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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北大方正对北大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就是给学校上交一笔钱。
黄：在清华同方，我们叫“上贡”。
王：现在有点“逼良为娼”的感觉。包括老师办培训班，也是一样。
黄：如果让你当总理，你可能第一条政策就是不许学校经商。
王：人家说，基础研究对富人是保险，对穷人是赌博。可是在学校，不能这样说。因为学校最重要的目的是产生人才。
黄：教授不是把目光注视国际学术的最前沿，而是要花很大力气争取资助，维持课题组的生存。研究的是生存，不是前沿。首先是管肚子，是饭菜票，是改善用的和住的，然后才是做什么研究。
“拿中国的学校和外国的学校比，中学比他们的好，大学不比他们差，研究生就不如人家了。硕士还勉强。博士就差得太多。”黄昌宁用一种过来人的口吻说：“差在科研水平上。你的科研在世界范围怎么样？如果是同一个水平，可以说，出来的博士也是同一个水平。但如果差了10年，你的博士怎么会比人家的好呢？总体科研水平差，培养出来的人就差，这是可以推算出来的。”
邓立也知道这种说法，而且毫不犹豫地表示赞同。他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之后，又在加拿大一所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然后留下来教书。他在那里教了10年书，由助教到副教授，再到终身教授。几年前，他辞去“终身教授”的职位，来到微软，做了一个研究员，不再带博士生了，可是每当闲下来的时候，还是喜欢回忆自己的教学生涯，拿中国比外国：“国内的老师很关注学生，整天盯着学生。国外的老师放任学生，学生喜欢做什么都可以。但是到了研究生阶段，情况就不一样了。国外的教授在学生的论文选题上非常仔细。他们认为，选好一个题目，就等于你的论文完成一半，所以要帮助你广泛涉猎，反复推敲。要确定你的选题很有价值，有新意，过去没人做过，而且你努力一番之后能实现它。可是国内的教授到了这时候，反而很随意。比如语音信号处理这个研究领域，每年国际会议上发表几大本论文，中国的教授们就把论文抱回去看，有些教授是一边打太极拳，一边看人家的论文，看好几个月，然后挑出一个人家已经做过的题目，拿去补充一点什么东西。你搞研究总是跟在人家后面，怎么超过人家？”
第103节：第八章 大师在哪里？（10） ↑回顶部↑
现在回头来看黄昌宁。他是我们国家最优秀的计算语言学专家之一。60多岁，一头白发，两道眉毛又浓又黑，显得异常突出。一副黑边眼镜，一身花格衬衣。人家都说计算机的世界是年轻人的天下，但黄昌宁却是个例外。1999年春天，他从清华大学教授的位置上退休，立刻成为很多学校和公司追逐的对象，香港大学还给他发来了聘书，但黄昌宁最后接受了李开复的邀请，来到微软研究院担任自然语言处理小组的经理之职。在希格玛大厦，大家全都叫他“黄老师”、“老黄”，或者“汤姆”，他也觉得自己就像眼前这些年轻人，事业的历程刚刚开始。但他毕竟和他们不同，他是“过来人”。他承认自己“有一些很痛苦的经验。”他这大半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读大学的时候，饿着肚子“大跃进”。搞核反应堆，搞原子弹和氢弹，又在清华大学做教师。然后是“文革”，批判自己和批判别人，思想改造和下乡劳动。到了八十年代，他开始学习计算语言学的时候，已经是40多岁的人了。这门学问既是计算机学又是语言学，说到底也就是让计算机懂得人类的语言。虽是半路出家，他特别有兴趣。不过，作为一个教授，他始终不能全力以赴：“我要花费70％的精力去跑政府跑企业跑什么基金会，求爷爷告奶奶地要经费。”眼看着那些拿到钱的人不做研究，做研究的人拿不到钱，他就生气。清华大学很多课题组，就因为没有经费解散了。那些打着政府招牌的机构，可以永远不做课题，但却永远有钱也不会解散。他把一肚子的气憋了几十年，一直到他进入希格玛大厦的时候才吐出来。看到周围都是年轻人，他不是感叹自己太老了，而是感叹“清华太老了。这样下去，压制了年轻人，也耽误了整个国家。”
