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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里那些刚刚毕业的中国博士，满腔热血，却不知道撒向何处。他耐下心来听课，三个月里听了一百多个教授的演讲，终于明白了一件事：“在别的地方，是要你做什么，在卡耐基梅隆，是你要做什么。”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正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转变，让沈向洋的精神世界豁然开朗。
他就去找罗杰·瑞迪。那是这对师生第一次见面。
“跟着你，可能是要做‘语音识别’了？”学生对教授说。他知道教授是语音识别的专家，手里还有李开复在几年前实现的重大突破。但是这毕竟不是自己感兴趣的方向。
教授听出学生话中有话，就问：“你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觉得‘语音’不重要？”
学生说：“‘语音’当然重要，但我认为‘视觉’更重要。”
“为什么？”
“因为人类接受外界的信息，95％来自眼睛。”那时候“视觉”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沈向洋坚信这是计算机科学通向未来的一条必由之路。
“啊！这没有问题，我们就做‘视觉’好了。”教授说。“你拿一个照相机，出去把周围的环境照下来，重现出来就算成功。”
事实上，罗杰·瑞迪的确不是视觉领域的专家，但他的远见告诉他，计算机视觉的研究早晚有一天会为人类所需要的。
一向对自己的悟性很自信的沈向洋，在教授的那一句话后却完全没有顿悟的感觉。“我当时对那句话根本摸不到边。”他说。
学生和导师每个月只能见面一小时，其余时间则完全要靠自己去悟。但仅仅这一个小时，对于聪明的学生来说已经非同小可。教授根本不会告诉你怎样去做，只是说这个方向正确而那个方向错误，对于沈向洋来说，这恰恰是关键的所在，他说他在每一分钟里都会受到激励和启迪。
第一年沈向洋在茫然的状态中摸索，毫无所得，但他感觉到教授对他抱有足够的信心，如同李开复和洪小文在语音识别研究最艰难的时刻遇到的情形一样。这样的情形一直过了5年，直到1996年，沈向洋终有所得。第二年，他的研究成果在计算机图形学年会上发表。这是全世界计算机图形学领域的最高殿堂，在这个大会发表论文的价值，有如下的事实为证：在这里发表一篇文章，就有资格在美国任何一个大学任教授。1999年沈向洋在同一个大会上发表了他的第二篇论文。他的论文题目正是多年以前罗杰·瑞迪说的那句话：用照片重建电脑三维世界。
沈向洋可谓“五年不鸣，一鸣惊人”。
“视觉”和“图形学”研究也如罗杰·瑞迪的预见在计算机领域热起来。每年有上千个教授和学生投身这个领域——每个学校都有两三个教授，每个教授又带着有几个学生。但每年在这个会议上发表的文章不过60篇，所以全都反映了这个领域研究的最高水平。在以后的5年中，沈向洋率领的研究小组再接再厉，在这个大会上又发表了11篇论文，他也成为世界计算机视觉领域中人人皆知的人物，但是他认为真正应大书特书的人是罗杰·瑞迪。
第100节：第八章 大师在哪里？（7） ↑回顶部↑
这时候教授已经退休，也还记得当日师生之间的那番对话。他说：“我当时只不过相信这是一个有前途的问题，也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所以挑出来给他做。”
学生也记得那天的情景。“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决定了我后来10年的研究方向。”沈向洋说，“大导师就是不一样。凡人在困难的时候就会动摇，大导师的了不起，就是相信自己的判断，放手让自己信任的人去干。”
力量的源泉
一个人能走多远，取决于谁与你同行。
——朱文武
朱文武现在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主任研究员、一个研究小组的领导者，4年发表了上百篇论文，还取得了一些国际专利，全世界的同行都知道他，都说他是计算机数据传输和处理方面卓有成就的专家。他自己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就会说：“一个人能走多远，取决于谁与你同行。”
然后他就在心里把那些往事一幕一幕回想起来：
