴上却又不敢问。
  “是……是全省第二。”
  他大感意外,但成绩单上的确有他的总分数:643分。还印着“第二名”三个字,不由他不信。他跑出来寻找电话,第一个念头是告诉妈妈,他没有忘记妈妈的话:
  “去吧,走出小岛。不管发生了什么,一定要走出去。”
  爸爸希望他去读浙江大学。他知道那是一所好学校,但他觉得那离家太近。他想走得再远些。
  他想去清华大学,可是人家根本就不到这个岛上来招生。有一天,他听说清华大学的老师到了宁波,还开辟了一个招生点,就往那里赶去,坐了几个小时的船,然后登上大陆,再坐几十分钟的车,好不容易赶到,人家早就不在那里了。他很失望,又很迷茫,觉得眼前的世界越来越大,一时间竟不知道自己的路在哪里,恰在这时遇到了中国科技大学的老师。那老师听了他的小岛故事和他的迷茫,惊讶不已,于是向他介绍中国科大,还说欢迎他去。老师的态度和蔼可亲,让他当场有了好感。于是问老师中国科大在什么地方,老师说在合肥。他眨眨眼,对这城市一无所知,只听说它离舟山很远,就笑了。

第84节:第七章 情商时代(5) ↑回顶部↑

  他到合肥去读中国科大,本科4年,硕士3年,连续7年没有离开这个城市。直到1998年10月1日,他已25岁,开始读博士,终于决心去看看北京。
  走进北京的第一个感觉是“特别大”,接着就开始后悔在合肥呆了那么多年:“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合肥啊北京啊有什么差距,如果知道合肥比北京差这么远,可能就会选择清华大学了。”两周以后他第二次走进北京,这次看到了还没成立的微软研究院,看到希格玛大厦第五层里正在装修,一片狼藉。又过了两周,他第三次来到北京,在国贸大厦看了全国软件博览会。这一天他又想起了妈妈的话:
  “儿子,不管发生了什么,一定要走出去。”
  他觉得北京已经属于他了。“早晚有一天,”他想,“我会回到这里来的。”
  他学的专业是“人工智能”,自以为这正是微软需要的,于是加紧努力,其直接的成果是制作出“机器人足球赛”的完整程序。微软公司对人工智能不感兴趣,但对张波感兴趣。他获得了“微软学者”奖学金。有了这笔钱,他走得更远了,带着他的机器人到澳大利亚去参加“全世界机器人足球大赛”,虽然没有得到名次,却是又一次大开眼界。
  2001年夏天,他终于完成了20年的学业,获得博士学位。他再次走进北京,这一次他留了下来,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一个副研究员。
  幸福是相对的
  童年时代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学习知识,也体现在养成一种健全的人格。
  ——沈向洋
  “我这一辈子最自豪的一件事,就是18岁以后再没有拿过家里一分钱,还不断地给家里钱。”沈向洋说这话的时候,脸上的笑容特别灿烂:“比如现在我的父母需要买一套房子,我会付钱帮他们买。父亲上次来北京,我看他对摄像特别有兴趣,马上就去买来一台摄像机给他。我觉得他们这一辈子都是那么艰辛,晚年应当过得好一些。”
  提到父母的艰辛,沈向洋眼圈发红:“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对家里的经济状况很清楚,对生活的艰辛领会得非常深刻。”读者已经知道,他的家原来是在农村的。后来母亲到镇里一个小工厂做车工,第一年每月工资才十五块钱,然后是十八块钱,到第三年,一个月可以拿到二十一块钱。父亲那时候的工资是四十六块五。“我对这些都记得非常清楚。我还记得父亲每个月都要寄七块五给我奶奶,还要给外公外婆一点钱,剩下来的要养活全家。我现在对我儿子的教育感到非常无奈,他们完全不能体会物力艰辛,好像钱来得都很容易,可是我小的时候,是很省吃俭用的。”
  沈向洋是家中几个孩子的老大,但他从来不是一个中心。母亲要关心家里所有的人,对他没有丝毫的纵容和娇惯,所以他说:“我很能吃苦,而且觉得吃这些苦不算什么。我到今天都难以想象母亲娇惯孩子是一个什么概念。”