人们的思想和看法，毫无疑问受到他们自己经验的约束。我们注意到，张亚勤、张宏江和沈向洋对于国内教育的切身感受，是在80年代中期以前形成的，李劲就读清华大学是在1987年到1994年之间，王坚和黄昌宁也在90年代后期离开了大学。与此同时，我们还发现，年轻一代的学生，比如张黔、童欣这一代人，他们拥有90年代中期的学校生活经验，还有谢幸、沈国斌这一代人，他们拥有1999年至今的大学教育经验，这些人对学校的评价似乎更加正面也更加积极。这些事实似乎证明，自从90年代世人争说学校弊端，教育改革的确让高校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些问题解决了，但有些问题也更加尖锐了。
谢幸1977年出生，2001年夏季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微软亚洲研究院里，他是最年轻的研究员之一。他对大学教育的看法，也许更加接近现在的实情：
现在国内的教育也在改革。不过，博士的教育仍然有很多东西要改进，我自己在中国科大的时候就看到很多缺点。最大的问题就是导师实际上不像导师。他们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往往还没有学生做得深入，就是给你一个题目，随便你怎么做，做出来以后他挂个名字而已。导师比较注重其他事情，比如和上层领导开会，拉项目，这种事情很多，没有专注于学术。
不过，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导师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做事情非常认真，一丝不苟，每篇文章他都会认真看，注意很多细节，甚至错别字也不放过。你在文章里引用文献，他就要求你一定要写上作者、标题、发表年份、页码，等等，否则他就不能忍受。我觉得他这种严谨的的行为方式给了我很大影响，而且他自己也不看重在外面的名利，我觉得他就属于真正做学术的人。
我为什么不做院长
我最受不了两件事：一个是学校让我“当官”，一个是学校让我“开会”。
——王坚
五年前微软研究院刚刚组建，李开复到处寻找王坚，两人一见如故。王坚不喜欢他在浙江大学的工作环境，于是他不再做他的教授，不再做他的系主任，还婉言谢绝了理学院副院长的任命，跑到北京希格玛大厦第五层，做了微软的一个研究员。现在有必要重新回顾这一段经历，因为它可以证明，我们的教育环境不仅不能教出有创造性的学生，而且正在失去有创造性的老师。
根据王坚的回忆，当年他和李开复在网络上面频繁往来，李开复至少写了5封电子邮件给他，每一次都约他见面。还到杭州来找他，但却失之交臂。后来他们在北京见面，一见如故。王坚原本以为李开复只是一个语音方面的专家，对人机界面并不在行，现在发现不论自己说什么，李开复必能听出其中要害，还能一语中的，心里暗自叹服，感到遇见真正的知音。“我从没有见到一个人对人机界面的理解像他这样深的”，王坚后来对他的朋友这样说，“他本身不是搞人机界面的。但他很理解这个东西，理解这个东西的价值在哪里，困难又在哪里。真不容易。”尽管如此，他依然没有打算离开浙江大学去加盟微软。
可是他回到杭州，回到自己的教授岗位上才几天，就改变了主意。他给李开复回信说，他要到微软中国研究院来做访问学者。
导致王坚改变主意的原因说来挺奇怪，一个是学校让他“当官”，一个是学校让他“开会”。那是浙江大学扩大规模之后一次很重要的会议，涉及“学科建设”一类话题。在学校的不少人看来，这是一个探讨学校大政方针的会议，因而异常重要，但在王坚看来，只不过“说了很多没有用的话。真没有意思。”他实在不愿意把自己的时间用在开这种会上。过去但逢开会，他就要别人代替他去，但自从这个学期开学之后，事无巨细都要开会，并且都要系主任去参加。他发现他正在为这顶“乌纱帽”付出代价：“一坐又是一个下午！”
第104节：第八章 大师在哪里？（11） ↑回顶部↑
大家轮流发言，慷慨陈词，不是说“为科研服务”，就是说“替科研人员解忧排难”。王坚却在心里盘算：“美其名曰他们替我们做事情，其实是我们替他们做事情。我们有什么需要开这个会呢？是他们需要做某一件事情，却要我们来捧场，好像是为我们做的。我们不要他们管的事情，他们要来管，我们需要他们管的事情，他们管不了……还有那个理学院，让我当什么副院长。我已经说了不愿意，他们就是不信，居然就宣布了任命。怎么这样不尊重我的意见呢？”
