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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听着就乐了。
李开复依然慷慨陈词，兴致勃勃：“今天我有个演讲，题目就是教育方面的，有个人问我微软怎么办学校，我的主张就是绝对不能雇一个资格不够的老师。有的老师同意我的观点，他们对我说，现在是一流人才到外国，二流人才进企业，三流人才做老师。你没有好老师怎么能出好学生？”原来他的最关键的办法，是找来好老师。
谈话就这么结束了。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那官员不是随便说说的，副总理的确看到了他的信，还把信转送给教育部门的官员去处理。很多大学的校长和教授也看到了信。一个消息在网上不胫而走，消息说，李开复给副总理写信，推动中国的教育改革。
“我觉得一定是夸张了。”李开复说，“我没有再和相关的人联系，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从时间的顺序上看，也许真的发生了一些事，至少人们在重新估价大学里的“办公司热”。但是李开复所期待的更大范围内的教育改革，却无声无息。
到了2003年3月，李开复看到“政府换了，李岚清也不管事了”，于是意识到，“这件事也就这么不了了之。”
大师风范
我在自己的道路上历经无数起伏跌宕，惟有1984年和导师的那场对话始终不能忘怀。
——李开复
李开复认定教育的关键在老师，这种看法有他自己的经历做基础。当他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导师便给了他多次刻骨铭心的体会。
当日李开复在卡耐基梅隆大学追随他的导师罗杰·瑞迪研究“语音识别系统”。罗杰·瑞迪是美国一个总统特别委员会的成员，后来还成为“图灵奖获得者”，因为拥有远见卓识而受到政府尊重。但他不喜欢任何社会活动，只一心沉浸在计算机的世界中，中午也不正经吃饭，通常是叫人家送来一个比萨饼，一边吃一边和大家讨论。作为导师，罗杰·瑞迪的最杰出的所在，与其说是他的学问，倒不如说是他的眼光和品格。他似乎有一种天助神佑般的感悟力，知道通向未来的道路在哪里。作为科学家，他并非全知全能，即使在他熟悉的领域中，情况也在迅速变化，为他所不能掌握，但他知道怎样去看待一个自己不懂的领域，知道怎样用一些最困难的问题去激励学生的热情和想象力。如果他的学生李开复向他说出三个研究题目，他能够十分肯定地回答，其中一个问题根本无用，不能做；另外一个虽然有用但价值太小，不值得做；第三个才是精彩的想法，但若实现这想法至少需要10年时间。
李开复敬佩和信任自己的导师，但是他仍然对导师的研究方法产生了怀疑。他去找导师，直截了当地说，他不相信导师主张的“专家系统”是计算机语音识别的正确方法，打算使用统计学的方法另辟新路。于是，一个享誉世界的大师和一个尚未毕业的学生之间，出现分歧。导师的第一个反应让学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罗杰·瑞迪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可以支持你用统计的方法。”
这样的场面在我们国家的学校里面可曾出现过？实际上，在我们的老师和学生之间，更经常的是这样一种局面：
1。学生即使不同意老师的想法，也不会说出来；
2。老师如果不同意学生的想法，就不会支持他。
但是这个故事的结果证明，如果没有罗杰·瑞迪在好多年里不遗余力地支持，李开复就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第97节：第八章 大师在哪里？（4） ↑回顶部↑
现在，李开复就要进入学生时代的最辉煌的阶段了。
专家们仍然不赞他的“胡闹”，罗杰·瑞迪也不能认可，但他与别人不同，他始终告诫自己的学生：“你如果有信心，就坚持做下去。”
他为自己的学生提供最好的机器，寻找最新的资料。到了暑假，学生要到公司去打工挣钱，罗杰·瑞迪说：“你们到外面打工，不如在这里继续你们的研究。人家给你们多少钱，我也可以给你们。”
李开复和他的合作者，一个来自台湾名叫洪小文的年轻人，一同工作在语音识别领域。每天工作大约16个小时：上午9点起床，到学校完成自己必须做的事情，中午回家，从1点钟工作到凌晨2点。每天如此，每周7天，一直持续了大约三年半。他和洪小文写了很多论文，还写了至少10万行程序。