  就像我们在前面说过的,母亲对他很严厉,但他从来没有对这种严厉产生反感,也许是因为他11岁就离开家了,在那之前,反叛的意识还没长成呢,等到进入叛逆的年纪,他已经在大学里了,离父母很远。“孩子与父母有了一定距离以后,反而觉得父母更亲,”他这样说,“因为你更容易想到父母对你的好,你做了不好的事情,父母又不知道,不会再那么严厉地训斥你。所以我和父母的关系一直很好。”
  那么小的年纪,独自一人在学校生活,30多个同学住在一个屋子,挺凄凉。那时候乡下人都很穷,他自己背着大米到城里,然后换成饭票,再换米饭来吃。能吃饱,就是没有油水。一个炒菜九分钱,好一点的一毛三,可以吃个肉丸子,再有几根菜之类的,可这些他都吃不上。他每月回家一次,母亲问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吃得好不好”。他总是说:“很好了,我能吃到一个青菜汤。”
  那可真的是青菜汤,三分钱一碗。我的两个同学合吃一碗,再买一份饭,四两。现在跟别人说,谁能相信啊!什么叫“清汤寡水”啊?我可以告诉你,就是一个大木桶,做饭师傅拎上来,往上面浇几滴油,把勺子伸到里面,半天才能捞上来两片青菜叶。真的就是两片青菜叶!母亲让我隔一天吃个炒菜,我老提醒自己,这炒菜可是要一毛三。一毛三啊!你想啊,如果你隔一天就吃一个炒菜的话,你30天就要吃掉两块钱了。那时候,大概是1978年到1979年,这是很多钱啊!母亲一个月给我八块钱,所有的吃用都在里面,怎么肯花那么多钱吃炒菜啊!就算这样,我在同学里算是非常有钱的了,还有那么多孩子连青菜汤都喝不上。你每天有汤喝,人家都羡慕你。你要是每天吃炒菜,别人看着都会觉得很奇怪。
  生活虽然苦,但向洋还是很有满足感。因为星期天回到家里,还有根油条吃。他在早晨向母亲要一毛钱,和弟弟一起去买三根油条,三分钱一根,剩下一分钱还给母亲。他和弟弟一个人一根油条,母亲和父亲两个人一根,一家人吃得津津有味,觉得那是天堂一般的生活。今天你爱吃多少油条就吃多少,可你就是吃不出那个味道来了。所以他总是说,“幸福是相对的。这种思维是一定要有的,否则自己总会很难过。”又说:
  童年时代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学习知识,也体现在养成一种健全的人格和性格。我一直觉得自己比较幸福,很乐观,很想得开,看着什么都好,可能也和我生长的环境有一定关系。除了我母亲逼着我念书的时候,我的整个童年时代都非常快乐。现在的乡下好像跟过去不一样了。那时候很有点田园风光的味道,夏天到处是一片蛙鸣,带给我很多乐趣。

第85节:第七章 情商时代(6) ↑回顶部↑

  “出国梦”
  尽管获奖无数,但我始终最珍惜那个“品学兼优奖”。
  ——马维英
  “你看,那是马维英!”一个孩子走上这条大街,惊讶地望着蹲在路边的另外一个孩子,叫起来。
  没错,正是马维英,那时候他还只是小学四年级学生,蹲在路边帮助妈妈洗碗。妈妈在家门口开了一间小杂货店,实在忙不过来,儿子每天放学后一溜烟地跑回来帮忙。现在,他正把他的小手伸进面前那个很大的水盘里。
  他的同学被这场面感动了,回去报告老师。他为此获得了“品学兼优”奖。在台湾的小学中,得到这个奖的孩子不一定是学习成绩第一名,但一定要品行好,得到大家的认可,所以,尽管马维英在那之前和之后获奖无数,他始终最珍惜这个“品学兼优奖”。
  就像我们在前面说过的,维英的父亲18岁离开大陆去台湾。那一年大陆政权更迭,有200多万人跑到台湾去。小岛一时间男多女少,好多男人娶不到老婆,大陆人和台湾人通婚也渐成潮流。维英的父亲是军队里面的一个下级军官,秉性耿直,脾气暴躁,不会讨上司欢心,所以总也不能得到升迁,薪俸微薄,直到35岁才结婚。母亲是个台湾女子,家境贫寒,一家人住在台北一个中下阶层的居住区中。50年代和60年代经济不景气,整个台湾都在卧薪尝胆,这家人也一样,节衣缩食,艰难度日,等到儿子出生,已是1968年,从此父亲的心里有了生活的希望。
  维英童年时代最深切的记忆,是家里很穷。父母的言谈话语里总是隐隐约约带给他一种经济上的压力。那时候他总是想:“我怎么才能给爸爸妈妈赚一点钱呢?”