别人说“不想当官”也许是谦虚，王坚这样说，一定是真的。他常说，他这个系主任“是名不副实，做不了任何决定，也不能负任何责任。甚至不能判断一些最基本的事情。你对自己系里一个老师的学术水平的评价，还顶不上人事处发下来的一张业务考核表。你的想法如果和上级的想法不一样，那就不会发生任何作用。”
他心里这样想着，不禁愈加失望，当场决定“找个地方躲一躲”。那天开完会，他对人事处处长说，他要出去做访问学者。处长问为什么。他说：“就是为了做一些事情。”处长说，只要系里没有意见就行。王坚心里说：“我自己就是系主任。当然不会有意见。”他连个报告也没有写，就给自己“休了长假”。
中国的知识分子真是奇怪，他们最看中的事情，就是人家对他们的理解和尊重。也即所谓“士为知己者死”。逃避了“乌纱帽”和“会议”的王坚，在希格玛大厦找到了“知己”。他不喜欢自己大学里的会议，却喜欢希格玛大厦的会议。平心而论，希格玛大厦里的会议比浙江大学多。但王坚说，在杭州开会，说的都是没用的话，在这里开会，全是学术讨论，开门见山，谁也不会拿废话来浪费时间，“这才是真正的讨论。”他还发现，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的这些人，个个绝顶聪明，又很务实。天天和这样的人一起，感觉就是不一样。“在学校，也有很好的人，但你一年不一定见上一次。”
新发现
1。尽管“E学生”的典型特征是“自主”，但他们在自己成长的关键时刻，也需要优秀老师的指点。这在我们的30个研究对象中，无一例外地得到证实。
2。对“E学生”来说，老师的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力，非因师道尊严和一本正经，而因温暖如春和循循善诱；非因知识渊博，而因洞察力和远见；非因教给学生如何应付考试和竞赛，而因教给学生如何做人做事。
3。总的来说，能够让“E学生”敬佩的老师太少了。我们的研究对象从小到大遇到的老师超过1000位，能够让他们钦佩并且感到终生受益的老师，只有大约50位，不到5％。
4。在他们提到的优秀老师中，知名教授和学者出奇地少，拥有“特级教师”或者“劳动模范”头衔的人，就更少了。
5。有迹象表明，我们的学校不仅正在失去优秀的学生，而且还在失去有独创性的优秀的老师。
结束语 救救我们的孩子
2003年秋天，本书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有机会去访问美国的一些学校。我看到了史迪文森小学的毕业典礼。毕业班的孩子们在舞台上表演自己的节目，他们的父母坐在下面观看。这场面在全世界的小学校都能看到，并不新鲜。让我感到新奇的是舞台两侧悬挂着的大幅招贴画，上面写着这个学校面对所有毕业生家长的声明：
这就是我们给予学生的一切——
自尊、信誉、态度、责任、公平、宽容、诚实、关心他人、公民意识、领导能力
学校位于华盛顿州雷德蒙市郊外的重峦叠翠中，被一大片红杉树林环抱着，幽静而又富有生机。教室里张贴着不少格言，用各种颜色和各种字体写成，让人感到亲切，还耐人寻味。其中有几幅是这样写的：“学校就是快乐”、“享受学习”、“做你自己喜欢的事”。
走廊里挂着一些孩子的大幅照片，每张照片旁边都有老师写的赞语：“今天，罗丝学会了用一个新方法来表达她自己。”“今天，查利学会了在放学之后让自己更安全地游戏。”还有一幅画贴在室内篮球场的墙上，上面是一首小诗，作者名叫丹·佛格，诗的题目是《谁最快乐，谁就赢了》：
在比赛的时候，
如果你不是为了名利，
如果你只是为了快乐，
那么你就已经赢了。
如果你每一天都能从赛场上学到一点，
那么你将是你自己的最好的“追星族”。
在比赛开始之前，
想一想吧，
然后说：
“是的，我很快乐。”
谁最快乐，
谁就赢了。
我没有看到老师表扬学生如何刻苦学习，也没有看到学生的成绩表。这种种情形让我想起国内的学校，想起长春市第五十三中学的14岁的学生周晓旭。这个漂亮、聪明、刻苦、好强、品学兼优的女孩子，在2003年3月5日凌晨突然觉得头颅疼痛，还想呕吐，几分钟后昏迷过去，8天不醒，不治去世。
医生的诊断令人震惊：长时期的过度疲劳和精神压力，促使脑血管畸形，进而引发脑血管动脉破裂。这等于说，晓旭是被累死的。