我爸一米八，我妈一米七，所以我从我爸我妈那里继承了这么一副高个子。除此之外，我的智商，我的性格，差不多都是后天培养，都是从老师或者周围的环境来的。如果上中学的时候没有遇到吴老师，如果上大学的时候没有走进北京城，遇到那些目光四射、心胸开阔的科学家，如果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没有遇到张亚勤，我现在不可能走到这里来。所以我说，这三个关键环节决定了我的命运。
父亲是个钳工，特别老实，是把什么委屈都憋在肚子里的那种人。妈妈原来是个农民，后来进城，成了食品厂的工人。他们没有什么知识，连报纸都不怎么读的，就是写写简单的信。所以朱文武总说，他是那种典型的工人家庭，与知识分子不搭边，也不可能有什么广泛的兴趣或者优越的学习条件。
上初中的时候他遇到了吴老师。她是教物理的，二十三四岁的样子，只是大学专科毕业生，并没有什么高超的教学经验，但是她非常关心这孩子，就像姐姐一样。看到他在打扫卫生，就和他一起做，看到他还没吃饭，就带他去职工食堂吃。只要看到吴老师在讲课，文武就觉得暖洋洋的，就有一种冬日里阳光晒在身上的感觉。所以总想让自己在她面前表现得好一些。“现在想起来，那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关键。最细微也最明显的迹象就是，我开始喜欢学校了，总往学校跑。”
那时候“文革”还没结束，学校里虽然在上课，却不鼓励学生读书，整天只是学雷锋什么的。文武是班长，还是齐齐哈尔红卫兵代表大会的代表。吴老师对他的要求很高，可是他做的往往超过她的要求。比如打扫卫生，他每天早上在全班60多个同学没到学校之前，就把教室打扫干净，这让吴老师非常惊讶。到了1977年冬天，恢复高考了，她常对文武说，“我们那一代没考上大学，你们真是幸运。”口气一点也不像老师，然后又借给他很多书。
那时候文武并不理解老师的话，可是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这样的，父母的话听不进去，你信服的人说的话，你就不由自主地照着去做。他那时也是这样，吴老师只要督促一下，他就发奋图强。
初中毕业的时候吴老师叮嘱他要好好读书。他去读高中，吴老师不再教他了，因为学历不够，不能教高中。但她还经常去文武家，告诉文武的妈妈如何教育这孩子，其实是在代替妈妈来教育他。然后，文武考上了大学，坐火车离开这座城市，也要离开吴老师了，分别的时候吴老师还是对他说要好好读书。“现在想想，她那些话，别的人也对我说过，只有她的话最中听。所以我总觉得，一个人对你产生影响，常常不是取决于他的水平或者他的话有没有道理，而是取决于他和你的关系是否融洽。”
文武本来想去哈尔滨工业大学，结果去了长沙，到国防科技大学去读“雷达电子对抗”。大学第一年，他的成绩不怎么样，也就是中上水平。好在他读书很自觉，不用什么人管。有些人说，一个学生原来排在什么位置以后会一直排在什么位置，他就不这样看。他的一些同学，那时候考上了清华北大。他开始觉得他们真是了不起，可后来却发现他们也是成就平平，不了了之。所以他相信，人的位置会发生变化，关键还在于自己不停地努力，不断地往前走。当然还要有人指点，让你明白你应该往哪里走。
他那时的问题是眼界太窄，本来就是小地方出来的，长沙又不是个发达敏感的城市。他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直到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个机会让他到北京去做论文，才发现这个问题。
他在北京住了一年半。每天骑自行车去清华，去北大，去中国科学院，看了很多国外的文章，认识了当时的电子所所长柴振明教授，认识了几位世界著名的美国学者和教授，和他们讨论很多事情，和那里的学生交流彼此的体会。你要问他看到了什么讨论了什么，他现在都说不清了，但他发现自己的眼界不一样了，思维也不一样了，嘴里说的和心里想的都不一样了。等到回长沙的时候，老师同学都说他变了，看问题的广度和深度都不一样了。大家从此都相信“环境改变人”。
他自己本来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现在想一想，这是真的。但是环境能否改变人，还在于这个环境是否拥有足够的力量。他从齐齐哈尔到长沙就没那么大的变化，变化是在从长沙到北京之后发生的。
第101节：第八章 大师在哪里？（8） ↑回顶部↑
北京的经历让他相信，“一个人要想让自己更优秀，就一定要往前走，一定要去寻找高手。”
他后来的发展就和张亚勤有很大关系。