  “读书,把你的书读好,”爸爸总是对儿子说,“不然你就没有什么机会。”
  维英上小学了,学习优秀,老师总是在夸他,这让全家感到欣慰。可是他心里总有一个梦,若隐若现。站在海边的时候,就听见大海用不同的声音在对他说话,潮落潮涨,卷起千堆雪。他的梦逐渐清晰,从遥远的太平洋彼岸飘过来。
  “我想到美国读书。”他对父亲说。
  父亲眼睁睁地望着儿子,好一会儿什么也不说,转身走开的时候喃喃自语:“是啊,是啊,去美国。去美国。”
  维英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天父亲的脚步,既彷徨又坚定,渐行渐远。
  那是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人已经兴起“出国留学热”,李开复在美国读书好多年了,张益肇也已经到了美国。但是那时候能够送孩子出国的大都是有钱人家,像维英这样的家庭,是从来不做什么“出国梦”的。
  但家里还是出现了一些变化。母亲跑到集市上去租了一个小摊,做起小生意,卖日用品,还卖水果。父亲回家的日子也明显多起来。他总是偷偷离开军营,跑回家,脱去军装,换上便衣,然后帮助妈妈守着水果摊。这种一心二用偷偷摸摸的日子维持了两年,父亲索性退出军队,一心一意做起小买卖。维英心里明白,父亲已经在为他去美国读书做准备。
  父亲精力旺盛,一点也不像一个领退休金的人。一家人充满朝气,省吃俭用,既勤勉又豁达,既紧张又快乐。就这样过了12年,维英渐渐长大,小学毕业了,中学也毕业了,现在大学又快毕业了,家里也有了一些积蓄。父亲算来算去,发现儿子出国留学的钱还是不够,依靠小买卖日积月累,实在太慢,赶不上儿子的成长。
  父亲决定投资,把所有的积蓄都投出去,期望在短时间里获得更多回报。那是在1989年,也是他平生最大胆的行动。他一生谨慎,过去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以后也没有过,不是为了儿子,现在也不会去冒这样的风险。
  风险果然来了。接下来的一年里,台湾卷起金融风暴,所有的投资者都是一败涂地,父亲也血本无归。
  那是全家人12年的积蓄,里面有儿子的梦想。可以想象对这个家庭来说是怎样的打击。维英已经绝望:“完了,我永远出不了国了。”
  但是父亲没有绝望。他对儿子说:“不要灰心,照你的计划去做。钱的问题,总有办法解决的。”
  接下来的两年里,马维英去当兵,全家人重新开始为他筹措出国的学资。依照法律,台湾男子成年之后必须完成两年兵役,也叫“役男”,可是这个“役男”每天仍旧做着他的“出国梦”。
  父亲虽然自己没有读过多少书,但他眼光远大,了解儿子,知道出国读书对儿子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他加紧从事各种各样的小生意。不仅卖日用杂货,还卖水果、卖酒酿汤圆、卖臭豆腐,什么能挣钱就卖什么。对父亲来说,做这些事情简直是受罪,他的性格脾气特别不适合与人打交道,一言不和就会和顾客吵起来,然后一个人生闷气,但是为了儿子的梦想,他什么都能忍。
  那时候维英是军队里面的一个排长,却总是牵挂着父亲的生意。每逢放假他就跑回家去,脱下军装换上便装,也去守候父亲的水果摊,那情景就像当年他父亲做的一样。
  就这样过了两年,维英退役了,这个家庭又赚了小小的一笔钱。可惜还是不够。父亲不希望儿子再等下去,东借西凑,把家里的房子也抵押出去,凑足3万美元交到儿子手里,刚好够维英在美国使用一年。儿子知道,这是全家人14年的心血。
  可以想象,有这样一个家庭和这样一番经历的孩子,内心里拥有怎样的力量。在国外学习的第一年,维英格外努力,他到现在还认为那是他迄今为止最用功的一年。他从来没有如此珍惜学习的时间,没有周末,没有娱乐,还常常后悔自己在台湾读大学的时候没有更用功些。因为他知道自己身上的钱只够用一年,“那是一种破釜沉舟的感觉。我必须在这段时间里完成硕士学位,并且考上博士,才能获得奖学金,否则就只有打道回府。”

第86节:第七章 情商时代(7) ↑回顶部↑

  一年后他如愿以偿:“所有想达到的目的都达到了,取得了硕士学位,通过了博士的资格考试,一个教授愿意给我经济资助。”