父母和同学的回忆证明医生说得不错。晓旭8岁上学，从此每天早晨4点多钟起床，晚上10点以后才能睡觉，醒着的时间几乎全都在学习。除了学习规定的课程，还要学习下一学期的课程，这叫“超前学习”；还要学习音乐绘画书法，这叫“第二课堂”。她的一个同学说，上初中之后学习特别紧张，每天的休息不到7小时。“晓旭是班长，睡眠时间肯定更少了。”
第105节：第八章 大师在哪里？（12） ↑回顶部↑
根据《城市晚报》的报道，这孩子甚至在暑假期间也没有娱乐。当她去世之后，三位记者来到她家，想要寻找什么，结果看到她的书桌左侧贴着一张《假期安排》，上面写着：
每天早上6：30起床
8：00——11：00写作业
下午1：00——2：00做《数学全能训练》
2：00——2：30预习初一下学期英语书
2：30——3：00看《名著导读》
3：00——4：00看课外书
每天背一首古诗
每天做一个单元的《海淀金牌》
每天做数学与英语的《课堂新思维》
每天坚持练字
每周写一篇作文和英语作文
周六周日自学《目标英语》
也许不能把晓旭之死完全归咎于“过度疲劳”和“精神压力”。但是，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一悲剧与孩子的学习生活有关。是什么导致她为自己安排了一个这样沉重的童年？在她的日记中，我们可以找到清晰的答案。2002年9月，她经历了上初中以后的第一次考试。那天凌晨三点钟，她突然醒来，再也无法入睡，起床写道：“不知道自己能考得怎么样，心里很紧张。”考试成绩公布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她写道：“我虽然在班级排第三名，可是和第一第二的同学成绩差很多……让成绩第一的同学成为我的目标。我一定要加油，再加油！”两天以后，她又写：“老师把全校同学前四百名的名单贴到了我们班的墙上。我看了以后，心里马上就凉了。我们班第一第二的同学都排进了前五十名，而我只排了前一百名。我决心要赶上他们。”
我们仔细观察她的那张《假期安排》，还可以看到一些迹象，意味深长：晓旭用她学到的绘画技巧画了个可爱的女孩儿——那显然是她自己。女孩儿的头上，是稚嫩、认真的笔画写下的六个大字——“战胜自我”、“成功”，女孩儿的一对大眼睛则望着另外四个字——“永远胜利”。这本日记和这“十字誓言”给予我们的震撼，一点也不逊于“晓旭之死”。
晓旭死了。除了《假期安排》，这孩子还留下很多我们曾经为之自豪、而现在为之心痛的东西：她是“三好学生”，还是“十佳少年”，从小学到中学，她获得的各种奖状、奖章、金牌和银牌，共有20多枚。
毫无疑问，晓旭是个非常好的孩子，是非常优秀的学生。但是，我一直在想，如果我能早两年写出这本书，如果晓旭能读到这一群“E学生”的故事，那又会怎样呢？
2003年10月1日，也即晓旭去世6个月又17天后，是我们国家的国庆节。我离开美国华盛顿州史迪文森小学，回到家里，打算为本书撰写最后一节，一路上脑子里面全是我们自己的学校和我们自己的孩子。我对美国孩子的物质生活并不在意，但我羡慕他们能有这样的体验：学校就是快乐！我还羡慕他们从来不担心自己的考试成绩被贴到墙上。
救救我们的孩子吧！至少不要再用那些大人们向往的教育标准和教育文化去束缚、去压迫他们了！
附录（一）我看到很多中国学生被浪费了，真可惜
——与微软公司副总裁李开复的对话
凌志军：我知道你写过一些文章，批评中国的教育体系。
李开复：是写过一些东西。我认为中国的年轻人很有才能，但是中国教育制度的缺陷，造成了一些后果。改革从大学做起，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中学小学都有问题。有一次我大概是批评大学教授不务正业去开公司，把大学生当廉价劳工。这篇文章得罪了不少人。
凌志军：因为大学办企业是一个很大的潮流。
李开复：其实我也不在乎大学办不办企业，我是看到很多学生的生命被浪费了，觉得很可惜。我还写过一封信给李岚清副总理，谈中国的教育问题。
凌志军：后来呢？有结果吗？
李开复：我听说信后来被转到教育部去了。然后我就不知道又得罪了多少人（笑）。
凌志军：你不过是一个美国公司的老板，好像比我们教育部的官员们还要着急似的？
李开复：这个跟我的工作确实没有关系，甚至你可以说它有可能创造出一个对微软有威胁的公