1987年5月，年轻人的世界出现曙光。李开复把语音系统的识别率，从原来的40％一下子提到80％。罗杰·瑞迪惊喜万分，立即决定把这个结果带到国际会议上。李开复大着胆子说：“这是我做的结果，我自己去讲好不好？”瑞迪说：“当然可以，我让秘书给你定机票。”
不消说，李开复的成果在会上引起了轰动。他的工作不仅具有技术的价值，而且把全世界语音研究领上一条新的道路。多年以后，里克·雷斯特说：“他是在一个领域里面的先锋，开拓者。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10年，到今天，全世界所有语音识别的研究，都是在他的开拓性工作的基础上继续的。”
不过，在1987年初夏的会议上，李开复对这一切还不能满意。“我还有一个重要想法没有实现呢。”他说。他回到自己那个寂寞的小屋，继续每天16个小时的工作。
真正激动人心的时刻，发生在1987年圣诞节前的那个早晨。李开复起床，照例去看电脑，语音识别率居然达到96％。他不信，以为是计算机搞错了。再做一次，还是96％。他飞快地跑出去告诉洪小文，又飞快地跑回来告诉妻子。直到十几年后，回忆起那个早晨，李开复还是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这是我从事研究以来最高兴的一天。”妻子为他高兴，提议中午二人到饭馆去祝贺。那时候他是个穷学生，夫妻俩很少出去吃饭，可这顿饭，两人花了20多块钱。
这个早晨的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仅是对这个家庭，也是对计算机语音研究的整个世界。直到今天，全世界研究语音识别的专家们，仍在使用李开复和他的搭档洪小文当年开创的方法。李开复在自己的道路上历经无数起伏跌宕，惟有1984年他和导师的那场对话令他始终不能忘怀。其刻骨铭心的程度，甚至超过了那个激动人心的早晨。与其说他在为自己的成功高兴，不如说他在庆幸自己遇到了罗杰·瑞迪。
很多年以后，我们有机会和罗杰·瑞迪一起回忆当年发生的那些事情。大师由衷地赞叹学生当初的睿智以及敢于反对他的勇气：
问：几乎所有成功者的记忆中都会留下一个激动不已的瞬间。李开复总是念念不忘，他当年设想用统计学的方法研究语音识别系统的时候，你不赞成他的方法，但却支持他继续做，以致“不赞成你，但支持你”成为他今天指导其他人的一个信条。你认为在科研领域中，这样的理念的确很重要吗？
答：这个理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事情在我的迄今为止的生涯中发生过两次，一次是开复。他要用统计学的方法去做语音识别研究的时候，我当时不同意。事实证明，开复是正确的，他成功了。另外还有一个学生，也要做一个东西，我当时也不同意，但我说你要是坚持，就去做。事实证明，也是那个学生对了。他们两个的成功都是很了不起的。我很高兴我的学生当时没有听我的，很高兴他们能有那样的成功，很高兴看到他们的成果。
问：我很奇怪一件事情。当学生比老师正确的时候，在很多情况下，会让学生看不起老师，但是我发现李开复对你的尊敬依然非常强烈。这里有一个问题，他说你的方法虽然不正确，但你给他指出的方向是非常正确的。我想知道，当方向正确，而找不到方法的时候，作为一个研究的指导者应该是怎样的呢？
答：在这个问题中，没有学生和老师的界限。他们是合作者，是共同的研究者。他们应该去鼓励各种各样的思想，做研究，没有人能保证你一定成功，所以要非常灵活，应该鼓励去尝试各种可能性，宽容各种思想。开复这件事情，正好证明了这个道理。
我看到了真正的大师
你和高手在一起，就会觉得世界越来越大。
——张亚勤
1986年，张亚勤也来到美国，他在中国科大读完本科，又取得硕士学位，然后去了美国的乔治·华盛顿大学。
“实际上，他有机会去麻省理工学院，”他的导师瑞曼德·比克赫尔茨博士在14年以后这样回忆当年的学生，“可是我和他相处不到一个星期，就意识到他非常特殊。他极其聪明，异常勤奋。他的知识远远超出自己的专业，这一点从一开始就十分明显。我立刻让他参与图像项目，试图将他留住。”
张亚勤就这样留在瑞曼德·比克赫尔茨博士身边了，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这是明智的选择，不仅因为瑞曼德·比克赫尔茨是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在全世界都享有盛誉，更因为他对待一个杰出学生的那种态度。他了解张亚勤，在张亚勤的身上倾注了无数心血，师生之间的很多细节，直到很多年以后还留在老师的记忆中：“毫无疑问，他是最好的学生，给他讲课和提供指导，对我来说是一种愉快。在我的记忆里，在获取博士资格的通信考试中——这是非常难的考试，他是唯一获得满分的。”