  那一天他很兴奋,因为他知道自己从此不用再依靠家庭。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打电话向父亲报告喜讯。父亲没有说什么,但儿子能清晰地感觉到电话那边父亲的喘息。“他非常高兴。我能感觉到。”维英回忆道。
  几天之后,儿子收到父亲的来信。
  “我知道你很不容易,”父亲写道:“过去的日子里你很不容易,今后还会很不容易……”
  儿子的眼睛一下子就湿了。自从他来到美国以后,父亲几乎没有来过信。现在他用这种方式来告诉儿子:他为他感到自豪。
  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第一名”
  我上学的时候,就觉得台湾的教育比较畸形,总说“升学主义”,培养出的很多学生非常自私。
  ——马维英
  多年以后,马维英在美国完成博士学业,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员,举家搬到北京,住在东郊一所豪华的公寓里。父亲到北京来看过他一次,而他却不能回到台湾去看望家人。2003年春天的一个周末,他坐在浅驼色的沙发上,和一个熟人谈起当年全家人一心一意帮他实现梦想的那些岁月,两眼热泪盈眶。“我一直非常感激我的家庭。那时候在我的周围根本没有哪一个家庭对子女有过这样的支持。这是一种完全没有保留的支持。父亲让我懂得了,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为别人着想。”他用这样一句话结束了他的故事,却又引发了一个讨论。
  问: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心理最健康最健全的学生,往往不是考试成绩第一第二第三,而是名次稍微靠后面一点的,比如第五名到第十名。你同意吗?
  答:我没有调查过,但我非常同意这个说法,我上学的时候,就觉得台湾的教育比较畸形,总说“升学主义”,培养出的很多学生非常自私。
  问:非常自私?
  答:你觉得我说厉害了,是吧?我观察,台湾学校里,大家都不很喜欢第一名的学生。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学校培养出来的第一名,大都属于比较自私的那一种人。比如遇到一个问题,他明明懂,可是别的同学问他,他说他不知道。他会想“我教会你以后就对我有威胁”。他们认为得到“第一名”是最重要的,对生活中其他的东西就不太注意,在班里不是很受欢迎,以后做人也不会太成功。
  问:也许这和教育有关?这一代人的教育方式就是不需要他对别人负责任。
  答:这也是中国教育失败的地方。周围所有人都替他着想,而不用他为别人着想。不仅是父母,父母的父母也为他操心,给他灌输的是,“你只要把学习搞好了,别的什么也不用管。”。大陆是那么一个环境,台湾也是。每个学生都要升学,升高中要联考,升大学也要联考,人人都是为自己,考试已经作为他的第一人生目标,只要自己考试考得厉害,其他什么都不重要。在学校里面,甚至学生的座位都是按照成绩来排的。大陆也是这样的吗?
  问:海峡两岸都是中国人,差不多吧。这对学生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吗?
  答:我听说大陆有种说法,把“孝子贤孙”倒过来了:孝顺儿子贤惠孙子,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如果是真的,那就非常糟糕,对孩子也没好处。大人们把所有的关怀都集中在孩子身上,却不让孩子分担一点家里的困难。这样的孩子也许智商很高,但情商一定很差。
  问:情商很差是什么意思?
  答:没有责任感,没有韧性,不懂得怎么去关心别人,也不懂得怎么和别人合作、怎么和别人分享,甚至还会嫉妒别人的成功。他们只知道孤军奋斗,超过别人,自己成功。他们也许会有一次两次成功,但从长远来说,他们永远到不了很高的境界。
  问:所以你很珍惜你小时候得到的那个“品学兼优”奖?
  答:我还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常对我说一句话,“人不能只顾自己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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