他和张亚勤是在美国认识的。那时候他在美国读博士，常常看到张亚勤的论文，觉得那都是视频压缩领域里最优秀的论文。他从张亚勤的文章中悟出了不少东西。那些文章不仅好，还很多。你看那些有名的杂志上，隔两个月就有一篇。他很奇怪，心想“这人怎么那么厉害？”过了好几年，他终于有机会找到亚勤，两人一谈就很投机，然后就开始讨论一些研究题目，还合作一些项目，一起发表文章。亚勤的年龄其实比他还小些，但是和亚勤在一起的时候，文武总觉得“他又是老师，又不是老师，因为我们就像朋友一样，可能这就是良师益友吧。”
自从认识亚勤，两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就从来没有间断过。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转折关头可能只有一个两个，最多也不会超过三个。文武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每个转折关头都有好的老师在身边指点：
你和最好的人在一起，肯定也会越来越好的。你周围有这么一个人影响着你，你会不知不觉地往他那里靠。你会有一个更远大的目标，遇到困难不会沮丧，有了成就也不会张狂，你会朝着你的目标一直走过去，而且不走弯路。举个例子吧，做一篇论文，如果我自己独自去干，可能要用三年，如果和亚勤讨论以后再干，可能只要一半时间。
我喜欢数学，因为喜欢那个老师
那个老师不经意地表扬了我一次，我就很受鼓舞，信心足了。
——沈国斌
朱文武由于喜欢老师进而喜欢学校，那种感觉其实相当普遍地存在于孩子们心里。你若仔细调查，就会发现，很多孩子之所以喜欢一门课，是因为喜欢那个老师；之所以讨厌一门课，是因为讨厌那个老师。
我们已经叙述过，沈国斌是怎样一步一步地从偏僻乡村走向世界科技的最前沿，这一过程差不多贯穿在过去20年里。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其中一个细节，它能让我们知道，有时候一个细节就能决定一个人的大历史。
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沈国斌的数学非常好，几乎每次考试都是满分。还是班里的数学课代表。别人问他如何能够学好数学，他说很简单，“喜欢数学老师，就喜欢这门课。”
到了初二，他喜欢的数学老师考上师范大专，走了。班里来的新老师，给沈国斌的“第一个感觉就很不好”，满脸阴沉，说话严厉，开口就问“谁是数学课代表”。沈国斌心里发怵，也不起身响应。老师连问了好几声，见下面还是一片沉默，不禁怒容满面，沈国斌终于意识到自己无法躲避，战战兢兢地起身迎接老师的目光，接着就有一阵训斥劈头盖脸而来。
“第一次见面我就不喜欢这个老师，”沈国斌说，“后来我的数学就下来了。”
老师批评他，说他的数学不行，当数学课代表是徒有虚名。这让他更加沮丧。沮丧的结果是数学成绩更差。如此一来就成了恶性循环。有一次数学考试只得了40多分，还牵连其他课程也不如从前。
就这样到了初三。有一天又是数学课。老师在黑板上出了一道题，是一个平面几何题，让大家回答。班里有个同学数学第一，平时总是他抢先举手回答老师的问题。可是这一次，也许是题目太难，或者别的什么原因，反正当时好一阵沉默，无人应答。恰在这时，沈国斌脑子里灵光一闪冒出答案，又鬼使神差地举了手，结果证明他是对的，而且解题方法特别巧妙。老师看他举手，已经有些意外，现在看了他的答案，很惊讶地望着他，不经意地说了一句：“很好，很聪明的方法。”
“在这之前我的平面几何一直很差，就是这一句话，我大受鼓舞，信心一下子就足了。”以后的一个月里，沈国斌把全部精力都投在平面几何上。从此以后直到博士毕业，数学都是他的长项。
“真的就是那一句话，我就有了动力。”他说，“我不是学不会，只是觉得老师好，才有动力去学，否则就没有兴趣。”
“神奇小子”的苦恼
我们的教授跟踪世界的潮流是不紧的，他谈的都是老一代的东西，等到国外高潮过去了，国内才热起来。
——李劲
16岁那年，李劲免试进了清华大学。看上去一帆风顺，然而这个天赋极高的年轻人却遇到了难于排解的烦恼。
他选择了电子系的图像专业，就像在中学一样，他在大学仍然是最优秀的学生，用三年半时间学完了本科和硕士7年课程，又用三年半获得了博士学位。像他的同学说的，也像报刊上广为传扬的，他是“清华园里的神奇小子”。可是他却发现，他的一连串“优秀业绩”不过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