第98节：第八章 大师在哪里？（5） ↑回顶部↑
张亚勤有一次对记者说，他的导师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那记者后来把这话告诉瑞曼德·比克赫尔茨。瑞曼德·比克赫尔茨回答：“如果说我对他产生了影响，那只是把我对所有学生和自己孩子说过的话也告诉了他。”
“你对他说了什么？”
“我说，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东西是，要做就要做到最好，去追求你真正喜欢做的事情，不是因为它时髦，而是因为你将在这个领域出类拔萃，独占鳌头。不要担心找不到工作，在任何领域，只要你是最优秀的，就一定能找到工作。”
几年之后亚勤获得博士学位，到桑纳福研究室去工作。就像导师说的，最优秀的人不用担心找不到工作。但桑纳福给予他的还不仅仅是工作，还有更重要的。
“我遇到了一个大师，”他说，“那是真正的大师。”
一个人一生中能遇到一个大师一级的人物，那就是幸运，而张亚勤居然有机会遇到第二个。
他说的大师是桑纳福研究室的老板：
你和他谈话，时刻能感觉到一种大眼光，大胸怀。我和他在一起聊天，讲的都是大事情，他说的都是人类将来会怎么样了，新技术将要朝什么方向走，科学研究将要做什么，让你觉得自己心里那些琐碎的烦恼都不值一提。那些小事情，你都不好意思讲。有时候一次聊天，就可以改变你的一个思路。有时候一次晚饭，就让你知道了应当朝哪里走。有时候你费了好大劲做出一个东西，他会说，“啊，你做这个？这东西我早做过了。不行。”然后告诉你为什么不行。你和这样的高手在一起，就会觉得世界越来越大，想法就不一样了，脑子里面的兴奋点也不一样了。
共性
都曾在关键时刻遇到了好老师，这是我们这群人的共性。
——张宏江
我们调查“E学生”的求学经历，发现他们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环境中，总会有一些不同的经历。但是这些人在自己的道路上都有像李开复和张亚勤一样的经历，那就是，都曾在关键时刻遇到了好老师。
这是我们这群人的“一个共性”。张宏江说。
我们建议老师们每天走进教室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了一件事情：你的学生在未来的某一天里想起你的时候，将会说出什么？
学生是不可能不回忆老师的，每个人都一样。黄学东在回忆自己的老师时，总是说，“一个人能成长起来，要有贵人襄助。这太重要了。没有湖南大学的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清华大学的那个硕士导师，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爱丁堡大学的那个博士导师，也没有我的今天。”
张宏江在提到大学时代的老师时，总是说他有两个好老师。一个是教光学的，一个是教电子的，教得特别好。又说他最讨厌那个老师只会拿着一本书，照书念，让你坐着上课完全没有价值。但是给他留下最深切印象的，并不是课堂上的那些场面，而是另外一些事情：
人这一辈子总要经过导师的指点，所谓导师，就是在关键时候可以给你指出一条路的那种人。他们总是在你成功之前出现，在你成功之后就隐退。
我回想自己的经历，总觉得有两个人对我的影响最大，一个是我在叶县读中学时的班主任，她总是在鼓励我，让我觉得我跟别人不一样。她总是告诉我，不应该有任何畏缩，应该一直往前走。我现在做事情，总要做到最好程度，就和她当初对我的鼓励有关。另外一个是我在新石家庄研究所做学问时的那个总工程师。我那时候并没有什么出色的成就，就在我觉得自己很平凡的时候，他挑选了我，是从4000个研究人员里挑选了我。他让我又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了。
这两个人给我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我的父母。第一个给了我自信，第二个给了我机会。你在自己的学生时代要是遇到这样的人，就会发现你的精神世界完全不一样了。假如你到今天还没有遇到，哪就赶快去找。不过，好导师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如果你能进入名牌学校，遇到好导师的机会一定会多一些。
可遇不可求