严格说来，让李劲烦恼的，不是有了什么麻烦，而是没有什么麻烦。直到大学毕业的时候，他还没有看到一篇像样的关于图像的论文。“大学毕业了，可是如果有人要问我：图像编码是什么东西？你在研究的是什么？我会说，我不清楚。”他认为他的博士论文非常好，但他又说：“我知道我的论文不是世界一流的。但最要紧的问题是，清华不是站在世界前沿，只不过是我们国家的前沿。所以我在这里永远只是国家级的，不是世界级的。”
当时报刊上面依然只是在宣传李劲的辉煌，他把自己的苦恼藏在心里，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多年以后，他成为微软的研究员，也具有了更多的阅历，终于和记者谈到了这个话题：
第102节：第八章 大师在哪里？（9） ↑回顶部↑
问：你在大学是一个最优秀的学生，但你在毕业的时候，还不知道你的专业做的是什么？我不懂这是为什么？一个不知道自己做什么的学生却是一个优秀的学生。这是正常的吗？
答：又正常又不正常。要做研究，本应掌握大背景：别人都在做什么，没有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了？将来可能是什么？可是我们的学校很少让学生知道这些更广阔的东西。我们很多教授，也没有了解这些东西。老师喜欢听话的学生，学生喜欢能让自己毕业的老师。老师的东西学生很快做出来，老师就满意。但这个东西人家是不是做了，来龙去脉是什么，全都不知道。老师是糊涂的，学生是模仿的。所以，一个学生可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得完全符合老师的“优秀”标准，但也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做的东西有没有用处。
问：你的意思是不是，在国内做研究，由于环境的问题，你个人的努力无法弥补这种差距？
答：一个是环境的问题；还有一个是缺少领头人。我们国内的教授跟踪世界的潮流是不紧的，他谈的都是老一代的东西。
问：“老一代”的意思是什么？
答：老一代的意思是落后10年。国外的热点起来的时候，大家不知道，等到国外高潮过去了，国内才热起来。
问：你是不是由于这些原因才出国？
答：是的。尤其我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我做的东西和国际的先进水平还是有一段距离。
问：你为什么没有尝试把你的论文提高？
答：很想，但做不到，我没有样本，没有见过人家怎么做的，把自己的论文提上来，太难了。有时候，不是你不会做，而是那一层纸没有人给你捅破，告诉你怎么做上去。
问：仅仅是一层纸？
答：我觉得是。有时候，导师只要在小的问题上轻轻推动一下，告诉你这个方向是对的，那个方向是不对的，然后举出一些例子，什么样的东西是一流的，什么样的东西不是一流的，学生就会明白了，并不需要手把手地教。
问：你说的这个情况，对越是有才能的学生，损失就会越大。因为只有最难的问题，才能把一流和二流的学生区别开。
答：对。但我不相信学校的教授不知道这些问题。中国有很多问题，大家都可以说出来。我可以说出清华100个问题，但是你让我当清华校长，我也没有办法解决。很困难，超过我的能力。报纸上都能一针见血的告诉你问题在哪里，但不能告诉我们怎样解决。
问：因为很多问题发生在校园里面，但原因在……
答：校园外面。
“清华太老了”
“清华”太老了。这样下去，压制了年轻人，也耽误了整个国家。
——黄昌宁
像王坚那样离开名牌大学的教授岗位来到微软的人，还有一个，那就是黄昌宁。他曾经是清华大学教授。
1999年，黄、王二人双双离开自己的学校，投奔微软研究院，在希格玛大厦见面的之后，有一段对话谈到他们在学校做老师时的体会，真是满腔怨气，愤愤不平。我们在《追随智慧》中已经说到，现在重新提起，因为它与本章所论主题密切相关。
黄：鼓励学校去办公司，鼓励教师去兼职，这在国外不可想象。
王：这和军队经商的性质是一样的，危害也一样，把科研人员都毁了。
黄：也破坏了学校的培养人的环境。
王：这不是一个个例，是普遍的。
黄：把科研所划给公司。打个比方，就像“文革”中工农兵走进上层建筑一样。这种东西叫创新？我不知道创新在什么地方。
王：北大方正对北大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就是给学校上交一笔钱。
黄：在清华同方，我们叫“上贡”。
王：现在有点“逼良为娼”的感觉。包括老师办培训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