中国名牌大学的校长敢不敢说“20年之内我的学生中有人能拿诺贝尔奖”？麻省理工的校长是一定敢讲这个话的。
——沈向洋
沈向洋也同意张宏江的说法：“好导师可遇不可求”。但是他又说自己非常幸运，因为他“在一生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能遇到好老师。”直到今天，你和沈向洋在一起谈话，可以发现他是把“大师”当作口头禅的。
他读过南京工学院的研究生，读过香港大学的研究生，又读了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的博士，所以自认为对中式的，英式的，美式的研究生教育都很清楚：“我甚至觉得我可以写一本书，叫做《如何成长在研究生院》。”
他的最重要的“成长体会”如下：
我觉得中国的研究生教育真是非常失败的。可以这样说，中国大学本科的教育与美国大学来比，差距还是比较小的，美国大学教的知识先进一点，大学教授也多一点，但是和我们的水平相差也不很大，但中国研究生的教育确实很有问题。研究生的教育从理论上讲，是培养中国科研的主力军，但事实上没有做到这一点。你用中国一流名校培养出来的研究生，跟美国一流名校的研究生相比，差距是不可逾越的。我不相信是中国的学生差。像清华这样的学校，能够进去的学生，无论如何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群人。可是中国名牌大学的校长敢不敢说，20年之内我的学生中有人可以拿“诺贝尔奖”？麻省理工的校长是一定敢说这个话的。所以差距还是很长远。有人说是因为中国穷，不如人家那么有钱，但我觉得更重要的差距在师资上。中国的大师在哪里啊？没有大师你怎么培养顶尖学生？所以大学里是一定要有大师的。
第99节：第八章 大师在哪里？（6） ↑回顶部↑
我们已经叙述过沈向洋在11岁那年独自到县中学读书，第一天就遇到一个和蔼可亲的人钱桂兰。她后来是他的班主任，也是向洋平生最景仰的老师。她曾经保证会把向洋当自己儿子一样对待，后来果然说到做到。
“她真的就像慈母一样”，多年以后向洋回忆起来的时候这样说。
这笑容让向洋喜欢学校喜欢老师，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对一个孩子的成长来说至关重要。
不过，这孩子当时年龄还小，不能明白“成长”的含义，但是老师们知道。那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这件事让全国的中学搅起万丈波澜，所有的父母和老师都为之激动不已。在这所重点中学里面，老师的眼睛整天在学生身上转，看到谁是个好苗子就兴奋得两眼放光。
学校里有个物理老师名叫胡尧轩，是全国特级教师。此人不仅教学有方，而且还很有眼光。有一天他给向洋的父亲打电话，请他到县中学来一趟。
父亲坐汽车跑了一个多小时赶来，领着儿子去拜访老师。三人在老师家门口坐下。就听老师说：“你儿子来了两个礼拜，我观察了一下，我胡尧轩能够保证你儿子能考上大学。”
父亲看看老师又看看儿子，将信将疑：“他只是个乡下孩子啊。”
“如果他用功一点，是重点大学，不用功，是普通大学。”老师继续说。
一番话说得父亲两眼放光。可孩子还没有什么感觉。后来年纪大些了，他才明白当时这种事情的重要性：“这老师可真是了不起啊，我才读了两个星期的高中，他就敢给我打包票。”后来的事情证明，这老师的确说对了。
12年以后沈向洋不仅大学毕业，而且还能进入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导师正是罗杰·瑞迪，这又成为沈向洋一生的重要转折。
像李开复一样，沈向洋一入学便拥有自由选择导师的权力。导师尽力地在学生面前表现自己，刻意讨好学生，希望优秀的学生能够聚集在自己身边。学生也不一定非要找一个在专业上符合自己方向的导师，倒是更加在意哪一位导师更有远见，以及更能激发自己的潜力。那时候罗杰·瑞迪是该校计算机学院院长，也是“图灵奖”的获得者，这奖项在计算机领域的地位相当于基础理论领域的“诺贝尔奖”。当然罗杰·瑞迪的名声之大，并非仅止“获奖”一说，更由于他的远见卓识。
沈向洋入学伊始，满耳朵听到的都是李开复和许峰雄，这两个人不仅成为华人的骄傲，也成为卡内基梅隆借以炫耀的资本。沈向洋在心里说：“努力10年吧。一定也会做得那么好。”那时候的沈向洋，就如同今天研究院里那些刚刚毕业的中国博士，满腔热血，却不知道撒向何处。他耐下心来听课，三个月里听了一百多个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